《漱玉自录》初五零一

1、卷一：溪亭日暮第一章：历城旧事 开篇白写自

　　开篇白

　　写自传的人，总爱从家世写起。父亲是谁，母亲是谁，祖父做过什么官，外祖父中过什么举。仿佛一个人的价值，全在那张族谱上。

　　我不这样写。

　　我要从那日溪亭日暮写起。那是元符元年，我十四岁，随父亲在汴京。那日天气极好，几个闺中姐妹来约我游湖。我们带了酒——是父亲藏的女贞，我偷出来的——泛舟水上，不知不觉便喝得多了。

　　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写了一首《如梦令》，汴京的文人都说好。

　　但那一日真正的滋味，不在词里。在词之外的，才是我这一生。

　　第一章：历城旧事
　　元丰七年的春天
　　我生在元丰七年，那一年是公历1084年。
　　这些年月日，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我自己不记得。一个人不会记得自己出生的事——不记得那天的天气，不记得产房里稳婆的声音，不记得第一口呼吸的滋味。但我愿意相信父亲说的。
　　他说，那天是五月初五。端午。家家户户门口插着艾草，空气里飘着粽叶的香气。历城的五月，已经热了，蝉在树上叫得正欢。
　　他说，我出生的时候，后院那棵石榴花开得正好。
　　石榴花，你是知道的。红。不是浅红，不是粉红，是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红，像胭脂，像血，像傍晚天边烧得最烈的那一抹云。父亲说，他站在窗前，看见满树的石榴花，红得像火。然后他听见了我的哭声——响亮，有力，把院子里的麻雀都惊飞了。
　　“这个丫头，”他说，“嗓子好。”
　　他高兴，在石榴树下喝了一壶酒。那壶酒是他藏了好几年的，舍不得喝。但那天他喝了。喝完了，给我取了个小名，叫“花儿”。
　　这名字后来没人叫了。父亲叫我“清照”，母亲叫我“易安”——那是后来的事。但我知道，在父亲心里，我永远是那个石榴树下的小丫头。那个在端午节的午后，带着一嗓子哭声来到人间的小丫头。
　　历城在济南府，古称齐州。
　　这地方，有山，有水，有泉。城南是千佛山，城北是大明湖，城里有七十二名泉——这是老历城人都知道的事。七十二，是个虚数，实际上不止。大大小小的泉眼，遍布城内外，有的轰轰烈烈，像趵突泉；有的细水长流，像珍珠泉；有的藏在人家的院子里，不声不响，只有走近了才能听见水声。
　　历城的水，是活的。别处的水，是死水，是池塘里的水，是河里的水，流过去就流过去了。历城的水是从地底冒出来的，带着地气，带着凉意，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儿。你把手伸进泉水里，凉意顺着指尖往上爬，一直爬到心里。夏天的时候，我们把西瓜、甜瓜泡在泉水里，半个时辰就凉透了，切开吃，甜丝丝的，凉丝丝的，比放在井里还好。
　　七十二名泉里，离我家最近的是漱玉泉。
　　这泉的名字，是从“漱石枕流”来的。晋朝有个文人叫孙楚，说要“枕石漱流”，说错了，说成“漱石枕流”。别人笑他，他说：“枕石是为了磨砺牙齿，漱石是为了清洁牙齿。”这是强词夺理，但“漱玉”两个字，却美得很。
　　泉水从石缝里流出来，汇成一个小潭。潭水清澈见底，水底的石头被水冲刷得光滑圆润，在阳光下闪着光，像玉一样。所以叫漱玉泉。
　　我小时候常去漱玉泉边玩。蹲在泉边，把手伸进水里，看水从指缝间流过去。水是凉的，但不像冬天的水那样刺骨，是夏天的那种凉，温柔的，舒服的。有时候我带着纸笔去，坐在泉边的石头上写东西。泉水叮咚叮咚的，像在给我伴奏。我写一行，它响一声；我写完了，它还在响，永远不停。
　　后来我取号“漱玉”，就是从这个泉来的。我的词集叫《漱玉词》，也是从这个泉来的。泉水是清的，是凉的，是活的。我希望我的词也是。
　　父亲李格非，字文叔，济南历城人。
　　他这一支李氏，不算显赫，但也是书香门第。祖父那一辈就开始读书，虽然没中进士，但在乡里教了一辈子书，受人尊敬。父亲年轻时，家里穷。祖父死得早，祖母一个人拉扯他长大。他读书用功，夏天蚊子多，就把腿泡在水桶里；冬天冷，就用棉被裹着脚。后来中了进士，做了官，日子才好过些。但他一直很节俭，一件袍子穿好几年，补了又补。他常对我说：“穷不可怕，可怕的是忘了穷的滋味。”
　　父亲中进士那年，是元丰元年。那一年他二十七岁，正是最好的年纪。他先被派到郓州做教授，后来调到汴京，做到礼部员外郎。他不像有些人那样，当了官就忘了本。他的书房里，一直挂着当年在郓州教书时穿的那件旧袍子。有人问他挂这个做什么，他说：“提醒自己，我是从哪儿来的。”
　　但他最得意的事，不是做官，是拜入苏轼门下。
　　苏轼，那是整个宋朝最耀眼的名字。父亲年轻时在太学读书，后来苏轼主持贡举，父亲得以列于门墙。苏门弟子众多，父亲不算最有名的，但他一直以苏门弟子自居，至死不渝。苏轼被贬岭南时，许多人避之不及，父亲却常常写信问候。他的书房里，一直挂着苏轼手书的一幅字：“文叔好学，深思。”
　　这四个字，是苏轼对父亲的评价。父亲视若珍宝。他每天读书写字之前，都要抬头看一眼。他说：“看一眼，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母亲王氏，是名门之后。
　　她的祖父王拱辰，是宋仁宗朝的状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三司使，是朝廷的重臣。母亲小时候，是在状元府里长大的。她常跟我讲她祖父的故事，讲他如何在大殿上对答如流，如何被仁宗皇帝夸“年少状元”，如何与欧阳修、范仲淹同朝为官。
