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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的丈夫(下) 我和丈夫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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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我的丈夫(下)
歌为媒 琴做证。
有一首歌曲,和我与屈世寅的相识相知有关。歌词是这样的:“雨过青山绿莹莹,彝山顶上出彩虹,彩虹搭成桥一座,横跨蓝天像只弓,跨过天桥去北京”。音乐的旋律勾起了我几十年的美好回忆。我从恩施师范毕业(1957年8月)分配到万寨小学教书,人生地不熟,好孤单,一个人都不认识。教育局要求按时报到,还有师范的一个同学,不在一个学校,就我一个人。校长、教导主任简单介绍了学校的老师姓名,任什么课,学校有伙食团,有工友、有会计(是一个完校)。学校正式开学,分我任五年级的班主任,代五年级的语文,还代五年级的历史、音乐(四五年级的音乐)有办公室,集体办公,一个人一盏煤油灯,手电筒是必备的,夜间离开它寸步难行。以前学校就怕分配女老师,没有寝室,学校把大一点的寝室隔成两间,刚好打得下铺,找了两个长板凳,找了一扇不要的门,把铺盖打开,什么都没有,换洗的衣服就只有两三套,枕头当箱子用,把不要的衣服装在枕头里,行当就是这些。
虽然有了寝室,我还是感到害怕,寝室靠山,有一条阳沟,有毒蛇出没。开学了有住宿生,两个女生,一个读六年级一个读五年级,我是她的班主任,学生早晨拆铺,睡觉时开铺,没有铺板就将课桌镶拢来就成了铺。五年级学生的年龄只比我小两三岁,六年级的女生比我大两岁。不到几天就给校长讲,我要和学生打架,因我是老师,校长同意了。我和两个女生像姐妹一样同睡同起,上课时是老师,下课时是玩伴,踢毽子、毽子、跳房子,样样都来,后来一个女生和我混熟了,她悄悄地说:田老师,我什么都不怕,就怕您上课时提问。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的年龄大,要是问题回答不对就太羞人了。从此我就不再提问她,提问就提小的同学。
我和学生之间没有什么师道尊严的框框,刚刚从师范学校出来,讲究和学生打成一片。以前学校都吃两餐,老师和住宿生同桌吃饭,工友师傅分饭一人一碗,菜不分,中间有一个砂炉子,烧的是炭,菜都热乎乎的,吃得很舒服。我一向尊重人,我的脚冷不得,天天要点热水洗脚,师傅每天洗碗以后,加了水烧热,我就有热水洗脚了。
生活有头绪了,我全心地投入了工作。我是班主任,每天早自习我亲自下班清点学生上学的情况,询问学生的家庭情况,学生也乐意和我交谈,我和学生交谈就是家访,我很少家访,学生也听话,基本上学生没有打架、骂人的。学生没有家庭作业(现在才有家庭作业),当天的作业当天完成,当面老师就批改作业,放学时就把作业发给学生,从不过夜。学生的作业主要是字、词 、句子、朗读、改错。重要的警句、重点段落、重要的意思都要读、背。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想了各种办法,要学生读课文,集体朗读,小组朗读,人人朗读,分角色朗读,总之要学生从不愿意学、怕丑到主动学习。学校没有课外读物,只有一份报纸,老师们分别阅读,学校没有什么课外活动,星期三最后一节课是自由活动,主要是读报、讲故事、讲笑话都可以。当时各区配有辅导员,抽查各校的教学情况,进行业务辅导,组织全区学校公开教学。特别是刚分来老师首当其冲,校长、教导主任、辅导员、工会主席轮番上阵,他们可以不打招呼进入课堂听课,一般的老师到别人的教室听课,没有征得授课老师的同意一般都拒绝,原因很简单,都保守,何怕落后,生怕别人上前。