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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5 章 绿皮火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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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溪镇到省城,要坐六个小时的长途汽车。
方四夕天没亮就出发,赶到镇上的汽车站时,天刚蒙蒙亮。说是汽车站,其实就是路边的一块空地,立着一根木杆子,上面挂着一块写着“乘车点”三个字的木板。已经有十几个人在等了,大多是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有人还挑着箩筐,筐里装着鸡鸭之类的活物,叽叽喳喳地叫。
方四夕找了个角落站着,把包抱在胸前。包是她用旧布缝的,方刘氏连夜赶出来的,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包干粮、那个小本子,还有那支孙建国送的钢笔。
长途汽车是一辆破旧的大客车,车身上的蓝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皮。车门一开,等车的人一拥而上,方四夕被挤在中间,差点没站稳。她抢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把包放在腿上,紧紧地抱着。
车子发动的时候,引擎发出一阵巨大的轰鸣,整个车身都在颤抖。方四夕透过脏兮兮的车窗往外看——清溪镇在晨雾中渐渐远去,田野、山峦、房屋,一帧一帧地从视野里退去,像是在放映一部褪了色的老电影。
她想起前世坐过的那些高铁——三百公里的时速,安静的车厢,干净的座椅,还有乘务员推着小车卖零食和饮料。从省城到她读大学的城市,高铁只要四个小时。
而现在,从清溪镇到省城,六个小时,颠簸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但她的心情是平静的,甚至带着一丝隐秘的兴奋。
她在出发,在移动,在朝着那个方向前进。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长途汽车在中午时分到了省城。方四夕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小饭馆,花了两毛钱买了一碗阳春面。面汤寡淡,面条煮得过头了,但她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完了。
省城火车站比汽车站大了不知多少倍。方四夕站在广场上,看着眼前这座灰扑扑的建筑,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熟悉感——她在图书馆的老照片里见过这个火车站。八十年代初的省城火车站就是这个样子,苏式建筑,方正、厚重、灰暗,像一个沉默的老人。
广场上挤满了人。背着蛇皮袋的农民工、抱着孩子的妇女、拎着皮包的小商贩、穿着军大衣的退伍兵——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口音,嘈杂得像一锅煮沸的粥。
方四夕挤进售票大厅,排了四十分钟的队,终于买到一张去羊城的火车票。硬座,十二块,明天上午发车,全程需要三十多个小时。
她找了个候车室的角落,把包垫在头下面,蜷缩着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方四夕就进了站。
她要坐的这趟车是从北边开过来的,终点站是羊城,途经六个省,全程两千多公里。列车进站的时候,方四夕站在月台上,看着那辆绿皮火车缓缓驶来,车头上冒着白色的蒸汽,车轮碾过铁轨发出巨大的“哐当哐当”声,整个月台都在震动。
车门一开,人群像潮水一样涌上去。
方四夕被裹挟在人群中,身不由己地往前挤。有人在骂,有人在喊,有小孩在哭。她死死地护着怀里的包,用肩膀顶开前面的人,拼了命地往车门的方向挤。
上车之后,车厢里的景象让她倒吸了一口凉气。
过道里站满了人,行李架上的包摞得像小山一样高。座位上坐满了人,座位底下也躺着人。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泡面味、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酸臭味,混在一起,浓得几乎要凝固。
方四夕找到自己的座位——三人座,靠过道的位置。座位上已经坐了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对面还坐着三个人,把小小的空间塞得满满当当。
“让一让,这是我的座位。”方四夕亮出车票。
靠窗的那个中年男人抬眼看了她一下,不情不愿地挪了挪屁股,给她让出一条缝。方四夕侧着身子挤进去,在狭小的座位上坐下来,把包放在膝盖上。
火车开动了。
一开始是缓慢的,然后是越来越快的“哐当”声。窗外的景色开始后退——站台、铁轨、信号灯、灰色的楼房、然后是郊区的田野和村庄。
方四夕靠着车窗,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风景,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
她在离开。离开清溪镇,离开那个土坯房,离开方刘氏和方四月,离开那个她只生活了三个月却已经产生了感情的家。