　　“你外曾祖父，”母亲说，“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做官清廉，家里没什么积蓄，但藏书很多。我小时候，最喜欢翻他的书。有一回，我把他一本手抄的《汉书》弄脏了，他罚我抄了三天的字。”
　　“你恨他吗？”我问。
　　“不恨。”母亲说，“抄了三天字，我的字就好看多了。他是在教我。”
　　母亲嫁到李家的时候，父亲还只是一个穷教书的。郓州教授，俸禄微薄，日子清苦。母亲的嫁妆里有不少金银首饰，她拿出来变卖了，补贴家用。父亲觉得过意不去，母亲说：“金银放着也是放着，变成米面，才是它的用处。”
　　父亲后来做了官，日子好过些了，母亲却还是一样节俭。她的衣裳总是洗了又洗，补了又补。我说：“娘，你做件新的吧。”她说：“这件还能穿。你爹的书还不够钱买呢，省着点。”
　　母亲不只是节俭、会持家。她还读书。她读的书，不比父亲少。她读《诗经》，读《楚辞》，读《史记》，读《汉书》。她最喜欢的是《世说新语》，常常念给我听。嵇康临刑前弹《广陵散》，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王子猷雪夜访戴——这些故事，都是她讲给我的。
　　“你看谢道韫，”母亲说，“人家问她‘何所似’，她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这就是才情。她不是比那个说‘撒盐空中差可拟’的哥哥高明多少，她是看见了。”
　　“看见什么？”我问。
　　“看见雪是轻的，是飘的，是活的。”母亲说，“你写东西，也要看见。”
　　这句话，后来父亲也说过。我不知道是他们谁先说的，也许是母亲先说的，父亲学去了；也许是父亲先说的，母亲记住了。总之，我记住了。
　　她最常对我说的话是：“女人也要读书。读书明理，才能立得住。”
　　我后来能在男权世界里站住脚，不是因为我有才，是因为母亲从小就告诉我：你可以。
　　书册里的童年
　　我记事早。记得的第一件事，是四岁那年，黄河决口。
　　那一年的水灾，历城人至今还记得。大雨连下了七天七夜，不是寻常的雨，是那种瓢泼的、倾盆的、天像漏了一样的雨。雨打在屋顶上，噼里啪啦的，像有人往瓦上撒豆子。我躲在被子里，捂着耳朵，还是能听见。
　　第七天夜里，洪水来了。
　　我听见外面有人喊：“决堤了！黄河决堤了！”然后是马蹄声、脚步声、哭声、喊声，混成一片。父亲冲进我的房间，一把抱起我，往外跑。我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他跑得很快，心跳得很快。
　　我们跑到城北的土岗上。那是历城的最高处，据说从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有了。土岗上已经挤满了人，有的抱着孩子，有的背着老人，有的牵着牲口。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有人在对着黄河磕头。
　　我站在土岗上，往下看。
　　洪水像一头猛兽，从西边扑过来。水是浑浊的，黄色的，卷着树枝、木盆、桌椅、门窗。它漫过城墙，漫过街道，漫过房屋。我听见房屋倒塌的声音，轰隆隆的，像打雷。
　　父亲抱着我，站在土岗的最高处。他的手臂很紧，把我箍得有些疼。但我没吭声。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用力的，他是害怕。
　　他指着远处的水面，对我说：“你看。”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水面上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桌子、椅子、柜子、箱子，有鸡、鸭、猪、羊，还有——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父亲说。
　　这句话，是唐太宗说的。他把百姓比作水，把皇帝比作舟。水能托起船，也能把船掀翻。父亲那时候跟我讲这个，我是不懂的。但我记住了这句话，记住了他说这句话时的声音——沉稳的，低哑的，像从胸腔里挤出来的。
　　水退了之后，父亲带我出去看。
　　城里的惨状，我到现在还记得。街上全是淤泥，没到脚踝。墙上有水线，齐腰高。有些房子塌了，只剩一堆瓦砾。有些人家的院子里，还泡着水，水上漂着衣物、家具、孩子的玩具。
　　我们路过一户人家，门口坐着个老妇人。她抱着一个包袱，嘴里念念有词。走近了，才听清她在说什么：“我的儿，我的儿……”包袱里露出一只小脚，光着的，沾满了泥。
　　我拉着父亲的手，不敢看。
　　父亲蹲下来，把我抱起来，说：“不怕。”
　　我说：“那个人的孩子，死了吗？”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是。”
　　“为什么？”
　　“因为黄河。”
　　“黄河为什么害人？”
　　父亲没有回答。他抱着我，走过那户人家，走得很慢，很稳。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夜里，历城死了很多人。有的被水冲走了，有的被房子压死了，有的在逃难的路上饿死了、病死了。黄河是母亲河，但它发起怒来，比任何猛兽都可怕。
　　从那天起，我怕水。
　　不是怕喝水、洗澡的那种怕，是怕大水。怕那种铺天盖地的、无处可逃的水。后来我坐船，每次看见宽阔的水面，都会想起那年的洪水。想起那个漂在水面上的人，想起那个抱着包袱的老妇人。
