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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的丈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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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的丈夫（上）
今天是屈世寅81周岁，2014年6月5日，农历五月初八，人生如烟，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点点滴滴的往事写出来，作为对他的怀念。
我是1954年秋季考入恩施师范，屈世寅比我高两届半，他是1955年元月毕业，算是同学，只同学一个学期，也算是校友，我和他在宣一中没有同过学，也不认识他。
刚到学校，一个偶然的事帮了我的大忙，他从河里的绿茵塘塘摸笔，从我的班主任黄官明老师口中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屈世寅，也是宣恩娃。同学之间互相帮忙是件小事，谁也都不放在眼里，师范的同学有一个喊法，刚进学校，高班的同学喊新生叫“毛头”，三年级的同学自居叫“老大哥”，屈世寅属于“老大哥”的行列，很有才干。“老大哥”会受到老师的重视，学校定期组织学生自编自演搞文艺晚会，如迎新晚会、重大的节日都会举行文艺演出，那时没有音响设备，化妆都是同学们自己化的，表演者都站在吃饭的饭厅进行表演。我第一次看演出的节目，同学们都非常认真地看，我们是新同学，感到每一个节目都非常新奇好看，好多的歌都没有听到过，每班的班干部把凳子摆好，一排一排地坐好，认真地观看演出。演出者我不关心，不问表演者是谁，也不问何许人也。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经常向母校汇报教学情况，老师们就鼓励向他们学习。当时教学条件极差，教音乐课没有风琴，有些县只就有一部风琴，有些学校的学生连风琴都没有见过。有一个学期，我们教音乐的李老师说：目前用风琴教音乐课的地方很少，也没有风琴，有些同学就用其他乐器教学，也有用二胡教音乐，效果很好，像屈世寅同学用二胡教音乐很好，李老师肯定了屈世寅的教学效果。我没有搞乐器的兴趣和细胞，当老师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乐器时，我没有当一回事，这个同学也不熟悉，我想只要把风琴学会了，其他的不管就行了。
屈世寅的音、体、美在学校里可以算得上佼佼者，走上了工作岗位也是屈指可数的教学能人。据他说，一九五六年暑期，他报考了湖北艺术学院，当时在宜昌考试，学校派考官亲自考试、面试，亲自审定，艺术学院的音乐系、美术系两个系都看上了他，都争着要他。他填写履历时，家庭成分和他的读师范以前的经历一一填写，他就一五一十地填写。临近解放时，他的父亲要他到利川收账，他的父亲的想法是跟着大部队走，一来没有危险，到路上没有人盘查，不得受惊吓；二来是跟着大部队不要伙食费，混一口饭吃，账收完就回家。可是账还没有收到，利川就解放了，他就单枪匹马地奔向家里了。不久宣一中就招生，并且不久就考到恩施师范，毕业后分配到高罗小学。1956年春天，他报考艺术学院，县里教育局的领导为有这样的人才感到自豪，宣恩有人才，考试没有问题，就在填写履历时就出问题了，他像二宝气，本来是收账，想要混一口饭吃，连国民党的皮皮都没有穿过，他自以为是，我当了二十一天的兵，八个了不起，会受到组织的信任的，对组织坚定不移地信任，结果呢？看履历表，两个系都不要了，是他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涂上污点，怨哪个都怨不起，就怨自己二宝气，是他自己活生生地葬送了美好的前途，没有深造的机会，也是他自己一辈子的憾事。
考艺术学院没有录取，1956年秋，回到高罗，他没有灰心，他和高罗医院的一个助产士，两个人一个拉琴，一个唱歌，可以说男才女貌，情投意合，是高罗区一对天生的伉俪，两个人眼看就要领取结婚证，事情发生了变故，为了留住一个医生，组织方面采用了行政手段把屈世寅调到万寨小学，一对情人就活活地拆散了，从此南北各一方。