我还好,听就听,无所谓,但是听我的课要提意见,特别是改进意见,要不保留地提意见,少讲恭维的话。我一招很灵,听课的老师少得多了。我不喜欢别人听课原因是怕讲错话,怕有些人无中生有,打小报告(那时反右就开始了),我处处谨小慎微。我的原则是少说为佳,埋头教学工作。学校安排政治学习,主要是读报,特别是读社论,大家讨论都要发言,领导还要记下讨论提纲。人人都有政治笔记本,讨论提纲,还有发言提纲。要是有人不记提纲,领导要是看见了,轻点的批评,重的要追问思想根源,一般都是照着发言提纲读念。我是初参加工作的,从来不提意见,领导布置的任务我都会完成,即使有意见,我也闷在心里从来不表白,有些意见是正确的,老师们都讲了,不需要我再讲,我一参加工作,不突出表现,也不落后,平平淡淡,没有大起大落,平安一辈子。
由于我是刚参加工作,领导实地的考察就是教学、备课、批改作业,最考验的是讲公开课,从备课到写教案都是认认真真,马虎不得,甚至提问的问题、板书的格式都要考虑到的。领导要我上公开课是任务,不能推辞。讲就讲,我也不怕,既然领导考验我,我就巴不得展示我的教学能力。我教五年级语文,我记得课文是《夜莺之歌》,讲述的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游击队员用夜莺的歌声报告敌人的人数,敌人的机关枪、敌人的兵力布置、敌人的首脑机关的布置情报都是从夜莺的歌声中获得,夜莺的歌声就是知道敌人机关枪的数字,夜莺的歌声是知道敌人什么时候开始进攻……
第一次大型公开教学,我的心里还是有点慌(全区的语文老师都要求参加,特别是领导和辅导员都要来听课),真正到上课时反而不怕了。从课题的板书《夜莺之歌》开始,板书环环紧扣,教室的教学活动不呆板,师生之间教和学教学气氛比较轻松、活跃,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踏实,基本上教案不看,教学的内容都记得,从紧张到自如的讲课,教公开课和平时的教学都一样,心不慌,讲课流畅自如。由于是讲公开课,要体现教语文的基本功底,语文教学有它的连续性,一节课体现不出教者的教学水平,所以大型的公开课都是连续上三节,一气呵成。说实在的,我累得连话都不愿讲,稍微休息一下,接着又开会,趁热打铁,评议公开课,老师们都发言评议课,讲得如何如何,讲的都是恭维话,讲的都是优点,不足的地方都委婉地提建议,受到了领导、老师的好评,一致认为课讲得好,起了示范的作用,是一堂成功的公开课。可是我最怕的是写教学心得,幸好领导没有要我写,心里安心了。我是师范生,各科教学法、心理学都派上了用场。
我教公开课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虽然做了准备,小小的失误在所难免。由于我还是心慌,板书时写错了一个字,其他的老师都没有发觉,我也没有发觉,但是屈老师发现了,怎么办呢?他用暗示的方法让我警觉、改正。当时又不能直接讲,他用巧妙的方法让我自己改,改得恰到好处。什么字呢?“威胁”的“胁”字,写成了“协作”的“协”字,是我走笔之错或是硬是写错了(我记不得了),两字之间的差别,词义、音、形、意都不同,可能是我心慌把“威胁”的“胁”字写成了“协作”的“协”字,一般的人发现不了。四目相对,他快速地把“胁”字用红铅笔用画美术的速写的方法,采用了投阴影的方法,把“胁”字立体化。其他老师说屈老师胆子真大,听公开课敢在听课时间画画,旁若无人。也旁若无人地巡视学生,当我从他的暗示中,立体化的“胁”字中,我也正在找补救的方法,我灵机一动,要学生看黑板,说田老师今天故意写了个错字,你们发觉了没有?学生说没有发觉,我马上在黑板上写两个字,一个是威胁的“胁”,一个是协作的“协”,要学生看清楚两个字的不同之处,意思也不同,接着要学生用威胁和协作组词造句。我又说,以后读书要仔细,认真不要把威胁当成写作了。下课了我如释重负,老师们都没有发觉,都以为“威胁”和“协作”两组词语是我布置的作业,我化险为夷,一辈子都不得忘记。
