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我们 好听的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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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那个立志三十岁才考虑成家，做个事业型女强人的我，究竟是在哪个时刻自愿走进婚姻围城的呢？
我在偶然的情况下了解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的“麦穗理论”，可比起找一棵最大的，或是最满意的麦穗，十几二十岁的我压根就没见过世面，在碰到了合眼缘的那一棵就闭上了眼。
那些相亲认识不到一年就领证结婚的朋友随便在朋友圈晒出两本结婚证，就成了追在我身后的催命符。
我就觉得我和刘可惟十几岁就认识，怎么就被落在了后面？
我当时恐怕是鬼迷心窍了，误把“结婚”当成了和他人较量的赛跑，只有名列前茅，或者至少旗鼓相当，才能证明是一段靠谱的关系，急于和他有个实打实的结果。
好笑的是我好像真患了眼疾，后来才会有我玩笑、实话各掺一半的“瞎了眼才看上了你。”
我和他总是站在对立，一句牢骚，一声抱怨，哪怕就算是诉说委屈，都能发展成一场激烈的辩论赛。
见我落泪，他和我讲起道理。
我口才不如他，到了最后都成了我事多，我没事找事。
我心想他真该去做个老师，果然，后来他辞去了地铁公司黑白颠倒的工作，到了职业培训学校“误人子弟”。
……
我们婚后几年没有孩子，各自的妈私下找各自谈，话里无不是透着让我们去医院检查身体的暗示，怀疑我们没有生育能力。
结婚，生子。
就像阅兵仪式，口号起了头，一之后必然就是二。齐步走，右脚落地就要紧跟着迈出左脚。
前辈们早就打了样，我们跟着走就不会出太大问题。
父母以为“孩子”就该是顺其自然就有的，不应该就这么耽搁了几年。
我们考虑的却是现实问题。
保险是否交齐，工资是否够用，我们是否做好了“养”孩子的准备。
那些“我们小时候家里五六个孩子都能养活。”听来全是屁话。
我们不喜欢孩子，更是打从心底还觉得自己是个孩子。
所以，也就有了每逢家庭聚会，长辈们天南地北地聊，最后也总能问到的“怎么还没要孩子？”、“你爸妈都还年轻，能帮你们带，你们有什么好操心的？”这些话。
后来，我们关上门过日子，索性亲戚能不见就不见，聚会能不去就不去了。
……
朋友婚后不到一年就怀孕了，生了个胖乎可爱的女儿。
满月那天我过去，阿姨让我抱抱孩子。
我跑去卫生间洗净了双手，学着长辈抱孩子的架势，实际笨拙地照猫画虎。
要说十来斤的分量不算重，可她一哼唧打挺我便招架不住，立马还了回去。
看她哭，看她吃完奶后满足地睡眼，我做起了阅读理解。
小宝宝象征纯真，代表着未被世俗规则塑造的本真状态。
成年人的世界，习惯了压抑纯粹的内心表达，恰恰缺少这样一面真实的镜子，映照出往往被我们忽略的内心世界。
这些我懂，但自己的日子还是照常那么过。
不过眨个眼的工夫，朋友的孩子就上了幼儿园。
我感叹我又一次被甩在了后面。
我算起我的孩子上幼儿园时我多少岁，上小学时我多少岁，等到上大学时，我恐怕都要五十多岁了。
可即使这样，我依然没有过“生孩子”的打算。
……
说得好听，孩子是爱情结晶，是情感纽带，是生命延续。
那么，他来得猝不及防，就只能是惊吓了。
当我月经推迟了一周还没来，我知大难临头。
我去家附近的药店买了试纸，两个不同厂家的试纸是双保险，也是不信邪。
回来时，楼下槐树上在之前从没出现过的喳喳叫的喜鹊成了噩耗的预示。
我在卫生间哆哆嗦嗦地操作，眼看着试纸一点儿一点儿被浸湿，一道……两道！清清楚楚地竖在眼前。
我顿觉全身的血液直冲上头顶，脑袋瞬间炸了。
这和我在网上看到他人虚得几乎看不见的第二道杠完全不同，恐怕是连医院都不用去就能验证出的阳性结果。