对于屈世寅来说，人们都说他是人才，一般人他瞧不起，眼睛很高，清高，目中无人，他当众说，赶不到原来的人，他宁可不结婚，教育局有意把我分到万寨小学，由于我们的工作相同，爱好相同，歌为媒，琴做证，我们就结婚了，我和屈世寅结婚，正值反右运动，引起了不同的议论和看法，有的说，两个人男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半斤八两，很般配；有的说，政治条件不好，可惜了。还有人说：鲜花插在牛粪上……婚后，我的一个姐姐就埋怨我，质问我说：你到底看上屈世寅的哪一点？我问得没有办法，把我抵到板壁上，我就回答说：我爱他聪明。
反右运动一结束，全县老师调动有所变动，屈世寅调到长潭河三中，我从万寨小学调到中间河当教导主任，中途我就到武汉学普通话，在全县推广普通话。秋季开学后，全国大办钢铁，学校也有任务，全校师生一起动员，参加了大办钢铁的运动。我就带领全校的学生到诺西乡运矿石，其他的老师也有任务，和社员一样每天挑矿石，都有任务。我负责全校学生的安全，吃住都在社员的家里，那时，吃饭不要钱，学生准吃饱。上至六年级的学生，下至一年级的小学生，都要背挑矿石，每天早晚都要点名。有一天，有一个学生不见了，到处找，找不到。我到处喊，也喊不答应。我真的急哭了，我就喊了大点的女同学搭伴，在运矿石的路上，沿路喊，喊到一棵草树兜兜脚下，听到一个声音。我麻着胆子，走近草树兜兜脚边，只听声音，不见人，我继续喊，还是没有答应，鼾声从草树兜兜脚下发出来的，还是不见人。我从路边捡了一根棍子，轻轻拍打，原来他头顶稻草，坐在草树兜兜脚下睡着了，头上顶着稻草，身上披着稻草，确实像稻草人，别人不容易发现。我喊了几声才喊醒，喊醒过后，他在揉眼睛，可见他太小了、太累了。我牵着他的小手，何怕他又有闪失。回到大本营，我赶紧请食堂的炊事员给他炒饭吃。第二天大清早，我找到校长，汇报了昨天惊险。我说一年级的小同学实在太小了，起码要到三年级起，才能背得起矿石。校长听了我的汇报，及时向区里汇报，区里的领导同意一、二年级同学回家上课。我仍留下大办钢铁，负责学生的安全和吃饭、住宿，直到天气渐渐冷了，学生挨不住了才回到学校上课。大办钢铁的政治任务就结束了，屈世寅在长潭河挑矿石经受锻炼。
我第二年春天就调到县里广播站播音，直到一九六一年秋季，我主动申请回到教育战线。屈世寅大办钢铁后，从三中调到宣一中教书。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季，他就分配到高罗区中心小学任教，我也分配到高罗区观音堂小学任教，从此，我们才建立了家，育儿养女，屈世寅才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当家人。
屈世寅养育五个子女，实属不容易，在关键时刻，他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生第一个孩子时，他冒着满河大水，背我过河，把我接到高罗小学；生第二个孩子时，他已经得了病，在宣恩住院，为了孩子的健康，买了两斤奶粉隔奶；生了第三个孩子，我没有工资，罚款，他只留了伙食费，全部用于家用；生第四个孩子时，他在高罗学习，学习完了徒步走到沙道沟，抱着小孩回到家中，全程护理洗衣服、洗尿片，辛苦了一个月；生第五个孩子时，求医，从病魔手中抢救了我，救了孩子。
我眼睛里的屈世寅，他刚直不阿，是程咬金，打死也不告饶，走路照直走，直到走到深塘处，还在走，不会走浅滩，不会绕路走，他就是我行我素。
那一年，上面的政策允许搞自给自足搞生产，高罗小学也开展了自给自足的劳动，学校把老师的寝室门前小操场，挖了种洋芋，操场紧挨街上社员们的猪楼，有的社员的猪跑到操场种洋芋的地方拱洋芋，实在讨嫌，又不敢打，特别小猪儿跑得又快，学校虽然没有公布，讲为了维护学校的利益，学校默认了，打了社员的猪，打了也不要紧，学校出面担担子。有一天，不知谁打了社员的小猪儿，猪儿就趴到地上不动了，可能出手重了些，奄奄一息，就从寝室到厨房的路上，正好屈世寅从那里过路，社员就问屈世寅是谁打的，屈世寅和街上的社员关系比较好，屈世寅四处一看，他的眼睛非常尖，看到一个小石头，就用嘴巴撸一撸，就回寝室了。社员何等聪明，就明精了，过过细细找打猪儿的石头，石头找着了，打猪的石头是尖尖岩，确实石头上还有血迹，有了证据，社员就拿着尖尖岩找校长，老师们当然不会承认的，校长也不承认的，那个社员吼了几句，就赶着猪儿回家了。
