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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hapter 8 我生君未生 ...

  •   ch8

      因为身上的伤,不能让邵声看见,我有两个礼拜没有去苏州。我戴着口罩去上课和实习。
      不见面的时候,他会尽量隔天和我打电话。在这种习惯上,他保持着老派的作风。也许是因为忙碌,也许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喜欢抱着电话聊微信的性格。
      电话里,他开始更多地问到我未来的规划。
      还有半年我就要毕业了,他想知道我的打算,最重要的是我想做什么。

      我开玩笑说:“怎么,你想帮我开后门?”
      他也笑,说:“乐意至极。”

      年后我向实习的事务所递交了申请,希望能留下转正。
      几乎是同时,我收到了那所荷兰的院校的回信,信上说如果我有意愿去那里读研,可以进入程序。本来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件事,现在想来,那次冲动飞去日内瓦找邵声,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时间过得太快,快到我们把握不住这一刻的平淡。
      日后回想才觉得可惜可悲,它们竟然一去不复返,转折来得那样快,令人措手不及。

      这一年冬天,上海下雪了。
      秦真打电话约我出来见面,我去了。
      约在淮海路的一家咖啡店,来来往往有很多游客。
      一段时间没见,她还是那么漂亮动人。

      她开门见山道:“有个电影,在找新人。”
      我笑笑说:“不好意思,真姐,我已经很久没上镜了,我都长胖了。”
      她把一叠文件放在我眼前,说:“你可以先看看再做考虑。”
      我退回给她:“留给真有心要进这行的人吧。我没那个雄才大略,只想做个普通人。”

      她看了我一会儿,没说什么,抿着咖啡。
      其实她一直都看不上我,我知道。在她眼里,我大概和一万个妄想着攀附门楣的普通女生一样,为了钱出卖着自己的灵魂。
      那样其实还好一些。
      要是让她知道我是为着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出卖灵魂,她一定会更加鄙视我。

      后来我看到那部电影的剧本时,才明白为什么秦真坚持要我看。
      剧本的编剧是个化名,但我几乎在一读到的那一刻,就知道这是邵声写的。
      这部电影的情节,和我给他写过的一个小故事一模一样。
      在我19岁的那个初春,我给他写的那些长信里,有过这样一个故事:
      女人偶然遇到一个男人,并和他相爱,但她发现她的时间流逝与他不同,她的一天等于他的一年。在她爱他的短短五十天里,他走完了长长的一生。

      在电话里我问邵声为什么选了这个故事,他说:“我能理解这种时空无法对等的感情,所带来的遗憾。”
      老人家口中常有一句忠告叫做避谶,就是不要说不吉利的话,避免一语成谶。
      还有一句话叫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我握着电话,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在那边安静地说:“抱歉,写这个剧本有点一时兴起的意思,当时我以为你想做演员这一行。”
      他续又有些自嘲地笑道:“现在剧本过审和拉投资太慢了,等它面世,你已经改行了。”

      /

      很遗憾,我们毕业的时候遭逢一些坏消息,经济不行。那家设计师事务所自己都要裁员,我这样的初级职员更没有被纳入考量。实习合约期满后,我只能离开。
      幸运的是老板给我写了很诚恳的推荐信,并向他们的合作方发去了我的履历。
      我只好四处找工作,每天除了写论文,就是泡在网站上一家一家看。投得多了,有时候会在奇怪的时间接到奇怪的电话,说有面试机会,聊到详情的时候却叫我面试的时候记得带高跟鞋和丝袜,甚至情趣内衣。