她也在靠近。靠近南边,靠近那个传说中的特区,靠近一个未知的未来。
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方四夕几乎没怎么合眼。
车厢里太吵了。有人在打牌,有人在聊天,有小孩在哭闹,还有人在喝酒划拳。邻座的中年男人脱了鞋,脚臭得让人窒息。对面的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婴儿每隔两个小时就哭一次,她就解开衣服喂奶,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
方四夕闭上眼睛,意识沉入图书馆,试图用这种方式隔绝周围的嘈杂。她在“阅览室”里找了一本《模拟电路设计手册》,开始一页一页地看。
这是她前世最头疼的一门课,现在却看得津津有味。没有考试的压力,没有成绩的焦虑,纯粹是为了学以致用。每一个电路图、每一个公式、每一条设计原则,在她眼里都变成了未来的可能性——一台更好的收音机、一个更稳定的电源、一款更省电的放大器。
这些都是钱。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靠的时候,上来一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灰色的工装,背着一个大号的帆布包。他在过道里站了一会儿,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挤到了方四夕旁边。
“同志,借个光,我站这儿行不?”
方四夕往里挪了挪,给他让出一点空间。
年轻人把包放下,靠着座位站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又掏出一个打火机。
“车厢里不让抽烟。”方四夕说。
年轻人愣了一下,看了看周围,确实没人抽烟,讪讪地把烟收了回去。
“你去哪儿?”他问方四夕。
“羊城。”
“巧了,我也是。”年轻人来了精神,“你去羊城干啥?”
“找工作。”
“我也是!”年轻人一拍大腿,“听说那边工厂多,工资高,一个月能挣一百多!我在家种地,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
“你叫什么?”方四夕问。
“□□。”年轻人咧嘴一笑,“你呢?”
“方四夕。”
“方四夕?这名字有意思。”□□靠在座位边上,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南下计划”。他听说羊城那边到处都是工厂,只要去了就能找到工作,一个月挣一百多块,干上一年就能回家盖新房。
方四夕听着,没有打断他。她不想泼冷水,但心里清楚,南下打工的人太多了,能找到好工作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人在工厂之间辗转,干几个月换一个地方,一年到头攒不下多少钱。
但她没说这些。有些路,得自己走了才知道。
火车在一个大站停了二十分钟,□□跳下车去买吃的,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两盒盒饭。
“给你一盒。”他把盒饭递给方四夕。
“多少钱?我给你。”
“不用不用,就当交个朋友。”
方四夕坚持把钱给了他——五毛钱。盒饭是米饭盖浇,浇头是白菜炒肉片,肉片切得薄如蝉翼,但好歹有点荤腥。她吃得很慢,一粒米都没有浪费。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车厢里的灯亮起来,昏黄的光线下,人们开始昏昏欲睡。□□靠着座位站着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像小鸡啄米。
方四夕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夜色。偶尔有零星的灯光闪过,是某个不知名的小站或者村庄。大部分时候是一片漆黑,只有火车自己的灯光照着前方的铁轨,两根钢轨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她突然想起一句话——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她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是她前世很喜欢的一句诗,但直到此刻,坐在一九八四年的绿皮火车上,穿过一个她从未到过的国度的黑夜,她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寻找光明,不是因为眼前太黑,而是因为心里有光。
火车在第二天下午到达羊城。
方四夕跟着人流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第一次看到了这座南方大城市。
和她想象中的不一样。
她以为羊城应该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化都市,但眼前的景象让她有些恍惚——低矮的楼房,狭窄的街道,满街的自行车和行人,偶尔有几辆汽车缓慢地驶过。街道两旁的骑楼下,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卖衣服的、卖鞋子的、卖电子表的、卖录音带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但有一种感觉是她熟悉的——热。
一月的羊城,气温将近二十度。她从清溪镇穿来的棉袄已经穿不住了,抱在手里,额头上还是冒出了一层细汗。
“方四夕!方四夕!”□□从后面追上来,“你去哪儿?要不要一起?”
