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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hapter 5 我们会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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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没有去酒店。他的公寓有两间空房间,我在其中一间睡了。
其实吃过药以后我非常困倦,几乎一沾枕头就不省人事了。
半夜我醒来,退烧药起效,浑身汗湿,非常口渴。床边放着一杯清水,床尾还有一套干净的衣服。
我喝光了那杯水,翻了个身想要继续睡的时候,听见外面有人说话。
是邵声在打电话。
虽然隔着墙,但我隐约听到了几个英文单词。
当时我并没有那么清醒,也没有马上能联想到什么。后来我在偶然看美剧的时候听见其中一串单词,这段记忆才突然闯入我的脑海中。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它们的意思了。
我只是没有想到,命运早已为我们的未来提出了谶言。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之后,除了喉咙有些肿痛之外,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我不知道邵声是出于教养还是别的原因,仍旧做足了礼节,推掉了工作陪我。他问我有没有想去的地方,我说只要和他待着就行,哪里也不用去。他当作没听到,带我去了湖边散步。
我们在湖边坐了一会儿,看着父母带着孩子在路边骑自行车。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触动了我,我问:“你和你父母之间的感情怎么样?”
他很自然地说:“我成长过程中,父亲很忙。到了现在换成是我忙,联系得依旧不多。至于我母亲,她过得比较辛苦,我尽力地想多陪伴她。”
我不怎么过脑子地就问:“那她为什么一个人在苏州?”
“她不愿意去别的地方。”
我点点头,所以他才会去看她,而不是将她接去身边照顾。
这时候有两只水鸟停在湖面上,倒映出好看的影子。
他转过头来对我说:“她有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不太记得我了。”
我突然觉得说不出话来。
好久,我艰难地说:“是不是会遗传。”
他看着我,点点头。
忘记说了,邵声的母亲不是邵勤的母亲。
他是他们这一代最小的那个,他的出现其实是一个意外。他母亲一直没被邵家接纳,也是因为这样,他自己也一直不太融入这个庞大、根深蒂固的家族。
这是邵正容偶然间和我聊天说起的。
我低头喝了一口咖啡,问:“介意我问问,她是什么时候发病的吗?”
他说:“四十岁左右。”
如果我没记错,如果按寻常推论成立的话,那他也不剩几年了。
柳叶拂着堤岸,我感觉时间正一分一秒地从我的身体里淌过,最终汇集在我们眼前,这一面澄净的湖,像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像疾病,像邵声,正清醒地等待一个沉沦。
他笑着说:“你怎么这副表情。”
接着他开了一个玩笑,也许是我认识他这么久以来,他开的第一个玩笑:“会变成痴呆的又不是你。”
我笑了,但笑得很难看。因为他看着我的笑脸,慢慢不笑了。
学校的事情不能耽搁,我回到荷兰之后,完成了两周的交流,顺便向那所学校递了一封申请书,阐述了自己想要来这边深造的意向。
这纯粹是即兴的,在去日内瓦找邵声之前,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那时候我的心已经在告诉我自己,我只想要离他近一点,一点点。
但很快,我的愿望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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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之后我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大二的课业很紧张,每天都满课。为了填补那些琐碎的缝隙,我还报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社团,加上兼职模特工作,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
就连邵正容来看我,都没陪他太久。我们只是吃了几顿饭,约了个仓促的会,他就又飞回了美国。
临走前,他摸了摸我的手,我知道他在确认我有没有戴戒指。我戴着,他也戴着。
我隐隐约约感到担忧。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紧接着,不到一周后,我收到了邵声的微信,他说他在虹桥机场往学校过来。
我只当他是来出差或路过,没太放在心上,下了课背上电脑,匆匆出来见他。
上了车以后,他问:“今天想做些什么?”
我正在解脖子上的薄围巾,他迎着我少许困惑的目光,略带迟疑地说:“希望你有空。”
我当然说我有空。
又是一年阳春三月,刚下过雨的上海天空澄蓝,空气透净。他支开了司机,我们在安福路随便走进了一家电影院,看了一场已经播到一半的《戏梦巴黎》。邵声支着下巴,我看见他嶙峋的腕骨和干净的手。他看得很认真,认真得不像是已经看过。
从电影院出来,天已经快黑了,他问我饿不饿,我说不饿,然后他带我去了一家他朋友开的画廊。
这时在展的是一组参与性作品,艺术家在角落里堆了一堆糖果,每个观众都可以去拿一枚。
邵声轻轻询问带我们看展的工作人员,能否解释这件作品背后的含义。
工作人员说,这堆糖果的重量是艺术家爱人的体重。
艺术家的爱人已经去世了。
他把这些糖果放在这里,每个来看的人都可以拿走。他的爱人,也像这些糖果一样越来越少,越来越轻,直到消失。
我很动容。
画廊的地下室是一间私密性很高的酒吧,空间不大,中间一圈环形吧台,白色的内饰纤尘不染,暖黄色的灯光照着那些玲珑剔透的酒瓶,像一个太空舱。
今天正好是展览开幕的日子,艺术家也在。邵声把我介绍给他之后,我们坐在一起聊天。
他说他要做一个视频装置作品,想要几个普通公众参与,问我有没有兴趣。
我问邵声:“那你也一起吧。”
在场的人都有一瞬间静止,我感觉到他们的目光,我猜邵声应该很少做这样的事,所以他们觉得我的要求简直是天方夜谭。
邵声点点头说:“可以。”
离开前我们喝了一杯。
在车上,我剥开那颗糖的彩色糖纸,将糖放进嘴里,感受到甜。
我含着糖,口齿不清地问:“你今天玩得开心吗?”
