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南的风：高粱红了》小五锁子

3、婚宴上的大席与红盖头 198

　　1986年的春节刚过，鲁西南的风里还带着刀片似的冷意，但林家院子里却热气腾腾，人声鼎沸。

　　二姐林红霞要出嫁了。

　　这在当时是我们那个小村庄里的一件大事。不为别的，就因为二姐嫁的是县城的人，而且，男方给的彩礼，据说厚得能砸死人。

　　我是林建国，那时候我才十岁，穿着二姐从县城买回来的新棉袄，像个泥猴子一样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我记得那天，天还没亮，二姐就起来了。她坐在镜子前，任由几个本家嫂子摆弄她的头发。

　　“红霞这丫头，命真好。”一个嫂子一边给二姐梳头，一边感叹，“你看这头发，又黑又亮，跟那黑缎子似的。以后到了婆家，肯定也是个能干的主。”

　　二姐没说话，只是低着头，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我那时候小，不懂事，只觉得二姐脸色不太好，像是涂了太多粉的缘故，白得吓人。

　　“一梳梳到尾，二梳梳到白发齐眉……”嫂子嘴里念叨着吉利话，把二姐的长发盘了起来，插上了那根金灿灿的发簪——那是张强送来的“三金”之一，虽然我知道那可能只是镀金的，但在当时的二姐眼里，那就是全世界。

　　早饭是大锅熬的白菜炖粉条，里面切了薄薄的几片五花肉，油花漂在汤上，香气四溢。帮忙的乡亲们围坐在院子里的石墩子旁，端着大碗，呼噜呼噜地吃着，嘴里不住地夸赞：“林家这亲事办得敞亮！亲家公大气！”

　　爹坐在人群边上，抽着旱烟，脸上挂着笑，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笑。他看着满院子的人，看着那几挂挂在树梢上的鞭炮，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觉得，二姐这棵大树，终于找到了好土壤。

　　妈妈则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鲁西南办喜事，讲究的是“八大碗”，这是待客的最高规格。大铁锅里炖着方子肉（红烧肉）、海带、粉条、丸子、藕块……

　　“建国，去，把你二姐的陪嫁箱子搬出来。”妈妈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冲我喊道。

　　那口箱子是爹特意请村里的老木匠打的，红漆木头，沉甸甸的。里面装着二姐这几年攒下的家当：几床新做的被褥，是妈妈一针一线缝的，上面绣着鸳鸯戏水；还有二姐自己攒钱买的那台蝴蝶牌缝纫机，用红布盖得严严实实。

　　“娘，这被子……”我看着那一床床大红大绿的被面，觉得有些扎眼。

　　“傻孩子，这是喜庆。”妈妈拍了拍我的头，眼神里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你二姐这是去享福的，以后咱们家也能跟着沾光。”

　　上午十点，迎亲的队伍来了。

　　不是那种小轿车，而是一支由十几辆崭新的“大金鹿”自行车组成的车队。张强骑在最前面，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手里捧着一束鲜红的塑料花。他身后跟着几个伴郎，每个人车把上都挂着红绸子，车铃铛按得震天响。

　　“新郎官来啦！”看热闹的孩子们欢呼着，追着车队跑。

　　张强下了车，脸上堆满了笑容，见人就发烟，是那种带过滤嘴的“红塔山”——在当时，这可是极有面子的烟。

　　他走到爹面前，鞠了一躬，喊了一声：“爹，娘，我来接红霞了。”

　　爹乐得合不拢嘴，连忙点头：“好，好，进屋吧。”

　　按照习俗，还得闹一闹。我和几个小伙伴堵在门口，嚷嚷着要喜糖。张强很大方，从兜里掏出一把一把的巧克力和大白兔奶糖，塞到我们手里。那甜味，一直甜到了我心里。

　　二姐坐在炕头，盖着红盖头。

　　张强走过去，用一根系着红绸子的秤杆，轻轻挑起了盖头。那一刻，我看见二姐的脸，红得像那盖头一样。她看着张强，眼里有羞涩，也有期待。

　　“红霞，跟我走吧，以后我让你过好日子。”张强在众目睽睽之下，握住了二姐的手。

　　二姐点了点头，任由他牵着，走出了那个住了二十年的土坯房。

　　院子里，鞭炮炸响了。那红纸屑像雪花一样落下来，落在二姐的碎花衬衫上，落在张强的皮鞋上。

　　“上车！”有人喊道。

　　二姐跨上了那辆崭新的自行车后座，张强在前面骑着。车队缓缓启动，向着村口驶去。

　　我和一群孩子追在后面跑，喊着：“二姐再见！二姐再见！”

