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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玻璃窗外的身影,和七年前一样熟悉(现在·苏婉) 林薇第三次 ...

  •   林薇第三次问我“老师,您真的没事吗”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对着窗外发呆了至少十分钟。

      “没事。”我收回视线,把注意力放回画板上,“刚才说到哪儿了?”

      “色彩过渡。”林薇指着我的画稿,“您说这里的蓝紫色太突兀,要调灰一点。”

      “对。”我拿起调色板,挤了一点钛白和赭石,在调色区慢慢混合,“你看,这样加入暖灰色调,和背景的暮色就融合了。”

      笔刷在画纸上晕开,蓝紫色沉淀成温柔的暮霭。林薇凑近看,赞叹:“老师您的手真稳。”

      我笑了笑,没说话。

      手稳是因为习惯。七年了,我从那个连水彩都控制不好的美院学生,变成能开个人工作室的插画师,中间画废的纸可以铺满这条街。熟练是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就像平静是无数次心碎换来的。

      “老师。”林薇犹豫着开口,“刚才……街角那个人,您认识吗?”

      笔刷停在半空。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您看到他的时候,表情……”她寻找着措辞,“很复杂。而且他在那儿站了快二十分钟,一直看着这边。”

      我放下笔刷,端起已经凉了的柠檬茶,喝了一口。

      酸涩的味道在舌尖漫开。

      “一个故人。”我说,“很久没见了。”

      “是……很重要的人吗?”

      重要吗?

      我曾经以为,沈书是我生命里最重的一笔色彩。二十三岁到二十七岁,四年时间,我所有的画里都有他的影子——他睡着时颤动的睫毛,他看书时微蹙的眉头,他笑时眼角的细纹。我画过他抽烟的侧影(那时他还没戒烟),画过他做饭时系围裙的样子,画过他趴在桌上写稿,后颈突出的颈椎骨节。

      那些画大部分都收在箱底了。只有一张,我还挂在工作室里——是我们刚搬进出租屋时,我画的雨夜书店。画里有两个模糊的身影,在暖黄的灯光下相对而立。

      林薇刚来时问过:“老师,这张画好特别,是您重要时刻的纪念吗?”

      我说:“是一个开始。”

      “那结局呢?”

      “没有结局。”我当时说,“有些故事不需要结局。”

      现在我想,也许不是不需要,是结局来得太早,早到我们还以为故事刚刚开始。

      “老师?”林薇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嗯?”

      “您的手……”她指了指我的手。

      我低头,发现握杯子的手在微微发抖。柠檬茶表面漾开细小的涟漪,一圈,又一圈。

      “没事。”我把杯子放下,“可能是咖啡因过量了。”

      谎话说得自然流畅。时间真是神奇的东西,它能让你学会平静地说出“我很好”“没关系”“过去了”,哪怕心里还在下一场七年前的雨。

      窗外梧桐叶又落了一片。

      我想起沈书以前很爱捡落叶,说每片叶子的纹路都是独一无二的,像人的掌纹。我们在公园长椅上,他一片片捡,我一片片画。画满了三个速写本,他说:“等我们老了,就把这些叶子做成标本,告诉孙子孙女——这是爷爷奶奶年轻时的秋天。”

      我说:“那得讲多久啊?”

      他说:“讲到他们嫌烦为止。”

      那时我们真的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手机震动,是出版社编辑发来的消息:“苏婉,新绘本的终校稿发你邮箱了,请今天内确认。另外,《恰好的距离》加印三万册,恭喜!”

      我打字回复:“收到,谢谢。”

      “老师,又加印了?”林薇看到屏幕,兴奋起来,“您真的太厉害了!这本绘本才上市三个月吧?已经是年度畅销榜前十了!”

