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oldcheetah

8、第5节：法学院的烟雾与麻将席位 松林市这地

　　松林市这地方，比哈尔滨更像是个被老天爷随手扔在黑土地上的冷库。大学校门修得倒是挺阔气，两根水泥柱子直插云霄，中间拉着个横幅，写着欢迎新生的漂亮话，可我看着总觉得那像是一张大嘴，准备把我们这帮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全给生吞活剥了。

　　我被分到了法学院，听着名头挺唬人，像是要在法典里寻找人间正义的种子。可等我拎着那个印着“生产先进”字样的编织袋进了宿舍楼，那股子扑面而来的馊脚丫子味儿混合着陈年烟草的熏感，瞬间就把我那点儿关于“知识分子摇篮”的幻想给击碎了。

　　我的寝室在四楼，推门进去，已经有几个哥们儿在那儿安营扎寨了。下铺住着个面相老成的货，姓王，但咱们私下里都管他叫“老头”。老头确实老，据说在社会上晃荡了好几年才考上的，看人的眼神里总带着一种看破红尘的慈祥，其实肚子里全是主意。他见我进来，手里正掐着半根没过滤嘴的劣质烟，冲我嘿嘿一笑，吐出一口浓痰，说：“老弟，欢迎加入这间精神病院，我是你的主治医师。”

　　法学院的生活，跟我预想的完全是两码事。原本以为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跟教授探讨探讨西塞罗或者孟德斯鸠，结果现实是：咱们这帮准法律人才，成天琢磨的是怎么在老师点名时金蝉脱壳，以及怎么在烟雾缭绕的屋子里通过麻将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我很快就堕落了，堕落得理直气壮，甚至带点儿自豪。在那个除了荷尔蒙没处发泄，就是寂寞没处安放的年纪，麻将成了我们唯一的救赎。每天晚上，在那张坑洼不平的方桌上，四个赤膊上阵的汉子，像是在进行某种严肃的宗教仪式。我自诩头脑精明，逻辑严密，可在麻坛上却屡战屡败，经常连食堂的饭票都输得精光。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就只能觍着脸去蹭老头的干粮，老头一边剔牙一边损我：“肖遥，你小子这就叫‘久赌无胜家’，趁早去卖身吧，没准儿还能换盒红塔山。”

　　我戒不了麻将，其实是戒不了那种在喧嚣中暂时忘掉温静的感觉。每当那麻将牌撞击出的清脆声响在大寒夜里荡漾，我才能觉得心里那块叫“惦记”的疙瘩能松快点儿。可老头说的对，狗改不了吃屎，我最终戒掉麻将不是因为觉悟高，而是因为我发现再这么打下去，我不仅踢球跑不动半场，甚至连那盒刘铮的磁带都没钱买电池听了。

　　大学是乱爱的天堂，这话一点儿不假。每到傍晚，校园后边那片不大的桃林就成了恋人们的刑场——男男女女们在那儿互相折磨，亲得啧啧作响。我常和几个苦逼的光棍在顶楼窗户那儿偷窥，手里攥着大号手电筒，每当哪对儿男女动作稍微“越轨”，我们就极其正义地刷一下照过去，嘴里大喊着“住手！保卫处来了！”

　　看着他们惊荒失措地四散逃窜，我们这帮光棍就笑得前仰后合，只是笑完之后，那种长夜难明的孤独感，会像潮水一样把我们彻底淹没。我常梦见温静，梦里的她还是那个五号头，还是那副透明的耳廓，她站在哈尔滨的落叶里冲我笑，我想抱她，手伸过去却只能抓到一团松林市冰冷的空气。

　　那一刻我才明白，这法学院的课程我一门没进去，但这“孤独”这门必修课，我倒是修了个满分。刘铮在耳机里还在嘶吼着问“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翻了个身，看着天花板上斑驳的霉点，心想：妈的，这大学四年，大概就是老天爷给我设的一场漫长的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