后来，学校开会讨论学校和社员之间的关系，说屈世寅没有站在学校一边，挑拨学校和社员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批评屈世寅，学校要整屈世寅，真相我也不明白。那天，是个星期六，是屈世寅回到观音堂家里的日子，我和孩子都吃了晚饭，他还没有回家，过了以前回家的时间，我担心他的病又犯了，正在着急，他推门进了寝室，我首先问他为什么这么晚了才回家，他说在“打针”，我又问，打的什么针，他指了指他的脑壳，并且滑稽一笑，我就明白了，可能又挨批评了。我就追问他，到底是什么事情，他把事情经过一说，我气得哼，我说“活该，有你的好戏看。”果不其然，高罗小学校长向县里写报告，写黑材料，要开除屈世寅工作，说屈世寅挑拨学校和社员之间的关系等等罪名。高罗小学有一个女教师和我关系比较好，悄悄地给我讲，你要注意，校长要开除他，材料送到宣传部。当时的宣传部部长认得屈世寅，说：“屈世寅，确实是个人才，县里几次搞宣传，办宣传画，都出力不少，这个小事，就要开除他的工作，不符合政策精神。”打猪儿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宣传部部长保他）事后我才听到。
屈世寅是高罗小学的犟拐拐，不畏强势，自己有理，非要硬到那头出。原来高罗小学有个教导主任，本来他的出身不好，为了表示他的思想先进，总是表现得一贯正确，屈世寅又不相信那一套，两个人经常交锋，有时半开玩笑半当真。那个老师满脸络腮胡子，像马克思的胡子，本来是开玩笑的话，那个老师却当成政治问题，说是屈世寅讲的，像马克思侮辱领袖等等。屈世寅没有讲，他什么都不怕，开会时，屈世寅说：“你找证明人，我愿意接受处罚。”那个老师就偃旗息鼓了，屈世寅继而说：“××老师，以后，你冤枉我一条，我就冤枉你十条。你是教导主任，我也不怕，只要我的工作完成了，也不怕你揪小辫子。你的家庭出身和我差不多，半斤对八两，你还没有资格入党。”问得那个主任理屈词穷，从那以后，那个主任说屈世寅冤枉话就少多了，可见他刚直不阿。
高罗小学有一位女老师，自以为自己是华师政治系毕业的，也在高罗小学当教导主任，自认为深入教学第一线，经常听课，听课后，就找出授课老师毛病和问题，就大讲特讲，摆出了华师政治系毕业的架子。听了屈世寅的课后，他就当内行，提出问题，说屈世寅讲课政治不突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一无是处。屈世寅听了之后，委婉地讲：“我认为语文课不能当成政治课上，讲授语文基础知识，是最重要的，只要字、词、意没有讲错，中心思想没有讲错，就是成功课。”那位主任语文基本功欠佳，只讲政治挂帅，有时他开会时词不达意，经常闹笑话。还好这回屈世寅没有出他洋相，而是以知识服人，从此，那位主任再也不敢指手画脚，屈世寅在教学上扬眉吐气了。
我回到教育战线，教学业务丢生了。那时什么参考资料都没有，参考资料只有中心小学才有，属于“教学机密”，下面的乡小根本看不到参考资料，何怕别人看到参考资料。有了参考资料，可以走捷径，如获至宝，每课的教学要求一目了然，少走了许多弯路。学校有规定不能外借，于是屈世寅就把高罗小学的参考书打野工送到我的手中，看了抄了我需要的部分资料，第二天他就回到学校，就完璧归赵放到办公课上。屈世寅打夜工送书，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我非常感谢他。
屈世寅讲话，只要他讲得出口，口里快活，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自以为自己是老师，是知识分子，讲话不晓得转弯，什么话都是直来直去，别人恨了一辈子他都不知道。那时他在三中教书，（我从未到过三中，后来一位和我比较好的老师告诉我的），东乡有个弹棉的弹匠，请他弹棉絮，此人讲话非常健谈，学校老师在谈论工作时，他也喜欢发表他的高见。有一次，屈世寅就这么挖苦他：“连看报纸都不知道兜兜尖尖，弹你的棉絮吧！”屈世寅没有给他留面子，他一直在心里记得。此人出身好，后来参加了工作，深得县领导的信任，然而屈世寅还是小小的□□，幸好，屈世寅调到了工作地方，不在一个区里了。后来，屈世寅去世了，可能他还记得挖苦他的话，我又不认得他，有一天（大约屈世寅已经去世若干年之后），我碰到田清干当时田清干当了副县长，他们在县里的大礼堂前面讲话，田清干向那个人介绍我是屈世寅的遗属，那个人听说我是屈世寅的遗孀，他朝我看也不看就走了。我就问田清干此人何许人也？我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当了县的某单位的领导，也许屈世寅的话触景生情，想起了屈世寅的话：“你弹你的棉花吧”，我当时心里想：又不是我得罪你的，何必给我翻白眼，怪只怪屈世寅讲话太狠了，讲话太绝了。任何人不能把话讲死，要有余地，各有各的特长，就是屈世寅把话讲过头了，也不该对我翻白眼，对我这种态度，何况你是县里的领导。屈世寅得罪了人，他早忘到九霄云外，我想，如果有下辈子，屈世寅应该给他赔不是。