      “运气好。”我说。

      不是谦虚。我知道《恰好的距离》为什么卖得好——因为它讲了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两个人在雨夜相遇,在阳光下走散,最后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没有怨恨,没有撕扯,只有温柔的释然。

      读者在评论里说:“看哭了,但哭完觉得很治愈。”

      有人说:“原来告别可以这么平静。”

      还有人说:“谢谢作者告诉我,爱过就好,不必一生。”

      他们不知道,这本书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从心里挖出来的。那个雨夜书店是真的,那首共享的民谣是真的,墙上的“永远都刚刚好”是真的,最后无声的告别也是真的。

      写后记那晚,我坐在工作室画到凌晨三点。画完最后一笔,窗外天光微亮。我看着画里两个背对背走远的身影,突然就哭了。

      不是悲伤的哭,是那种……终于把一块卡在喉咙七年的骨头,温柔地取出来的感觉。

      疼,但通畅了。

      “老师,要关店了吗?”林薇问。已经六点了。

      “你先走吧,我还有点事。”

      “好,那明天见。”

      林薇走后,工作室安静下来。我走到窗边,看向刚才沈书站过的街角——现在空无一人,只有梧桐树在暮色里沉默地立着。

      他还穿着西装。深灰色的,剪裁合身,一看就是定制的。头发梳得整齐,戴着手表,手里拿着手机。完全是我记忆之外的模样了。

      可当他抬头看向这边时,那个眼神——隔着二十米的距离,隔着七年的光阴——居然还残留着一点二十三岁的影子。

      只是很淡了,淡得像水彩画里最后一道被水晕开的色彩。

      我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书已经很旧了,封面起毛,内页泛黄。翻到第七页,那幅雨夜书店的插图下面,有一行铅笔小字:

      “2013年4月24日,周三,晴。她来还了一场雨,带来了一整个春天。”

      字迹是他的,笔锋有力,但写得很轻,像怕惊扰什么。

      这些年我无数次翻开这一页,每次都在想:他写下这句话时,心里在想什么?是真的觉得春天来了,还是只是一时感动的记录?

      后来我明白了,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那个夜晚真实存在过。重要的是二十三岁的苏婉和二十三岁的沈书,真的在那家小小的书店里,分享过耳机,分享过心跳,分享过一个以为会永恒的瞬间。

      这就够了。

      我把书放回书架,打开电脑,点开编辑发来的终校稿。翻到最后,看着自己写的后记:

      “感谢所有路过我生命的人,特别是你——你让我明白,有些‘不刚刚好’是为了成全各自的‘刚刚好’。故事结局,天空很蓝,两人走向不同方向,但都带着祝福。”

      我看了很久,点了“确认”。

      关掉电脑,工作室陷入昏暗。我没开灯,就坐在黑暗里,看窗外逐渐亮起的街灯。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妈妈发来的消息:“婉婉,这周末回家吃饭吗?你张阿姨的儿子从国外回来了,要不要见见?”

      我打字:“这周末要赶稿,下次吧。”

      发送。

      然后我站起来,走到画板前,打开小灯。灯光只照亮画纸的一角,像舞台的聚光灯。

      我拿起铅笔,开始画新的草图。

      线条流畅地延伸,慢慢勾勒出一个轮廓——不是沈书,不是任何人,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对画面走向远方的身影。在他脚下,有小小的花在开。

      画着画着,我忽然想起沈书刚才转身离开时的背影。

      很坚决,没有回头。

      就像七年前,在旧书店最后那次见面,他说完“对不起”转身时,背影像一座正在沉没的岛。

      那时我坐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书店门口的阳光里,心想:原来有些告别,真的不需要说再见。

      因为“再见”意味着还可能再见。

      而我们都明白,这一次,不会了。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窗外夜色完全降临,城市亮起万千灯火。

      我画完了那个身影,在右下角签上日期:2020年10月21日。

      然后我轻声说:“再见,沈书。”

      不是对窗外的他说,是对二十三岁那年,在雨夜书店里对我笑着说“来日方长”的他说。

      对那个会为我跑三条街买栗子蛋糕的他说。

      对那个在墙上写下“永远都刚刚好”的他说。

      对那个,我曾经以为会爱一辈子的他说。

      再见。

      雨停了,天晴了,我们都该向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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