公开课评议在领导和老师们的称赞中画了一个句号。我那紧张的心终于平静了,我教错了字居然没有发觉,还讲我教得活跃。随机应变,把“威胁”当成“协作”,我心有灵犀一点通,把错字纠正了,把“威胁”当成了“协作”。我巧妙的方法赢得了老师们的一致好评,屈老师见我灵活机智,我们相视而笑。第一次公开教学受益匪浅,天上的月老把红线将我们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我从恩施毕业分配到宣恩,从教育局分配到万寨小学,从集体生活,到自由为事,好多事是无奈。从小我生活在沙道街上,隔壁、对门都是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几家的大人都是亲戚,对我们要求严格,一路上学,一路回家,不许在路上玩,各家都有事情做,谭庆月家开的鞭子铺,一回家就插引,最喜欢到她们家玩,打主意就到她们的走茅厕(现在叫上厕所),原因是他们主楼很宽,一边高一边低,光线很好,别人就看不到。我们的粪坑猪楼还可以,为什么我不喜欢我们的茅厕,我们的粪坑进水,一走茅厕沾得满屁股都是粪水。我们家的家务事就是放学以后纺棉花、纺纱。我妈的方法是每天放学后,给一捆棉花,把棉花纺成纱,天天都一样,早纺早得玩。
我现在一个人经常回忆童年时代的往事,当时什么文娱活动都没有,连有线广播都没有,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就看书、唱歌、看小说,刚毕业与同学们就书信来往,主要就是介绍学校的环境、任课的情况,越过了那些不愉快的,也限于最好的同学之间(我、刘玉璋、许慈英,许慈英于1993年去世)。凭着笔迹就知道哪个同学写的信。男同学之间从来没有联系,一般的同学,即使写了信采用的方法不回信,就是在师范读书时,男女同学之间,都是埋头搞学习,有事就找女生委员反映情况,从来不讨论同学之间的事,也就是不犯自由主义。
师范的学习生活历历在目,我从小生活在集镇上,除了县城就算沙道沟最热闹,从孩提时期开始,到小学、中学、师范没有离开集体,同学之间视为亲姊妹,亲兄弟一样,从学生时代到老师,诸多不同,特别是学校离街上也远,要买一点小东西,就等星期日上街买。当时就只有合作社,上午八点开门,下午五点半关门,都是估计,没有手表。赶紧买些生活必需用的东西,街上买东西的人很少,一个人都认不到,买了东西赶紧回学校。看书、看小说,学校坐落在山脚下,学校当门有一坝田,田的后面又是山,路夹在中间,有时有两个人,走路快些,连脚步声都能听到,没有事,就欣赏小鸟们的歌唱,空山鸟语。学校有一个住家户,两个人都是老师,他们的小孩都好几岁了,我是初来乍到,免不了要借东西用一用,例如借洗脚盆,我非常自觉,从来不借他们的大脚盆,借小脚盆用一用(大脚盆是男的用的,小脚盆是女的用),我家里我妈非常讲究卫生,男女有别,不是盆的大小。两位老师有家,不在伙食团吃饭,有时弄好吃的菜又邀我们吃,特别是年轻的老师,我有时婉言谢绝他们的邀请,我说都吃饱了,饮食不可重餐。两位老师待人可以,我以师范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很多东西和学校不能比。
虽然我的文娱细胞不强,从事教育工作,体、音、美是敲门砖,我是笨鸟先飞,从小能吃苦,别人一学就会,我反复练习,师范生每一个人要掌握一门乐器,我选择了学风琴,当然有些同学学得快,学得精,我都从基础知识学起,苦练了三年,我的风琴弹得要得,走上了教育单位,分配到万寨小学,阔别了学生时代,也阔别了风琴。为了风琴的指法不忘记,找来了一个硬纸壳,画了键盘,当真的风琴用,练指法,煞有介事地练琴,一个人唱,一个人弹,一个人练,真真的空山鸟语。
