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首阳十二

8、离开

　　毕业的脚步像巷口老座钟的摆锤，沉闷地敲打着时间的刻度，一点点逼近。校园里的栀子花开得铺天盖地，细碎的白色花瓣挤在枝头，风一吹，清甜的香气就漫进衣领、钻进鼻腔，甜得发腻，却又裹着挥之不去的离伤感。我路过行政楼前的栀子花丛时，总能看到穿着学士服拍照的即将毕业的学生，他们的笑声很亮，像玻璃碴子一样，刺破午后的宁静，也刺破我心底那点隐秘的不安。

　　系里开始统计毕业创作主题的那天，辅导员把表格推到我面前，笔尖在“创作主题”那栏悬着，班里同学大多在纠结商业片还是剧情片，讨论声嗡嗡地绕在耳边。我几乎没有犹豫，指尖落下，一笔一划写了“城中村拆迁老人”六个字。笔尖划过纸页的阻力很清晰，像我此刻笃定的心境。

　　这个主题在喧闹的教室里显得有些突兀，旁边的同学探过头看了一眼，小声问：“许知予，你怎么选这么冷门的题材？又不好拍，还没噱头。”我没抬头，只是把表格往回拉了拉，指尖摩挲着那六个字，轻声说：“我想拍点真实的。”真实的，能触碰到人心的，能让苏岳看到的——后半句我没说出口，藏在了心底最深处。正像这几年的日子，悄悄藏起来，匆匆流过去。

　　这个主题，聚焦的是被时代浪潮裹挟的社会边缘人群，他们的困境、坚守与无奈，和《雾中回响》里林慧的核心内核完全一致。我想以这样一部作品，作为唤醒苏岳的最后一份邀约，用她最认可的创作语言，告诉她我没忘初心；也想以这样一部作品，告别我的大学时光，给这四年追光般的执念，一个像样的交代。

　　确定主题后，我泡在了图书馆最深处的角落。那里堆着经年累月没人翻动的旧书和政策文件，阳光很难照进来，空气里浮着灰尘的味道，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本关于城中村拆迁的资料，泛黄的纸页上印着密密麻麻的文字，政策解读、人口统计、社会调研……我逐字逐句地读，把关键信息用红笔圈出来，笔记本上很快写满了半本。

　　我知道了城郊那片即将拆迁的城中村的历史，知道了相关的补偿政策，更知道了拆迁老人普遍面临的三重困境：对老房子深入骨髓的眷恋，那是他们半生心血与记忆的载体；对未知生活的恐惧，离开熟悉的巷陌、熟悉的邻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融入新的环境；还有对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年轻人为了生计奔赴远方，把年迈的父母留在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电话里的叮嘱永远抵不过身边的陪伴。

　　我合上书，靠在冰冷的书架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雾中回响》里林慧的脸。林慧被困在不幸的婚姻里，像拆迁老人被困在老房子里一样，都是被命运困住的人。他们的困境看似不同，本质却惊人地相似——一个是时代，一个是人生，都是被裹挟的无奈，都是不被理解的执拗。

　　我从帆布包里翻出那本夹着苏岳工作证和脚本碎片的笔记本，翻开有林慧相关记录的那页，苏岳的手写批注歪歪扭扭地挤在页边：“人物的坚守，藏在细节里，不是喊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指尖划过那行字迹，纸页上的墨香早已消散，我慢慢懂了，我要拍的不是拆迁的宏大场面，而是老人藏在细节里的眷恋与坚守。

　　拍摄地点最终选在了城郊的红星村，地图上标注的“待拆迁区域”。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个阴天，云层压得很低，把整个村子都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氛围里。进村的土路坑坑洼洼，雨后的积水倒映着歪斜的土墙，路边的野草长得比膝盖还高，偶尔有几只流浪狗窜过，叫声在空旷的巷子里回荡，显得格外寂寥。

　　大部分年轻人都已经搬走了，只剩下一些年迈的老人，守着自己的老房子。我沿着巷子往前走，老房子的墙壁大多斑驳脱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有些窗户没有玻璃，只用塑料布蒙着，风一吹，塑料布哗啦啦地响，像谁在低声哭泣。

