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度过的青春》花无悔缘生欣

3、第二节：趴着补作业的常客

　　2014年的秋阳把镇中心小学的玻璃窗晒得发烫，第二节语文课的铃声刚落，张九月老师捏着一摞作业本走进教室时，江涛心里就咯噔了一下——那摞本子最上面，露出他昨天匆匆画完的歪扭字迹，像一堆东倒西歪的小木棍。

　　“昨天布置的《秋天的图画》背诵和默写，”张老师把作业本“啪”地拍在讲台上，粉笔灰跟着腾起一片，“背不下来的、默写错三个以上的，都给我站到后面去。”

　　江涛的屁股在硬板凳上挪了挪，指尖悄悄抠着桌肚里的橡皮。他昨晚光顾着和刘皮街的伙伴在空地上玩“攻城”，把背书的事忘得一干二净，默写更是凭着模糊的印象瞎写，错字连篇是意料之中的事。同桌用胳膊肘碰了碰他，压低声音说：“完了，我肯定要去后面‘接地气’了。”

　　江涛没吭声，心里已经做好了“赴刑”的准备。果不其然，张老师念到他名字时，语气里带着毫不意外的冷淡：“江涛，背不下来，默写错五个，去后面。”

　　他慢吞吞地站起来，能感觉到全班同学的目光都黏在背上，有好奇，有嘲笑，还有些习以为常的麻木。和他一起被点名的还有两个男生，一个是总爱上课睡觉的王浩，一个是写字比他还潦草的李明明。三人低着头，像三只斗败的公鸡，沿着课桌间的过道，走向教室最后那片没有桌椅的空地。

　　那里是“超级小能手”的专属“补作业区”，水泥地面被无数次趴卧磨得发亮，还沾着零星的铅笔屑和橡皮灰。张老师跟过来，双手背在身后，目光扫过三人：“趴下，补。不把课文背熟、错字订正五遍，不准起来。”

　　江涛咬了咬嘴唇，弯腰趴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地面的凉意透过薄薄的校服裤渗进来，让他打了个哆嗦。他把作业本摊开，笔尖刚碰到纸页就忍不住打滑——趴着写字的姿势太别扭，胳膊肘撑得生疼，字写得比平时更歪了。

　　“温可昕，”张老师的声音又响起，“你监督江涛，看着他补完，确认背熟了再让他回座位。”

　　“是，老师。”第一排传来清脆的回应，江涛不用回头也知道，温可昕正朝他走来。

　　脚步声很轻，停在他身边一步远的地方。江涛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气息，不是班里女生常有的草莓香波味，而是一种干净的、像阳光晒过棉布的味道，混着教室里挥之不去的粉笔灰味，莫名让他有些不自在。他故意把铅笔压得很重，笔尖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掩饰心里的局促。

　　温可昕没说话，只是安静地站着，目光落在他的作业本上。江涛偷偷用眼角余光瞥了一眼，看到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运动鞋，鞋带系得整整齐齐，鞋面上没有一点灰尘。他忽然想起，温可昕的妈妈在纺织厂上班，每天下班都要洗衣服，难怪她的校服和鞋子永远那么干净。

　　“‘颊’字写错了，”温可昕的声音很轻，只有他们两人能听见，“页字旁右边是‘夹’，你写成‘来’了。”

　　江涛的脸有点发烫，抢过作业本，用橡皮狠狠擦掉那个错字。橡皮屑落在水泥地上，和灰尘混在一起。他重新写了一遍，这次总算写对了，可笔画还是僵硬得像木棍。

　　“订正五遍。”温可昕提醒道，语气没有波澜，只是在认真执行老师的指令。

　　江涛咬着牙，在错字旁边一笔一划地写起来。每写一遍，心里的烦躁就多一分。他不明白，为什么温可昕总能一眼看出他的错字，为什么她的作业永远是全对，为什么老师偏偏让她来监督自己。他甚至有点故意作对似的，把“夹”字的撇捺写得格外长，像是在发泄心里的不痛快。

　　“写工整点，”温可昕又开口了，声音依旧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认真，“老师说订正要认真，不然下次还是会错。”

　　江涛的笔尖顿了顿，心里的火气忽然就蔫了下去。他抬头看了温可昕一眼，她的眼神依旧平静，没有丝毫不耐烦，只是专注地看着他的本子，像在检查自己的作业一样认真。那一刻，江涛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默默地把后面几个“颊”字写得规矩了些。

