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惊雷处，重写我们的时代与爱情》不是厨师长

44、第43章

　　民国元年的春天，来得迟疑而阴冷。

　　无锡城从改朝换代的短暂狂热中逐渐冷却下来，街市恢复了表面的秩序，店铺重开，车马往来，但那“秩序”之下，涌动着更深沉、更错综复杂的暗流。

　　旧的威权已然崩塌，新的权威尚未真正树立，各方势力都在暗中角力，试探，合纵连横。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期待与不安交织的、粘稠的气息。

　　周府之内，那场惊动阖府的父子争吵，如同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看似渐渐平息，水面之下却已是寒流暗涌，格局彻底改变。

　　周朴园与周萍之间，维系了最后一丝体面的薄纸被彻底捅破，父子之情名存实亡。

　　每日晨昏，周萍依旧会去正房问安，隔着帘子，公式化地说几句“父亲安好”、“儿子告退”，语气平淡无波，眼神疏离如对路人。

　　周朴园大多数时间躺在炕上，面色灰败，只在周萍请安时，会用那双浑浊却依旧锐利如锥的眼睛，死死盯他片刻，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应答，或是干脆闭目不理。两人心照不宣地维持着这冰冷僵硬的“礼节”，实则已是形同陌路，各怀鬼胎。

　　周朴园开始频繁召见那些在光复后失意落魄、却依旧心怀前朝、对“暴民革命”深恶痛绝的本地守旧士绅和前清遗老。

　　他们在周府那间越发显得空旷阴森的正房里，低声密议，唉声叹气，咒骂“乱党”，也对即将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寄予厚望，认为只有袁宫保这样的“强人”，才能“收拾山河”、“恢复秩序”。

　　周朴园拖着病体，竭力与这些人维系关系，试图重新编织一张属于旧时代权力网络的残破脉络，幻想有朝一日能借袁世凯之势，压制甚至夺回被周萍“窃取”的家业主导权。他衰弱的躯体里，燃烧着不甘与仇恨的余烬，但这火焰，已无力照亮前路，只能灼伤他自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萍世界的日益广阔与灼热。他几乎不再踏入周家老宅的内院，除了那片刻的、冰冷的晨昏定省。他将全部精力投注于蒸蒸日上的“华昌实业”，以及那个随着民国建立而在他心中越发清晰、也越发危险的宏大图景。

　　他的“华昌实业公司”已不仅仅是一个名头，旗下整合了纱厂、布厂、五金零件作坊，最近又入股了一家小型内河航运公司，开始涉足运输。

　　他穿着剪裁愈发考究的深色西装或面料精良的长衫，频繁出席无锡、苏州、上海等地商会、实业协会的会议和联谊，与那些同样年轻、同样怀抱“实业救国”理想的新派商人、归国工程师、留学生高谈阔论，规划着引进新机器、改进管理、开拓市场的蓝图。

　　他言谈从容，见解独到，出手果断，加之日益成熟的俊朗外貌与沉稳气度，很快在圈内赢得赞誉，被视为江南实业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然而，这光鲜亮丽的“实业家”身份之下，隐藏着更深的激流。通过顾维钧等渠道，周萍开始有选择地接触一些同盟会的外围成员，以及一些虽未明确加入党派、但思想激进、坚信只有彻底革命才能挽救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

　　周萍与他们秘密会面，聆听他们对时局的悲观剖析，对袁世凯的深刻不信任，以及对未来更激烈社会变革的预言与呼唤。这些言论，像黑暗中的火种，点燃了他灵魂深处某些一直压抑的东西。

　　周萍开始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利用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商业网络——特别是那家内河航运公司不起眼的货船，以及几家位置偏僻的货栈——为这些“同志”转运一些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运送的印刷品、少量药品，甚至偶尔掩护一两个身份特殊的人员往来。他知道这是玩火，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一旦泄露，不仅是商业声誉扫地，更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但一种混合着理想主义、对旧世界彻骨的憎恶，以及某种“历史参与者”的隐秘冲动，驱使着他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小心翼翼地前行。风险与机遇，如影随形。

　　而听竹轩，这个曾经承载着他们脆弱同盟与短暂温情的“家”，如今却成了无锡城里最令周萍感到窒息的所在。自那夜激烈争吵、摔门而走后，他与繁漪陷入了彻底的冷战。

　　周萍不再回听竹轩过夜，要么宿在“华昌”公司的经理室，要么在纱厂的值班房里将就一宿。偶尔因取东西或白日有事不得不回去，两人碰面，也是视若无睹，或只进行最必要、最简短的交流，语气客气而冰冷，仿佛最疏远的房客。

