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oldcheetah

2、第一章：初恋的影子（1985-1988）第1节：红旗下的报到日 1985年

　　1985年的夏天，哈尔滨的太阳毒得能把马路上的沥青晒出油来，松花江里的水都透着股子躁动。那年我十五岁，本该是那种在胡同里上蹿下跳、满脑子想怎么把隔壁二杆子家玻璃砸了的年纪，却被我老爹硬生生塞进了一所名牌高中。

　　说来惭愧，我这人打小就跟“品学兼优”这四个字不沾边。在那些尖子生眼里，我这种人大概就是搅浑一锅好汤的耗子屎。我能进这所学校，靠的不是脑子里的沟壑，而是我老爹在酒精和烟草里趟出来的人情。我老爹为了我这前程，估计没少跟人点头哈腰，在那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把一根根带过滤嘴的中华烟递过去，换来我一张皱巴巴的入学通知书。

　　报到那天，我斜挎着个书包，一脸不吝地站在校门口，看着那些戴着深度近视镜、怀里抱着大厚书的同学们，心里涌起一股子莫名的自卑，随后又迅速转化成一种混不吝的痞气。我就纳了闷了，这帮人怎么能把日子活得这么憋屈？我当时觉得自己像个闯进孔庙的土匪，兜里揣着弹弓，却非要假装来听圣贤书。

　　教室里的味道很复杂：陈年的粉笔灰、没擦干净的汗味，还有一种名为“前程”的压抑感。我特意选了个靠窗的后排座位，那是我们这种“编外人员”的天然避风港。

　　我趴在课桌上，歪着头看着那些走进教室的生面孔。有的人装得跟真事儿似的，一坐下就翻开练习册；有的人贼眉鼠眼地四下打量，估计跟我一样在找同类。我就像个在老火车站看风景的闲汉，看着一个个千姿百态的身影晃进我的视线。

　　哈尔滨的夏末，阳光透过窗户斜着打进来，教室里的尘埃在光柱里跳舞。我心里在那儿嘀咕：这三年，我得怎么熬过去啊？是混个文凭去接我老爹的班，还是干脆在这儿当个职业混混？就在我漫无目的地胡思乱想，觉得人生也就那么回事儿的时候，门口出现了一个影子。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刻，你会觉得周围的嘈杂突然被按了静音键。

　　门口那个女孩，梳着当年最普通的五号头，齐耳短发，黑得纯粹，衬得那张脸白得像还没被冻上的初雪。她没穿那种花里胡哨的的确良裙子，就一件干净的白衬衫，下摆扎在军绿色的裤子里，可那一股子文静的气息，硬是把周围那帮俗不可耐的少男少女都给压了下去。

　　她走进来的时候，眼神很平，没有那种尖子生的傲气，也没有差生那种贼头贼脑。她就那么不紧不慢地走着，仿佛这教室不是什么书山学海，而是一片安静的林子。最要命的是阳光照在她耳廓上的那一瞬，那片皮肤透着几乎透明的粉红，连上面的细小绒毛都清晰可见。我当时觉得心脏像是被谁狠狠掐了一把，疼得真切，却又美得让人想哭。那一刻我知道，我这辈子大概是栽在这个名叫温静的女孩手里了，而且栽得心甘情愿，没打算起来。

　　如果说生活是一场大型的抓特务游戏，那我那天一定是撞了大运，或者说是触了大霉。班主任是个姓王的半大老头，穿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兜里永远插着两支英雄牌钢笔，眼神儿里透着一种看透了我们这帮混世魔王的疲惫。他随手一指，像点兵点将似的，把温静点到了我旁边的那个空座上。

　　我当时正漫不经心地玩着那块印着“工农兵”图案的橡皮，手猛地一哆嗦，橡皮差点儿飞到前排尖子生的后脑勺上。温静就那么抱着书包，像一缕凉爽的秋风，轻飘飘地坐到了我身边的长条木凳上。那凳子因为年头久了，坐上去咯吱一声，听在我耳朵里却像是一声惊雷。

　　我们之间隔着不到十公分的距离，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那种淡淡的、像是刚晾干的白衬衫被阳光暴晒后的味道。这种干净劲儿让我瞬间觉得自己像个刚从煤堆里爬出来的烟囱工，局促得连手脚都没处搁。我在心里暗骂：老天爷你这是玩儿我呢？把这么一个仙女搁在我这个顽主身边，这不是存心让我现眼吗？

　　也就是从那天起，我的灵魂基本上就跟教科书这种东西彻底告别了。

　　老师在讲台上唾沫星子横飞，讲着什么二次函数、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但在我这儿，全是杂音。我的整个世界都被缩减到了我的右后方——那是我的余光能扫到的极限。我像个职业侦察兵一样，默默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记笔记的样子真好看，那只细长白皙的手握着钢笔，笔尖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音，那频率比心跳还稳。

　　最让我抓心挠肝的是她的耳朵。阳光从窗户斜插进来，把她那透明的耳廓照得像是一块上好的冻石，连里面微小的血管都像是一幅精妙的地图。我盯着那抹粉红色，心里的草长得比操场上的还高。结果就是，我的代数作业写得像抽象画，英文单词全认成了鬼画符。成绩这东西，就像我那漏了气的自行车胎，呲溜一声，就直接瘪到了地心深处。可我不在乎，我觉得要是能这么盯着她看上一辈子，别说不及格，就是被开除了我也认。

