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南的风：高粱红了》小五锁子

1、石磨盘上的苦涩 1979年

　　1979年的夏天，热得邪乎。

　　鲁西南的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炉，悬在头顶，无情地炙烤着大地。地里的玉米叶子被晒得卷了起来，像是一根根干枯的头发，无精打采地垂着。村口那棵老槐树上的知了鬼（蝉）拼命地叫唤着，声音嘶哑而单调，一声叠着一声，像是要把人的心肺都给叫化了，叫得人心里头烦闷得慌。

　　我是林建国，家里的老幺，今年三岁。虽然我才三岁，走路还晃晃悠悠的，说话也只会喊“爹”、“娘”、“姐”，但我知道，家里最疼我的人，是二姐。

　　那时候，我家住在村东头的一座土坯房里。房子是爹年轻时盖的，墙皮有些脱落，露出里面黄泥和麦秸的混合物，摸上去糙手。院子里有一棵歪脖子枣树，每到秋天，二姐就会拿着竹竿帮我打枣子，把我的小肚皮撑得圆滚滚的。那时候的风是甜的，带着枣花的香味。

　　可这一年，风是苦的。

　　二姐叫林红霞，比我大九岁。她长得好看，皮肤白净，眼睛大大的，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像是盛满了蜜。她学习也好，在县里一中念书，是我们全家的希望。每次她从学校回来，都会给我带一些小玩意儿，有时候是一把彩色的糖纸，折成三角形，在阳光下能透出光来；有时候是一个用作业本折的纸飞机，能飞老远。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也是村里其他孩子最眼红的时候。

　　可是，这一年，二姐高考落榜了。

　　那是一个傍晚，夕阳把天边染成了血红色，像是谁打翻了红墨水缸。二姐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从村口的小路慢慢走回来。她的脚步沉重，完全没有了往日的轻快，每一步都像是陷进了土里。她走进院子的时候，我正坐在门槛上玩泥巴。那是黑乎乎的胶泥，我捏成个碗状，底儿朝天，“啪”地摔在地上，泥巴炸开，响亮的一声，我叫它“摔响炮”。

　　看到二姐，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手里还沾着泥，喊了一声：“二姐！”

　　二姐没有像往常一样把我抱起来转圈，也没有问我捏的是啥。她只是勉强挤出一个笑容，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像是脸上的肌肉硬扯出来的。她摸了摸我的头，手指冰凉，然后快步走进了她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那声音很大，震得我心里一哆嗦。

　　妈妈正在灶台前做饭，烧的是高粱秆，火苗“呼呼”地舔着锅底。听到声音，妈妈探出头来，手还在围裙上擦着灰：“红霞，回来啦？饭马上就好，今儿个蒸的地瓜面馒头，暄乎着呢。”

　　屋里没有回应，只传来一声压抑的抽泣，闷闷的，像是被捂在被子里。

　　妈妈的脸色变了变，那是一种不好的预感。她放下手里的锅铲，轻轻走到二姐房门口，敲了敲门：“红霞，咋啦？出啥事了？”

　　屋里传来二姐闷闷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妈，我没考上。”

　　这三个字，像是一记闷雷，炸在院子里。

　　妈妈愣了一下，随即推开门走进去。我好奇地跟在后面，扒着门框往里看。屋子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户透着光。二姐趴在那张掉了漆的木头桌子上，肩膀一耸一耸地抽动着。桌子上放着一张纸，皱皱巴巴的，那是成绩单，也是判决书。

　　“没考上……那就复读吧。”妈妈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心疼，也带着一丝倔强，“咱家虽然穷，但这几年供你还是供得起的。你爹说了，你是块读书的料，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咱们村东头老李家的闺女，去年没考上，今年复读，听说考得挺不错。”

　　二姐抬起头，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桃子。她咬着嘴唇，咬得发白，沉默了许久，才低声说：“妈，我不想复读了。”

　　“啥？”妈妈急了，声音提高了几分，“咋不想复读？你学习一直挺好，就是这次发挥失常……再复读一年，肯定能考上！你王婶家的二丫，上次考试还不如你呢，人家复读了一年，这次考上了县里的师范，以后就是吃公家饭的老师了！端铁饭碗啊，红霞！”

　　二姐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那是她最喜欢的一件的确良衬衫，蓝色的，领口磨毛了。她的手指用力得发白，指节泛青。

　　“妈，我在班里个子最高，坐在最后一排。”二姐的声音细若蚊蝇，却像针一样扎人，“复读班里都是比我小好几岁的，我……我不好意思。我怕他们笑话我，说我是‘老油条’，说我是考不上大学的笨蛋。我每天进教室，都觉得他们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我这么大了还考不上，说我浪费国家资源……”

　　妈妈愣住了。她看着二姐，眼里充满了心疼和无奈。她知道，二姐是个要强的孩子，从小就爱面子。她以前在班里一直是前几名，是老师眼里的好苗子，是同学眼里的榜样。突然要和比自己小的学弟学妹一起复读，从榜样的位置跌落到“反面教材”，心里这道坎确实不好过。

