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南的风：高粱红了》小五锁子

2、拤饼卷大葱与碎花裙 1985

　　1985年的鲁西南，风里都带着一股躁动的土腥味儿。

　　地里的高粱穗子红了，沉甸甸地压弯了秸秆。这种耐旱的作物是鲁西南人的命，秆儿用来编席子，穗子用来酿酒，剩下的渣滓还能喂牲口。二姐林红霞站在院子里那盘老石磨旁，手里攥着一把高粱穗子，指腹被那粗糙的颗粒磨得发红。

　　五年了。

　　自从1979年那个憋闷的夏天过后，二姐就像这高粱一样，在风雨里硬生生把自己长粗了。她不再提大学的事，也不再哼那些流行歌。她变得沉默，干活时咬着牙，像是跟那块地有仇。

　　“建国，别在那泥坑里打滚！”二姐冲着我喊了一声。我才九岁，正是狗都嫌的年纪，手里攥着一只刚逮住的知了鬼，吓得赶紧躲到枣树后面。

　　妈妈在灶屋里喊：“红霞，磨快点，待会儿还得去地里锄草呢。”

　　“知道了，娘。”二姐应了一声，弯下腰，把高粱粒倒进磨眼。那盘青石磨盘是爹年轻时从山里运回来的，磨齿已经有些钝了，推起来咯吱作响，像是个喘着粗气的老人。二姐的手上，原本细嫩的皮肤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一层膙子，虎口处还裂开了一道口子，渗着血丝。

　　这就是鲁西南女人的手。她看着自己的手，心里有时候会发愣。这真的是当年那个在作文本上写下“我要考大学，去看外面的世界”的林红霞的手吗？

　　那时候，家里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包产到户后，地里的收成有了富余，不再像以前那样顿顿喝糊涂（玉米粥）。妈妈偶尔会舀出半瓢白面，掺上点高粱面，给二姐擀一擀条。

　　鲁西南的面食是出了名的实在。二姐擀面的技术是跟妈妈学的，面要和得硬，擀得薄，切得匀。下到锅里，捞出来，拌上自家做的辣椒油和芝麻盐，那是家里最好的待客饭。

　　可二姐现在不爱吃这个。她总说没胃口。

　　她的心思，早就飞出了村东头那片高粱地。

　　那时候，村里的年轻人开始不安分起来。隔壁的二柱子去了南方，说是去打工，寄回来的钱能买好几头大肥猪。邻村的翠花在县城的服装厂上班，回来时穿着的确良的衬衫，头发烫成了羊毛卷，走路带风。

　　二姐每次赶集回来，眼神都不对劲。她会盯着供销社玻璃柜台里那块上海牌手表发呆，会摸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的确良布料舍不得撒手。

　　“姐，你买不买？”我拿着一根冰棍在旁边催她。

　　“不买。”她回过神，扯了扯嘴角，眼神里闪过一丝落寞，“咱们家的钱，得留着给你上学。”

　　那天晚上，二姐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们睡在一张土炕上，她翻身时，炕席都跟着响。

　　“姐，你咋了？”我迷迷糊糊地问。

　　“建国，你说，外面的世界是不是很大？”她突然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知道外面有卖冰棍的，有放电影的。

　　二姐叹了口气，没再说话。她在黑暗里摸出一面小镜子，那是她藏在枕头底下的。她借着月光，看着镜子里那个皮肤黝黑、眼角甚至有了细纹的自己。她才二十三岁，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风吹日晒，加上心里的郁结，让她过早地枯萎了。

　　她想起当年的同学。听说王二丫复读了一年，考上了师范，现在已经是县城小学的老师了，吃着公家饭，穿着体面的制服，不用下地，不用沾泥。

　　“凭什么？”二姐咬着嘴唇，心里那股不甘心的火苗又窜了起来，“当年她抄我的作业，她都能考上，我为什么不能？我为什么要在这地里耗着？”

　　这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终于，在一个露水浓重的清晨，二姐做出了决定。

　　饭桌上，爹正喝着稀粥，就着咸菜疙瘩。二姐放下碗筷，突然说道：“爹，娘，我想去县城。”

　　爹的手顿了一下，抬眼看着她：“去县城干啥？咱家的地今年收成不错，你就在家待着吧。”

