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oldcheetah

5、第2节：考场外的蝉鸣与突围 1988年

　　1988年的夏天，哈尔滨的蝉鸣听起来都带着股子视死如归的劲儿，声嘶力竭地在干巴巴的树枝上叫嚣。那年的高考，对我这种平日里在课堂上混日子的货色来说，基本上就是一场明知是死还要往上撞的阵地战。我和胖子，这两个被老师视为“害群之马”的编外人员，穿着皱巴巴的的确良衬衫，脚踩着塑料凉鞋，混在一群眼神里透着“杀气”的尖子生中间，显得既突兀又滑稽。

　　考场设在南岗区的一所老学校里，青砖红瓦的建筑在烈日下散发着一种陈旧的压迫感。我坐在那个木质的课桌后面，看着窗外那几棵被毒太阳晒得蔫头耷脑的杨树，心里却出奇地平静。那种平静不是成竹在胸，而是一种“反正老子已经这样了，大不了回去接班修零件”的自暴自弃。我摸了摸兜里那支英雄牌钢笔，那是老爹特意去秋林公司给我买的，说是希望能给我沾点儿英雄气概。我心里暗笑，英雄不英雄的另说，只要别在答卷子的时候给我“拉稀”漏水，我就谢天谢地了。

　　答题的过程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幻觉。数学卷子上的那些符号，在我眼里基本上就是某种外星文明的遗迹，我只能凭着最后那点儿可怜的记忆，在那儿生拉硬拽地凑数。英语单词更是一个个长了腿，在我脑子里蹦迪。唯独到了语文和历史，我那点儿平日里看杂书攒下的底子才算是发挥了点儿作用，我把那些对时代的感慨、对人生的贫嘴，全都一股脑地倒进了作文纸里。我当时在那儿想，如果判卷子的老师也是个跟我一样怀才不遇的文学青年，没准儿能给我个高分，要是遇上个老古板，估计我这辈子就跟“知识分子”这四个字彻底绝缘了。

　　考完最后一科出来时，大门外黑压压的全是家长。那阵仗，比现在那些追星的狂热分子还要吓人。我一眼就看见了老爹，他缩在电线杆子的阴影里，手里攥着一瓶早就没了凉气的北冰洋汽水。看见我出来，他张了张嘴，想问点什么，最后却只是把那瓶汽水塞到我手里，闷声说了一句：“回家吃面，你妈给你擀了最爱吃的炸酱面。”

　　那段等分数的时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虚无的日子。我和胖子天天在松花江边晃荡，看着江水慢悠悠地流，心里却像是有猫在抓。胖子那厮倒是心宽，怀里揣着本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武侠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偶尔抬头问我：“肖遥，你说咱俩要是都落了榜，是不是真得去厂子里当小学徒？”我白他一眼，心说当学徒也比你这副饿死鬼投胎的样子强。

　　可生活这玩意儿，最擅长出的就是回马枪。放榜那天，我和胖子看着光荣榜上的名字，眼珠子差点儿没掉地上。我，肖遥，一个常年游走在不及格边缘的走后门选手，居然意外考取了外市一所法学院，虽然不是什么名校，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是正经八百的“法门弟子”了。而胖子这货，居然也出人意料地考上了本市的师范大学，这让我在心里感叹了半天，老天爷大概是那天喝高了，才让我们这两个废柴实现了这种“非典型性突围”。

　　我最高兴的不是自己考上了，而是温静。她毫无悬念地被本市最著名的财经大学录取了，那是她应得的。我站在红榜前，看着她的名字和我的名字虽然隔着长长的距离，但好歹都挂在那张纸上，心里涌起一股子前所未有的豪情。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刚打扫完战场的散兵游勇，虽然浑身是伤，但好歹捡回了一条命，而且还没把心里的那个念想给弄丢了。

　　那一年的夏天，哈尔滨的街道似乎都宽阔了许多。我和胖子在小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对着满桌子的毛豆和花生米，大谈特谈我们的未来，谈那些虚无缥缈的理想。我觉得自己终于挺直了腰板，不再是那个躲在角落里偷看温静的怂包，而是一个即将踏上征程的大学生。可我也明白，这场“突围”只是个开始，远方那个叫大学的世界，还有那个依然像冰山一样高冷的温静，都在等着给我更多的颜色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