我除了上课、批改作业以外,我就一个人自娱自乐。在那时我感觉到理论知识和现实知识相差甚远,我的同学屈世寅,高我两届半,他们是春季毕业,同学之间都是直呼名字,看我画键盘,练音阶,练指法,他就说乐理学得再多,教学上课也用不上,音乐要靠声音抒发感情,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只要歌声好听就行了,学生没有学乐理,老师教一句歌词,学生也跟着念一句歌词,老师教一句,学生跟着唱一句,直到把歌唱会为止。我说就算键盘没有声音是假的,起码我的乐理知识不会忘记。我就学点风琴,什么都不会。这时,屈世寅说,不要紧,我教你,我说:二胡、小提琴从来没有接触过,特别是小提琴,摸也没摸过,学乐器,谈何容易。屈世寅就说,保险你学得会,我说学哪一门,他说学拉小提琴,他说学拉二胡难度大,相对而言,拉小提琴指法比二胡指法难度小些。我就说学拉小提琴,拜你为师。他就开玩笑说,收你这样的徒弟,我三生有幸,我保管你两个月之后能用小提琴教歌。
从此,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老师不保留地教,学生专心地学,老师把小提琴的构造、发声的原理,四个弦的位置、弦的松、紧、音的高低、弓的拉法都一一讲清楚。关键是实践,首先是拉小琴的姿势,脚的姿势、左脚、右脚站法都不同,拉琴腮帮的作用,拉琴时腮帮练得发酸发痛,手练得发抖,我想学琴,就按部就班地学,从音阶、发音、上行、下行学习开始,握弓的方法,琴弦和弓之间的关键都讲得过细,发出的声音就不同了,他的琴声叫人心旷神怡,给人一种声音美的感受,只要有空,悠扬的琴声就会在耳畔响起,我呢也是抓紧时间学音阶,学拉空弦,特别是学拉空弦一次拉完,中间不换手法。我就勤学苦练,从开始不会像杀鸭子,到慢慢地学拉提琴练习曲,一个乐句,一个音节地慢慢练习。我的手拉酸,老师就自己练或拉好听的歌曲,有时真的我的膀子都抬不起了,握弓的手就练得发酸、发抖,我还是坚持学、坚持练,由不会杀鸭子慢慢地拉到有音乐的感觉,有些简单的练习曲我一遍一遍地拉,直到老师说行了,要得,我才学下一个练习曲。练习曲学得差不多了,就布置下一步的练习曲,练习曲学了,就学简单的歌曲,学了《东方红》,由于我刻苦好学,深得老师的指点,学习指法进步也快。老师不仅要求学指法,更进一步学揉弦。他说学指法首先学操婉,任务是没有事就揉腕,没有琴照样练揉腕,主要就是把腕揉活,把腕揉得轻松,不僵死,练习曲天天练,简单的曲子,也会拉,开始练琴时,把脖子都练得发酸,腮帮练得生痛,练习久了,脖子也没有以前发酸,腮帮子也没有以前痛,慢慢地拉琴成了我的文娱生活。
说一句老实话,以前就搞学习,学校老师布置学什么,就学什么,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少,特别是体育和美术是弱项,考理论知识我都得高分,考实际的知识我是六十分万岁,我的视力不好,好多东西都看不清,都是凭记忆。我在学校很少听到乐器的演奏,很少欣赏二胡和小提琴的声音,学校有欣赏课,当时不知道,也不懂什么是音乐欣赏,反正是二胡、小提琴拉得好听,演奏什么乐曲,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欣赏课是当任务听。
跟屈世寅学琴以后,我学到了许多以前没有听到的美妙乐曲,金嗓子周璇何许人也?以前不知道,从他的琴声,知道了音乐的魅力。最欣赏他的二胡演奏《四季歌》(学生不许听靡靡之音),尤其是四季歌歌词,我一辈子都记得,好听的歌天天都有,好听的乐曲天天有,我成了唯一的听众。奏者不厌其烦地演奏,到听众满意为止。无偿地欣赏了二胡、小提琴的演奏,那时根本不知道二胡有这么多名曲,后来也知道那些名曲慢慢地听,慢慢地理解名曲的内涵,理解名曲的喜怒哀乐,赞美大自然的美景,抒发了作者的心怀和胸襟。
