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首阳十二

20、风暴

　　风暴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也更喧嚣。

　　第二天，当我顶着发胀的太阳穴和一夜未眠的干涩眼睛打开手机时，那个匿名帖子已经像病毒一样扩散。它被截图、搬运到各个社交媒体平台，标题变得越来越耸动：“美女导演与‘问题导师’的地下情？”“纪录片圈的‘传承’还是‘潜规则’？”“起底许知予：从模仿苏岳到疑似同居”。照片被放大，模糊的侧影被加上暧昧的红圈和箭头；时间线被添油加醋，掺杂着半真半假的业内传闻；甚至有人不知从哪里翻出我大学时期在图书馆拍下的、苏岳的远景照片，作为我“早有预谋”、“长期跟踪”的“证据”。

　　我的私人社交账号下开始涌入各种评论。有同行看似关心实则打探的留言，有不明真相网友的猎奇与谩骂，也有极少数支持者的微弱声音，但很快被淹没。手机开始频繁接到陌生号码的来电，接通后要么是沉默，要么是粗鄙的骚扰。合作方的对接人发来信息，措辞谨慎地询问“网上的传闻”是否会影响项目进度，是否需要“暂缓对外宣传”。甚至，我远在家乡、向来不怎么关注娱乐动向的母亲，也在清晨打来电话，声音里满是困惑和担忧：“知予，妈看到网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你跟以前那个老师……是不是有人故意黑你？”

　　我用了极大的意志力，才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妈，没事，行业恶性竞争，捕风捉影的东西。我在工作，回头跟你细说。”挂断电话，手心里全是冰凉的汗。

　　我取消了当天的拍摄安排，让团队原地待命。我需要时间处理，或者说，我需要时间看清这风暴的走向，以及——苏岳的反应。

　　我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窗帘拉紧。电脑屏幕上，那些恶意的文字和扭曲的图片不断刷新。胃里像塞了一块冰冷的石头，沉甸甸地坠着，带来持续不断的恶心感。愤怒是有的，但更多的是一种深切的无力，和一种更尖锐的、针对自我的厌恶。看，许知予，这就是你想要的“靠近”带来的结果。你不仅把自己置于漩涡中心，还把那个你口口声声不想伤害的人，再次拖进了舆论的泥潭。你成了她新的“麻烦”，和她最想避开的、公众审视的目光。

　　我拿起手机，点开苏岳的号码。指尖悬在拨出键上，久久未落。我能说什么？道歉？解释？还是质问这风暴是否也有她的“功劳”？哪一种都显得苍白可笑。我们之间，从来就不具备正常沟通的基础。此刻的联系，只会让事情更加复杂，给外界更多臆想的材料。

　　最终，我放下手机，打开那个锁着札记的抽屉。我没有取出它们，只是看着深蓝色的封面在昏暗光线下沉默的轮廓。这些滚烫的灰烬，此刻更像是一种讽刺的对照——我们小心翼翼在黑暗中进行着最沉重的交换，而外界却用最肤浅、最肮脏的想象，来涂抹我们之间那点可怜的、扭曲的关联。

　　下午，情况开始出现更糟糕的转向。有人开始深挖苏岳的过去，《雾中回响》和林慧事件被再次翻出，与这次的“绯闻”捆绑在一起，编织出一个更加黑暗的叙事：一个“有前科”的、善于利用年轻女性崇拜心理的“危险导师”，和一个“野心勃勃”、“不惜一切上位”的“心机学生”。林慧的悲剧被重新消费，成了佐证苏岳“人品有问题”、“惯于操纵”的“铁证”。甚至有人开始恶意揣测我与苏岳的关系模式，用上了“心理控制”、“畸形依恋”这样极具煽动性的词语。

　　我的邮箱开始收到一些言辞激烈的“抗议信”，来自所谓的“道德卫士”或“女权主义者”，指责我“玷污了女性导演的声誉”，“与有污点的人为伍”。工作室的官方邮箱也未能幸免。

　　就在我被这四面八方涌来的恶意和噪音包围，几乎要喘不过气时，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是一个我存的业内媒体的号码。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接了。也许需要听听“官方”渠道的口风。

　　“许导，您好，我是《影视观察》的记者，小李。”对方的声音听起来很职业，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关于目前网上的一些讨论，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请问您和苏岳导演目前是什么关系？网传的照片和同居说法是否属实？您如何回应关于您作品模仿苏岳导演风格的质疑？”

　　一连串的问题，像密集的箭矢射来。

　　“我和苏岳老师是正常的师生关系，毕业后在专业领域有过一些交流。网上流传的信息多为不实猜测和恶意剪辑，我已委托律师处理。至于作品风格，每个创作者都会受到前辈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走出自己的路。我目前专注于拍摄工作，无意回应这些无稽之谈。”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冷静、克制、官方。

