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不惑，旧倦尽散，来路昌昌》四时皆宜

4、平原上的那些光 前两年

　　前两年，有位老友提起孩子的学习问题，我开解她的时候讲了很多自己上学的趣事。老友走后，我才发现记忆里深藏的这些有意思的人，在我的孩提时代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记得小学讲历史的老师，讲到晚清末年，总是一脸愤恨、唾沫横飞地用一口沧州话骂慈禧，说她如何祸国殃民。他告诉我们读史明志，不指望你们当个英雄，但是多少要有点气节和是非观。
　　讲语文的老师，常年烟不离手，夹烟的两根手指被烟油熏成了褐黄色。他是唯一一个用普通话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也曾用一句话打消了我对自己外貌上的自卑。因为从小干农活，我的手比较宽大，骨节分明，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女孩子的手。很多时候，我都不愿意伸出自己的手去指什么。有一次我问语文老师一道难题，老师忽然说“好有力度的一双手啊”，我心里是感激的，满脸通红，不敢回应老师的称赞。但从那天起，我知道我的手不是宽大，而是有力度。
　　讲数学的老师，偶尔会把自己在城里上学的小侄子带到学校，一边教学一边带孩子。当我们不思进取，她就用这个小几岁的孩子“羞辱”我们，那些难题被他轻松解出来，你恨的牙根痒痒，又不得不服。
　　农村教师资源比较匮乏，很多老师要身兼数职，历史老师还要兼音乐老师，帮我们排练儿童节的节目。我可爱表现了，必然要献歌一曲，从《三国演义》的主题曲到《梦驼铃》，从《精忠报国》到《大花轿》。但凡气势澎湃点，可以扯着嗓子嚎上去的歌，都是我的最爱。其实我五音不全，到现在也不知道，老师骂慈禧骂得那么狠，怎么我唱成那样还能迎来表扬。
　　那时候，我的成绩一直吊车尾，直到六年级才迎来真正的“危机”。
　　老师很严肃的告诉全班同学，考试成绩不好的同学不让升初中。其实当时已经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不管你考多烂，都是可以继续升学的。当时不像现在，网络发达，想知道什么上网一查就行。所以，我们这群孩子好骗的很，这个消息成了“晴天霹雳”。一个个焦灼地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样是留级了，没学上了，那可真是丢大人了。
　　那段时间，我起早贪黑，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懈怠。最终从全班后半段的成绩直接逆袭成了班级第三，给我自己都整懵圈了。
　　成年后才意识到，那段深度学习的时间，真让我收获很大。当然，孩提时代单纯的快乐，也终结在了六年级。
　　那次“黑马事件”之后，我的信心莫名地长起来了。上了初中，我保持了这个好习惯，成绩稳在班级前三，偶尔进入年级前十。全年级前十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的，我还记得自己穿着一件粉色外套拍那张照片。每次路过光荣榜，时明明虚荣心膨胀，还要装作一脸淡然。
　　年少轻狂的年纪，总觉得自己自命不凡，要考出个好成绩，碾压一下那些“对手”。但客观事实是：我从六年级才开始发力，基础知识不够牢靠，不知道学习也有方法和技巧，只能凭着日复一日的努力和一腔不甘。一步步往前拱，异常辛苦。
　　夏天深夜11点还在默写英语单词，电灯招来的蚊子一打一包血；冬天脚上生了冻疮，困得眼睛干涩时，就开窗吹吹冷风接着背政治；冬天的早上窗外稠黑一片，擦干净自行车座上的冰霜，成为最早到教室背书的人；还有课桌上用透明胶带贴裱的名人格言、家里挂着的“天道酬勤”毛笔字帖；……
　　也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变得孤僻。一个人花了太多时间在一件事上，其他的就都成了不值得去关注的旁枝末节。
　　年近四十再去回想初中时代，竟想不起来香港回归的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如果在小学，历史老师可能又要抒发一番感慨；想不起晚自习后陪我骑车回家的女同学的名字，只记得她们陆陆续续都退了学；想不起来初一在几班，初二在几班，初三随着退学人数的增加自己又换到了几班……
　　唯一能记住的，只有那两三个盘踞在年级榜首的人名。那是我整个初中时代都想要“干掉”的存在啊。
　　就像陈楚生在《庙堂之外》中唱的“没仰仗谁的光，也没投靠谁的脏”，“一步步，往前磕”出了自己的学业前程。
　　后来我想，人对自己的理解，往往是从某个具体瞬间开始的。
　　就这样，在没有章法地度过了小学和初中之后，我的“优秀学生代表”生涯也悄然结束了。步入高中，我才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些从县城、市里来的同学，基础扎实，思路灵活。依靠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已经没办法名列前茅了。
　　几次考试失利之后，那一身傲气和信心所剩无几。加上前路无指引，没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也就更无处着力。每天就拿着个随身听不停地听歌，从周杰伦到胡彦斌，从S.H.E到孙燕姿。那些旋律就像一层茧，把我裹在里面。
　　高考失利是必然的结果。复读一年之后，我仍然差两分才达到二本线。那年夏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想见任何人。
　　父亲没有多说什么。他帮我查了分数线，选了学校，最后敲定了一个好就业的理工专业。那年九月，父亲带着我离开了这片平原，送我外出求学。
　　后来很多年，我走过很多城市，见过很多光。
　　霓虹的光，高楼的光，江面上碎成万片的倒影。可他们都亮不了多久，也照不了多远。深夜加班回来，坐在出租车上，路两旁的路灯晃得人眼晕，却照不亮脚下的路。
　　那时候我会想起平原。
　　想起冬天的早晨，稠黑的天色里，自行车碾过冰霜，吱呀吱呀地响。想起教室里最早亮起的那盏灯，日光灯管要闪几下才肯亮，白色的光铺在课桌上，像铺了一层霜。想起讲台上的人，手指熏成褐黄色，粉笔灰落在袖口，他说：“好有力度的一双手啊。”
　　他们都不是光。他们是站在讲台上的人，身上落满粉笔灰，手指被烟熏黄，用一口沧州话骂慈禧，也夸一个五音不全的孩子唱歌好听。
　　可他们留下了光。
　　那种光不刺眼，也不晃。它只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恰好落在你身上。落在那双“有力度”的手上，落在那个被碾压后咬牙追赶的下午，落在那些深夜亮着的台灯里，落在父亲递过来的志愿表上。
　　平原上没有高山。可平原上有光。
　　那些光不在高处，在低处。不在远方，在眼前。它们从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发出来，照亮一小片土地，然后熄灭。可被照亮过的人，会把那一点暖意带在身上，走很远的路。
　　前两年开解老友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这些。那些我以为早就忘了的人，原来一直住在心里。他们不说话，只是在某个瞬间，忽然亮一下。
　　像平原上的灯。
　　一盏一盏，隔得很远，照得也不亮。
　　可你知道，它们在。
　　高考差两分那年的秋天，我坐火车离开沧州。车开动时，窗外的平原正在黄昏里慢慢暗下去。农田、杨树、灰扑扑的砖瓦房，一点点往后退。天边最后一道光收尽时，有零星的灯亮起来。
　　一间农舍，又一间农舍。隔着很远的距离，像散落的星。
　　我盯着那些灯看了很久。直到它们完全消失在夜色里。
　　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些光是可以带走的。
　　它们不在身后。
　　在眼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