当然有些歌曲,不是名曲,甚至好多人不会唱,不知道歌名,然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虽然老了,这个歌我一哼,几十年前的旋律我都哼得到,特别是歌词我都记得。《布谷鸟你叫迟了》,布谷声叫,叫的是阳春到,布谷鸟声声叫,今年你叫迟了,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只要琴声一响,歌声随之而到,特别是学布谷鸟的声音,学鸟的叫声惟妙惟肖,名曲在他的熏陶下,由全然不知到慢慢地听音调,琴声一响,我就知道拉的是什么名曲,像《空山鸟语》《赛马》《二泉映月》《病中吟》《春江花月夜》,有些名曲我都忘记了。(2012年7月8日- 2012年11月)
开始和屈世寅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我无偿地欣赏二胡小提琴的演奏,也无偿地学拉小提琴。这时屈也演一步步地提出要求,练习曲天天练,简单的歌曲也要练,指法天天练。要求特别严,他的耳朵特别洋,哪点不对,都逃不过他的耳朵。特别是半音(23、4、7、T)都要求很严,那些音没有到位,继续练,直到音练准了,才开始又练新的歌曲,一个虚心好学,一个严格把关,一般的练习曲都能拉了,那些歌曲可以教学生唱,我就天天练,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歌曲,我就天天听,天天练,直到能教学生唱为止。我会拉一些小小的练习曲,真正地教学生唱歌我还是不行。我唱歌还可以,但是用小提琴教歌,我还是不敢教。他又鼓励,又鞭策,在预定的时间,用小提琴教歌,首先是选歌,歌要好听,旋律要轻快,歌词又有政治的意义,又还是好拉。当时选定开头提到的这首歌,教材选定了,就开始备课。
说老实话,上好一节音乐课,比上一节语文课还难,要求还高,我认认真真地备课,刻刻苦苦地练琴,一个音节一个乐句一段歌词,甚至延音线都不放过,错了,音不行,反复练,直到音准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麻着胆子,拿着歌单,提着小提琴,大大方方地站在讲台上,开始人生第一次用小提琴教学,教学程序和以前的差不多,首先是练音阶,拔音复习以前学过的歌,不同的是用提琴练音阶,学生都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投递了赞美的微笑,学生的表情给我莫大的鼓励,我的心跳得到咚咚响,但是我临阵不慌,按部就班地教学,第一步,要学生知道今天学的是什么歌,我把事先写好的歌单贴在黑板上,让学生齐声朗诵歌词,我就故弄玄虚把琴弦搞得响,表示我正在调弦,这些就是走过场,但起了镇静的作用。我学到知识,学以致用,就拉小提琴教歌,我调整了脚的姿势,就开始拉小琴,琴声在教室里回漾,虽然琴声不优美,总算听得,不跑调,第一遍拉完,学生用惊异的目光看着我。他们不晓得我能拉琴,这时有一个学生说,还拉一遍,好听。我就顺势又拉了一遍。我估计要下课的时间到了,把先前学的歌唱一遍,刚好时间到了。我就给学生说,下次我又教你们唱。在科间休息时,我的心在咚咚地跳,这时屈世寅就讲,教得要的。
我一生第一次用小提琴教学,也只会教这个歌曲。这一辈子也只教小提琴一个歌,老师教学生唱,学生就唱,直到唱会为止。一学期学两三首歌就了不起了,学生都说田老师歌唱得好听,我说一般(物以稀为贵),用小提琴教歌在当时没有。我的教学生涯中,仅有一次,从头到尾也就这一次用小提琴教歌(寒假之后,反右开始了 ,从此我就没有练习,和小提琴绝缘了)我现蒸热卖,总算把学生教会了一首歌曲,我一辈子都记得。
我和屈世寅为了一个教育事业,走到了一起,志趣相同,歌为媒,琴做证,天上的月老紧紧地把红线捆在一起,水到渠成,我就同意了我们的订婚(那时叫恋爱),过了不久,我们拿了结婚证(那时结婚证就是一张纸,男女各执一张,只要区里的公章就生效)。