　　教室前面，张老师已经开始讲新课，课文的内容是秋天的果园。江涛听着老师念“梨树挂起金黄的灯笼，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手里的笔不自觉地跟着重复写着“脸颊”两个字。温可昕站在他身边，偶尔会轻声提醒他“背一遍我听听”，江涛就磕磕绊绊地背，背错了她就停下来，指着课本让他再看一遍，没有一丝多余的责备。

　　不知过了多久，江涛终于把错字订正好，也勉强背熟了课文。他撑着地面站起来，膝盖因为长时间趴着有些发麻，校服裤上沾了一层灰。温可昕仔细检查了他的作业本，又让他完整背了一遍课文，确认没问题后才点了点头：“可以了，回座位吧。”

　　江涛如蒙大赦，快步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时还能感觉到膝盖的酸痛。他偷偷回头看了一眼，温可昕已经回到了第一排，正低头做笔记，后背挺得笔直，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只是第一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类似的场景成了常态。江涛成了教室后面那片“补作业区”的常客，有时候是因为作业没写，有时候是因为听写错太多，有时候甚至只是因为上课走神被张老师当场抓住。

　　温可昕也一次次履行着“组长”的职责。每天放学前，她都会走到江涛桌前，轻声问“作业写完了吗”；早读课上，她会监督他背书，背不下来就站在旁边等着；偶尔江涛忘记带文具，她也会默默递给他一支铅笔或一块橡皮，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

　　她从不主动打小报告，只有在张老师问起时才会如实说明情况；她也从不说教，只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完成监督任务。江涛渐渐发现，温可昕其实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高冷”，她只是太认真了——对学习认真，对老师布置的任务认真，就连监督他这个“超级小能手”，也认真得一丝不苟。

　　有一次，江涛被留到很晚，教室里只剩下他和温可昕。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空荡荡的课桌上。江涛趴在地上补数学题，温可昕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书，手里拿着一本课外读物，书页翻动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

　　“你怎么还不走？”江涛忍不住问，他以为温可昕早就会不耐烦地离开。

　　“老师让我看着你补完。”温可昕抬起头，窗外的余晖照在她脸上，让她的眼睛显得格外亮，“而且我妈妈要加班，我等她下班来接我。”

　　江涛“哦”了一声，没再说话。他想起自己的姐姐，在南方的电子厂上班，也是经常加班，有时候打电话回来，声音里都带着疲惫。他忽然觉得，温可昕和自己其实也有相似的地方——都有一个辛苦工作的家人，都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那天江涛补完作业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温可昕帮他把作业本交给张老师，然后两人一起走出教学楼。校门口，南街和刘皮街的方向各亮着一盏路灯，昏黄的光线下，能看到远处老槐树的影子。

　　“我往这边走。”温可昕指了指南边的南街。

　　“我往北边。”江涛说。

　　两人在路口站了几秒，温可昕忽然开口：“明天记得带语文作业，老师要抽查。”

　　“知道了。”江涛点点头。

　　温可昕转身朝南街走去，背影很快融入昏黄的灯光里。江涛也转身往刘皮街走，心里忽然觉得，趴着补作业好像也不是那么难熬了。至少，身边有个认真的组长陪着，不会让他觉得太孤单。

　　后来，江涛慢慢养成了习惯。每天放学前，他会主动把作业拿给温可昕检查；早读课上，他会提前背书，争取不再被老师点名；甚至有时候，他还会主动问温可昕题目——虽然每次都要犹豫半天，还要装作“只是刚好不会”的样子。

　　温可昕也渐渐改变了对江涛的印象。她发现，江涛其实并不笨，只是太贪玩了。只要他认真起来，很多题目都能做对，背书也比想象中快。有一次，江涛用铁皮给她做了一个小小的麻雀发射器，说是“感谢她一直监督自己”，温可昕愣了愣，收下了，放在书桌的抽屉里，偶尔会拿出来看看。

　　教室后面的水泥地依旧被晒得发烫，粉笔灰依旧在光柱里飞舞，张老师的“超级小能手”制度依旧在推行。但江涛不再像以前那样抵触，因为他知道，在他趴着补作业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安静的身影站在身边，用认真的态度陪着他，一点点把那些歪扭的字迹，变成工整的笔画；把那些漫不经心的时光，变成慢慢进步的痕迹。

　　而南街与刘皮街之间的那片空地，那些老槐树下的落叶，也见证着这两个孩子之间，从“监督与被监督”的强制绑定，慢慢生出的、细微而真实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