　　我走到一户门口摆着竹椅的人家，想进去问问情况。刚抬手要敲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探出头来，脸上的皱纹像沟壑一样深。他看到我背着相机，眼神瞬间警惕起来，手里的拐杖往地上顿了顿，沉声道：“你是拆迁办的？”

　　“我不是拆迁办的。”我立刻放下手，往后退了半步，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温和，“爷爷，我是附近大学的学生，学纪录片创作的，想拍一部关于城中村老人的纪录片，记录一下这里的故事。”我指了指背上的相机，又从包里掏出学生证递过去。

　　老人没接学生证，只是眯着眼睛打量我，眼神里的警惕丝毫未减。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摇了摇头，语气生硬：“拍什么拍，都是些没用的。房子都要拆了，拍了也留不住。”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门板上的漆皮跟着掉了一小块。

　　我站在门外，握着学生证的手微微发紧。门板的余震还在指尖残留，老人的话像一根细针，轻轻刺了我一下。我知道，他们经历了太多关于拆迁的拉扯与争执，对陌生人早已筑起了厚厚的防线。我没走，只是在门口的竹椅上坐下，看着巷口的夕阳一点点沉下去，把天空染成一片橘红色，也把老房子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没放弃。第二天一早，我起得比平时更早，去校门口的早餐铺买了两屉热乎的小笼包，又在超市买了一袋苹果，装在帆布袋里，再次去了红星村。晨雾还没散，巷子里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凝着水珠，踩上去咯吱作响。

　　我又走到昨天那户人家门口，这次没敲门，只是把小笼包和苹果放在门槛上，然后在竹椅上坐下，安安静静地看着巷子里的晨光。雾慢慢散了，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门“吱呀”一声开了，还是昨天那位老人，他看到门槛上的东西，又看了看我，眼神里的警惕少了几分。

　　“我不是来拍片子的，就是来看看。”我先开口，语气很轻，“爷爷，这小笼包是热乎的，您先吃点。”老人没说话，弯腰拿起小笼包和苹果，转身进了屋，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

　　我就坐在竹椅上，从早上等到中午，没催，也没问。中午的时候，老人从屋里出来，把一个搪瓷碗递到我面前，碗里是冒着热气的白菜汤，还有两个粗粮馒头。“吃点吧。”他的语气缓和了些，不再像昨天那样生硬。

　　我接过碗，说了声“谢谢爷爷”。馒头很扎实，带着粗粮的香气，白菜汤很清淡，却暖得人心头发热。我慢慢吃着，老人坐在我旁边的石阶上，手里拿着一根草绳，慢慢悠悠地编着什么。我们没说话，巷子里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还有我咀嚼馒头的轻微声响，却不觉得尴尬。

　　“我姓张。”老人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孩子们都在外地打工，一年也回不来一次。这房子是我和我老伴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她走了三年了，我不能再把房子丢了。”他的声音很轻，像风拂过水面，语气里满是眷恋，眼底却藏着化不开的无奈。他手里的草绳编了又拆，拆了又编，指尖有些发颤。

　　我放下碗，认真地听着，偶尔点头回应。我没提拍摄的事，只是当一个安静的倾听者。我想起苏岳当年拍摄《雾中回响》时的样子，王大爷说过，她从不强迫别人拍摄，总是先陪居民聊天，建立信任。我现在做的，正是她当年做过的事。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站起身，跟张大爷道别：“张大爷，我明天再来看您。”张大爷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看着我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最初的警惕。

　　毕业季很忙，可接下来的日子，我也每天都挤出时间去红星村，陪着张大爷。有时帮他打扫院子里的落叶，有时帮他把晒干的衣服收进来，有时就坐在石阶上，听他讲过去的故事。他讲他和老伴怎么相识相知，讲他们盖房子时的艰辛，讲孩子们小时候的趣事，讲巷子里邻里之间的温暖。他的声音时而洪亮，时而低沉，眼神时而明亮，时而浑浊，那些被时光尘封的记忆，在他的讲述中一点点鲜活起来。

