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南的风：高粱红了》小五锁子

10、窑厂的血汗与汇款单上的希望 199

　　1993年的夏天，比往年都要闷热。

　　鲁西南的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炉，悬在头顶，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糊味，连知了的叫声都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林建国，那时候我十六岁，刚上高一。个子已经窜得很高了，但身子骨还是单薄，像是一根被风刮得摇摇晃晃的高粱杆。

　　那天，学校放了农忙假。我没跟爹娘说，自己一个人揣着两个冷馒头，走了三十里路，来到了县城郊区的砖窑厂。

　　我想挣点钱。很多钱。

　　自从上次给二姐寄了七块五毛钱后，我心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那颗种子叫“希望”。我希望能给二姐寄更多的钱，让她能给盼盼买点好的，让她能给自己买点药，让她能在这个冰冷的家里，有一点点底气。

　　可是，砖窑厂的活儿，比我想的要累得多。

　　“小子，你行不行啊？”工头是个满脸横肉的胖子，他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带着几分怀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天要搬几千块砖，你这小身板，别给累趴下了。”

　　“我能行！”我咬着牙说，声音虽然有些发颤，但眼神很坚定。

　　工头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行，那你就试试。一天一块五，管一顿午饭。干不完活，可没钱拿。”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我换上那双娘给我做的布鞋，戴上手套，走进了窑厂。

　　窑厂里像个蒸笼。热浪扑面而来，烤得人皮肤生疼。工人们光着膀子，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我咬了咬牙，走过去，接过一块滚烫的红砖。

　　“哎哟，这不是老林家的二小子吗？”旁边一个老工人认出了我，“你不好好上学，跑这儿来干啥？这活儿可不是你们读书人干的。”

　　“叔，我缺钱。”我低声说。

　　老工人叹了口气，没再说话。他大概猜到了什么。在这个小县城里，谁不知道我二姐林红霞的遭遇？谁不知道那个好吃懒做的张强？

　　我开始干活。

　　一块，两块，三块……

　　起初，我觉得自己还能撑得住。可是，到了中午，我的手就开始打颤。汗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辣。我的后背被砖块磨得生疼，像是被火烧一样。

　　“小子，歇会儿吧。”老工人递给我一瓶水，“别硬撑，这活儿，得靠巧劲，不是靠蛮力。”

　　我接过水，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带着一股铁锈味。但我喝得津津有味。那是我用汗水换来的。

　　“叔，我二姐……她还好吗？”我鼓起勇气，问那个老工人。

　　老工人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同情：“你二姐……是个苦命人。上次我路过那筒子楼，看见她抱着孩子，在门口捡煤渣。张强那个王八蛋，又在外面赌钱呢。”

　　我的心猛地一沉。

　　捡煤渣？那是最苦最累的活儿，通常是老太太和残疾人干的。二姐才二十多岁，正是如花的年纪，却要干这种活儿？

　　“她……她为什么不回娘家？”我咬着牙问。

　　“回啥娘家？”老工人苦笑一声，“她是个要强的人。再说，那张强，能让她回吗？上次你爹去接她，被张强拿着菜刀赶了出来。说是要休了她，还要把孩子扔了。”

　　我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掐进肉里。

　　张强！我恨不得现在就冲到县城，把他揍一顿。可是，我知道我没那个本事。我只是一个穷学生，一个在砖窑厂搬砖的小工。

　　我只能忍。

　　忍着痛，忍着累，忍着心里的屈辱和愤怒。

　　我一块一块地搬着砖。每搬一块，我就在心里默念：“这是给二姐的，这是给盼盼的。”

　　到了傍晚，我累得几乎站不住了。我的手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磨出了膙子。我的后背火辣辣地疼，像是被鞭子抽过一样。

　　但我数了数今天的工钱。

　　一块五。

　　虽然不多，但这是我用血汗换来的。

　　我拿着那块五毛钱，跑到县城的邮局。那是我最熟悉的路，也是我最神圣的仪式。

　　我趴在柜台上，颤抖着手，填写汇款单。

　　“寄给谁？”柜台里的工作人员问道。

　　“林红霞。”我写下了二姐的名字。

　　“地址？”

　　我写下了那个熟悉的筒子楼地址。

　　“多少钱？”

　　“一块……一块五。”我把那几张皱皱巴巴的纸币递过去。

　　工作人员数了数钱，盖了章，把汇款单递给我。

　　我拿着那张汇款单，像是拿着一件圣物。我把它折叠好，塞进信封，写上：“二姐亲启。”

　　然后，我把它投进了邮筒。

　　“咚”的一声，信封滑了进去。我的心也像是跟着那封信，飞到了二姐身边。

　　我想象着二姐收到钱时的样子。她会哭吗？她会笑吗？她会把钱藏在哪里？是藏在鞋垫底下，还是塞在墙缝里？

　　我知道，这一块五毛钱，改变不了她的命运。买不了多少奶粉，也挡不住张强的拳头。但这是我能给她的，唯一的、也是全部的温暖。

　　那是我攒下的“碎银子”，是我用稚嫩的肩膀扛起的责任，是我对二姐无声的呐喊。

　　“二姐，别怕。我长大了。我会保护你。”

　　从那以后，我每个周末都会来砖窑厂打工。一天一块五，两天三块，三天四块五……

　　我把这些钱，一分一厘地攒起来，定期寄给二姐。

　　有时候，二姐会回信。信里总是说：“建国，二姐很好。盼盼又长高了。她会背儿歌了。谢谢你，我的好弟弟。”

　　每次看到这些话，我都会躲在被子里哭。我知道，她在撒谎。她不好。她很苦。但她不想让我担心。

　　1994年的冬天，又下了一场大雪。

　　我收到二姐的一封信。信里夹着一张照片。照片有些模糊，但能看清。是二姐抱着盼盼，站在筒子楼的门口。二姐穿着一件旧棉袄，脸色苍白，但眼神里带着一丝笑意。盼盼穿着一件小小的棉袄，那是二姐用旧衣服改的。她手里拿着一个泥娃娃，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照片背面，二姐写着一行字：

　　“建国，盼盼说，这个泥娃娃，是你寄来的钱买的。她把它当宝贝。二姐也把你寄来的每一分钱，都当宝贝。二姐知道，你在长大。二姐等着你，来接我们回家。”

　　看着那行字，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我知道，二姐在等我。盼盼在等我。她们在那个冰冷的城市角落里，在那个充满暴力和绝望的家庭里，顽强地活着，等待着我长大，等待着我有能力，把她们从那个泥潭里拉出来。

　　我攥紧了那张照片，看着窗外的大雪。雪下得很大，天地一片苍茫。

　　但我知道，雪总会停的。春天总会来的。

　　那时候，我会带着我的梦想，带着我的力量，去那个县城，去那个筒子楼，去接我的二姐和我的外甥女。

　　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