　　但我也敬畏水。水是强大的，不可征服的。人可以修堤，可以筑坝，可以疏通河道，但永远无法真正驯服水。它安静的时候，是母亲河；它发怒的时候，是猛兽。
　　我后来写词，写到“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有人说这是豪放。其实不是豪放，是怕。我怕水，所以我把水写得很大，大到能载着千帆飞舞，大到能通向天上。我把我害怕的东西，变成了我的词。
　　这也是本事。
　　那场水灾之后，我们家搬到了城东的一处老宅。
　　宅子不大，但有个书房，是父亲最珍视的地方。书房在三间正房的东头，朝南，采光好。三面书架，从地顶到梁。书架是松木打的，没上漆，用得久了，木头变成了深黄色，摸上去光滑温润。每层架子上都摆满了书，有的竖着，有的横着，有的摞在一起。书页的味道，墨的味道，加上松木的味道，混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的好闻。
　　我小时候最喜欢待在书房里。坐在门槛上，翻书。翻到哪本是哪本，看得懂的看，看不懂的也看。有些字不认识，就猜。猜对了，高兴半天；猜错了，也不打紧，反正没人知道。
　　书架上有很多手抄本。那时候印书还不普及，很多书要靠手抄才能流传。父亲的手抄本，字迹工整，一笔一划，清清楚楚。他抄书的时候，我常常在旁边看。他写字的样子很认真，腰挺得笔直，头微微低着，目光集中在笔尖上。一笔下去，绝不犹豫。
　　“抄书要用心，”他说，“你抄一遍，等于读十遍。”
　　后来我也学会了抄书。抄《诗经》，抄《楚辞》，抄《花间集》。抄到“关关雎鸠”，心里美滋滋的；抄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心里沉甸甸的；抄到“问君能有几多愁”，心里酸溜溜的。抄书不只是抄字，是抄感情。你抄的时候，那些字就长到你心里去了。
　　书架上最珍贵的，是苏轼手书的一幅字。
　　那是一幅小横幅，上面写着四个字：“文叔好学。”落款是“苏轼”。纸张已经泛黄了，墨迹也有些淡了，但四个字写得端端正正，一笔一划都有力量。
　　父亲说，这是苏轼被贬黄州之前写的。那时候父亲刚中进士不久，去拜见苏轼。苏轼看了他的文章，说：“文叔好学，深思。”然后提笔写了这四个字送给他。
　　“苏公的字，”父亲说，“看着平实，其实有筋骨。就像他的人。外面看着随和，心里有主意。”
　　我五岁那年，父亲开始正式教我读书。
　　开蒙的第一本书，是《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父亲念一句，我念一句。念完了，他给我讲意思。讲“天地玄黄”是天的颜色，讲“宇宙洪荒”是天地初开时的样子。
　　“天是什么？”我问。
　　“天是上面的。”父亲指了指屋顶。
　　“地呢？”
　　“地是下面的。”父亲跺了跺脚。
　　“宇宙呢？”
　　“宇宙是天地之间的一切。包括你，包括我，包括这本书，包括这个书房，包括历城，包括黄河，包括天下。”
　　我觉得“宇宙”这个词，好大好大。大得我的脑袋装不下。
　　认了字之后，父亲教我写字。
　　第一堂课，他教的是“人”字。一撇一捺，最简单的字。
　　“你看，”父亲说，“一撇一捺，互相撑着，就是一个人。人不能单独站着，要互相扶持。”
　　他握着我的手，在纸上写了一个“人”。然后松开手，让我自己写。
　　我拿起笔，手在抖。笔太重了，纸太滑了，墨太多了一滴一滴滴下来。我咬着牙，在纸上画了一笔。歪歪扭扭的，撇太短，捺太长，站都站不稳。
　　“不行，”父亲说，“重写。”
　　我又写了一个。这次撇太长了，捺太短，像要倒。
　　“重写。”
　　我写了十遍，二十遍，三十遍。手腕酸了，手指疼了，纸上全是歪歪扭扭的“人”字。
　　“再写。”
　　我咬着牙，又写了一个。这次，撇和捺差不多长，互相撑着，站住了。
　　父亲看了看，说：“这个还行。记住这个感觉。以后写任何字，都要像写这个‘人’一样，让它站住。”
　　我后来写了几十万个字，每一个字，都记得那个“人”。一撇一捺，互相撑着。字要站住，人也要站住。
　　认字多了，父亲开始教我读诗。第一首是《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他念一句，我念一句。念完了，他给我讲：“关关，是鸟叫的声音。雎鸠，是一种水鸟。它们在河中间的小洲上叫。”
　　“为什么叫？”我问。
　　“求偶。”父亲说。
　　“什么叫求偶？”
　　“就是找对象。”
　　我笑了。父亲也笑了。
　　他说：“你别笑。《诗经》里写的，是人最真实的情感。喜欢一个人，就想让他知道。这没什么好笑的。”
　　我记住了。后来我写了很多关于相思的词，都是从“关关雎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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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故事
　　母亲姓王，名字我竟不知道。
　　这在你们看来，大约很奇怪——女儿怎么会不知道母亲的名字？但在那时候，女人的名字是不轻易让人知道的。出嫁之后，便从夫姓，叫“李王氏”或者“李夫人”。她的名字，只有娘家人知道。父亲叫她“夫人”，我叫她“娘”，别人叫她“李太太”。她的名字，像她的嫁妆一样，锁在箱子里，一辈子没打开过。
　　但我知道她的事。
　　母亲出身大名府王氏，是状元王拱辰的孙女。母亲小时候，是在状元府里长大的。她常跟我讲她祖父的故事，讲他如何在大殿上对答如流，如何被仁宗皇帝夸“年少状元”，如何与欧阳修、范仲淹同朝为官。
