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灯火：一盏灯，照亮十年》赛嘉

10、第10章：跟踪者陈默晗（上） 下

　　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教室里静得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盛夏坐在讲台上批改作文。阳光从西窗斜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光带，光带里有细小的尘埃在跳舞，懒洋洋的，像是被这九月的午后给催眠了。
　　她改到陈默晗的作文时，笔尖停住了。
　　作文题目是《我的暑假》，大多数孩子写的是掰玉米、收花生、帮爷爷奶奶干活。陈默晗写的不一样。
　　“暑假里，我成了一名跟踪者。”
　　开头第一句，就这样跳进盛夏眼里。
　　“我不是要跟踪坏人，也不是要破案。我跟踪的，是我们村的一条路。从村口到镇上的那条路，三公里长，我走了十五天，每天走三遍——早上、中午、傍晚。我想知道，这条路上到底有多少个水坑，多少个弯，多少棵树被风吹歪了，多少只燕子会在电线上落脚。”
　　盛夏往下看。女孩用近乎冷酷的精确，记录着这条路的一切：
　　“第三天，水坑十七个，比昨天少了三个——被拖拉机碾平了。歪脖子杨树还是那棵，在二里坡那儿，树皮被孩子剥掉一块，露出白生生的肉。电线上的燕子，早上七点二十最多，三十七只；中午最少，只有三只；傍晚又回来，二十四只。”
　　“第七天，下小雨。水坑变成了三十一个。歪脖子杨树的伤口开始流树胶，黄黄的，黏黏的，像眼泪。燕子一只也没来，电线空荡荡的，像五线谱上少了音符。”
　　“第十五天，玉米长高了。路两边的玉米叶子伸到路中间来，骑车经过的人要歪着身子才能躲开。水坑又少了，剩九个。歪脖子杨树的伤口结了痂，黑褐色的，硬邦邦的。燕子来了四十二只，是暑假里最多的一天——因为要南飞了，它们在开会。”
　　作文的最后一段，陈默晗写道：
　　“我爷爷说，我这是闲得慌。可我总觉得，这条路上藏着什么秘密。那些水坑，今天被填平，明天又出现；那棵歪脖子树，去年就这样歪着，今年还这样歪着；那些燕子，春天来，秋天走，从来不多停留一天。它们都有自己的道理，只是不肯告诉我。所以我要跟踪它们，一天又一天，直到它们愿意开口。”
　　盛夏放下红笔，抬头看向第四排靠窗的位置。
　　陈默晗正低头写作业。她坐得很直，背脊像一株挺拔的小杨树。齐耳短发，用两个黑色发卡别在耳后，露出光洁的额头。鼻梁上架着一副塑料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很专注，盯着桌上的数学题，眉头微微蹙着。
　　这是个不起眼的女孩。如果把她放在一群孩子里，你可能会第一眼注意到漂亮的刘婧颖，或者瘦弱的孙浩然，或者高挑的张凯文。但陈默晗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沉默，含蓄，像平原上最常见的野菊花，开了就开了，谢了就谢了，不张扬，不喧哗。
　　但她的作文出卖了她。那不是一个十二岁女孩该有的观察和思考。太细了，太冷了，像手术刀，精准地剖开生活的表皮，露出底下跳动的血管和神经。
　　下课铃响了。
　　孩子们像解除了某种咒语，瞬间活了过来。收拾书包的声音，桌椅挪动的声音，说笑声，打闹声，填满了教室。
　　“值日生留下打扫卫生，其他人放学。”盛夏说。
　　陈默晗是学习委员，要检查值日情况，所以她没有急着走。她把作业本一本本收好，按科目、学号排列整齐，然后装进书包。做完这些，她才拿起扫帚，和值日生一起打扫教室。