　　二姐回过头，隔着那漫天飞舞的红纸屑，我似乎看见她在笑，又似乎看见她在哭。但车子很快就拐过了弯，消失在了村口的黄土路上。

　　家里瞬间冷清了下来。

　　爹还在跟没走的亲戚喝酒，划拳的声音传出了老远：“哥俩好啊！五魁首啊！”

　　妈妈收拾着碗筷，看着二姐空荡荡的房间，叹了口气。

　　“娘，二姐什么时候回来？”我问。

　　“过几天就回，回门的时候会回来的。”妈妈摸着我的头，声音有些哽咽，“去玩吧，别在这儿添乱。”

　　中午的婚宴正式开始了。

　　这是鲁西南最隆重的“流水席”。几十张八仙桌摆在院子里和大街上，每张桌上都摆满了“八大碗”。

　　第一道是“鸡”，寓意“大吉大利”；第二道是“鱼”，寓意“年年有余”；最中间的那道“方子肉”，肥瘦相间，油光锃亮，是这桌席的“硬菜”。大厨是专门从县城请来的，他挥舞着大铁勺，喊着：“趁热吃，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乡亲们吃得满嘴流油，赞不绝口。

　　“林家这亲家，一看就是有钱人家！你看这肉，切得多厚实！”

　　“那是，听说亲家公在城里有门面，以后红霞那是掉进福窝里了。”

　　爹听着这些恭维话，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地瓜干酒。那酒劲大，辣嗓子，但爹喝得豪爽。他觉得，二姐嫁得好，就是给他长脸，就是给林家祖上争光。

　　妈妈也强打起精神，端着酒杯挨桌敬酒：“吃好喝好，招待不周，大家见谅。”

　　只有我知道，妈妈回到厨房后，偷偷抹了一把眼泪。她看着锅里剩下的一点肉汤，那是二姐以前最爱吃的。她用勺子舀了一点，倒在碗里，愣愣地看了好久。

　　那天的酒席散得很晚。

　　夕阳西下的时候，客人们都走了，院子里一片狼藉。锅碗瓢盆堆成了山，地上满是烟头和红纸屑。

　　爹喝醉了，躺在炕上呼呼大睡，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喊着：“好……好……”

　　妈妈收拾着残局，我帮着搬桌子。

　　“建国，去把二姐的房间收拾一下。”妈妈说。

　　我走进二姐的房间。没有了那口红漆箱子，没有了那台缝纫机，房间里显得空荡荡的。墙上的年画还在，是那幅“胖娃娃抱鲤鱼”。只是，那个胖娃娃笑得再开心，也掩盖不了房间里的冷清。

　　我爬上炕，摸了摸二姐睡过的枕头。上面还残留着一点雪花膏的香味，那是二姐最喜欢的味道，叫“百雀羚”。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二姐嫁过去的那个“福窝”，其实是一个早就挖好的坑。

　　我不知道张强那油光发亮的笑容背后，藏着的是好逸恶劳的懒惰和嗜赌成性的恶习。

　　我不知道，二姐以为她逃离了高粱地，逃离了石磨，却掉进了一个需要用眼泪和尊严来填满的深渊。

　　那天的夕阳很红，像极了二姐出嫁时盖的那块红盖头。

　　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动了桌上的红纸屑。我站在二姐的房间里，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是丢了什么东西。

　　后来我才明白，那天，我们不仅送走了二姐，也送走了一个时代。

　　一个关于鲁西南的风，关于高粱地，关于拤饼卷大葱，关于一家人围坐在土炕上吃饭的时代。

　　二姐走了，带着她对城市的向往，对爱情的憧憬，一头撞进了那个光怪陆离的1986年。

　　而我们，还在原地，守着那盘老石磨，守着那片高粱地，守着那份淳朴得近乎愚昧的善良。

　　婚宴上的大席散了，酒醒了，肉没了，留下的，只有满地的狼藉和无尽的思念。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二姐是去享福的。

　　谁也没有想到，那场热闹的婚宴，不过是悲剧的序曲。

　　那块肥得流油的方子肉，不过是裹在苦药外面的那一层糖衣。

　　甜味散去之后，剩下的，只有苦涩，和那无尽的、像鲁西南的风一样刮不完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