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那只锚》水手长

9、我们 长大

　　机缘巧合，我决定学习心理。

　　除了一张可能多个就业方向的从业资格证书外，我有私心。

　　我想通过专业知识的积累，找出导致我患病的原因，运气好的话，说不定有机会找出治愈的方法，却在一次平常的课堂上得到了“焦虑症确实存在遗传倾向”的结论。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在医院就诊时医生曾问过我的问题：“你家里有人得焦虑症吗？”

　　当时我不假思索，“没有。”

　　后来想想，妈妈从三十几岁就整夜失眠，忧虑几乎占据了她的大部分生活。

　　她没有去医院做过系统检查，但我见了这么多年，我知道八九不离十了。

　　兜了一圈，还是没逃出“基因”这座五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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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儿子跟父亲学会了钓鱼、养鸟，女儿们学来了干活的手艺，遗传了慢性病。

　　妈妈三十出头就被检查出了高血压，从此就离不开了降压药。

　　有姥爷患病的前车之鉴，她忌了几十年的口，最后还是得了糖尿病。

　　不知不觉，我也继承了妈妈那些所谓勤俭持家，诚挚感恩的传统美德。

　　她在姥爷家整日耗在厨房，到了逢年过节才去的奶奶家，扛着还没过晕车劲儿的身体一样要做一大桌子菜。

　　她回家时才会表现出对老婶吃现成的不平衡，她不想做，但她又不能不做，她看不过奶奶一个人忙活。

　　我懂她这之间的心理过程，作为小辈，我不知道除了听她抱怨，还能做些什么。

　　后来轮到我，到了婆家自觉地做饭、洗碗，就连妈妈也说去了婆家要知道帮着干活。

　　她是这样做的，也教给我同样的生存方式。

　　我可以工作烂，收入低。

　　我可以胆小怕事，不敞亮。

　　这更像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毕竟再不济也不能不是个懂事的孩子。

　　我一面做着认为该做的事，一面不情愿一个人战死在厨房。

　　听说朋友在婆家十指不沾阳春水，也亲眼见到他表哥家饭来张口的嫂子，和她做起比较。

　　人格的形成就连本人都不易发觉，我在榜样和引导下长成了传统意义上“懂事”的孩子。

　　我不懂量力而行，不懂浅尝辄止。

　　我只知道到了婆家要有眼力见，饭前、饭后总归是要帮着干活。

　　换言之，好像我唯有在厨房才能体现自我价值。

　　得到的是“老实”、“懂事”、“厨艺好”、“会过日子”的评价。

　　我做不到自洽，便在鸡零狗碎中寻求平衡。

　　刘可惟成了我发泄情绪对准的矛头，可他往往不懂，在他看来的“挑刺”，实际是我在寻求他的理解和帮助。

　　我甚至还会将心中怪罪的对象瞄准妈妈，觉得是她教给我的让我受了委屈。

　　但我也总能站在她的角度，觉得她眼界局限，她做的那些只不过是为我在婆家安稳过日子铺条路。

　　让我“懂事”是她唯一能做的，也是她能想到的对女儿最好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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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工作中长期内耗，脑中的显示屏反复滚动着“继续干下去我一定会疯”、“辞职了很难再找到工作”的弹幕。

　　为减少辞职可能带来的不可控事件，我用过往经验预测了所有可能，想要把未知转化成烂熟于心的预判。

　　我把工作中常用到的话术“吃透、摸清、心中有数”贯彻到了生活中，试图得出最优解。

　　然而，三十多岁的年龄挑战辞职，与双方父母产生分歧是肯定的。

　　是图自己暂时的解脱？还是为了家庭和睦？

　　答案显而易见了。

　　我为了避免矛盾发生，就只能凑合干下去，在他们不会知道的死胡同里被迫“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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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长大”有时是被动的，我提前面临了中年危机，不管是生理机能层面，还是社会角色转变而伴随的焦虑情绪。

　　随之而来的，不只是我长大了，还有终于意识到我一直叫爸妈的大人老了。

　　成长的进程往往赶不上衰老的速度。

　　自我有记忆以来，姥姥就瘫痪在床，脑血栓后遗症让她完全失去了自理能力，上厕所只能在床上解决。

　　她要靠两人合力搬抬才能挪到床边的单人沙发，一坐就是半天。

　　血栓影响了她的语言中枢，导致失语症，她只会用简单的手势表达她最基本的需求和情绪。

　　她甚至吞咽困难，饭就只能吃白粥配摊鸡蛋，偶尔一顿鸡翅根改善伙食。

　　春节时，姥姥单手从沙发夹层里翻出她旧得起球的毛线帽。

　　这是她的“百宝袋”，积年旧物和不多的积蓄全放在里面。

　　她找出一个灰突突的手绢，从中掏出一张五十块钱纸票，这是给我的压岁钱。

　　然而更多的是她红着眼发出的“啊——啊——”和她勉强抬起一只手的抗议。

　　回望旧事，姥姥尚且四肢健全。

　　妈妈说姥姥一人能顶半边天，姥爷出差一年半载，全是她一人拉扯几个孩子。

　　妈妈说姥姥是个热心肠，不管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去帮忙。姥爷掌勺，她择菜捞饭，刷锅洗碗，一去就是一天。