我们的结婚就是拿了结婚证就是结婚,学校领导和老师知道就行了,我就和两个女同学说了,我和屈老师结婚了,不得和你们做伴了,两个女生依依不舍。我就把我的东西、铺盖、枕头搬到他的寝室,这就是结婚,他买了水果糖,每人吃几颗水果糖,也给我的两个女同学给了几颗糖,当时什么都没有,两个人把铺盖合拢,就是结婚,一典《五哥放羊》就是结婚典礼。就这么简单,快要放寒假了,县里抽调屈世寅搞宣传美展,搞一个星期,主要是画画各行各业的成就,美展展示了我县的各行各业成就,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好评。
寒假大学习开始了(其实就是反右),我在宣恩,脚又痛,高高兴兴地报到,找到学习的地方——宣中的教室都有贴的报到须知,一切自备、碗筷,每一个区一个教室,又是寝室又是会场,女老师混合编排,都是学生的架子床,上下铺,可以自由选择,有熟人的就可以借铺盖,没有熟悉人的自己打包背铺盖。我庆幸自己有铺盖,不得借盖,屈世寅找家里人借的,搬了就走。借了碗、筷赶到宣中礼堂吃晚饭。第二天,政治学习开始了,县里的领导作动员报告,基公安部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纯属好玩,台上作报告,下面的人窃窃私语,报告作完了,讨论报告的内容,我的办法是人云我云,从不提意见,那时每个都要表态,发言,各个运动的态度都要发言,不发言,领导和那些工作同志要和我谈话,就从历次的运动中谈我的看法(也就是摸底)。我说党的政治、方针都是正确,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从解放到师范毕业都是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读三年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跳级,从三年跳到五年级(五上),从五年跳到六年级(六上),这一年初中招生的老师看了我的语文和算术不错,1951年8月通知我读宣中,1954年宣中毕业,我考到恩施师范,1957年7月恩施师范毕业,我就分配到万寨小学直到现在,工作组的同志话锋一转,单刀直入就问我,你真的对党没有意见,我说,对党真的没有意见,工作组的同志说,你们家罚了这么多的款,你没有意见?我说,他们偷税漏税,罚款是应该的。工作组的同志又问,你们家的药铺没有开了,你没有意见?我说药铺是公私合营,我的父亲年岁大了,把脉、抓药怕出问题就回家了,我也没有意见。工作组同志又问了土改、统购统销,互助组农民合作社都问过高,工作组搞得过细,甚至连我们家的人员结构都问了,问我为什么有两个妈(真是问得绝,叫人不好回答),我心里打转转,回答问题不能让他们抓住辫子,我说我只有一个妈,我的父亲原配由于生理原因无后,我父亲通过媒人又结婚了,解放以前法律是允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的父亲和原配分了家,所以我的家不成在两个妈,我讲的情况,工作组的同志就再没有过问了,我的问题都讲清楚了,还好都清楚了。
政治学习,天天学,各区都要搞文艺宣传主要内容,都是宣传党的政策大好形势,各区都有节目,表演的形式主要是三棒鼓、彩龙船。其他的都没有,各区都行动了,各区的节目都保守,一般不让人看见,找个僻静的地方稍稍地练,一般不让人看见。我们二区有两个节目,三棒鼓是随口便答,不需要练,有些节目还是走场,彩龙船虽然年年玩,玩的形式不尽然相同,屈世寅负责彩龙船都按他的要求办事。老师中间能工巧匠都有,自己划蔑裱糊,样样都行。彩龙船扎起了,屈世寅别具匠心,把彩船画得栩栩如生,有像蛟龙过江,风起云涌,翻江倒海,有时轻舟荡漾,碧浪四海,彩船画好了,彩船头和彩船尾都扎起了,装饰了荷花灯,以前荷茶灯用蜡烛照明,风大了蜡烛都会吹熄,有时将荷花灯烧燃。由于老师们都懂电的原理,用干电池一闪一闪的,荷花灯像含苞待放的花蕾,美艳极了,彩船扎起了,罗鼓行头,划船的人,坐船的人,领唱伴唱的人,都要步调一致,彩船才好看,玩灯才能吸引观众。按老规矩,上九日出灯,其他的都一样。
