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南的风：高粱红了》小五锁子

9、碎银子与无声的呐喊 1

　　1991年的夏天，热得邪乎。

　　鲁西南的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炉，悬在头顶，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地里的庄稼都蔫了，叶子卷曲着，像是在无声地求饶。我是林建国，十五岁，正上初三。个子已经超过了爹，但肩膀还很单薄，像是一根没长结实的树苗。

　　那天，我正帮着爹在打谷场上翻晒麦子。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辣。爹直起腰，用汗巾擦了擦脸，从怀里摸出一个烟荷包，慢悠悠地卷了一根旱烟。

　　“建国，”爹突然开口，声音沙哑，“你二姐……来信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自从上次去过县城看过二姐后，我对“信”这个东西，既渴望又恐惧。渴望的是二姐的消息，恐惧的是那信里又藏着什么不幸。

　　爹把信递给我。信封比上次的还要破旧，边缘已经磨损得起了毛边，像是被人攥在手里反复摩挲过。信封上的字迹也不是张强那潦草的笔迹，而是二姐的字。那字很小，很密，写得歪歪扭扭，像是在颤抖。

　　我拆开信，读了起来。

　　信很短，只有半页纸。没有抬头，没有落款，甚至没有标点符号。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绝望的寒意。

　　“爹，娘，建国。我很好，勿念。盼盼长大了，会叫妈妈了。她很乖，不哭不闹。只是……张强又输了钱，把家里的录音机都卖了。他……他又打我了，说我是赔钱货，说盼盼也是赔钱货。我不怕他打，但我怕他把盼盼卖掉。建国，二姐求你一件事。如果你能攒下钱，寄给二姐一点点。不用多，一块两块就行。二姐想给盼盼存点钱，让她将来能上学。别告诉爹娘，他们年纪大了，别让他们担心。红霞绝笔。”

　　读完信，我的手在颤抖。我的眼前浮现出二姐那张憔悴的脸，浮现出盼盼那双懵懂无知的眼睛。我把信紧紧攥在手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咋了？”爹看我脸色不对，问道。

　　“没……没啥。”我强忍着泪水，把信塞进口袋，“二姐说……说她挺好的。”

　　爹点了点头，没再追问。他是个沉默的庄稼人，他知道二姐过得不容易，但他帮不上忙，只能把这份心疼，深深地埋在心里，像埋一坛陈年的老酒，越埋越苦。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二姐的信像是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心上。我想起小时候，二姐把唯一的鸡蛋留给我吃，想起她背着我去赶集，想起她站在村口，穿着碎花裙子，眼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

　　“我得帮二姐。”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可是，我一个穷学生，能有什么钱？家里的钱，每一分都来之不易，爹娘省吃俭用，供我上学，已经是拼尽全力了。我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

　　我开始想办法。我看到村里的砖窑厂在招小工，给麦收的短工帮忙，一天能挣五毛钱。我心动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偷偷溜出了家门，跑到砖窑厂。

　　“老板，我……我能干活。”我站在那个满脸烟灰的工头面前，声音有些发颤。

　　工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咧嘴一笑：“哟，这不是老林家的二小子吗？你不好好上学，跑这儿来干啥？这活儿可累，你这小身板，吃得消吗？”

　　“我能吃！”我咬着牙说，“我不怕累。管饭就行。”

　　工头想了想，说：“行吧。一天五毛钱，管两顿饭。你干不干？”

　　“干！”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于是，我开始了白天上学，晚上在砖窑厂打工的日子。

　　那活儿确实累。要把烧好的红砖，从窑里搬出来，码在架子车上，再推到仓库。砖头烫手，烟灰迷眼，汗水流进伤口里，疼得钻心。我的手很快就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磨出了膙子。

　　但我一声不吭。我咬着牙，一车一车地推。每推一车，我就在心里默念：“这是给二姐的，这是给盼盼的。”

　　半个月下来，我挣了七块五毛钱。我把这些钱揣在贴身的衣兜里，像是揣着一团火。

　　我跑到县城的邮局。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去寄钱。我趴在柜台上，颤抖着手，填写汇款单。

　　“寄给谁？”柜台里的工作人员问道。

　　“林红霞。”我写下了二姐的名字。

　　“地址？”

　　我写下了那个熟悉的筒子楼地址。

　　“多少钱？”

　　“七块……七块五。”我把那几张皱皱巴巴的纸币递过去，那是我用血汗换来的。

　　工作人员数了数钱，盖了章，把汇款单递给我。

　　我拿着那张汇款单，像是拿着一件圣物。我把它折叠好，塞进信封，写上：“二姐亲启。”

　　然后，我把它投进了邮筒。

　　“咚”的一声，信封滑了进去。我的心也像是跟着那封信，飞到了二姐身边。

　　我想象着二姐收到钱时的样子。她会哭吗？她会笑吗？她会把钱藏在哪里？是藏在鞋垫底下，还是塞在墙缝里？

　　我知道，这七块五毛钱，改变不了她的命运。买不了多少奶粉，也挡不住张强的拳头。但这是我能给她的，唯一的、也是全部的温暖。

　　那是我攒下的“碎银子”，是我用稚嫩的肩膀扛起的责任，是我对二姐无声的呐喊。

　　“二姐，别怕。我长大了。我会保护你。”

　　从那以后，我每个月都会去砖窑厂打一次工，挣那五毛钱一天的辛苦钱。我把这些钱，一分一厘地攒起来，定期寄给二姐。

　　有时候，二姐会回信。信里总是说：“建国，二姐很好。盼盼又长高了。她会背儿歌了。谢谢你，我的好弟弟。”

　　每次看到这些话，我都会躲在被子里哭。我知道，她在撒谎。她不好。她很苦。但她不想让我担心。

　　1992年的冬天，又下了一场大雪。

　　我收到二姐的一封信。信里夹着一张照片。照片有些模糊，但能看清。是二姐抱着盼盼，站在筒子楼的门口。二姐穿着一件旧棉袄，脸色苍白，但眼神里带着一丝笑意。盼盼穿着一件小小的棉袄，那是二姐用旧衣服改的。她手里拿着一个泥娃娃，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照片背面，二姐写着一行字：

　　“建国，盼盼说，这个泥娃娃，是你寄来的钱买的。她把它当宝贝。二姐也把你寄来的每一分钱，都当宝贝。二姐知道，你在长大。二姐等着你，来接我们回家。”

　　看着那行字，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我知道，二姐在等我。盼盼在等我。她们在那个冰冷的城市角落里，在那个充满暴力和绝望的家庭里，顽强地活着，等待着我长大，等待着我有能力，把她们从那个泥潭里拉出来。

　　我攥紧了那张照片，看着窗外的大雪。雪下得很大，天地一片苍茫。

　　但我知道，雪总会停的。春天总会来的。

　　那时候，我会带着我的梦想，带着我的力量，去那个县城，去那个筒子楼，去接我的二姐和我的外甥女。

　　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