我吓傻了，把试纸拿给刘可惟，看着他研究包装上的说明，拿着试纸的左手已经抖个不停。
我被焦虑主导情绪，我第一反应就是害怕、紧张，这可是个活生生的人啊！
我没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好心态，但我最不缺的就是责任感，我甚至过分沉溺于职责义务和道德规范。
孩子既然来了，我就要肩负起该尽的责任。
小时候大人带着看病，如今二十几岁的我从零学起在医院产检的流程。
挂号，抽血，B超，楼上楼下地跑，等着检查结果，再去找一楼诊室的医生。
我被叫号系统喊到名：“请28号李胜男到一诊室就诊。”
这三十几周的时间，我被无数次叫到名字。
我巴不得下一个就是我，我做完检查，开了铁剂，就能马上回家。
……
从小学开始，不管是学生证上，还是奖状上，被写错名字的情况不在少数。
我以为理所应当的“胜男”，不止一次被写成“胜楠”。
也是因此，我养成了一字字讲清名字的习惯。
“胜利的‘胜’，男生的‘男’。”
管它是不是会让人觉得“土”，没有比写对名字更重要的了。
但若要问我：“你觉得这个名字土吗？”
当然。
我不止一次跟刘可惟提起觉得“胜男”这个名字土。
他会说：“那你改名字啊。”
对，我成人了，对于自己的名字有保留或是变更的权利。
可我又总是说：“这是我爸妈取的名字，我改了不好。”
我习惯被亲情捆绑，“改名”这件事我从没想过，何况还要想个新名字。
我爱纠结，我选择困难，万一改了我又后悔了怎么办？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还是算了。
再后来，我多被叫作“李姐”、“男姐”，“胜男”渐渐成了一个一闪而过的代号。
……
当我发现我能坦然地讲出我的名字时，之前已经不知这样讲了多少次。
我后知后觉我已经对这个名字释怀了。
名字没有变，而是我看它的目光变了。
小时候的我给这个名字贴上负面标签，这个表面上鼓舞人心的名字实际给我注入的全是负面情绪。
与其说是抗拒名字，倒不如说更抗拒它“以名明志”徒劳的宣言。
它本就是一句鞭策口号，一句“女孩怎么了？女孩照样能胜过男孩。”成了挥之不去的压力。
还有我从未向父母求证过的，他们是否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重男轻女，是否在见生出的我是个女孩时有过失望的情绪。
……
大人不敢说的，有时会以男孩子们的恶作剧呈现。
当取外号变成性别的对立，“败女”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外号。
即使是小学、初中的年纪也懂得维护性别秩序，他们不会接受被一个柔弱的女孩打败，哪怕是个名字也不行。
他们大声喊出：“败女！李败女！”，是想告诉我不仅休想胜过男人，还要成为失败的女人。
……
胜男、赛男、亚男……
招娣、盼娣、来娣……
我们背负着家人的期望前行，我们被动地将自我价值置于男性参照系之下，烙印在身份证明上背负一辈子。
……
时间充实了我的认知，再重新直视它的时候，带着光芒一同照进那条不曾示人的褶皱里。
我不再去用当年狭隘的标准去衡量它的意义，我跳出了以男性为参照的认知框架，肆意自由地生长，那一点点的瑕疵恰恰丰富了我的故事。
这时，名字不再是符号，而是我成长的印记。
我不再被名字“绑架”，反而开始重新“定义”它。
它是一个容易被记住的名字。
就像那次我在医院抽血时，窗口里的护士大姐核实名字后探出头，就跟见到老熟人一样，“你是不是前几天来过？我对你名字有印象。”
现在，它变得亲切。
“胜男”，其实是个好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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