　　母亲嫁到李家后，跟父亲的师兄弟们也熟了。晁补之、张耒、陈师道，她都见过。有一次，晁补之来家里吃饭，母亲亲自下厨做了几个菜。晁补之吃得高兴，说：“嫂夫人好手艺。”母亲笑着说：“穷人家的手艺，只会做家常菜。”晁补之说：“家常菜才见功夫。”
　　那天晚上，晁补之对父亲说：“文叔，你这一生，最大的福气不是中了进士，是娶了王家的女儿。”
　　父亲说：“我知道。”
　　母亲还会弹琴。她有一张古琴，是她的嫁妆之一，据说还是她祖父传下来的。琴身漆黑，琴弦泛着暗红色的光。母亲的手指在琴弦上拂过，声音低沉悠远，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她弹得最多的是《高山流水》。她说，这是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
　　“一个人一辈子，”她说，“能遇到一个听懂你琴声的人，就值了。”
　　“爹听得懂吗？”我问。
　　母亲笑了笑，没回答。
　　母亲走后的很多年，我常常想起这句话。后来我遇到了明诚。他听不懂我的琴声——他根本不懂音律。但他听得懂我的词。他读“人比黄花瘦”，会沉默很久；他读“此情无计可消除”，会握着我的手不说话。我想，母亲说的“听得懂”，不一定是听琴声。是听你的心。
　　母亲身体不好。从我记事起，她就常常卧病在床。
　　她的病，说是痨症，咳血。历城的冬天冷，北风从黄河那边刮过来，刀子一样。一到冬天，母亲的病就加重。她缩在被子里，脸色苍白，嘴唇没有血色。咳嗽起来，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肺都咳出来。
　　有时候她咳着咳着，忽然停了。我吓坏了，跑过去看。她靠在枕上，闭着眼睛，胸口一起一伏的。手边的手帕上，有血。红红的，刺眼。
　　“娘！”我叫她。
　　她睁开眼睛，笑了：“没事。娘没事。”
　　她把手帕叠起来，藏在枕头底下，不让我看。
　　母亲身体好的时候，会替我梳头。
　　我坐在她面前，她坐在床上。她拿着梳子，一下一下地梳。从头顶梳到发梢，慢慢的，轻轻的。梳齿划过头发，沙沙的，像秋天的风。
　　她说：“易安，你的头发真好，又黑又密。像娘年轻时候。”
　　我说：“娘，你的头发也好。”
　　她笑了，说：“娘的头发白了。”
　　我回头看。她的鬓角，有几根白发。不多，但在黑发里特别显眼。
　　“娘，你怎么有白头发了？”
　　“老了。”她说。
　　“你不老。”
　　“傻孩子。”她轻轻拍了拍我的头，“娘不老，谁老？”
　　元祐四年，我九岁。那年冬天特别冷。
　　雪从腊月初就开始下，一天一夜，没停。院子里积了半尺厚的雪，白茫茫的，连石榴树的枝丫都压弯了。
　　母亲的病也特别重。她整日咳嗽，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父亲请了城里最好的郎中，开了最好的药，都不管用。她躺在床上，盖着两床被子，还是冷。手是凉的，脚也是凉的。
　　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她。她躺在床上，看见我来了，总要笑一笑。那笑容很淡，很轻，像雪地上的一层月光。
　　“娘，你今天好些了吗？”
　　“好些了。”她说。
　　但我知道，她没有好。她的脸色越来越白，嘴唇越来越干，眼睛越来越凹。她像一盏灯，油快尽了，光越来越暗。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雪停了，但天还是阴的。
　　我端了一碗粥进母亲的房间。她靠在枕上，脸色白得像窗外的雪。她接过粥，喝了两口，忽然拉住我的手。
　　“花儿，”她说，“娘有些话要对你说。”
　　“娘，你喝了粥再说。”
　　她摇头，把碗放在一边，握着我的手。
　　“你听着。娘可能陪不了你太久了。”
　　我哭了。我说：“不会的。娘会好起来的。”
　　她笑了，伸手替我擦眼泪。她的手指冰凉，碰到我的脸，我打了个寒噤。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比娘聪明。你以后要好好读书，好好写文章。不要因为自己是女孩子，就觉得自己不如人。”
　　“我记得。”
　　“还有一件事。你以后嫁人，一定要嫁一个懂你的人。不是对你好的人，是懂你的人。对你好的人，未必懂你；懂你的人，自然会待你好。”
　　“我记得。”
　　她点了点头，松开我的手，重新端起粥碗，慢慢喝完了。
　　腊月二十八的夜里，母亲走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她床边。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看着我，用那双已经凹陷下去的眼睛。她抬起手，摸了摸我的脸，手指冰凉。然后她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掌心里，轻轻地握着。她的手已经没有力气了，但我能感觉到，她在用力。
　　然后她松开了手，闭上了眼睛。
　　父亲说，她走的时候，是笑着的。我没有看见她笑。我只看见她的嘴唇微微翘起来，像是想说什么，又像是终于可以休息了。
　　母亲走后，父亲把那张古琴收了起来，放在书房的柜子里，再也没有打开过。我后来想学琴，父亲不让。他说：“那是你娘的琴。你不配。”
　　我知道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舍不得。