　　拍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难题。有一次，我想拍张大爷在老房子里做饭的场景。那是一个傍晚，夕阳透过厨房的小窗户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壁上，很有画面感。我拿起相机，刚要开机，张大爷却忽然转过身，摆了摆手：“别拍了，我做饭不好看，乱糟糟的。”他的语气有些局促，手不自觉地在围裙上擦了擦。

　　我立刻放下相机，把镜头盖好，走到他身边，笑着说：“不拍了，我不拍了。正好我也饿了，就陪您吃顿饭。”张大爷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转身继续忙活。厨房很小，烟熏火燎的，他熟练地淘米、切菜、生火，动作有些迟缓，却很有条不紊。

　　那天，我和张大爷一起围在小小的灶台边，吃了粗粮馒头，喝了白菜汤。馒头是张大爷自己蒸的，带着淡淡的麦香，白菜汤里放了一点猪油，香得很。张大爷给我夹了一块白菜，说：“多吃点，小姑娘家，瘦得像根竹竿。”我点点头，把那块白菜放进嘴里，慢慢咀嚼，心里暖烘烘的。

　　饭后，我帮张大爷收拾碗筷，洗碗的时候，他忽然站在我身后，轻声说：“你拍吧。”我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回头看他。他靠在门框上，夕阳把他的轮廓描上了一层金边，眼神很温和。“拍吧，让我子女也看看，我在这里的日子。”他顿了顿，补充道，“别拍得太难看就行。”

　　我点点头，眼眶有些发热。我知道，我终于走进了张大爷的心里，获得了他的信任。这种信任，比任何奖项都珍贵。我没立刻开机，而是先帮他把碗擦干放好，然后才拿起相机，轻轻按下了录制键。镜头里，张大爷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手里拿着老伴的照片，慢慢摩挲着，夕阳的余晖落在他的脸上，温柔得像一幅画。

　　拍摄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创作瓶颈。有时是分镜设计得不够合理，无法准确传达人物的情绪；有时是剪辑节奏把握不好，让片子显得拖沓；有时是对人物的理解不够深入，拍出来的画面没有灵魂。每当这时，我从不找苏岳求助。我知道，她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我不想用我的难题去打扰她，更不想让她觉得我是在依赖她。

　　我会回到宿舍，把那本夹着她工作证和脚本碎片的笔记本摊在桌上。台灯的光线很柔和，照亮了笔记本上的字迹和那些泛黄的碎片。我看着她年轻时清亮的眼神，看着她手写的批注，那些凌乱的字迹里，藏着她当年的纠结、挣扎与热爱，也像一盏灯，指引着我的创作方向。

　　有一次，我在拍摄拆迁的混乱场景时，陷入了纠结。挖掘机的轰鸣声、拆迁工人的吆喝声、老人的叹息声交织在一起，场面很混乱。我一开始想用快节奏的剪辑，快速切换镜头，突出这种混乱感，让观众感受到拆迁的冲击力。可剪出来的片段，却显得很浮躁，没有触及到本质。

　　我坐在电脑前，反复看着那段素材，心里很烦躁。手指无意识地翻开笔记本，忽然看到一片《雾中回响》的脚本碎片，上面是苏岳的手写批注：“混乱场景用慢镜头，更能凸显人物的无助。快节奏的混乱是表面的，慢下来的混乱，才是深入骨髓的。”

　　我愣了一下，像是被点醒了。我关掉剪辑软件，重新坐在桌前，闭上眼睛，回想拍摄时看到的画面——张大爷站在远处，看着自己的老房子被挖掘机推倒，眼神空洞，身体微微颤抖；李奶奶坐在自家门口的石阶上，抱着一个旧布包，里面是老伴的遗物，眼泪无声地往下掉。这些细节，才是混乱场景里最核心的东西。

　　我重新打开剪辑软件，把混乱场景的镜头放慢，去掉了多余的音效，只保留了挖掘机的轰鸣声和老人的叹息声，用长镜头聚焦老人的表情和动作。剪完后，我再看那段片段，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慢镜头里，老人的无助和眷恋被无限放大，比快节奏的剪辑更有冲击力，也更能触碰到人心。