　　“但是，许导，”记者不依不饶，“有照片显示您多次出入苏岳导演居住的小区，时间都在深夜，这如何解释？另外，苏岳所在的学院似乎已经注意到相关舆论，启动内部了解程序，您对此有何看法？是否担心影响到苏岳老师的工作？”

　　小区照片……学院内部程序……

　　最后两个信息像重锤砸在我心上。我忽略了关于深夜出入的追问，注意力全被“学院内部程序”攫住。苏岳……她正在被调查？因为我的缘故？

　　“对不起，我无法对未经证实的消息发表评论。我还有工作，抱歉。”我几乎是仓促地挂断了电话，手心里一片湿冷。

　　学院。调查。这对苏岳意味着什么？是又一次的公开羞辱？是她小心翼翼维持的、最后一点平静教职生活的终结？是我把她重新推回了那个她拼尽全力才逃离的审判台？

　　无边的恐慌和愧疚瞬间淹没了我。比面对我自己遭受的攻击时，强烈百倍。

　　我再也无法待在封闭的房间里。我需要空气，需要移动，需要做点什么来对抗这种快要将我撕裂的窒息感。我抓起外套和车钥匙，冲出工作室。

　　我没有目的地。车子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行驶，车窗打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在滚烫的脸上。脑海里全是苏岳可能面对的场景：学院领导的谈话，同事异样的眼光，学生间的窃窃私语，档案里可能新增的“不良记录”……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是我一次次地靠近，是我在停车场失控的纠缠，是我接受了那个“凭证”，是我去了墓园，是我让那些偷拍者有了可乘之机……是我，把新的燃料投进了她本已渐熄的舆论炼狱。

　　车子不知不觉，竟然驶向了那个我狼狈逃离的地方——苏岳居住的小区附近。等我意识到时，已经能看到那片楼群的轮廓。我在一个可以遥望小区入口的街角停下，熄了火。

　　我不能进去。那里现在可能有无数的眼睛，或者至少，有无数的想象。我的出现，只会坐实谣言，让她的处境雪上加霜。

　　我就这样坐在车里，看着那个方向。天色渐晚，小区的灯火次第亮起。哪一盏是她的窗户？她此刻在做什么？是和我一样，被手机里涌来的恶意信息包围？还是在面对学院的质询，用她惯常的冰冷和沉默，独自承受这一切？

　　我想起她札记里，在舆论风暴最猛烈时写下的句子：“语言可以杀人，无形的刀。躲不开。”

　　现在，这把刀，因为我，再次悬在了她的头顶。

　　一种尖锐的、近乎生理性的疼痛，从心脏的位置蔓延开来。我趴在方向盘上，额头抵着冰冷塑胶，闭上了眼睛。

　　黑暗中，手机在副驾驶座位上震动起来。不是电话，是信息提示音，连续响了好几下。

　　我抬起头，拿过手机。是一个没有保存的号码，但我知道是谁。

　　信息很短，只有三条。

　　第一条：“学院找我谈过了。”
　　第二条：“我说，是过度崇拜。已划清界限。”
　　第三条：“别再来找我。到此为止。”

　　每一个字，都像冰锥，精准地刺入我刚刚被愧疚和恐慌撕开的伤口。

　　她说出来了。在调查中，她用了那个词——“过度崇拜”。她亲口否定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哪怕那一切本身就混乱不堪、难以定义。她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试图将自己从这场风暴中摘出去，也把我……彻底推开。

　　“别再来找我。到此为止。”

　　这是判决。是她在自身难保时，能做出的最理智、也最残酷的切割。

　　我盯着那几行字，屏幕的光刺得眼睛生疼，却流不出一滴眼泪。心脏的位置空了一块，寒风在里面呼啸着穿梭。

　　原来，被自己在意的人，用这种方式“保护”，或者说“抛弃”，是这样的感觉。

　　比网络上所有的谩骂和揣测，都要疼上千百倍。

　　我慢慢坐直身体，将手机屏幕按灭。窗外，小区的灯火在夜色中模糊成一片混沌的光晕。

　　风暴还在继续。但我和她之间，那点微弱而扭曲的联结，似乎已经被她自己，亲手斩断了。

　　以一个我最无法接受、却又最无可指摘的理由。

　　我发动车子，调转方向，驶离了这个街区。后视镜里，那片灯火逐渐缩小，最终消失不见。

　　回到工作室，我反锁上门。没有开灯，径直走到窗边。

　　那盆多肉在朦胧的夜色里，只是一个沉默的、黑暗的轮廓。

　　我伸出手，这一次，没有触碰它的叶片。

　　只是看着。

　　然后，非常缓慢地，将视线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