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3、chapter 3 两周之后的 ...
-
ch3
两周之后的一个晚上,邵声来学校找我。
他从后座上下来,手里提着一个很大的纸袋子,上面印着邵正容所读的大学的名字。
我问他是否有安排,可以请他吃顿便饭,答谢他特地跑一趟。
他没有推辞,并请我决定餐厅。我指了一家在永嘉路上的小店,很隐蔽。车如果进去了那条单行道小巷会无法掉头,我们就在路边下了车,慢慢沿着青石板路走进去。
我点了广式风味的无米粥。他吃得很少,但客气地夸赞味道鲜美。他有太多的酒局,这样清淡的饭菜让他的胃口感到熨贴。
不断有客人进来,渐渐将我们挤到了角落。在人群中我觉得自己和他更近了一些,于是我开口提出话题。
我问他路过上海是要去哪里。
邵声说:“苏州,去看我母亲。”
“我记得邵正容说他们家族都是北方人,移民去了香港。”
他点点头:“只有我母亲是苏州人。”
面对我的困惑眼神,他并没有解释太多,反问我大学生活怎么样。
我说:“很好,我逃掉了军训。”
我找人开了一张腿骨折的诊断书,包了假石膏。军训那两周里,我每天就坐在树荫下做白日梦,打瞌睡,偷看小说。
他笑得开怀,说:“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不怕被发现?”
我看着他笑,说:“我只是不愿意做我不想做的事。”
邵声从来不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如何如何这类陈腔滥调,他只是听我说任何我想说的,偶尔回答或提问,尽管我说的所有话,可能在他看来都毫无意义。不过,我们都不是话多的人,也有很多时候我们静静地相处。
我只点了两人份的量,吃到最后,却还剩下好多。我不想浪费,又想起舍友可能还没吃,另外叫了两份,叫服务员打包起来。
走之前我正要结账,才知道他已经付了。他说:“小孩子就不要结账了,还是让我来吧。”
站起来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帮我提着那盒打包食物,为我拉开餐厅的门。
送我回学校门口,车进不去。他就提着邵正容给我的那袋礼物下了车。
“在附近转转,十分钟后回来,”他对司机说。
到了宿舍楼下,我说:“您给我安排的工作室的人都很好,谢谢。”
他的眼神稍稍闪烁了一下,侧过头来看我,说:“只是小事,不必放在心上。”
我却不想就此结束这个话题:“下周有一个拍摄,就在苏州。”
他静静地看着我,等我把话说完。
我不信他听不出我的弦外之音。
“我接了。”
半晌,他说:“记得让秦真带你去网师园附近的一家茶馆。”
回到宿舍以后,我把袋子打开,把礼物拿出来看了一眼,又原封不动地放回了袋子里。舍友们拆开我带回来的粥,用小炉子加热,一边吃一边和我闲聊。
她们说要付钱给我,我说不用了,不是我出的钱。
我看着我那盒里剩下的小半碗,已经凉透了。越吃,我的心里和胃里就越冷。凉掉的海鲜有一股腥味。
我没再联络邵声。
在苏州,我认识了游冬,一个同场拍摄的男生,他也在上海读大学,我们很快熟络起来。周末,我们一起坐地铁去看展,去集市挑咖啡豆和CD,偶尔在夜晚的江边散步时拥抱,接吻。
他长得并不算十分英俊,但是笑起来很温暖。他说他想做艺人,演员,而且想红透大江南北,挣得多,衣食无忧,呼风唤雨。
我很羡慕他,能够这样大胆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欲望,并毫不为其感到羞耻。
我说我没想那么多,本质上,我只是一个得过且过,毫无规划的人。
/
冬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和工作室的“老板”们有个饭局,游冬也去了。
但我没想到的是邵声竟然会在,这种如此空泛无聊的场合,他完全没有出现的必要。
他看起来没怎么变,只是脸色有点差,可能是没有休息好的缘故。隔着一张偌大的圆桌,他朝我笑笑,微微颔首就算打过招呼。我们已经快三个月没有联系过了。
饭局在外滩一家很贵的融合菜,我当时刚下了课过去,很饿,一直在吃东西,没怎么说话,听他们聊天,偶尔微笑,做做样子。
他们叫他邵先生。
席间有人指出:“游冬笑起来和邵先生有几分相似。”
邵声看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游冬,没发表意见。我低着头吃菜,感觉到他的一道目光。
秦真说:“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都不懂人情世故,之前有个投资方的女老板想请游冬吃饭,他没答应。”
“后来我才知道他和嘉怡是一对。”
众人起哄。
席散后游冬要赶回学校,我们不同方向,在饭店门口到了别。我打算搭秦真的顺风车回去,却遇到邵声。他打完一个电话,示意我上车。
我当然不做推辞就依了他的话。
后座上有一件他的外套,他拿起来收到一边,让我坐。
看见我穿着一条单薄的牛仔裤,他又把外套递给我:“冷不冷?”
我接过来。
车并没有开,我想邵声是有事要和我说。
“正容有联系过你吗?”
我很意外:“没有,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这句话问得有一丝越界了。我没答,联想起饭局上秦真说我和游冬的话,我下意识地以为邵声是在责问我,为了他的侄子出头。
但事实是,我和邵正容并不是他以为的恋人关系,至少在那时候还不是。
邵声说,邵家的人联系不到邵正容,他一个人在美国,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不见多久了?”我也不禁担忧。
“一两周吧。”
我记起他送给我的那份礼物里,夹着一张很特别的明信片。那张明信片的背面是一条五彩斑斓的街道,房子沐浴在日落的余晖里。我记得寄出的地址是夏湾拿,古巴的首都。
他马上问:“你还留着那张明信片吗?”