“我要去临江,还要转车。”
“临江?那不是特区吗?听说那边管得严,进去要什么证件的。”
方四夕愣了一下。这个信息她在图书馆里看到过——特区确实需要边防证才能进入。但她出发前查过,边防证可以在羊城办理,只要有单位接收或者有正当理由就行。
“我去找我爸,他在那边打工。”
“那你小心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纸团,展开来看了看,“我去白云区那边,有个老乡在那边开厂,说能收留我。”
“祝你顺利。”
“你也是!”
两人在广场上分了手。□□背着他那个大帆布包,消失在人群中。
方四夕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店,一个晚上八毛钱,六个人一间的大通铺。她放下包,洗了把脸,然后出门去找办理边防证的地方。
她在羊城没有停留太久。第二天一早,她就去了长途汽车站,买了去临江的车票。三个小时的车程,票价三块五。
汽车驶出羊城市区后,道路两边的景色渐渐变得荒凉。农田、鱼塘、荔枝林,偶尔有几个小村落。然后,远远地,她看到了一片工地。
塔吊林立,打桩机轰鸣,尘土飞扬。大片大片的空地上,楼房正在拔地而起。推土机在平整土地,载重卡车在运输建材,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在脚手架上攀爬。
这就是临江。
方四夕看着窗外的一切,心跳突然加快了。
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一种奇异的错位感——她前世在网上看过这座城市的照片,那些照片里的高楼大厦、繁华街道、霓虹灯和车流,和眼前这片尘土飞扬的工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知道,三十年后的这里,会是整个国家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每一寸土地都价值连城,每一栋楼房都是一个商业传奇。
而现在,这里还是一片大工地。
她提前来了。在一切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她来了。
汽车在一个简陋的车站停下。方四夕拎着包下了车,站在临江的土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海水的咸味,有泥土的腥味,有柴油和沥青的味道,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建设”的气味。
她找了个公用电话,按照方德厚信上的地址,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
“喂?找谁?”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
“我找方德厚,我是他女儿。”
“方德厚?你等着,我去叫他。”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有人喊“老方,你女儿打电话来了”。然后是一阵脚步声,然后方德厚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明显的惊讶和紧张。
“四夕?你到了?”
“到了,爸。我在汽车站。”
“你别动,我来接你。”
电话挂了。
方四夕站在汽车站门口,等着。
她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穿着工装的工人,有背着行李的农民工,有骑着自行车的小商贩,还有少数几个穿着西装、拎着公文包的人,步履匆匆,一看就是“有身份”的。
方德厚来得比她想象的快。
他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风尘仆仆地赶来,身上还穿着工装,手上全是机油的黑渍。看到方四夕的那一刻,他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迅速恢复了那种木讷的表情。
“来了。”他说,声音平淡,好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嗯,来了。”方四夕说。
方德厚接过她的包,绑在自行车后座上。
“走,先回宿舍。”
方四夕跟在自行车后面,走在临江的街头。
阳光很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街道两边的建筑大多很新,是这两年刚建起来的。有些地方还是荒地,长着齐腰高的野草。但在荒地和楼房之间,是密密麻麻的工地——打地基的、浇水泥的、砌墙的、装窗户的,每一个工地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汇成一种持续的、低沉的轰鸣。
这是建设的声音。
方四夕走在这声音里,突然笑了。
她想起自己前世投过的三十七份简历,想起那些石沉大海的邮件,想起辅导员说的“先就业再择业”。那些焦虑、那些挫败、那些自我怀疑,在这一刻都显得那么遥远,那么微不足道。
她不是那个找不到工作的方四夕了。
她是一个带着一整座图书馆来到一九八四年的穿越者。
她是这个时代的闯入者、见证者、参与者。
她要在这里,活成自己的靠山。
前方,方德厚的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瘦削。他弓着背,用力蹬着自行车,后座上的包随着车轮的转动一颠一颠的。
方四夕加快脚步,跟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