　　“爹，我不想一辈子守着这一亩三分地。”二姐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我想出去闯闯，看看外面的世界。”

　　妈妈有些担心，手里搓着洗衣服的皂角：“红霞，你一个姑娘家，去县城人生地不熟的，能干啥？万一被骗了咋办？咱庄稼人，平平安安过日子最好。”

　　“妈，您放心吧，我都这么大了，能照顾好自己。”二姐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倔强，“我听说县城的服装厂在招工，我想去试试。我不想再推这石磨了，我不想再闻这高粱酒的味道了。”

　　爹和妈妈对视一眼，都没再说话。他们知道，二姐的脾气，一旦决定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就像当年她执意不复读一样。

　　几天后，二姐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换洗的粗布衣服，一双布鞋，还有一个搪瓷缸子。

　　她特意去了一趟镇上的照相馆。那是她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去的。照片洗出来，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狠劲。

　　临走那天，天刚蒙蒙亮。家里给二姐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饭——白面馒头，还有煎鸡蛋。

　　“吃吧，到了外面，可没这么好的伙食。”妈妈红着眼圈说。

　　二姐拿起一个馒头，狠狠地咬了一口。白面的香甜在嘴里化开，她的眼泪却掉了下来。她不是舍不得家，而是害怕。她怕自己这一去，像泥牛入海，再也回不来了；她也怕自己混不出个人样，被人戳脊梁骨。

　　“爹，娘，建国，我走了。”二姐背起包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子。

　　村口的老槐树下，停着一辆去县城的拖拉机。那是邻村跑运输的牛叔。二姐跳上车斗，坐在一堆化肥袋子上。

　　拖拉机突突突地发动了，扬起一阵黄土。

　　随着车子的颠簸，家里的土坯房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二姐坐在车斗里，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看着远处县城的方向，那里有她模糊的梦。

　　到了县城，二姐凭着介绍信，真的进了那家服装厂。

　　那是一个巨大的厂房，里面摆满了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响成一片，像是在打雷。二姐被分到了流水线，负责锁边。

　　刚开始的日子很难熬。每天要站十二个小时，屁股后面像是长了钉子，不能坐。眼睛要盯着布料的边，手要快，不能出错。组长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拿着竹尺，眼睛像鹰一样盯着她们。

　　“林红霞！手底下麻利点！磨蹭什么！”胖组长的竹尺敲在二姐的缝纫机台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二姐吓得一哆嗦，手里的针差点扎到手指。她咬着牙，加快了速度。汗水顺着鬓角流下来，流进眼睛里，辣得睁不开。她不敢擦，只能拼命忍着。

　　那时候，她住的是集体宿舍，十几个人一间大通铺。屋里潮气重，晚上睡觉能听到老鼠在房梁上跑。吃的也是大锅饭，白菜炖粉条，没什么油水，顿顿都是馇（一种用红薯干磨成的面做的糊糊），吃得人胃里反酸水。

　　二姐想家了。想家里的土炕，想妈妈做的拤饼。

　　鲁西南的拤饼是出了名的劲道。死面烙的，又厚又实，卷上大葱，抹上酱豆，那是二姐以前最不爱吃的东西，觉得土，觉得腥。可现在，她在梦里都梦见那个味道。

　　但她没有退路。

　　二姐是个要强的人。她看着那些城里姑娘，动作麻利，说话脆生，她不想被比下去。她开始学，学着踩缝纫机的巧劲，学着怎么省力气。

　　她省吃俭用，每个月发了工资，只留几块钱买牙膏肥皂，剩下的全寄回家。汇款单寄回去的时候，她在附言栏里写：“爹娘，我很好，别担心。”

　　其实她不好。

　　有一次，厂里发福利，每人发了一块布料。那是做的确良衬衫的料子，花色鲜亮。二姐看着那块布，眼睛都直了。她想起自己衣柜里那些灰扑扑的粗布衣服，心里一阵发酸。

　　那天晚上，她偷偷把布料带回了宿舍。趁着没人，她拿出藏着的剪刀，对着那块布比划。她要给自己做一件衣服，一件属于她林红霞的衣服。

　　她熬夜裁剪，踩缝纫机。当那件碎花衬衫做成的时候，她对着镜子试了试。虽然不合身，虽然针脚粗糙，但那是她这辈子穿过最漂亮的衣服。

　　她把头发烫了。用的是那种老式的火钳子，在炉子上烧热，一缕一缕地烫。烫完后，头发焦黄，像个爆炸头，但她觉得自己时髦了，洋气了。

　　她穿着那件碎花衬衫，走在县城的街道上。

　　那是1985年的秋天，鲁西南的县城虽然不大，但也在变。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叶子黄了，风一吹，打着旋儿。路边有卖烤地瓜的，有卖糖炒栗子的，还有那种放着港台歌曲的录像厅。

