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夫俗子》夏止山

6、chapter 6 我踉踉跄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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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踉踉跄跄地被他拖进屋子。
　　他把我拉进房间，关上门，将我推在床上，脱掉了自己的衬衣，接着覆了上来。我完全没有准备好，手忙脚乱地推他，他胡乱地把我的手钳住，另一只手捏住我的下巴，将我捏得很痛。
　　喘气的片刻，我盯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要说什么，慢慢松开了。
　　他坐在床尾，颓丧地低着头。我扣上衣服，离开了那里。

　　次日，我被邵正容的电话吵醒，他问我在做什么，说今天有空，能陪我去一趟大屿山。
　　我揉揉眼睛坐起来，说好。
　　我们谁也没有提昨天发生的事。他开车，我们在山脚坐缆车上去，一路如常说着话。他看上去很清醒，剃了胡子，头发没有梳起来，软软地落下一些碎发，看起来就完全是个学生的模样，比平常要稚气一些。我们拜了佛烧了香，求了支签文后，慢慢下山。
　　有一段路不好走，他主动牵起我的手。
　　回程的车上，我觉得很困，渐渐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我们停在地库，四周黑漆漆的。邵正容熄了火，没叫醒我，在驾驶座上慢慢地吸烟。
　　他的侧脸某些角度有一两分像邵声，也许是我的错觉。

　　再过了两天，他陪我去旧屋子里清理东西。我们家已经搬离了初到香港时的那座唐楼，那间屋子后来租给了别人，但有一间杂物房没有动，里面的旧物仍然留着。现在租客约满，父亲打算把屋子卖掉。
　　我们戴着口罩，把灰尘里的旧书箱拿出来。
　　我看到一张我和他的合照。
　　“这时候我们多大？”
　　他凑过来：“九岁？十岁？”
　　翻到背面看年份，确实是我们十岁的时候拍的。他小时候有点女孩子气，穿得过于干净了，浅笑有酒窝，很秀气。而我却穿着黑色的T恤和肥大的牛仔裤，脏布鞋，活脱脱一个混世魔王的模样。
　　他把那张照片带走了。

　　邵正容对我的态度在潜移默化地转变，我说不上来具体是怎样变了。
　　我们比以前更亲密了一些，看得出来他在很努力地陪我，和我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
　　更为难得的是，这段时间里他没再找其他女人，至少没被我看见过。

　　这个暑假，邵声没来香港，他脱不开身。整整两个月我没有见过他，就连在线上的聊天也屈指可数。
　　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我也没问。
　　游冬入狱的那天，我心情很不好。我打了两个电话给秦真，问她能不能联系到监狱探视需要什么手续。
　　另一个电话里，我对她说我想暂时不干了。她没说什么，让我自己决定。
　　挂了电话，我又接到邵正容的电话，他让我去上环的一间酒吧找他，他有两个朋友从美国回来探亲，想让我去陪他。

　　我去了之后，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那里，背对着酒吧门口。
　　我拍拍他的背问：“怎么了？”
　　他转过头来看我，眼神里有些陌生：“他们没空来了，让你失望了。”
　　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很奇怪，只说：“我不失望，我有什么好失望的。”
　　他一口气灌了两杯酒，不加冰块也不兑苏打水。
　　“小时候我特别怕办生日派对，因为我觉得不管我准备的多周到，最后都可能没有人会来。”

　　我不太放心他一个人，就打了车送他回家。
　　那天晚上的车从半山腰开过去，一直开到海边，一路都是阴沉沉的。那些摇曳的灯光像飘渺的萤火，眨一眨眼就没有了。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邵正容厌恶空荡荡的房子。
　　他们家的房子太大太空了，让人感到害怕。
　　他走进家里脱掉了鞋，在客厅里找烟。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正容？”我挨个房间推开门找他。
　　哪里都没有。最终，我在琴房看到他。
　　他手里捏着一枚戒指，是我的那枚。
　　我心里蓦地紧了一下，但很快觉得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一边说，是刚才在酒吧去洗手的时候脱下来了，一边走过去拿回来。他却突然用力把我掼在地上，然后捏着我的肩膀把我拽起来，压在了钢琴上。琴键发出了叮叮咚咚的响声，在黑夜里如雷霆万钧。我没来得及说任何话，就被他的嘴唇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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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上海之后，我生了一场病。不过我从小不怎么吃药打针，生病了习惯扛过去，抵抗力比较强，熬一熬就病好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手腕上的淤青一直没有散。
　　邵声回来苏州的那天，我没去机场。我去了趟监狱看游冬。
　　隔着玻璃，我对他说：“这衣服颜色挺衬你的。”
　　他笑了笑，说：“你瘦了。”
　　我忍不住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天我才知道，游冬听了秦真说的话，去跟一个有钱的妇人约会，被她的另一个情人撞破，找他的麻烦。他在反抗的时候拿起了厨房里的刀，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警察已经把他拷起来了。
　　他说：“嘉怡，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想闯出点名堂来，我想做大明星。”
　　我点点头。
　　“现在看来好像不可能了。”
　　我没说话。