对于屈世寅的评价迥然不同，态度有了大转弯，也是在县大礼堂。那时，屈世寅去世已两三年时间，我也在县大礼堂门口和相识的人在讲话，讲话的内容多半是屈世寅去世后的情况和子女遗补问题，这时来了一个男同志也加入他们说话的行列，插嘴说“哦，你就是屈老师家里的田老师，听说屈老师已经过世了，我心里非常难过。”紧接着他自报家门（龙明清）和他在高罗小学读书的情况。他说“屈老师教书非常好，我们的同学不懂的地方，只要肯问，屈老师就详细地讲解，我从他的手里学了不少知识……”屈世寅对学生要求非常严，他经常讲，不能误人子弟。屈世寅是教语文的，语文功底非常扎实，好多学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后，后来又是同事，又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对屈世寅都非常尊敬。他看到学生有出息，他也是由衷地高兴。
在我的眼里，他可是多才多艺，特别是他的二胡拉得非常出色，比拉小提琴还好。那一年，我还在广播站工作，县里搞“五一”文艺晚会，有他二胡独奏的节目（我任播音，没有听他的演奏），当报幕员报演奏者时，他不慌不忙地拿着二胡走到台前，向观众鞠躬，他坐在独板凳上，开始调弦，好像音不准，把弦紧一紧，这时扣人心弦的一幕发生了，外弦断了。台下的观众一声“哎呀”，都为他着急，有人发出“嘘嘘”的声音，这时他干脆把断了琴弦挽在二胡手儿上，再也不调音，再也不试弦，全神贯注地拉琴，好像沉浸在泉水中美妙的声音中。这时，台下观众聆听他的琴声，一曲《二泉映月》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又一曲《赛马》又博得了观众的再一次掌声，谢幕时，又故意把断弦和二胡拿在手中亮相。事后，我就问他“演奏时，当真琴弦断了怎么办？”他说“不会的，特别是外弦不会断的，我用指甲刀趁着紧弦的样子，把外弦剪断了，二胡就发出了‘嘣’的一声响，弦就剪断了。观众发出了啊的一声，要看我出洋相，这时我胸有成竹，就独弦演奏《二泉映月》，赢得了全场的掌声”。我就笑了笑，“原来你是故弄玄虚。”他说是这样的。可见他二胡的功底深，此时，虽然不能说一鸣惊人，全场观众仔细品尝他的琴声也可以说全场鸦雀无声。
屈世寅拉琴，有些人说他好玩，只晓得拉琴，不劳动，当时有些人不懂拉琴是一门艺术。他画画，更是有人嫉妒，高罗街上有些社员找他画草帽，都是无偿的劳动。有一年，学校放了农忙假，任务是帮到生产队挑粪淋苞谷苗。每个老师都有一定的任务，屈世寅本来身体不好，不说挑粪，就是打空手爬到龙河坡上都吃不消。于是他就变无偿劳动变成有偿劳动，要我画草帽，两担粪画一顶草帽。有些社员说，我愿意，莫说挑两担粪，就是挑三担粪，我都愿意，我哭都哭不出来。社员没有意见，可是有些老师有意见，开会时批判他怕劳动，剥削社员的劳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等等。屈世寅无所谓，有社员请他画草帽，他都画，照常画，教学画草帽两不误。
屈世寅画画，我和他分歧意见比较大，特别是画漫画，我持反对态度。我说画漫画，总是揭露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搞得不好，会涉及政治问题，他也没有更多的时间考虑画漫画，有时他也即兴画画，我俩总是发生争执甚至吵架。有一次，他到我的学校玩，我的学校和社员住房连在一起，社员们的鸡子经常光顾教室，特别是星期日学校没有上课，鸡子们就到处飞，有时飞到教室里玩，确实影响学校的卫生环境。他找了粉笔在黑板上画漫画，标题是“鸡屎国”，在黑板上画了就算了，他又走到我们的办公室找到白纸、毛笔把他的“大作”画了一遍，贴在我们学校的走路的板壁上，这时我看见他的“大作”，我气得哼，把他的漫画撕得粉碎。我说：要是××人看见了，他就要上纲上线，说污蔑社会主义学校是“鸡屎国”，那就是政治问题。还好其他的老师都没有讲屈世寅画漫画的事，这件事就算了。