　　母亲走后，父亲变得更沉默了。他依旧每天去衙门办公，回来便进书房，读书、写字、校勘古籍。他很少在我面前提起母亲，但我有时候半夜醒来，经过他的书房，看见灯还亮着，听见他翻书页的声音。
　　我知道，他不是在读书，他是在想母亲。
　　后来我写了无数关于离别的词，每一首里，都有那一年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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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教我写文章
　　母亲走后，父亲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我身上。
　　他教我写文章。出的第一个题目是“春”。我写了一篇，得意洋洋地拿给他看。那篇文章，我用了很多典故，堆了很多辞藻。什么“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什么“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什么“莺啼燕语，蝶乱蜂狂”。我觉得自己写得真好。
　　父亲看了，皱着眉说：“辞藻太多，真情太少。”
　　“什么是真情？”我问。
　　“真情就是你心里真正想说的话。不是从书上看来的，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是你自己的。”
　　“我心里想说的话？我想说什么？”
　　“你问我，我问谁？”父亲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知道。”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心里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父亲把我带到院子里，指着一棵刚刚发芽的柳树说：“你看，那是什么？”
　　我说：“柳树。”
　　他说：“不，那是春天。你写春天，要先看见春天，再写春天。”
　　我站在柳树下，看了很久。
　　我看见柳枝上冒出嫩黄的新芽，细细的，软软的，像刚出生的婴儿的眉毛。我看见风一吹，柳枝轻轻摆动，新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听见鸟在枝头叫，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在说什么。我闻到泥土的气息，湿湿的，暖暖的，带着一点点腥味。
　　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
　　我回到书房，重新写了一篇。这一次，我没有用典故，没有堆辞藻。我只写我看见的：柳树上的新芽，风里的声音，泥土里的气味。我写我看见的春天，不是书上的春天。
　　父亲读了，点点头，说：“对了。写文章，先要看见。看见之后，写出来。写得像你看见的那样，就好了。”
　　我后来写“绿肥红瘦”，写“知否知否”，写“人比黄花瘦”，都是因为先看见了。
　　父亲还教我读史。他说：“读诗让人有情，读史让人有理。有情无理，是滥情；有理无情，是冷酷。两个都要。”
　　他让我读《史记》，读《汉书》，读《后汉书》。
　　我读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遇到不懂的，就查字典，问父亲。父亲有时候不耐烦，说：“你自己想。”我就自己想。想出来了，他点点头；想不出来，他再讲。
　　“自己想出来的，才是自己的。”他说。
　　我读《史记·项羽本纪》，读到项羽乌江自刎，读到“天之亡我，非战之罪”，心里堵得慌。项羽到死都不承认自己错了，把失败归给老天。我觉得他不该这样。一个人，输了就输了，认了就是了。推给老天，算什么英雄？
　　后来我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就是替他不平。不是替他找借口，是替他可惜。江东那么大，过了江，也许还能从头再来。他不肯，宁可死。这份骨气，我敬他。但那份固执，我不学。
　　父亲看了那首诗，沉默了很久，说：“你一个女孩子，写这样的诗，不怕别人说你？”
　　我说：“怕什么？我写的是理，不是脾气。”
　　父亲笑了，说：“你比你娘还倔。”
　　九岁那年，我写了一篇赋。题目是父亲出的，叫《秋日赋》。我写了三天，改了五遍，最后交给他。他看完了，沉默了很久。
　　“怎么样？”我问。
　　他说：“你过来。”
　　我走过去。他指着一句话：“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这句是从哪里来的？”他问。
　　我心里一虚。这句是汉武帝《秋风辞》里的。我改了两个字，就放进去了。
　　“我……”我低下头，“我改了汉武帝的。”
　　“改了哪两个字？”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我把‘兮’改成了‘之’，把‘南’改成了‘北’。”
　　父亲看着我，不说话。沉默了很久。
　　“你知道什么叫‘偷’吗？”他问。
　　“知道。”
　　“你这就是偷。”
　　我哭了。我说：“我不是故意偷的。我就是觉得那句话好，就放进去了。”
　　父亲说：“觉得好，可以学。但不能抄。学是学了之后变成自己的，抄是直接拿来用。你这是抄。”