特别是玩到老街屈家码头,看灯的人也多,玩灯的人也特有劲,屈世寅划船别具用心,划平水,划上水,划下水,划浅滩,划深潭都不相同,他的划船艺术在当时算得第一,特别是坐船的人坐得好稳,他说坐船人是坐得好以后就请她年年坐船,他就是醒头,我假装没听到,他化妆也是和别人不相同,他是化的能工戏剧妆,脸谱都不相同,老街的人大部分都认得到他,他就先讲说,坐船的人不是老街的人,从别处请来的姑娘,玩灯的你们可以观看。没有玩灯时用一件衣服蒙头盖脑的遮得严严的,谁也都不知道真面目,彩船在屈世寅的指挥和亲自上阵,彩船被他玩活了,他把白皮纸(又叫清明纸)染成了绿色,白皮纸染成了绿色贴在船舷的边边上,真像小舟在经常争的河边荡漾,从上九日出灯,到正月十五收灯,天天玩灯,二区的玩灯,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玩灯归一,紧跟着学习就开始了,我就抱着少说为佳的态度,注意听别人讲的意见,人人过关,大鸣大放,大字报,我还可以,我内心说我对党忠诚,耿耿对党没有意见。这时区里的领导叫我做记录,这时心里都放心,我的记录速度很快,发言的人讲得快,又要如实记录,我就提纲地记录,有时一字不差地记录,大鸣大放,发言的人不多,领导叫我和一个女孩现抄大字报(这个老师比我小两岁,她初中毕业,我和她成了好朋友),他念我写,抄完了,我又就当记录,当时人人自危,一句话就可以戴上□□的帽子,更就甚者,什么都没有说,说他们有意见,不讲话,心里有意见,也划为不讲话的□□,屈世寅发言谨慎,生怕说错话,还是划为了“中右”,庆幸的是没有划为极□□。
有好事者在运动中,确实有些人为了“积极”,无中生有,说(主要是四区的人,又叫沙道区),屈世寅家庭是地主,在县里是恶霸,又是龙头大哥。大字报和漫画都贴上了墙上。幸好县教育局领导找我谈话,说极少数人,是非不分,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要沉得住气,莫听别人瞎说。运动结束,县里宣布人事调动,我的万寨小学调到中间河小学任教导主任,屈世寅调到长潭东乡三中任教(大约是两年时间),后来由东乡三中调到宣恩一中,由一中调到高罗小学(六年)。
公家的事还可以,家庭的事是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和屈世寅本来是情投意合,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走到一起了。但我们也有错,错在哪里?错事先没有征得家里同意,他就说结婚只要本人同意就行了,加上反右政治学习,我们没有回家通报一声,没有征得家里的同意,就同意结婚,什么礼信都没有,屈世寅找人带了拾元钱给我妈,我妈根本不同意,当着带钱的人的面把钱撕得粉碎。我四年没有回家过年。
我和屈世寅也各干各的。直到1961年8月从县广播站调到高罗观音堂回队任教(当时中央政策叫“八字方针”:调整,充实,提高,巩固),教师回队是大势所趋,我就主动找到宣传部管人事的人,说我愿意回队,教育队伍差人,我是学教育的,义不容辞的回队领导是会同意的。我的请求马上得到领导同的意,我只用了两天时间,我就从宣恩县城途经椒园晓关、咸丰、来凤到达栏杆坪(车是屈代玉找的,我坐司机台,屈世寅就坐在货车里,他的行李也简单,他的随身是二胡、小提琴、画画的全长行头),我呢更简单,我的随身宝就读师范的书,我找了一个大纸盒子,行李更简单,一个洗脸盆,换洗的衣服,还是当箱子做枕头,第二天找了屈世寅陪我步行,从栏杆坪走到高罗小学,屈世寅就安了家,我就在屈世寅的新家——高罗小学休息了两天,屈世寅又陪我步行到高罗观音堂小学安家了,我从此走上了教育阵地,一干就是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