有时，他画宣传画，紧跟政治形势，又受到好评。我们调到两河口，公社要他画“三治”的宣传画。他根据材料画了一组宣传画，效果很好，并且用麻线牵到社员买东西的合作社门口。县委宣传部宋部长一行路过合作社门口，驻足观看，评价是画得很好，并且介绍说，他很有才华，是以前广播站播音员大田的爱人屈世寅画的，除了宋部长外，还有专署的同志，宋部长特意介绍了屈世寅画宣传画的情况，这说明是领导，特别是管宣传的领导是非常了解屈世寅的，得了群众和领导的认可。
我回到家里以后，回想起在高罗小学的一幕幕呈现在我的眼前，屈世寅在“□□”时，由于家庭成分不好，他参加□□都不够，我在观音堂小学，学校没有□□组织。虽然没有参加什么□□组织，学校仍然组织老师学习政治时事，人们都生活在“□□”的大潮流中，人们的思想总是流露一些想法和看法，读报纸，看报纸的社论，也可以窥视政治动向。我一般不讲，只看社论，不参与大辩论的讨论。屈世寅就不同了，他经常和他相好的老师谈论政治时事，我就劝他少说为佳，随大流，领导讲什么，就讲什么，不能标新立异地谈新的观点和看法，我就怕他开口乱讲。有一次，我回了观音堂，请了假不参加暑假学习，和屈世寅相好的几个人要屈世寅画漫画，他们气味相投，和区里的领导是对立面，专门搜集对立面的材料，特别是搜集老人的材料。屈世寅就根据他们搜集材料画漫画，极大地损害了别人的人格和自尊心，那人气不过，准备开枪自杀，还好，旁边的一个同志抢了枪，才没有酿出人命案，把画的漫画撕了。
我知道后跑到他的寝室和他吵架，并且吵得很凶，我使出杀手锏——我们就分道扬镳。他就是怕我提出分道扬镳，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画漫画了，不介于各派之间的是是非非，可是就有些人说，当逍遥派，不逍遥不是左就是保，没有中间路线可走，哪个人喊他叫黑高参，我就骂谁，虽然是喊得好玩，也是政治问题，运动一来，就说不清楚，在我的臭骂中，那些人就不敢喊了。惊险的一幕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记得□□开始不久，城市的学生要下乡参加集体劳动锻炼，并且是第一线劳动。那时，高罗区是武汉知青放下的重点，我们的学校观音堂所在的生产队就下放了好几个知青，听他们的口音是纯正的武汉口音，区里派干部把知青送到所在的生产小队，住的地方一般都是生产队的保管室，并且指派老农民或者贫协组长当知青的“家长”。一切从头开始学起，教他们煮饭烧开水，往灶里加柴、划柴、擦柴、砍柴，学挖土等等都得学。观音堂生产小队的田土都在社员的家门口，歇气都屋里休息，保管室是社员集散的地方。星期天，屈世寅最喜欢到保管室玩，他看到知青挖土他就连忙走到土地教他们挖土的姿势，站的姿势，挖土如何省力等等，有时干脆帮他们挖一挖土，让知青们歇气，由于屈世寅好久没有挖土，用力过猛，手上都打起了血泡。当了一回“老师”，好久不能拉琴，我妈风趣地说：“那巧奇了，屈世寅在家里，连扫把倒了都懒得立，给别人挖土，挖得一股子劲。”我就想好为人师，同病相怜，同情心等，不可知也。
屈世寅审美观点独到，在高罗小学有些老师请他当参谋买布或买东西，他有他的原则，不好的人，休想他当参谋买东西，他是视而不见。高罗小学的唐老师有一个女儿，屈世寅就建议穿什么衣，颜色搭配，经常要屈世寅当参谋。当时合作社卖棉绸，唐老师就喊屈世寅给我买一床被面，屈世寅看了又看说“你先选，我后选”，唐老师选了颜色鲜艳的黄菊花图案，屈世寅选了瓦灰色底子，红色（粉红色）菊花图案。唐老师的被面的颜色是黄色底子，菊花也是黄色的，是调和色，对比不鲜明。屈世寅选用了对比色，颜色对比鲜明，经看些。屈世寅独到的审美受到别人的羡慕。那床棉面，我用了几十年，如今藏在我的箱子里。
屈世寅最大的优点就是一辈子不抽烟，在高罗小学也不允许别人在他的寝室抽烟，因为这事，他得罪了许多人，别人把烟抽完了，才能到他的寝室里玩或扯白，特别是抽叶子烟，他深恶痛绝，他闻了叶子烟的气味他就做干呕，硬是闻不得，但是他有一个怪脾气，喜欢闻好烟的种种气味，如大前门、中华香烟，别人一般抽不起大前门、中华香烟，别人都以为屈世寅抽烟，后来才知道他喜欢闻好烟的盒盒，从来不抽烟。