　　“可是……”妈妈还想说什么，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可是红霞，这是一辈子的事啊。要是不读书，以后咋办？就在家种地吗？”

　　“种地就种地！”二姐突然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倔强的光，那光里带着泪，也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狠劲，“我不读了！我受够了！受够了每天天不亮就去教室，受够了那股粉笔灰的味道，受够了看着别人的脸色！妈，我不读了，我宁愿去地里锄草！”

　　说完，她把脸埋进臂弯里，哭得更凶了。

　　爹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从地里回来，身上沾满了泥土和汗水，肩上扛着锄头，脚步沉重。听说二姐不想复读了，他蹲在院子里的石磨盘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那烟袋锅子里的火星在黑暗中忽明忽暗，映照着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像是一尊沉默的雕塑。

　　“真不读了？”爹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屋里传来二姐坚定的、带着哭腔的声音：“嗯。不读了。”

　　爹又抽了几口烟，然后把烟袋锅子在地上磕了磕，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像是敲在人心上。他站起身，走进了屋子。他的背影看起来有些佝偻，比平时似乎矮了一些。

　　“行吧，不读就不读了。”爹的声音低沉，“咱庄稼人，种地也饿不死。明天，你就跟着下地吧。”

　　就这样，二姐辍学了。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鸡还没叫三遍，二姐就被爹叫起来了。

　　“去，把牛套上，咱去西洼那块地锄草。”爹把草帽递给二姐。

　　二姐接过草帽，那是用麦秸秆编的，散发着一股土腥味。她戴上帽子，遮住了那头乌黑的长发。镜子里，她看着自己，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梦想考大学的女学生模样，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她跟着爹走到地里。清晨的露水很重，打湿了裤腿，凉飕飕的。太阳升起来了，像个大火球，很快就把露水蒸干了，紧接着就是灼人的热浪。

　　二姐拿起锄头，学着爹的样子，一下一下地锄着草。地里的草长得疯，根扎得深。锄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没干一会儿，汗水就顺着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辣得生疼。她想抬手擦汗，却发现手上全是泥土，只能用肩膀蹭。

　　“哎哟，这不是红霞吗？咋也来地里干活了？”

　　旁边地里一个婶子直起腰，阴阳怪气地喊道，“不是说要去考大学，当城里人吗？咋，不读书啦？”

　　二姐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像块红布。她低着头，手里的锄头挥得更猛了，像是跟地里的草有仇。

　　“嗨，你还不知道啊？”另一个大娘接话道，声音不大，却像长了耳朵一样钻进二姐的耳朵里，“听说是没考上，脸皮薄，不好意思复读了。唉，也是，都十八九了，再跟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坐一块，确实臊得慌。”

　　“也是可惜了，听说她分数差一点就够线了……”

　　“差一点？差一点也是没考上。咱们农村孩子，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

　　那些话，像苍蝇一样在耳边嗡嗡叫，又像是一把把小刀，割在二姐的心上。她后悔了。她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那么要面子？为什么要怕被人笑话？如果她复读了，哪怕被人笑话一年，哪怕被人叫“老油条”，只要能考上大学，这一切都值得啊！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她看着自己原本白净的手，此刻已经磨出了水泡，锄头柄磨破了水泡，渗出了血，黏糊糊的，和泥土混在一起。那双手，曾经是用来写字、画画、弹风琴（学校里唯一的脚踏风琴）的手，现在，却变成了握锄头的手。

　　中午回家，二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

　　妈妈端着一碗面条进来，那是特意给她卧了两个荷包蛋的：“红霞，吃点吧。身子是革命的本钱。”

　　二姐看着那碗面，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进碗里。她不是嫌累，也不是嫌苦。她是恨自己。恨自己的软弱，恨自己的虚荣，恨自己亲手把自己的未来给葬送了。

　　她想起同班的王二丫，那个成绩不如她、平时还经常抄她作业的王二丫。听说王二丫复读了，听说王二丫现在在班里干劲十足，听说王二丫的爹娘逢人就夸闺女有出息。

　　“我比王二丫差在哪？”二姐在心里问自己。

　　她差的，或许不是智商，而是一份能忍辱负重的韧劲。她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了，太在乎那个所谓的“面子”了。结果，面子没保住，里子也没了。

　　那天晚上，二姐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坐在教室里，周围全是比她小的孩子，他们都转过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她，嘴里喊着：“老油条！笨蛋！考不上！”她想逃，却发现自己的脚被藤蔓缠住了，动弹不得。她拼命地喊，却发不出声音。

　　她惊醒了，一身冷汗。

　　窗外，月光惨白。她看着屋顶的房梁，听着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心里一片荒凉。

　　那年夏天的知了鬼还在叫，叫得人心烦意乱。二姐知道，那个爱笑、爱唱、有梦想的林红霞，在这个夏天，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眼神里藏着不甘和悔恨的农村姑娘。

　　她看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咬了咬牙，在心里对自己说：“林红霞，既然路是你自己选的，跪着，你也得走完。”

　　那年夏天，鲁西南的风，带着一股高粱叶子的苦味，吹进了二姐的心里，也吹开了她苦难人生的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