　　我把对苏岳的执念，像盐融于水一样，一点点融入每一个镜头里，不着痕迹，却又无处不在。我沿用了《雾中回响》里经典的光影手法，在拍摄老人的侧影时，特意等到黄昏时分，让夕阳的侧光勾勒出他们苍老的轮廓，把他们眼底的皱纹、脸上的沟壑都清晰地呈现出来，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情绪，也被光影一点点放大。

　　在拍摄老人的日常时，我用特写镜头捕捉他们的手部动作——张大爷编草绳时粗糙却灵活的手指，李奶奶缝补旧衣服时微微颤抖的指尖，王爷爷擦拭老伴照片时温柔的掌心。这些手部动作，比面部表情更能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更符合苏岳“细节见真章”的创作理念。

　　我始终坚守着她的创作原则，不消费苦难，不刻意煽情。我从不用特写镜头捕捉老人的眼泪，也不用悲伤的音乐烘托氛围。我只是用最温柔、最克制的镜头，记录他们的日常：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老房子，老人慢慢起床、洗漱、做饭；午后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聊天、打盹；傍晚看着夕阳沉下去，把天空染成一片橘红。

　　我想让苏岳看到，我不仅学会了她的创作手法，更继承了她的创作初心。我拍的不是苦难，而是苦难中的坚守；不是无助，而是无助中的温柔。我想让她知道，她当年种下的那颗关于“真实与温暖”的种子，在我心里发了芽、开了花。我还想让她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坚持做她想做却不敢再做的事，还有人在等她重新拿起相机，和我一起，把温暖传递下去。

　　三个月的时间，像沙漏里的沙，慢慢流淌殆尽。我的毕业创作《残垣里的光》终于完成了。片子时长四十分钟，没有复杂的剧情，没有华丽的特效，只记录了张大爷、李奶奶等五位拆迁老人的故事。

　　开篇是城中村的全景，清晨的雾还没散，阳光透过薄雾，洒在错落有致的老房子上，给灰瓦白墙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光。镜头慢慢推进，穿过狭窄的巷陌，落在巷口的青石板路上，露水在石板上滚动，折射出细碎的光芒。

　　片子的中间部分，是老人们的日常片段，没有旁白，只有现场的环境音——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做饭时的柴火声、邻里之间的闲谈声。张大爷在院子里编草绳，李奶奶在门口缝补旧衣服，王爷爷在巷口下棋，他们的动作很慢，语气很缓，却透着一种岁月静好的安稳。我把他们讲述过往的声音混在环境音里，像讲故事一样，一点点铺展开他们的人生。

　　片子的结尾，是拆迁的场景。挖掘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城中村的宁静，老房子在轰鸣声中一点点坍塌，扬起漫天的尘土。老人们站在远处的空地上，静静地看着，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哭泣。张大爷的手紧紧攥着，指关节发白；李奶奶抱着那个旧布包，把脸埋在布包里；王爷爷背着手，脊梁挺得笔直，眼底却泛红。

　　尘土慢慢落下，坍塌的老房子变成了一片残垣断壁。夕阳的余晖洒在残垣上，给断壁残垣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镜头慢慢拉远，定格在这片残垣上，然后慢慢淡出，屏幕上出现了一行白色的字幕：“致敬坚守真实的创作者”。这行字，是写给苏岳的，是我对她的致敬，也是我对她的邀约；也是写给所有像她一样，坚守创作初心，用镜头传递温暖的创作者的。

　　片子剪完的那天晚上，我坐在电脑前，反复看了三遍。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我把作品刻成光盘，装进一个黑色的盒子里，然后送到了省级纪录片竞赛的评审委员会。

　　提交作品的时候，评审老师问我：“你对这部作品有什么期待吗？”我摇了摇头，轻声说：“没什么期待，只是想给自己的大学创作，一个交代。”我说的是实话，我没想过要获奖，也没想过要靠这部作品出名。我只是想完成它，完成对自己的承诺，也完成对苏岳的无声邀约。

　　接下来的日子，我依旧每天去红星村，陪着老人们。我没跟他们说我把片子送去参赛了，只是像往常一样，帮他们做事，听他们讲故事。张大爷给我编了一个草编的小篮子，李奶奶给我缝了一个布荷包，王爷爷教我下象棋。那些细碎的温暖，像阳光一样，一点点填满我的生活。