屈世寅在两河口几年时间是他黄金时段，真正地过上了全家团圆的日子。我虽然是教语文的，好多知识都是为了教学而学的，我的文学水平远远不如屈世寅，他看了《西游记》《红楼梦》等等，特别是《红楼梦》他通读了全书，好多经典章节诗、词他反复看，如葬花词，他反复吟诵，并且背得烂熟，他可以一字不看地书写葬花词。他写的葬花词是白纸写的。他去世后，幺弟屈世新为保留他三哥的墨迹，用清漆涂了，当时没有经验，白纸涂了清漆，就没有韧性，像油纸伞就脆（碎了）。还好，弟屈世新用相机照了他的字。
我们到两河口心情愉快，屈世寅弄了一套《红楼梦》小说（上下），他视为宝贝。他找了一张画报，把书包得好好的，并且书写上“屈、田藏书”，可见他对《红楼梦》的衷爱，他就劝我读《红楼梦》，首先推荐经曲章节和诗词，特别是“葬花词”。我就拜他为师，请他为我讲解葬花词的含义，在他的熏陶下，我第一次品尝到“葬花词”的含义，我的记性好，没有好久，就背熟了。它的深刻的含义，我还是不明白，加上我的事情也多，教学任务繁多，我就不看了，直到我退休后，回到宣恩家里，我才系统地看完《红楼梦》。我想要是屈世寅还健在，他可以为我当义务解说员，让我少走许多弯路。我们互相争吵，互相不让步，但是我们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教育事业，为了家庭，现在让我回味无穷。
他的书柜也是独具一格。那时候我们学校的老师，时兴自己动手做一个简易书架，书架就是用木板做成，两个直角的木板就成了简易书架，要放好多书就放好多书，书架一头是固定的，另一头可以自由延伸，多也放得，少也放得。我们两河口学校的老师们，自己就动手，找些不用的板子，用刨子一刨，板子就光滑些，用钉子一钉，书架就做成了。办公桌上每个老师的书都放在书架上，什么教科书，参考资料，有些初中、高中师范的教本都放在书架上。那时每个人都有一套《毛选》，看那个人的办公室桌子上书架上书多，引以为豪。
我的书架也是自己钉的木板书架，放在办公室里的。屈世寅的书架与众不同，他不是书架，而且是书柜，他自己设计并动手作的。他按照自己的尺寸，长、宽、高和现在的冰箱一模一样，只是以前没有看见过冰箱，只知道家户人家柜子是放东西的，是长方形，是横着放的，盖盖是上面揭起来的。屈世寅自行设计的书柜和现在的冰箱一样，都是两层，书柜的门都是向右开的，便于拿东西。我记得，做书架非常简单，做书柜那就麻烦多了，凭他的小聪明和他的手艺无论如何书柜是做不好的，于是他按他的尺寸请了木匠，做了他想要的书柜，材料是学校装屋后不要的枋枋和边边角角的废材料，他就赶紧跑到合作社买了钉子和背靠，都是用钉子钉起来的，标准的“钉子木匠”。书柜钉好后，书柜又分为上下两层，就像现在的冰箱分为冷藏和冷冻，特别是书柜的上下两扇门最好看。木匠师傅找了过去不用的床头柜板子，只要上下两边用刨子刨平和书柜的两扇门刚好大小，长短一样，木匠师傅没有破坏原料的木板的纹路和花纹，没有刨平，两扇门的原来的床头柜用土漆和桐油油过，深红色，比专门清漆匠师傅漆得还好，书柜做好了，他非常高兴。
屈世寅分门别类地把他的书籍和订的刊物整理好，他订的连环画，他都装订成册，他订的刊物《美术》杂志，直到他去世从来没有间断。当时有些书说是封资修的书，特别是娃娃书，都“冷冻”了，不许看的。我们的代龙就悄悄地偷着看他的“冷冻”的娃娃书，有一本《红日》的娃娃书，代龙就悄悄地偷看了《红日》的娃娃书，居然派上用场，代龙高考时，有些历史知识就是从娃娃书学到的。屈世寅为了不惹麻烦，他就用画报纸压到最底层，以免别人看到。
屈世寅在两河口最后的日子做的事就是包书，他在上恩施住院以前，病情已经非常严重，我还在上课，他在家里养病休息，谁也没有注意他的动作，以为他要安静，好好休息，不许我打扰他，把房门关起来，原来是他在包书，每本书他都写了他的名字。我也没注意他的动作，等他去世清理他的遗物时，这时才发现他的每一本，都写了他的名字，睹物思人，书还在，他的灵魂已经随着白云飘上了天堂了，更使我思念他。
我从两河口调到沙道小学，屈世寅的遗物我都保管好的。1992年冬天，我退休了，要回到宣恩居住，我就彻底地清理了一次，觉得好多东西，书十多年，我都翻都没有翻过，孩子们都不要了，我就下了狠心，把不要的都当废纸卖了。我还记得，特别是屈世寅的订的《美术》杂志，纸张又厚、又重，质量好，我背不起，我找了我的弟弟，借了一辆板板车，推到河对门的合作社收购门市部卖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等醒过来，好多东西卖了多可惜，用钱买不到的。