　　他把我的赋放在桌上，说：“重写。不许用别人的句子。”
　　我擦干眼泪，重写。这一次，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每个字都是自己的。写完了，父亲看了，说：“这篇不好。比上一篇差远了。但它是你的。你的东西，不好也是好的。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
　　我记住了。后来我写词，从不抄袭。我宁可写得不好，也不要偷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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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城的山水
　　历城是有山有水的地方。
　　城南是千佛山，山上松柏苍翠，远远望去，像一堵绿色的屏风。春天的时候，山上开满了野花，黄的、紫的、白的，星星点点。我小时候常跟父亲去爬山。他走得快，我走得慢，他在前面喊：“快些，快些。”我在后面喘着气追，追上了，他就从袖子里掏出一块饴糖给我。
　　“累了就吃块糖。”他说。
　　“我不累。”我含着糖说。
　　“嘴硬。”他笑了。
　　爬到山顶，可以看见整个历城。城不大，方方正正的，四面是城墙，城外是田野，再远处是黄河。黄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条金色的带子，从西边来，往东边去。
　　“黄河从哪儿来？”我问。
　　“从天上来。”父亲说，“李白说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真的从天上来的吗？”
　　“不是真的。是诗。诗可以这么说。”
　　“诗可以骗人吗？”
　　“不是骗。是夸张。把小的说大，把短的说长，把远的说近。但感情是真的。”
　　我不太懂。但我觉得“从天上来”比“从青海来”好听多了。
　　城南是山，城北是水。历城的水，最出名的是泉水。七十二名泉，遍布城内外。趵突泉、珍珠泉、漱玉泉、黑虎泉、五龙潭——每个泉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故事。
　　趵突泉是最大的。三股泉水从地底涌上来，咕嘟咕嘟的，像烧开了的水，一年四季不停。泉水清得见底，能看见水底的沙石和游鱼。夏天的时候，我们把西瓜放在泉水里泡着，半个时辰就凉透了，切开吃，甜丝丝的，凉丝丝的，比放在井里还好。
　　珍珠泉的泉水是一串一串冒上来的，细细的，密密的，像一串串珍珠。我蹲在泉边看，一看就是半个时辰。那些水泡从水底升起来，越升越大，到了水面，“啵”的一声，破了。然后又冒出一串，又破了。永远不停。
　　“它们不累吗？”我问母亲。
　　“不累。”母亲说，“它们是活的。”
　　漱玉泉离我家不远。泉水从石缝里流出来，汇成一个小潭。潭水清澈见底，水底的石头被水冲刷得光滑圆润，在阳光下闪着光。我小时候常去漱玉泉边玩，把手伸进水里，凉意顺着指尖一直漫到心里。有时候我带着纸笔去，坐在泉边的石头上写东西。泉水叮咚叮咚的，像在给我伴奏。
　　除了泉，历城还有湖。大明湖在城北，湖面宽阔，水波不兴。湖里有荷花，夏天的时候，荷叶田田，荷花盛开，红的白的，满湖都是。我小时候常跟母亲去大明湖划船。母亲划船很慢，她说：“慢慢划，才能看见风景。”我不耐烦，抢过桨来自己划，划得东倒西歪，水花四溅。母亲在旁边笑，笑得前仰后合。
　　“你这个丫头，”她说，“像个男孩子。”
　　“男孩子怎么了？”我说，“男孩子能划船，我也能。”
　　“能能能，”母亲说，“你能。你什么都能。”
　　历城的山水，养了我这个人。我的词里那些清冷的句子，大约是从泉水里来的；那些豪放的句子，大约是从黄河里来的；那些婉约的句子，大约是从大明湖的荷花里来的。山水不只是风景，山水是养人的。你在哪里长大，你的文字就是哪里的味道。
　　我后来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山水。杭州的西湖、绍兴的鉴湖、金华的婺江、温州的瓯江——都好看，但都不是历城。历城的山水，是长在我骨头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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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的黄河水灾
　　元祐二年，我八岁。那年夏天，黄河又决堤了。
　　这一次比四岁那年还大。大雨下了半个月，黄河水位暴涨，大堤终于撑不住了。洪水冲进历城，淹了大半个城。
　　我站在门口，看见水从巷口涌过来。这一次我不怕了。我四岁那年见过洪水，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水是浑浊的，黄色的，卷着树枝、木盆、死鸡死鸭。它漫过门槛，漫过院子，漫过台阶，漫进屋子。
　　父亲抱起我，往高处跑。我们跑到城北的千佛山上，站在高处往下看。整个历城泡在水里，只露出屋顶和树梢。水面上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桌子、椅子、柜子、箱子，还有人和牲口的尸体。