      毕业典礼那天,没有亲人来。我和同学老师拍了照后,把学士服脱下来,穿着衬衣和黑裙去班里同学举办的毕业派对。包了一间酒吧,闹哄哄地喝到晚上,很多人来了又去,很多人的朋友的朋友,和别人的朋友的朋友成为了朋友。夏天正盛,冷气吹着挂着丝带的电扇呼呼作响,我陷在沙发里,一边喝酒一边等一个离开的契机。
      中途有个邻系的男生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出去吹吹风,我觉得这个提议也不错。
      酒吧就在安福路,离我和邵声看《戏梦巴黎》的那个影院很近。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正在机械性地为男生说的一个笑话而笑着,大抵那笑话真的挺有趣的,他看着我笑,自己也笑得更深。他靠近了一些,试探性地搂住我的腰,我没有拒绝,亲吻发生地很自然。他身上有我闻过的古龙水香,有点像邵声在香港那台车里的海洋调香。

      我说,你想回去吗。
      男生摇摇头。
      那我们去走走?
      在房间里,他有些急迫地吻上来。恍惚间我竟然推开了他,明明在电梯里的时候,我很确认这是我想要的。这才是我,一个坏孩子,不是吗。
      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
      淹死的人都是会水的。
      平复下来之后,我向他道歉。他坐在床边,手背在头后面靠着墙壁,问:“你是不是有一个结婚对象?”

      他说:“我看见你戴着一枚戒指。但又没见过你男朋友。”
      “是的,”邵正容不是原因,但我没打算说那么多。
      “我听说有个常送你回来的男人。”
      我点点头。
      他在这时候站了起来,没有问那句经典的“那你们是什么关系”,转而笑着说:“走吧,毕业快乐。”

      /

      七月的时候,我接到了唯一一个offer,工作地点在香港。是之前实习那家事务所老板推荐的。
      我在上海的东西很少,只有一些书和四处旅游时带回来的小玩意,都是不值钱的,丢了也没所谓。我整理出两箱这些物事,邵声差人来搬走,说帮我保管在他苏州的家中。
      他给我准备了很贵重的毕业礼物,我收下了。
      回到香港,生活还是一样。
      闷热的城,潮湿的夏天,被困在其中的人们。休息日我去海边跑步,在水库附近骑自行车。晚上我常常失眠,在那些夜晚反复翻看我以前写给邵声的信。

      八月他飞过来,和我匆匆见了一面,安排我住到他的家里去。
      我以前并不知道他在香港有住处,是在南区数码港附近的山上,望东南的一间公寓,采光很好,能望见海。
      晚上我对他要出去住酒店表达了不满,他笑了笑,终于认输去了洗澡。我们睡在一张床上,聊了很久的天。
      我先睡着了。第二天他上午的飞机,我隐隐听到他轻手轻脚地洗漱,换衣服,把门合上离开。

      那个月末,邵声打来电话,说他母亲去世了,他需要料理一些事情。
      当时我正在参与一款颜料产品的发布会,在四季酒店的卫生间里,听到这个消息。我说我应该飞过去帮他,就算陪陪他也好,他说不需要了,他希望一个人解决这件事。
      彼时我没有料到这次的分别会旷日持久,久到我们再见的时候,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故事到这里,我仍然不知道未来的结局会是如何,或许根本没有结局。

      比结局先到来的是另一个坏消息。
      自从工作后,虽然薪水微薄,但我不需要付房租,手头有些松动,会每月转些钱给父亲。这天我照常向父亲的银行账号转钱,却被告知转账失败。
      我隐隐觉得有些怪异,于是下了班后没有提前向父亲打招呼就回了过去的家。
      钥匙仍然能转动开门,但我错愕地发现,等待我的是一间空屋子。
      其实说空并不确切,地上四处散了不少文件和垃圾,大件的家具没有搬走,只是生活的痕迹被硬生生钝化成了人去楼空的景象,只剩下潮湿腐烂的气味。

      我没有在屋子里过多停留,理智告诉我那些杂物里也许会有父亲去向的线索,但我一秒钟也待不下去。离开后我马上去了父亲投资的餐厅,一家一家地找过去,得到的是一致的答案:餐厅早在去年年底已经易手了。
      我在我们去香港后住的第一间唐楼里找到了父亲。
      他披着一件旧外套,正在煮面条。
      看见我进来,他并不十分惊讶,只是叫我坐下,他有话要对我说。
      我看到角落里那缸鱼,仍然不知疲倦、不谙世事地游着。