　　半个月后，我正在帮张大爷晒被子，手机忽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犹豫了一下，接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和的男声：“请问是许知予同学吗？这里是省级纪录片竞赛评审委员会，恭喜你的作品《残垣里的光》获得了省级竞赛二等奖。”

　　我手里的被子掉在了地上，阳光晒得被子暖暖的，却烫得我指尖发麻。我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声音有些发颤：“您……您说什么？二等奖？”“是的，”对方笑了笑，“请你于下周五到省广电中心参加颁奖典礼。”

　　挂了电话，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张大爷晾晒的衣服在风里飘动，眼泪控制不住地掉了下来。不是因为获奖的喜悦，而是因为我做到了。我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自己，证明了苏岳的创作理念是对的，也证明了我有能力站在她身边，和她一起做有温度的作品。我拿起手机，想给苏岳发一条信息，指尖在屏幕上滑了很久，却还是把手机收了起来。我想，等我把精装的作品集送到她手上，再亲口告诉她这个消息。

　　我走到老城区的巷口，看着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群，看着阳光透过灰瓦的缝隙洒下来，心里满是平静。我知道，这个奖项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我离苏岳，又近了一步。

　　我特意找了一家手工装订店，把《残垣里的光》精装成册。封面选了一张城中村黄昏的照片，是我在拍摄时抓拍的——夕阳透过残垣断壁，洒下一片金色的光，张大爷的身影在光里，微微佝偻，却很坚定。我让装订店的老板把照片压膜，贴在深蓝色的硬壳封面上，看起来简洁又厚重。

　　扉页上，我找了一支和苏岳当年用的同款钢笔，一笔一划地写下：“我会带着这份热爱前行，等你重新拿起相机。”笔尖划过纸页的感觉很熟悉，像在模仿她的笔迹，也像在靠近她的初心。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藏着我的执念与期待。

　　我没直接把作品集交给苏岳。我知道，她还在抗拒，我不想给她太大的压力。我打听好了她的课程表，趁她下课的间隙，把作品集放在了她的办公室门口。我还附了一张浅灰色的便签，上面只写了“学生许知予敬上”六个字，没有多余的话。

　　放下作品集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很快。我靠在走廊的墙壁上，心里既紧张又期待。我想敲门，想亲眼看看她看到作品集时的表情，想亲口告诉她我获奖了。可我最终还是忍住了，轻轻转身，沿着走廊慢慢走开。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苏岳的办公室门紧闭着，作品集安安静静地躺在门口的脚垫上，像一个等待被拆开的秘密。我笑了笑，转身下了楼梯。我还不想逼她，只想让她知道，我一直在等她，等她愿意回头，等她愿意重新拿起相机。

　　苏岳下课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有些暗了。走廊里的灯光昏黄，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走到办公室门口，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深蓝色的精装作品集，浅灰色的便签露在外面，“学生许知予敬上”六个字很醒目。

　　她的脚步顿了一下，指尖微微蜷缩。她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才弯腰把作品集捡了起来。指尖触碰到硬壳封面的瞬间，她感受到了封面照片的质感，那是她熟悉的城中村场景，也是她熟悉的光影手法。

　　她走进办公室，反手反锁了门。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窗外风吹过梧桐叶的沙沙声。她把作品集放在办公桌上，没立刻翻开，而是先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温热的水杯握在手里，却没能驱散她心底的寒意。她坐在办公桌后，看着那个深蓝色的作品集，眼神复杂，有期待，有抗拒，有纠结，还有一丝连她自己都没察觉的慌乱。

　　她想起许知予第一次拿着相机问她问题的样子，想起许知予在办公室里坚定地说“我会让你重新拿起相机”的样子，想起许知予在课堂上认真记笔记的样子。那个女孩的身影，像电影片段一样，在她脑海里反复播放。她深吸一口气，伸出手，慢慢翻开了作品集。