　　我看见了。看见了尸体。一个人漂在水面上，脸朝下，穿着灰色的衣裳，手脚张开，像一只青蛙。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他死了。
　　我把脸埋在父亲的肩窝里，不敢再看。
　　父亲搂着我，说：“不怕。”
　　我说：“那个人死了。”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是。死了。”
　　“为什么？”
　　“因为黄河。”
　　“黄河为什么害人？”
　　父亲没有回答。他抱着我，站在山上，看着下面的洪水。风吹过来，带着水腥气和腐烂的味道。
　　“黄河是母亲河，”父亲终于说，“它养了我们，也毁了我们。它不害人，它只是……无情。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我不懂“天地不仁”是什么意思。但我记住了那天的洪水，记住了那个漂在水面上的人，记住了父亲搂着我的手臂，很紧，很紧。
　　那场洪水之后，历城人开始修堤。家家户户出劳力，从早到晚，挑土、搬石、筑堤。父亲也去了。他脱了长衫，换上短打，和百姓一起干活。他的手磨出了血泡，肩膀磨破了皮，回来的时候浑身是泥，累得连饭都吃不下。
　　“你为什么要去？”我问。
　　“我是这里的官，”他说，“百姓受苦，我不能看着。”
　　“你不是大官。你只是一个小官。”
　　“小官也是官。在其位，谋其政。”
　　我后来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会想起父亲那天的样子。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做了他能做的事。
　　水退了之后，历城恢复了平静。但我知道，黄河还在那里，随时可能再来。它安静的时候，是母亲河；它发怒的时候，是猛兽。人可以修堤，可以筑坝，但永远无法真正驯服它。
　　就像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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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苏门
　　父亲在郓州做教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文名。他的文章写得好，尤其擅长写赋和论。苏轼读了父亲的文章，说：“李格非，济南人，文字极佳，可与言道。”
　　这句话，父亲记了一辈子。
　　后来父亲调到汴京，正式成为苏门的一员。苏门弟子众多，各有各的成就。黄庭坚的诗、秦观的词、晁补之的文、张耒的赋，都是当世一绝。父亲不算最有名的，但他有自己的特色。他的文章朴实、厚重、有骨气，不像黄庭坚那样奇崛，也不像秦观那样婉约，就是实实在在的，像历城的石头。
　　父亲常跟我讲苏轼的故事。讲他如何被贬黄州，如何在东坡种地，如何写“大江东去”。讲他如何被贬惠州，如何吃荔枝，如何写“日啖荔枝三百颗”。讲他如何被贬儋州，如何在蛮荒之地办学，如何写“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苏公这一生，”父亲说，“起起落落，但从来没有垮过。他在最苦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还是豁达的。这才是真本事。”
　　“什么叫豁达？”我问。
　　“就是看得开。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
　　“那不难过吗？”
　　“难过。但难过完了，就放下了。不跟命运较劲。”
　　我那时候不懂。后来我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才明白“不跟命运较劲”有多难。苏轼能做到，我做不到。我不是豁达的人。我难过的时候，就是难过；我恨的时候，就是恨。我不装。
　　父亲还常跟我讲苏门的情谊。苏轼被贬的时候，苏门弟子们纷纷受牵连。黄庭坚被贬，秦观被贬，晁补之被贬，张耒被贬。父亲也被罢了官。但他们没有一个背叛苏轼，没有一个说“我跟苏公没关系”。
　　“这就是师门，”父亲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管你落魄成什么样，我认你，就是认你。”
　　我后来也有学生，也有门生。但我没有苏门那样的情谊。不是我不想，是时代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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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的日子
　　在历城的那些年，我读了很多书。
　　父亲的书架上有经史子集，有诗词歌赋，有笔记小说，有佛道典籍。我一本一本地读，读到喜欢的，便抄下来。抄得最多的是李商隐和韦庄。
　　李商隐的诗，我第一次读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我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只觉得胸口发紧，眼眶发酸。我把这两句抄在一张纸上，压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拿出来看一看。