　　离开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人是他想见的，我尽量带他们过来。
　　他竟然说：“邵先生，邵声。”
　　我吃惊：“为什么？”
　　他笑了一下，说：“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那么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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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苏州的房子见到邵声。
　　他在熬粥。我觉得很新奇，像他这样的人也会下厨。
　　其实我也学会了做菜，一些是跟我父亲，一些是我在苏州的时候自己琢磨出来的。我洗了手，走过去，接过他手里的木勺，舀动小锅里的粥汤。
　　热气香喷喷的，屋子散发着整洁而干燥的气息。
　　他在一旁看我，穿着一件米色的家居服，身形好像瘦了一些，只是一贯的挺拔。
　　我没来得及收回目光，和他的撞在了一起。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但什么也没说。
　　吃完饭，我站起来把碗收走，他一下子捉住我的衣袖，往上一拉，那道明显的指痕露出来，淡淡的淤青，是个人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空气静地如同沉默化作实体压下来。
　　他开口：“谁弄的？”

　　我收回手，说，我妈做了个胆结石手术，疼地要命，抓我手，把我抓成这样了。
　　他的神色缓和了一些。
　　他站起来帮我把东西放进水槽，背对着我，过了一会儿说：“没什么大碍吧。”
　　“小事，平时饮食不注意。”
　　我打了个呵欠走开了，就这样把这件事搪塞过去。

　　屋子里的盆栽长得很好，一点也不像是两个月没人照顾的样子。
　　邵声解释说，他不舍得那些花花草草死掉，嘱咐了定期上门的清洁来家里时顺便浇水。
　　我轻轻搂住他，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谢谢你。”
　　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背。

　　第二天我们去了那个艺术家的拍摄。
　　他的工作室在上海郊区，一栋很旧的工业大厦，一层近五百平米，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电脑设备，颜料和画布。他倒了咖啡给我们，在休息区坐下。
　　“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猜他应该算间接认识邵声，但不算熟。艺术家的脾气和这种隔了一层的点头之交关系让他得以自然地抛出这个问题。
　　邵声看向我，我很平静地说：“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能被界定。”

　　拍摄的过程很简单。艺术家手里有一叠指令卡，镜头记录下我们做指令上的动作。
　　有的是各自完成，比如拿起一本书，用力把它摔在地上，或是拿一把黄油刀，插进一罐刚开封的花生酱里。
　　有的是合作，比如为对方整理袖口，一起用打火机点燃一张电影海报，背对背站着，但掌心相触。
　　离开以后我才想起来我没有问他这件作品最终什么时候成型，在哪里可以看到。
　　回到邵声的家中，下午他要陪他母亲去做检查。他走过来轻轻摸了摸我的头，让我记得吃晚餐。
　　我随口说了句：“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去照顾她。”
　　说出口以后，我才发现我是认真的。

　　他点点头，说好。
　　但是这次不需要了，等天气好起来，我们可以去疗养院陪她散步。她一定会很想看我写生。
　　这是我们之间有过的为数不多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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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实习，是在一家很正统的设计师事务所。朝九晚五，地铁通勤，每天在灯光如昼的办公室里做海报，做图案和小册印刷。工资少得可怜，还不够吃饭和交通费用，偶尔还要加班至深夜。
　　身边的朋友都为此惊讶，他们觉得我不像是那种会囿于冗杂沉闷的上班族生活的人。
　　但我觉得没那么糟糕，其实我也是一个甘于普通和琐碎的人。本质上，那些对刺激和新鲜的追求，也是一种变相的安全感匮乏，规律而重复的生活有助于填补这种缺失。
　　况且，我并不是一个过分理想主义的人，我很清楚我的未来，仅仅通过拍拍模特照和画画素描不能让我吃饱饭，我需要一个切实的经济来源。

　　与此同时，邵正容依然偶尔出现，偶尔问候。我们对上一个夏天发生的事情闭口不谈。
　　他的心情起伏不定，学业繁重，又持续四处奔波做一些极为艰难的义工支援，将自己晒得黝黑，脸上和手臂上常常有伤口。有时候我早晨醒来，会看到他给我发一些头尾不着的微信，然后解释说他发错了对象。我并不予理会，他在大洋彼岸有很多朋友，男的女的，他们能让他觉得快乐，填满他的房子。
　　父母们开始询问起婚期的事情，这比我预想中要早，我以为他们至少会等到我们毕业。

　　实习中有一个短途出差，是去香港。抵达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22岁了。
　　会议结束后有半个晚上的时间没有工作，我回了趟家。家里没有人，我进了自己的房间和衣而卧，打算睡一会儿，再出去酒吧喝一杯，就当是庆生了。
　　醒了之后，我听到有人在房间里走动，衣物摩擦的窸窣声音。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前的一张脸渐渐明晰，是母亲。
　　她抚摸着我的脸颊，这动作让我很不自在。我从没和她这样亲昵过，她的动作轻柔地让我觉得害怕。我坐起来问怎么了，她突然抱住我，说：“不要怪我。”
　　在我能回答之前，她就走了。
　　这一走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