　　当《残垣里的光》的画面在电脑屏幕上亮起时，苏岳的呼吸瞬间停滞了。开篇的城中村全景，清晨的薄雾，阳光透过薄雾洒下的光芒，像极了她当年拍摄《雾中回响》的开篇。她握着鼠标的手微微发紧，指尖有些发凉。

　　片子里的老人，他们的坚守，他们的无奈，他们的眷恋，像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当年的林慧，也照出了当年的自己。张大爷握着草绳的粗糙手指，李奶奶抱着旧布包的颤抖肩膀，王爷爷挺直的脊梁，每一个细节，都像一把钥匙，轻轻撬开了她尘封已久的记忆。

　　她看到许知予用的光影手法，和她当年如出一辙，黄昏的侧光，特写的手部动作，克制的镜头语言，每一个镜头都透着熟悉的味道。她看到许知予对人物的共情，那种温柔的、平等的视角，不是居高临下的记录，而是发自内心的理解与尊重。这些，都是她当年教给许知予的，也是她当年坚守的创作初心。

　　她看着屏幕里的残垣断壁，看着夕阳洒在残垣上的金色光芒，看着老人们安静的眼神，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闷又疼。她想起自己当年拍摄《雾中回响》时的执着，想起自己对真实与温暖的坚守，想起自己曾经的理想与热爱。那些被她刻意尘封的过往，在许知予的镜头里，一点点鲜活起来。

　　片子播放到结尾，当“致敬坚守真实的创作者”那行白色字幕缓缓出现时，苏岳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掉了下来。滚烫的泪珠砸在办公桌上，溅起小小的水花，然后慢慢晕开，像一朵朵透明的花。

　　她趴在办公桌上，肩膀微微颤抖，压抑的呜咽声从喉咙里溢出来，被厚厚的办公桌挡住，变得很轻，却很痛。林慧的笑容在她脑海里浮现，那个温柔又脆弱的女人，最后却选择了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家人的指责声在她耳边回响，“你害死了她”“你就是个灾星”“不要再拍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网暴的言论像潮水一样涌来，恶毒的词语密密麻麻地堆在她眼前，压得她喘不过气。

　　许知予那双充满执念的眼睛也在她脑海里，那个女孩总是用坚定的眼神看着她，说“我会让你重新拿起相机”，说“我会带着你的热爱前行”。两种画面交织在一起，让她的心脏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她想起自己当年拍摄《雾中回响》的初心，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林慧的困境，想给她一点温暖，一点希望。可最后，她却把林慧推向了更深的深渊。她想起自己后来的逃避，辞去了纪录片创作的课程，把《雾中回响》的所有资料都锁进保险柜，拒绝接触任何与纪实创作相关的东西，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以为这样就能躲开所有的伤害。

　　她想起许知予的坚持，那个女孩像一束倔强的光，不管她怎么拒绝，怎么疏离，都始终朝着她的方向靠近，用作品一点点唤醒她心底的热爱。她心里充满了愧疚和后悔，愧疚自己辜负了许知予的坚持，后悔自己当年的懦弱，后悔自己放弃了创作，后悔自己把自己困在过去的阴影里，不肯走出来。

　　许知予这个女孩，用她的执着和才华，一点点唤醒了她心底沉睡的热爱，也一点点治愈了她心底的伤口。她知道，自己不能再逃避了，不能再辜负这个女孩的坚持。可林慧的悲剧，像一根尖锐的刺，深深扎在她心里，拔不出来，也忘不掉。

　　她怕，怕自己再次失败，怕自己的作品再次给别人带来伤害；怕自己再次被网暴和指责淹没，失去现有的平静生活；更怕自己会忍不住靠近许知予，最后却把她也推向和林慧一样的深渊。那种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她，勒得她喘不过气。

　　她抬起头，看着电脑屏幕上定格的字幕，眼泪还在往下掉。她伸出手，指尖轻轻触碰屏幕上的“坚守真实”四个字，指尖冰凉。

　　苏岳趴在办公桌上哭了很久，直到眼泪流干，喉咙发哑，才慢慢抬起头。她抽了一张纸巾，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又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和衬衫。办公室里的灯光很暗，把她苍白的脸照得有些模糊。