      他说:“我打算回广州生活。”
      我觉得十分愤怒,在这场变故中,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打算给我知情权。父亲总是这样,他的世界里有很多不愿意为他人带来麻烦的思虑,思虑过度,则酿成了他寡言少语的性格和压在我和母亲身上的无形重担。
      我说:“如果不是我发现,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父亲没说什么,他回房间拿出一张银行卡:“你给我的钱我都帮你存着,好好生活。”
      我问:“餐厅为什么会被买走?”
      那是他数年的心血。

      他说:“嘉怡,你要记住,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属于你的。”
      那一刻我明白,父亲只不过是把在香港这十年来获得的所有当作是赊借,时候到了,就该还回去了。
      我没忍住:“母亲也一样吗?”
      他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在香港的家离散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身于工作当中。
      其实繁琐的事务并不使我厌倦,我甚至能从中获得多巴胺似的满足感。尤其是当我穿得人模人样汇入早高峰的人潮中,这去名化使我有一种强烈的安全感。

      我领养了一条白色的杂种小狗,给她取名叫做Giggle。白天邻居家的菲佣会过来帮我遛狗、清理,晚上回到家时,有鲜活的生命扑上来,舔舐我的掌心,热烈地摇尾巴。
      我在飘忽的生活中努力地寻找或制造着一个个锚点。
      夜晚我依然失眠,养成了半夜去码头散步的习惯。我带着Giggle走了很多路,她很让我省心,从来不吠叫。也幸好香港很安全,在那些散步中我得以让自己的大脑放空,在黑暗中听着海水进退拍打着混凝土的沙沙声,慢慢被催眠。

      圣诞节前夕,我实在太思念他,把Giggle寄养,请了年假,买了张单程机票去日内瓦。那时候的机票很贵,一张花了我将近一万。

      落地之后我从到达大厅走出来,远远地看见他在人群中孑然的身影,理智几乎在那一瞬间分崩离析。
      我们都没有多说什么,回到他的住处,我抱住他不放手,他抬起手腕轻轻抚我的背,像在安抚一只小动物。
      他说:“对不起。”
      这是他第一次说对不起,但当时我就知道了,这不会是最后一个。

      呼天抢地不是我的风格,但那天我确实十分失控。
      尤其是得知他已经去做了遗传基因检测之后。
      我质问他为什么打算一个人面对这个结果,如果我没有来,他又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他双手交握,坐在我对面,平静地说:“我做不到在未知中等待自己的结局。原谅我…但我没办法在知道的情况下还假装没事地与你相处,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

      那一刻我想杀了他。
      这很悲哀,但更悲哀的是,我知道,如果我真的要这么做,他会毫不犹豫地为我递刀。

      检测的结果并不乐观,基因里他的确有高于常人的患病风险。
      听完他平静的叙述后,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彼此相对。

      直到我慢慢站起来,开始穿衣服,收拾行李,他才也站起来,跟在我后面。
      “嘉怡。”
      我感觉他的手握住我的手,但我挣脱了。
      “你觉得我知道以后应该离开你,对吗。”
      他的表情告诉我,理智上,是这样的。

      我说:“邵声,我不介意永远做主动的那一方,我也没有要求你对我负任何责任,但我不能接受你说着为我着想的话把我关在门外,什么都不让我知道。”
      他垂着头,目光似是落在我的脸上。

      我说:“就算你要自己一个人躲起来,也应该躲得高明一点,不要让我再找到。”
      他抱住我,把脸埋在我的颈侧。
      他说:“你父亲的事我听说了,很抱歉,你还好吗?你需要——”

      我紧紧地攫住他的衣角,打断他:“我需要你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他说:“回去过你的生活,把我忘了。”
      我不能回答,发不出声音。
      他收紧了手臂,说:“答应我,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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