　　我这人打小就嘴碎，但在温静面前，我那点儿自诩为“机关枪”的口才，基本上全哑火了。

　　下课铃一响，我就绞尽脑汁地想找个话题跟她“搭茬”。我一会儿问她“这题你会吗”，一会儿又没话找话地问“你是哪个小学的”。我本以为凭我这股子混不吝的劲儿，怎么也能把这冰山撬开条缝，可温静不吃这一套。她的回答永远简洁明了，像是个恪尽职守的接线员：“会。”“铁一小的。”“谢谢。”

　　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个句号，结结实实地把我后面想了一肚子的话全给顶了回来。她回话的时候，会礼貌地转过脸，那双明亮的眼睛盯着我，眼神儿清亮得像是一潭照人的水，映出的全是我那副贼眉鼠眼的寒碜样儿。这种时候，我就只能尴尬地嘿嘿一笑，然后转身冲出教室，把满腔的憋屈全发泄到操场上的那颗破皮球上。踢球的时候，我跑得比谁都快，抢得比谁都狠，仿佛只要我出的汗够多，心里那股子因为自卑而生的邪火就能被浇灭掉似的。

　　好日子这东西，就像哈尔滨马迭尔冷饮厅里的冰激凌，还没等你细品出那股子奶香味儿，它就化成了一滩稀水。高二那年，文理分班，这四个字听着像是在给我们的前途指道，对我来说，那就是一道拆迁令，硬生生地把我跟温静那点儿好不容易经营出来的“邻里关系”给拆迁了。

　　虽然我俩都选了文科，还窝在原来的班级里，但座位却被老师像摆弄积木似的重排了。我被发配到了后排，而温静依然稳坐在前方的“黄金地带”。那几米的距离，在那时候的我看来，比松花江还要宽。我看着别人坐到了我曾经的位置上，看着那人的胳膊肘大模大样地压在原本属于我的那半张课桌上，心里那股子酸水直往嗓子眼儿灌。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失了地的老农，只能蹲在田垄边上，看着自家的庄稼被别人收割，还得装出一副“老子志不在此”的潇洒样儿。

　　上天在关上一扇窗的同时，往往会顺手再给你塞一坨不明物体。我的新同桌是个外号叫“胖子”的货，这哥们儿的长相基本上是对建筑美学的一种公然挑衅。他那脸横肉就像是没揉开的面团，笑起来的时候眼睛能直接缩成两条缝，基本上可以省略掉睫毛这个硬件。

　　也就是用了三根红梅烟的工夫，我就跟胖子达成了战略同盟。我俩都是那种在老师眼里属于“烂泥扶不上墙”的货色，唯一的共同爱好就是睡觉。不过睡觉这事儿也有流派之分：胖子走的是“豪放派”，趴在桌子上鼾声如雷，口水顺着桌沿儿往下淌，蔚为壮观，基本上是放弃了个人形象的自杀式睡眠；而我走的是“婉约派”，通常是以手支额，眉头微皱，摆出一副正为人类前途深度忧虑的“思想者”造型，实际上脑子里早就一片空白，正跟周公谈心呢。虽说睡眠质量我不如他，但在糊弄老师这方面，我显然比他多了一层知识分子的虚伪。

　　换了座之后，我的视线就变得更加隐蔽且猥琐了。

　　每天不睡的时候，我就趴在桌子上，穿过前排那些晃动的后脑勺，精准地捕捉温静的背影。看后脑勺其实是一门技术活儿，温静的后脑勺长得极其规整，那黑发总是扎得一丝不苟。有时候她听课听得入神，头会微微侧一点，那一刻，那一抹透光的耳廓又会重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就盯着那点儿光，心里在那儿反复咀嚼着那句没敢说出口的告白。

　　胖子偶尔醒过来，看着我那副丢了魂儿的德行，会压低嗓门挤兑我：“肖遥，你那眼神儿都快把人家后背烫出俩窟窿了，差不多得了啊。”我白他一眼，心说你这种只知道猪头肉好吃的俗人，懂个屁的审美。我就这么心甘情愿地当着一个远程观察员，把所有的热忱都耗费在这些虚无缥缈的注视里，觉得这日子虽然憋屈，但好歹还有个奔头。

　　1986年的最后一个月，哈尔滨的严寒能把人的鼻涕直接冻成冰溜子。但教室里的气氛却像个快要炸开的高压锅，元旦联欢会要来了。那年月，这大概是少男少女们唯一能正大光明折腾的日子。教室里张灯结彩，五颜六色的皱纹纸拉花扯得满屋子都是，窗户玻璃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霜，屋里却是暖气片烘出来的热浪。

　　这时候，外面世界的流行乐像一阵邪风，从沿海一路刮进了东北的胡同。张蔷那电解质般的嗓音还在录音机里蹦迪，但咱们班的舞曲却换成了更洋气的张国荣——《莫妮卡》。那种带着港味的快节奏，敲打在水泥地上，也敲打在我们这些躁动不安的心上。我坐在喧闹的人群里，看着大家在那儿笨拙地扭动腰肢，手心里全是汗。我心里藏着个极其宏大的计划，我打算借着这股子混乱劲儿，冲过去跟温静摊牌。我想好了，这二十八句“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不能只在心里唱给刘铮听，我也得让温静听听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