　　她常常大清早就去集上买羊血，挑回来满满两大桶，做了血豆腐分给街坊。

　　那年，姥姥去世。

　　我还在上小学，和那时同样还是孩子的表哥、表弟在小西屋的杂物堆里装无知。

　　啪嚓！

　　还能回想起来的关于姥姥的片段少之又少，但这一声清脆的摔盆声我记到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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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高中住校，回来后听说姥爷住院了。

　　出院之后，他还如往常一样，推着三轮车就出来，进了胡同就高喊我名字。

　　我跑出去给他开门，把他那辆常用来钓鱼、买菜的三轮车推进院子。

　　他不嫌我厨艺生疏，高三前的暑假，中午都要过来和我吃顿饭。

　　别人向他问起我的厨艺如何，他说：“还行。”

　　他退休前是厨师长，对她几个女儿的厨艺也从没说过一句好话，这句“还行”已是难得的肯定。

　　他来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喊我出门，留下一袋子水果就走。

　　我耳朵嗡嗡的，还回响着他的喊声。

　　看着他推着三轮车离开的背影，当初那些“姥爷重男轻女”的想法在这时烟消云散。

　　表弟嘴贫，一知半解也要拿出来显摆。他说姥爷咳血，没准是肺癌。

　　我心想肺癌怎么可能出院，从我有限掌握的知识里找出可能引起咳血的支气管扩张，和他打嘴架。

　　爸爸不忍再对我隐瞒，在一次姥爷给我送来水果走后向我坦白。

　　他说：“你姥爷活不过三个月了，他推着三轮车是因为靠自己走不了路了。”

　　妈妈说：“医生说不做手术还能活三个月，做手术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兄妹几人在医院拿不定主意，没人敢冒险，更没人敢担责任。

　　是妈妈把“不治了”说出口，商量好对姥爷隐瞒病情，陪他走完最后这三个月。

　　最后的日子里，姥爷卧床不起。

　　他瘦成了皮包骨，他喘不上气。

　　夜里，他猛捶胸口，他大喊出声，急于冲开肺部的束缚，畅快地喘口气。

　　姥爷走的那晚下了一场大暴雨，我迷信了，觉得老天也在为他的逝去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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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二那年暑假，我在便利店做小时工。

　　下班回来的时候，家里没人。

　　凡是周末或是节假日，家在各个区县的姨们和老舅总会聚到大舅家打牌，这是早在老人都在时就有的习惯。

　　而我需要做的就是等着爸爸电话通知，到了那时再过去不迟。

　　快到饭点时，爸爸的电话打来。

　　我叫了一声爸，对面却迟迟不答。在我就要拿开手机看是否通话时，爸爸终于开口：“你过来你大舅这边吧，你老舅没了。”

　　我以为听岔了，“啊？”

　　爸爸难讲出口，可还是重复了那句：“你老舅没了。”

　　我一路忐忑，到大舅家门口时见院门敞开着。

　　以往拴在门口的长毛黑背被挪到了别处，站在院子的长辈们袖口戴着黑布，腰上系着白布带子，手上忙着活儿，见我来了纷纷开口：“男男来了。”

　　当我走进北屋客厅，被香案拦下，见冰棺里躺着的人身形熟悉，那个人就只能是老舅了。

　　他脸上盖着一块黄布，我上次见他还是几个月前的劳动节。

　　夜里守灵时，长辈们讲起老舅发病的经过，说他一直心脏不好，自己不重视。下午心脏难受，连牌都不打了，去卧室躺着休息。后来叫了救护车，他还是自己上的车，路上就不行了，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

　　记忆中的老舅是鲜活的。

　　他说他谈恋爱时我特别黏他，妈妈也说：“你老舅最会哄你，你不让他出门，他就说回来给你买零食。”

　　他和几个叔伯家的哥哥年龄相仿，一起打牌、钓鱼，过年前成箱地买二踢脚、礼/花/弹，全村就数他最会玩。

　　他爱吃米粉肉，妈妈特意做了他那份，让他回城里时带走两碗。

　　他那天走得匆忙，当时别人还都在打牌。只有妈妈想起来了，让我赶快出去喊住他，我再跑回来拿上妈妈打包好的米粉肉给他送过去。

　　老舅出殡那天，我在焚化炉前跪地痛哭不起。

　　那个好脾气，全家五个男孩，唯独疼我这个外甥女的老舅，我从此再也见不到了。

　　他的一生被追悼词浓缩成五分钟，离开时也才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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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渐渐长大，身边的至亲也变得越来越少。

　　当我突然意识到爸妈老了的时候已经晚了，惊觉他们或许就只能再陪我十到二十年。

　　妈妈三十出头就长了白发，起初她让我帮她揪，之后她开始染。

　　我习惯了她有白发，每到节前都陪她去理发店染她最喜欢的葡萄紫。

　　后来，电视柜里常备着一盒染发膏，爸爸也练就了一手染发的手艺。

　　直到我发现爸爸一贯乌黑粗硬的头发里也冒出了白发，就连如今的我都有了零星白发，也无法正视他们已经老了的现实。

　　好像不去想他们老了，我回到家，往沙发上一瘫，他们就是我永远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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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对“长大”带有滤镜，年龄小，个子矮，没有钱，总被这个那个条件无情限制。

　　以为“长大”便能解除枷锁，实则如褪去滤镜后接受阳光直射，体会到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时才知“长大”不可避免地伴随心酸，灼热而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