——回忆上演《沙家浜》的精彩片段。
我和屈世寅经常吵吵闹闹，吵得最凶是为了排演《沙家浜》。他执意要我演沙奶奶，他赢了（我写朝晖有详细的叙述），由于他是导演，他要露一手，服饰和演出之前不能剪头发，他到合作社买了一些黑色毛线给我做了老奶奶的发结。沙奶奶的服装也是他按剧照做的，上装是老百姓穿的便衣褂子，下装是围裙，借不到围裙，他就想办法用清明纸涂成了和剧照差不多和白布一样的颜色的围裙，围裙有许多褶皱，就像裙子的褶子，十分好看，连围裙系腰的飘带都是用涂了颜色的白皮纸做的，一般人看不到破绽的。别人问屈世寅演出服装特别是沙奶奶的围裙在哪里借的，他一本正经地说，是我在宣恩缝纫社定做的，别人也相信。
他的化妆本事把个沙奶奶化得像剧照一样差不多，我坐在后台，一句话都不讲，任他施展化妆艺术，任他摆布。我平常戴眼镜，没有戴眼镜，我看东西和看人眼睛有点虚，他边化妆边悄悄地告诉我，把眼睛睁大点，我把眼影线化得重点，别人根本看不出你是近视眼，我一直不讲话，其他的演员老师叽叽喳喳，都问你是哪个学校的老师，别人问，我也不答应，不作声。演出开始了，等到报幕员说，现在由两河口学校演出的《沙家浜》，这时，我出场了，我走到舞台中央亮了相，我一开腔，台下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临阵不慌，就像平时彩排一样，心里不慌，台词一板一眼讲得非常清楚，特别是沙奶奶和郭健光对唱的一段，我的唱腔由屈世寅的二胡琴声指挥，我也唱得非常认真，有劲，第一场戏，就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沙家浜》所有重点唱段就是《斗智》，阿庆嫂和刁德一、胡传魁“斗智”的整个唱段都是重点，都是屈世寅伴奏的得意之作。虽然他没有上台亮相，他的琴声和演员和唱腔引起观众的共鸣，了解屈世寅的老师和街上的人都说“要是没有屈世寅伴奏，那就变成了清唱了，戏就没有看头了”，可见群众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演出后，区里进行评比，沙道小学演的是《智取威虎山》，栏杆坪、当阳坪演的是《红灯记》，两河口学校演的是《沙家浜》，我们学校有屈世寅拉二胡伴奏，其他的学校都是清唱，我们的学校受到区里领导的好评，他的导演的服饰独具一格，也受到好评。他拖起重病的身体，脚已经肿了，也是他的爱好和敬业精神，经常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听到排戏拉二胡，他的劲又来了，总算没有白费力气了，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对于他，我真是佩服了，为了他的爱好，可以说，把命都不要了。
对于我来说，收获不少，获得了“沙奶奶”美称，我演了沙奶奶后，我到沙道小学开会，路过小学上街时，小娃娃们，一见到我时，就喊“沙奶奶、沙奶奶”，我也答应。从娃娃们的亲切的喊声中，我感到一种乐趣，娃娃们喊了好几年，娃娃们长大了，就慢慢地忘记了叫“沙奶奶”了。这就是“沙奶奶”美称的来由。一想几十年，我有苦，也有乐，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这折戏，就算演完了，我俩架也吵了，戏也演了，这就是生活的乐趣。
屈世寅是天生的愣头人，有时找机会捉弄人，把别人捉弄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捉弄的。“□□”开始时，全县老师集中学习，屈世寅是“□□”批斗的对象，隔离审查，连我都不能讲话，人人自危，要讲话必须向中心组报告才能和他讲话和拿东西。屈世寅有病，有医院的证明，可以随时随地到医院拿药，打针，其实他已经失去了自由，在医院看病拿药打针，要派人看守，何怕他跑了，于是中心组指派了一个老师监视屈世寅的一切行动。屈世寅在这样大运动的情况下，也不忘捉弄人，有一次，他向中心组请假到医院看病拿药，中心组派了一个姓王的老师当屈世寅的“警卫员”，那个老师非常负责，屈世寅在前面走，那个老师寸步不离，走到医院门诊部，屈世寅就说“王老师，你就在门诊部等我”。那个老师以老巴实地等，屈世寅看病拿药，那个人不熟悉医院的过道，还在等屈世寅拿药，其实屈世寅早就把病看了，药也拿了，从另一个后门走到街上了，他就自由自在的在街上和熟人讲话，他还径直往开会的会场走，那个老师还在傻傻等屈世寅，屈世寅一到会场，首先一声报告“我回来了”。