　　盛夏继续批改剩下的作文。等她把最后一本改完，教室里已经打扫干净了。夕阳的光从窗户斜射进来，把空荡荡的教室染成温暖的橘红色。黑板擦得干干净净，桌椅摆得整整齐齐，地面洒了水，空气中浮动着淡淡的尘土味。
　　陈默晗背好书包，走到讲台前：“盛老师，作业收齐了。”
　　“好，放这儿吧。”盛夏指了指讲桌一角，“你回家晚，家长会担心吧？”
　　“不会。”陈默晗推了推眼镜，“我爸妈在县里打工，周末才回来。我跟奶奶说过了，今天值日。”
　　“你家在哪个村？”
　　“陈庄，在镇子南边。”
　　盛夏知道陈庄，离学校不算近，走路要四十分钟。她看了看窗外，天还亮着，但平原上的天黑得快，说黑就黑了。
　　“我送你一段吧，正好我要去镇上买点东西。”
　　陈默晗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不用了老师，我走惯了。”
　　“顺路。”盛夏已经站起身，拿起车钥匙，“走吧，别让你奶奶等急了。”
　　电动车驶出校门时，太阳已经挨着地平线了。天空是那种绚烂的橙红色，云彩像被火烧着了一样，一片片，一团团，在天空铺展开来。玉米地里，墨绿色的叶子被镀上一层金边，风一吹，哗啦啦响，像是大地在叹息。
　　陈默晗坐在后座上，依然侧坐着，手抓着座垫边缘。她的书包很旧，但很干净，洗得发白的蓝色，背带用针线细细地缝补过。
　　“你作文写得很好。”盛夏说。
　　后座上的人沉默了一会儿，才说：“真的吗？”
　　“真的。观察很细，文字也干净。”盛夏顿了顿，“不过，你为什么想当‘跟踪者’？”
　　又是沉默。只有电动车轮子碾过土路的沙沙声，和风吹玉米叶的哗哗声。
　　“因为……”陈默晗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被风吹得有点飘，“因为很多东西，你不盯着看，就发现不了。”
　　“比如？”
　　“比如王铁柱家墙上的奖状，其实是他爸的，不是他的。他爸以前也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数学竞赛得过奖。奖状旧得发黄了，王铁柱把它揭下来，用胶水粘在自己奖状下面，只露出一个角。”
　　盛夏愣了一下。
　　“比如孙浩然手上的茧，不全是干农活磨的。他晚上帮人剥玉米粒，一晚上剥十斤，能挣五块钱。剥玉米粒不用镰刀，用改锥——把改锥尖插进玉米芯里，一拧，玉米粒就下来了。那个动作做多了，虎口就会磨出茧。”
　　“比如张凯文的篮球鞋，鞋底快磨穿了，但他用502胶水粘了一层轮胎皮，从外面看不出来。他爸每次问他鞋子怎么样，他都说‘还能穿’。”
　　陈默晗说得很平静，像在念一份观察报告。但盛夏握着车把的手，不知不觉攥紧了。
　　“这些……你怎么知道的？”
　　“看出来的。”陈默晗说，“王铁柱家我去过，帮他补课。孙浩然剥玉米粒，是我有一次晚上去小卖部买本子看见的。张凯文的鞋子……他打球时我蹲在旁边看过，鞋底和鞋帮的颜色不一样。”
　　电动车拐上通往陈庄的土路。这条路比刚才的更窄，更颠簸。路两边是菜地，种着白菜、萝卜、大葱，绿油油的一片。远处有村庄的轮廓，炊烟袅袅升起，在暮色里笔直得像一根根灰白色的柱子。
　　“你为什么要观察这些？”盛夏问。
　　这次，陈默晗沉默得更久了。久到盛夏以为她不会回答了，才听到身后传来轻轻的声音：
　　“因为……我怕忘了。”
　　“忘了什么？”
　　“忘了他们现在什么样。”陈默晗说，“我爸妈出去打工那年，我七岁。走的时候，我妈抱着我哭，我爸蹲在门口抽烟，抽了一整盒。他们说，等挣够了钱就回来。可五年了，他们还在县里，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