　　她平复好情绪后，关掉电脑，把《残垣里的光》的精装作品集拿起来，走到保险柜前。输入密码的时候，她的指尖还有些发颤，密码输错了一次，才成功打开柜门。保险柜里，放着《雾中回响》的所有资料，还有许知予之前送她的《巷陌晨光》U盘。

　　她把《残垣里的光》的作品集小心翼翼地放在里面，放在《巷陌晨光》U盘的旁边。这一次，她没有随意丢弃，也没有交给别人，而是把它和《雾中回响》的资料放在一起，当成最珍贵的东西珍藏起来。

　　这个作品集，不仅是许知予的毕业作品，是她才华的证明，更是唤醒她热爱的钥匙，是她与许知予之间隐秘联结的见证。它像一座桥，连接着她的过去与现在，连接着她的热爱与恐惧。

　　她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那杯已经凉透的温水，喝了一口。凉水顺着喉咙滑下去，带着刺骨的寒意，让她混沌的脑子清醒了一些。她知道，许知予不会放弃，而她自己，也快要坚持不住了。

　　————

　　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我最后一次路过苏岳的办公室。那是一个傍晚，夕阳的余晖透过教学楼的窗户，洒在走廊的地面上，镀上了一层温暖的橘色。苏岳的办公室窗户亮着灯，昏黄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在地面上投下一个方形的光斑。

　　我知道，她看过作品集了。虽然没有收到她的回应，但我并不失落。我了解她的性格，她的纠结，她的恐惧，她需要时间，需要空间，去消化那些情绪，去面对过去的阴影，我不急。我站在窗外，没有靠近，只是隔着一层玻璃，静静地看着。

　　灯光下，她的影子映在窗帘上，微微晃动着。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是在看我的作品，还是在处理工作，抑或是在发呆。我就这样站了很久，直到夕阳完全沉下去，天色渐渐暗下来，走廊里的路灯亮了起来，才轻轻挪动脚步。

　　我在心里默念：苏岳，我等你。等你愿意走出过去的阴影，等你愿意重新拿起相机，等你愿意回头看看我。不管多久，我都会等。这句话，我没说出口，却在心里说了无数遍，像一个偏执的承诺，刻在心底最深处。

　　我转身准备离开，目光却被窗台上的一盆小多肉吸引了。那盆多肉很小，叶片肥厚饱满，呈淡淡的绿色，是苏岳偶尔会浇水的。我之前在她办公室外等待的时候，见过她隔着窗户，用指尖轻轻触碰多肉叶片的样子，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和她平时的冷漠判若两人。

　　我想起苏岳办公室里的冷意，想起她眼底的挣扎，想起她藏在冷漠背后的温柔与恐惧。鬼使神差地，我走到窗户边，晚风从窗户里吹进来，带着栀子花香的余韵。我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把那盆小多肉拿了下来。

　　多肉的花盆很小，是浅灰色的，握在手里很轻。叶片上还带着一点水珠，应该是她今天刚浇过的。我把它放进帆布包里，靠在胸口的位置，能感受到花盆的微凉。这盆小小的植物，像是带走了她的一部分，带走了她藏在冷漠背后的温柔；也像是留下了一个念想，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感受到与她的联结。

　　我轻轻关上窗户，尽量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然后转身，沿着走廊慢慢走开。走廊里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帆布包里的多肉很轻，却让我的脚步变得很沉，也很坚定。我知道，我不是在偷一盆多肉，而是在带走一个约定，一个关于等待与重逢的约定。
　　我走出教学楼，穿过栀子花丛，花瓣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带着淡淡的清香。夕阳已经完全沉下去了，天空变成了深紫色，远处的路灯亮成了一串金色的光点。我回头看了一眼苏岳的办公室，窗户里的灯光依旧亮着，像黑暗中的一盏孤灯，也像我心底的那点执念。

　　我握紧怀里的小多肉，转身踏上了离校的路。校门口有很多出租车，我拦了一辆，报了火车站的地址。出租车缓缓开动，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倒退：熟悉的教学楼、喧闹的操场、铺天盖地的栀子花丛、巷口的老座钟……这些陪伴了我四年的风景，渐渐消失在视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