“在学校。”
后来,我不知道邵声是用什么办法找到邵正容的。我把明信片给了邵声,但我也另外抄下了寄件地址并搜索过,那片区在一次动乱中被炸毁,那个地址已经作废了。
但邵正容确实在古巴。他跟随一个志愿者组织途经墨西哥、海地、哥伦比亚,在这些动荡的国家为公益性质的医疗队提供帮助。
我是在圣诞前夕的一个夜晚接到电话,邵正容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似乎苍老了许多。
他什么也没问,只说:“回香港吗?”
我说会的。
“来游泳吧。”
“太冷了,我不想游,”我想起那个落满黄叶子的冬日泳池,和那个被送走的菲佣。
“跟你讲一个秘密,”他缓缓地呼了一口长气,我猜他应该在抽雪茄,“我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她有了小孩,但我叫她处理掉了。有时候我会做梦,梦到一些血和未成型的器官。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我的幻想。”
我在路边等车,看着熙来攘往,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如果是邵声,他会怎么回答?
最后我说:“很想见你,我们太久没见了。”
他还是那个在我的回忆里,坐在泳池边晒太阳的男孩。
/
有时候命运就是充满了巧合,因为这件事,我相当于间接帮了邵家很大的忙。邵声在繁忙的行程中特地抽出两天来上海,请我吃饭。
但他根本不知道,此时我已经不想仅仅是吃饭这么简单了。再次见到他,有一股陌生但剧烈的情绪在我胸中翻涌。虽然我竭力克制,但他依然敏锐地察觉到了我不寻常的状态,并关切地询问我是不是感觉不舒服,要不要送我回去休息。
他选的地方很贵,整一间餐厅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八道菜,吃了整整两个小时,我却味同嚼蜡。
侍应生送了两杯酒,他没有替我拦,我也没有说不,我喝了。
烈酒入喉,很大程度上麻痹了感知。喝第二杯、第三杯后,我感觉放松了一些。
是面对面的小桌子,巨大的玻璃窗外是江景。他很放松地坐着,什么都游刃有余。过了一会儿我刚想喝第四杯,他制止了。
“这酒很烈,宿醉的感觉会很不好。”
我听了他的话,把酒杯放下。
结账的时候,我站在门边看窗花的图案。他似乎和老板相熟,聊了几句。他从门里面走出来,怀里抱着一捧花,递给我。
“老板送的,”他轻轻带过。
我咧咧嘴:“你经常带女伴来这里吃饭吗?”
他却并没有觉得这问题突兀,只说没有,从没带过。
司机接上我们,开回学校。
在车上我踟蹰地问他新年会不会回香港。我害怕听到一个否定的答案。
他说,暂时不清楚。
下车后他像上次那样和我一起走回宿舍楼下。说再见之前,他从钱夹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那是我的照片。
是我十八岁生日那天在太平山顶,他拍的我。
我攥着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说我很喜欢,谢谢他还记得。
他转身离开后,我并没有马上回宿舍,而是在二楼转角处望出去,从那里可以看到他的背影。这天很冷,他只穿着一件黑色薄毛衣,一条黑色长裤,风刮过来裤管紧紧裹住双腿,挺拔修长。
我把所有的社交媒体头像都换成了那张照片,其中也包括微信。除夕那天,我在微信上发了一条新年快乐的祝福给邵声。他也许会以为是群发的信息,但这没什么关系,我只是想尽可能地入侵他的生活,以我所有可能的方式。
他回复了我,还给我发了一个红包。
我判断他应该回了欧洲,不然不会凌晨三点回复。
整个寒假,我都和邵正容待在一起。他在香港有很多的朋友,所以我和他待在一起,其实也是和他的一群群朋友们在一起,每天在邵家的那栋宅子里,吃饭喝酒,看电影听音乐,偶尔出去海滩上晒太阳。香港的冬天,最低也在十度左右徘徊,但有那么几天下着小雨,湿气直钻到人的骨髓里,冷得人骨头和神经都作痛。
有一天我像往常那样出门的时候,被母亲叫住。她说:“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欠了很多钱?”
我回头诧异地看着她。
父亲跟人合伙的餐厅生意越做越大,今年还开了一家新店,怎么会欠钱呢?
她冷冷地看着我说:“邵家的人要把餐厅买下来,逼迫你父亲和叔叔他们投入资金,新店已经亏了太多,这是他们的手段。”
我说:“既然你们明明知道,为什么不早点抽身?”
她不做声。
我便说:“难道不是因为你和邵勤的关系,自作聪明地以为你能掌握他们生意上的事,才让我爸越踩越深?”
母亲震悚,气急打了我一耳光。
她和人打牌或喝酒回来,眼角的睫毛膏晕开,口红斑驳,像一朵凋零的大丽花。她是很美,她过早地嫁给了我父亲,生下我,被困在柴米油盐和家庭责任中,先是背井离乡嫁到了广东,现在又被迫蛰居在狭小逼仄的香港。她的前半生并不算过得很快乐。
所以,我也一直没有拆穿她。
她以为小孩子都是傻子,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在某次饭局上,我在餐桌下看到了他们来不及分开的交错的双腿。在一个起来喝水的夜晚,我从窗户看到邵勤的车停在楼下,她和他在车边吻别。
我所接受的教育和世俗的耳濡目染,让我知道这是不道德的。但潜意识里我并不觉得这是错的。他们不就是互相满足对方的关系吗。
被打了之后,我没对母亲解释。其实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并非指责的意思。
我离开家,去了邵正容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