　　母亲发现了，问我：“你抄这个做什么？”
　　我说：“好看。”
　　母亲叹了口气，说：“李商隐的诗，太苦了。”
　　我说：“苦才好看。”
　　母亲看着我，欲言又止。后来她对父亲说：“你这个女儿，心思太重了。”
　　父亲说：“心思重的人，才能写好诗。”
　　韦庄的词，我最喜欢那首《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每次读到这两句，我都觉得心里酸酸的。我那时候还没离开过历城，不知道什么叫“还乡”。但我知道什么叫“断肠”。母亲走的那天，我的心就像断了一样。
　　除了李商隐和韦庄，我还读温庭筠、皇甫松、冯延巳、李煜。温庭筠的“小山重叠金明灭”，皇甫松的“闲梦江南梅熟日”，冯延巳的“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句子，我都能背。
　　我也读晏殊、欧阳修。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欧阳修的“庭院深深深几许”，都是当世的名篇。他们的词比晚唐五代更雅致，更工整，但少了些野气。
　　“你喜欢谁的？”父亲有一次问我。
　　“李煜。”我说。
　　“为什么？”
　　“因为他真。他不装。他是皇帝，但写词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一个难过的人。”
　　父亲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说得对。”
　　我后来写词，最看重的也是“真”。不装，不假，不端着。高兴就是高兴，难过就是难过。写“人比黄花瘦”，是因为我真的瘦了；写“凄凄惨惨戚戚”，是因为我真的惨了。我不是在表演，我是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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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的日记
　　从十岁开始，我有了写日记的习惯。
　　每天睡前，在灯下写几行字。今天做了什么，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诗，心里想了什么。有时候写得多，有时候写得少。写得少的时候，就是“今天无事”。
　　但“无事”的日子，其实很少。
　　十岁那年春天，我在日记里写：“今日与父亲登千佛山，见满山野花，黄的紫的白的，好看。父亲说，花无百日红。我说，那就多看几日。父亲笑了。”
　　十一岁那年冬天，我写：“下雪了。历城的雪，比汴京的雪大。母亲走后，我就不喜欢雪了。但今天的雪好看，落在树枝上，像开了白花。”
　　十二岁那年秋天，我写：“读了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读到‘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哭了。父亲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他看了看我手里的书，没说话，出去了。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块饴糖。”
　　十三岁那年夏天，我写：“今日与邻居家的姐姐去大明湖采莲。荷叶比人高，钻进去就看不见了。采了一大捧莲蓬，回来剥莲子吃。新鲜的莲子，甜丝丝的，好吃。姐姐说，莲子心苦。我说，苦也要吃。姐姐说，你什么都敢吃。我说，什么都敢。”
　　十四岁那年，我写：“今日写了一首词，是写春日的。写完了，念给父亲听。他说，好。就一个字。但他说‘好’的时候，眼睛是亮的。我知道，是真的好。”
　　那些日记本，后来在战乱中散失了。但有些句子，我还记得。因为它们不只是日记，是我少年时代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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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结语
　　从元丰七年到绍圣三年，我在历城住了十二年。
　　十二年里，我学会了读书、写字、写文章。我失去了母亲，看见了洪水，读懂了李商隐和李煜。我在千佛山上吃过饴糖，在漱玉泉边写过诗，在大明湖里采过莲蓬。我是历城的女儿，是李格非的女儿，是母亲口中“什么都能”的女儿。
　　十二岁那年秋天，父亲告诉我，我们要搬去汴京了。
　　“汴京很大，”父亲说，“比历城大一百倍。”
　　“比历城好一百倍吗？”我问。
　　“不一定，”父亲说，“大不一定好。但你要去看看。看了才知道。”
　　我点点头。我有些舍不得历城，舍不得千佛山、漱玉泉、大明湖，舍不得父亲的石榴树。但我也想去看看汴京。看看那个比历城大一百倍的城，看看父亲常说的苏门师友们，看看能不能写出更好的词。
　　走的那天，我站在老宅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石榴树还在，叶子已经开始黄了。漱玉泉还在，泉水还在流。千佛山还在，山上的松柏还是绿的。
　　我说：“我会回来的。”
　　后来我真的回来了。但那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