　　空气凝滞得能滴出水来，连秋月都察觉到了异常，做事更加小心翼翼，不敢多言。

　　听竹轩内，繁漪变得异常沉默。她不再去花园散步，也很少主动与下人交谈。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内室或书房，埋首于似乎永远也理不完的账册、名目、礼单之中。

　　周萍与周朴园公开决裂，周朴园又病弱不起，内宅管理权责不明，反而给了她更大的空间。她以“稳定家计、厘清账目”为由，开始系统性地整理周家历年积存的老账、田契、房契、库房清单，甚至是一些年代久远的往来书信副本。

　　繁漪做得极其耐心细致，不动声色，仿佛真的只是一位克尽厥职、努力维持家族运转的贤惠主妇。只有她自己知道，在那看似枯燥的抄录、核对、归类中，她正一点点掀开周家华丽袍子下的虱子与补丁——某处田产来历不明的转让记录，某笔陈年旧账可疑的亏空，库房中“遗失”或“损坏”的贵重物品清单，乃至周朴园早年与某些官吏往来中，一些不便明言的银钱数目……她都默默记下，誊录在只有自己才懂得的暗语笔记中。

　　这不是为了告发或要挟，而是一种下意识的、为自己和未来积攒“筹码”与“底牌”的行为。在这个看似安稳、实则危机四伏的深宅里，知识，尤其是隐秘的知识，就是力量。

　　她也并未完全与世隔绝。新任无锡地方长官的太太，是一位出身上海洋学堂、热衷“文明戏”（话剧）和“女子慈善”的新派女性。

　　繁漪在一次不得已出席的官眷茶会上，“偶然”与她攀谈，对“文明戏”中表现的“女性解放”、“社会问题”表现出“恰如其分”的好奇与欣赏，很快赢得了这位官太太的好感。

　　借此，繁漪得以更频繁地出入官邸举办的沙龙、观剧会，接触到一些外界的新思潮、新书刊。她开始尝试，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将一些经过筛选的、不涉及敏感政治的进步小说、妇女杂志，带入闺阁女友的小圈子，在品茶闲谈时“不经意”地提及，观察她们的反应，也悄悄播撒着极其微弱的、新思想的星火。

　　这既是她排遣内心孤寂的方式，也是她不甘于只做“深宅摆设”、试图以自己方式接触并影响外部世界的微弱努力。

　　然而，无论外部的实业拓展、秘密活动，还是内部的账目清查、社交周旋，都无法完全占据周萍的心神。那个在码头酒馆猝然听闻的名字——“鲁大海”，像一枚烧红的铁钉，深深楔入他的脑海，日夜灼烫，无法拔除。

　　酒醒后的震惊、狂喜、怀疑、恐惧，渐渐沉淀为一种焦灼的、必须立刻求证的冲动。他几乎可以断定，那就是他同母异父的弟弟，那个他寻找多年、音信全无的至亲！而“鲁侍萍”……他的生母，果然还活着，就在天津，在苦难中挣扎！

　　这个认知让他坐立难安。对生母复杂难言的情感（愧疚、思念、怨怼？），对从未谋面的弟弟的好奇与隐隐的牵挂，以及一种血脉相连的天然责任感，在他胸中翻腾。他必须知道更多！必须确认他们的状况！

　　几乎没有太多犹豫，他再次派出了最信任的阿贵。这一次，他交给阿贵一笔惊人的款子，以及一个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查明“鲁大海”和“鲁侍萍”在天津的确切下落、详细境况，但绝不可暴露身份，更不能惊动他们。他给了阿贵几个上海和天津的联络地址，叮嘱他随机应变，安全第一。

　　阿贵领命，次日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无锡。周萍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一半在无锡波谲云诡的商场与暗战中，另一半，已随着北上的列车，飞向了那座陌生的、充满血泪的北方工业城市。

　　阿贵走后，周萍在忙碌与焦灼的间隙，开始不由自主地反思与繁漪那场惨烈的争吵。夜深人静，独自躺在公司经理室冰冷的行军床上，或是巡视完喧嚣的工厂车间，疲惫地坐车回城时，繁漪最后泪流满面、摇摇欲坠的模样，以及自己那些如同淬毒匕首般伤人的话语，便会不受控制地浮现眼前。

　　“你终究是这深宅大院里的人，只求安稳！”

　　这句话，像回声，在他脑海里反复激荡。现在冷静下来，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句话是多么不公平，多么残忍。繁漪为他、为这个“同盟”付出的，远比他想象的要多。

　　那场无人知晓的流产惨剧，是她独自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身心俱损。之后，她默默协助他稳定内宅，清查账目，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从未抱怨。