　　二姐挺着胸脯走着，觉得自己终于融入了这座城市。她不再是那个土里土气的农村姑娘了，她是林红霞，是服装厂的工人，是城里人。

　　她路过一家理发店，透过玻璃窗，她看见里面有个男人在看她。

　　那男人穿着一件喇叭裤，头发梳得油光发亮，嘴里叼着一根烟。他冲着二姐笑了笑，眼神里带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二姐的脸红了。她赶紧低下头，快步走过去。但心里，却像被小猫抓了一下。

　　那是张强。

　　后来二姐才知道，张强是县城本地人，家里有点关系，在文化馆工作，其实也就是个混日子的。他开着一家小小的录像厅，就在服装厂附近。

　　二姐第一次去那家录像厅，是因为下雨。

　　那天她下班晚了，半路下起了大雨。她没带伞，只能跑到路边的屋檐下躲雨。正巧，旁边就是张强的录像厅。

　　“进来避避吧，淋感冒了可不好。”张强的声音很温柔，带着笑意。

　　二姐犹豫了一下，还是进去了。

　　录像厅里光线昏暗，烟雾缭绕。屏幕上放着《上海滩》，许文强在那风衣飒飒。二姐找了个角落坐下，身上湿漉漉的，冷得发抖。

　　张强递过来一条干毛巾，还有热腾腾的姜糖水。

　　“喝点吧，驱驱寒。”张强说。

　　二姐接过杯子，暖意从手心传到心里。她看着张强那张帅气的脸，听着他说着那些她听不懂但觉得很高级的话——什么“迪斯科”，什么“霹雳舞”，什么“港台明星”。

　　二姐沦陷了。

　　她觉得张强懂她。懂她心里的苦闷，懂她对美的向往，懂她不想一辈子推石磨的渴望。

　　她开始偷偷约会。张强带她去吃西餐（其实就是路边摊的炒面），去看电影（其实是录像厅的盗版港片），给她买漂亮的衣服（其实是地摊货）。

　　二姐觉得这就是爱情。是救赎。是她逃离那个高粱地的梯子。

　　妈妈知道后，写信来劝她：“红霞，这男的靠谱吗？咱是农村的，人家是县城的，门不当户不对的……”

　　二姐看着信，心里有些烦躁。她觉得妈妈太土，不懂什么是爱情。她把信扔在一边，对着镜子抹上那廉价的口红。

　　“妈，您不懂。”二姐在心里说，“我要嫁给他，我就彻底是城里人了。我就不用再回那个穷窝窝了。”

　　不久后，二姐和张强结婚了。

　　婚礼办得很风光。张强家给了不少彩礼，按照当时的行情，还有一辆“大金鹿”自行车。村里人都羡慕得不得了，说二姐嫁给了好人家，以后就是城里人了。

　　二姐穿着租来的婚纱照，笑得灿烂。她觉得自己终于飞出了那个牢笼。

　　可是，当她坐在贴着大红喜字的拖拉机上，离开村子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

　　村口的老槐树下，爹、娘和建国站在那里。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尘土里。

　　二姐心里突然空落落的。她不知道，自己这一去，是飞向了天堂，还是掉进了另一个更深的坑。

　　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张强的笑容背后，藏着的是什么。她只知道，她离开了鲁西南的风，离开了那盘老石磨，离开了拤饼卷大葱的味道。

　　她以为她得到了全世界。

　　但她不知道，有些东西，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去了；而有些东西，看似光鲜，实则腐朽。

　　拖拉机颠簸着，驶向县城的方向。二姐坐在车斗里，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紧紧攥着张强的手，像是攥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鲁西南的风，吹过那片高粱地，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叹息，又像是在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