邵声的表情告诉我,他到这一刻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约会。
车子里很安静,没有播放音乐。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用那只戴着戒圈的手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手腕。从今天晚上在电影院,不,从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想这么做了。
他仍旧没有动,没有回握住我,也没有移开手。
有一瞬间,我的脑海中浮现了《情人》里梁家辉和珍·玛奇在车后座上那一幕,最先交缠在一起的是手指。
些许的酒精让我觉得放松,我说了句:“我很开心。”
我问:“我可以再见到你吗?”
他仍旧不答。
但那又有什么所谓?
我没有告诉他,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害怕失去他了。人总是这样,在最接近的时候,反而最容易抽身离开,因为近乡情怯,也因为患得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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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约会”之后,我得知邵声从欧洲搬回来了。他在苏州有一套房子,离他母亲的疗养院很近。
我们见面的次数不多,也不少。不忙的时候,我会在周五下了课以后坐高铁去,到那里了还能赶上和他吃一顿晚饭,再在周日晚上回学校。他家东西不多,但有一个巨大的书房,里面有整面墙的书柜,和另一面墙的投影仪。他工作或外出的时候,我就躺在他的沙发上看书,随手写一些东西,看希区柯克和Godard的电影。因为无事可做,我买了一些便宜的盆栽摆在阳台上,耐心细致地给每一盆插上名牌和浇水的方法,花很多精力照顾它们。
等到他之后,我们会一起吃饭,聊天,或是散步,在窗前看远处的小河流淌。
我们从未有亲密关系,连亲吻都没有过,遑论睡在一起。朋友说我大概是被下了降头,竟然身体力行柏拉图式爱情,简直是一种物极必反。毕竟以前的我总是大肆宣扬,通向女人的心灵的通道就是…我信奉欢愉和及时行乐,讨厌一切假清高和空道理,以前我约会的男孩们,只要喜欢有感觉,我从来不保留什么。身体是上天给予众生平等的殿堂,弃之不用才是罪孽深重。
但很奇怪,和邵声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忘记这些,忘记一切,忘记自己。
只记得他,只感觉得到他。
有时候他坐在那里静静地看书,我瞄他一眼,就无法移开眼睛。我着实见过很多漂亮男人,但邵声总能精准无误地击中我的某个审美点,我也说不上来是哪里。
但我们并不避讳性的话题,我们几乎无话不谈。
我在当地报了一个素描班,有个男模来,他身材很好。画完他的身体以后,我却不自觉地把他的脸画成了邵声。
其实我并不满意那幅画,我觉得不如邵声本人好看。我把它丢在一旁,很快就忘记了它。下一次我去苏州找他的时候,一进门,看见那幅画被裱了起来,挂在书桌后面的墙上。
我不解。邵声却说:“画得很好。”
我半开玩笑道:“你未免太自恋了。”
他笑说:“你这是承认了。”
我这才发觉被他摆了一道,哪里肯就此认栽,便指出:“这根本不是你的身体。”
他顺着我的话说:“你又没有见过我的身体,怎么知道不长这样?”
我便不说话了,他也敛了笑容。
我凑近,他没有抗拒,也没有反应。
我说:“那你让我看看吧。”
他轻声笑,说:“没什么好看的。”
我本来还想说什么,看到他清俊的笑容,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
这天晚上话题又绕了回来,邵声走过来看见我在读凯鲁亚克。
我不仅喜欢凯鲁亚克,还喜欢金斯伯格,我喜欢他们对性的诚挚的描写,不把它当一回事的敞亮。
他很耐心地听完,认真地说:“我跟你不一样,可能是我年龄比你大很多,我觉得性是要和爱的人发生才有意义。”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但我做不到那样。
“爱太稀罕了,它本就沉重,还要被赋予这样那样的责任。”
他点点头:“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必要的,没有人应该用轻慢的态度对待爱。”
升大三之前,邵正容回来了一趟。他和我一起回香港,而邵声提前几天的飞机回日内瓦,处理一些事。
落地,我在机场等行李转出来的时候,收到秦真的微信,她告诉我,游冬出事了。
我愣住了,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他接了一场戏,把其中一个演员砍伤了,那个人抢救无效成了植物人。游冬要坐牢了。
远远地邵正容推着行李走过来,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听完事情之后,他淡淡地说:“那又怎么样,刀是他拿的,人是他砍的。”
回到家,我把行李放下之后,洗了个澡补了个觉,醒来后去找邵正容。
他在美国被一个洋妞甩了,心情不怎么好。我走进去的时候,他在打游戏,没有抬眼看我。
我下水游泳,游了几个来回,腿有些抽筋,感觉很怪,便上了岸,在水边擦头发。
我把头发擦得半干,低头看见水里自己的倒影,然后是邵正容的倒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过来的。他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一手拽住我的手腕,把我拉进了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