　　她并非没有理想，没有不甘，只是她的处境比他更为凶险，身为女子，在这高墙之内，一步行差踏错，便是万劫不复。她劝他“从长计议”、“虚与委蛇”，何尝不是基于对他安危最深刻的担忧？而他，却被愤怒和一种莫名的、被“背叛”的感觉冲昏了头脑，将最伤人的利刃，对准了这个在黑暗中最可能理解他、也最需要他理解的盟友。

　　愧疚，如同冰冷的潮水，慢慢浸透了他的心。他想道歉，想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冷战僵局。可是，骄傲像一道无形的屏障，横亘在他与她之间。他不知该如何开口，不知那夜的裂痕是否已深到无法弥补。

　　几次回到听竹轩，看到她在灯下沉默的背影，或是她匆匆避开的目光，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脆弱的契约与共同的利益之上，感情的基础薄如蝉翼，经不起这样激烈的对撞。也许，就这样僵着，对彼此都好？至少，不会再有伤害。

　　就在这种内心煎熬、外部事务繁忙、以及对北方音信翘首以盼的复杂状态中，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周萍刚从纱厂回到“华昌”公司，留守的阿顺便悄悄递给他一封没有任何落款、火漆封口的信，低声道：“少爷，天津来的，加急。”

　　周萍心头猛地一跳，接过信，手指竟有些微颤。他挥手让阿顺出去，关好房门，走到窗边，就着最后一线天光，用小刀仔细剔开火漆。

　　信纸很薄，字迹是阿贵的，用的是他们约定的、夹杂着错别字和特殊符号的密语。周萍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凝神，逐字翻译。

　　“爷，信悉。人已找到，在天津英租界外‘隆茂’纱厂做工。情况确如传闻。大海，年约十七八，在粗纱车间，性子烈，上月为护母与工头冲突，被罚半月工钱，仍不服。”

　　“其母侍萍，年近四十，在厂做杂工，体弱多病，常咳血，勉强度日。二人住厂外贫民窟大杂院，屋仅容身，食不果腹。大海似为工人中略有声望者，常聚人议论厂中不公。已按爷吩咐，通过可靠中间人，以‘同乡会济难’名义，送银元三十、西药若干、米面衣物，嘱其母治病，大海进学。”

　　“彼等起初疑，拒收，后中间人多方劝说，方勉强收下药品米面，银元退回大半，言‘无功不受禄’。大海警惕性高，追问中间人来历，中间人按爷交代，只推说南洋华侨同情劳工。现下二人稍安，然其母病恐沉疴，大海处境仍危。是否进一步接触，请爷示下。贵，于津门。”

　　信不长，但每一个字，都像沉重的鼓槌，敲打在周萍的心上。确认了！真的是他们！母亲侍萍，果然还活着，却在咳血，在贫病中挣扎！弟弟大海，年轻，倔强，在血汗工厂里用最原始的方式抗争着……

　　一股强烈的酸楚与刺痛，瞬间攫住了他的心脏，让他几乎站立不稳。他扶住窗棂，望向北方灰蒙蒙的天空，视线渐渐模糊。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可这找到的真相，竟是如此残酷，如此令人心痛。他仿佛能看到那肮脏破败的大杂院，看到母亲憔悴病容，看到弟弟在机器轰鸣中汗流浃背、眼中却燃烧着不屈火焰的模样……

　　自责、愧疚、怜惜、一种深沉的血脉牵痛，以及想要立刻做些什么的强烈冲动，在他胸中激烈冲撞。他紧紧攥着那薄薄的信纸，指节发白。

　　下一步，该怎么办？继续匿名资助？恐怕以大海的警惕和母亲的秉性，未必会接受。直接相认？不，时机未到，风险太大，也未必是他们所愿。或许……可以设法将他们转移到南方？进入自己的工厂？但这需要极其周密的安排，且必须尊重他们的意愿……

　　无数念头在脑中纷飞。他需要时间思考，需要冷静。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不能再让他们那样苦熬下去。他必须做点什么，必须保护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弥补这缺失了十八年的亏欠，也弥补自己对生母那份复杂难言、却从未真正放下的牵挂。

　　窗外，暮色四合，华灯初上。无锡城的夜晚，依旧带着初春的寒意与喧嚣背后的躁动。

　　周萍独自站在渐渐暗下来的房间里，身影挺拔却透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孤寂与沉重。天津传来的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他本就波澜起伏的心湖，激起的不仅是亲情的涟漪，更是一种对自身责任、对命运、对“家”与“亲人”含义的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