会场上老师们正在发言，就在要散会时，那个老师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会场上说“屈世寅跑了”，屈世寅接嘴说“我喊你走时，你没有答应，不看我，我就走了。”那个老师有口难辩，从那以后就没有“警卫”了，寅还有没有自由，特别是看病没有自由。后来换了看守人，是高小学的老师，这个老师原来是屈世寅的学生，在读小学时，深得屈世寅的关心和重视，现在他是积极分子，发言积极现在变成了屈世寅的“警卫”，屈世寅看病、拿药，他俩形影不离，走在街上，他俩谈得非常投入，哪像看守人的人。那个老师悄悄说“屈老师您往哪里走，我就跟到哪里，回家取东西都可以。”在那个老师的“警卫”下，屈世寅自由多了，有时帮屈世寅到中心组请假看病拿药，屈世寅又不是不知好歹的人，他捉弄人要看对象。
在“‘□□’”中，每个人写大字报都有一定的任务，连鸡子踩秤砣的小事都是写大字报的内容，连摆不上桌子，摆不上盘子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成了写大字报的极好的材料。有个老师是我们学校的教务主务，平时不多言多语，出身不好，连树叶子落到头上都很怕打到头，没有什么大字报可写的，要完成任务，写的是屈世寅太懒，连他自己穿的臭袜子放在我的自行车后座的架架上带给田老师。这位老师讲的都是实在话，他经常在高罗小学开会，屈世寅是绝对不会放过带臭袜子的机会的，带的次数多了，别人都会讨厌，有时奈人情不合，勉强答应，可知屈世寅懒的程度。为什么可以宽容他懒？他确实有病，动不起，加上他洗的衣服，特别是他洗的袜子，我看不起，以前都上了底子，不好洗，加上他出的是油汗，黄黄的，洗了也像没有洗的，可以说，他懒，情有原。从那以后，再也不带他的袜子，自己动手洗袜子，他回到观音堂，我就又帮他洗衣服，洗袜子，重洗好了才见到人。
屈世寅从小就不会洗衣服，他的衣服都是他的妈洗的，家庭从小娇惯的，他从小就不愿意洗衣服。从参加工作时，特别是在万寨工作时，家里开的店子（现在叫旅社），挑力的人又多，他的妈把衣服洗好，衣服干好了又托人带到学校，一讲起来，是他妈娇惯的。他不愿洗衣服，但是他舍得买一流的服装，他刚刚参加工作就买了一条呢子裤子，那时宣恩没有洗呢子的行当，他就上恩施找干洗店洗他的呢子裤子，穿了一个冬，到第二年不穿了，又到恩施干洗好后，烫得直挺笔直，棱角分明。他的穿着喜欢走上极端，他看上的东西，他都舍得钱买。热天一般的人都是穿的白衬衣，他的审美观点与众不同，他的衬衣都是花衬衣，买的都真丝、府绸、仿绸、花色颜色都搭配得好看，他有时穿衣服赶时髦，标新立异，我时常和他吵架，喊他是“二杆子”。那一年夏天，他把他的衣服当门挽个结，一个坨坨，当时别人以为他的衣服长了，所以打结，后来才知道他是专门打的结，他不仅在宣恩，回到沙道沟逢场天，他专门走上街，引别人注意，会打扮。我隔壁的陶青云老师就是说“只有屈老师列席，专会在衣服上打结，引起别人的注意和评价”。屈世寅有超前的穿法和打结的做法，据说90年代有些小青年，为了赶时髦也把衣服的前面打个结，他们的结和屈世寅打的结一模一样，流行了一个夏天，现在不时兴了。
屈世寅在六三年冬天的长潭搞种子宣传得的病，在那以前，他是运动上的健儿，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他投篮命中率高，什么打前锋、中锋、后卫都是好手，他得了球，可以站在中线上投球。我从来没有看他打球，我也不喜欢看球，但是他得了病，他打篮球的痴心不改，尽管他在吃药、打针，只要别人邀他打篮球，什么都不管了，我就劝他说“打篮球是剧烈运动，对你身体不好！”他为了打球，他把命都不要了，我又喜欢吵他，他就是我行我素，我经常吵，又不是什么要紧的赛事，都是自由组合，离了你，那场球照旧打得成。他又怕我吵得很，他就改了策略，邀他的人用打口哨的办法邀他打球，邀他的人（杨疤娃）他不怕我吵，为了他的身体，我真是奈人得罪，为打球我得罪了许多人，为了他的身体好些，我也心甘情愿的得罪人。可是，他是活人，只要身体奈得何，还是悄悄地打球，我也没有办法了（那年可能是六五年，县里没有学习任务），这是他的爱好。
我们调到两河口小学，他的思想愉快，那时，他已经远离了篮球场，打篮球是我们学校青年教师的爱好，青年的老师们要屈世寅讲打篮球的要领，要他当场指导，他在宣一中时，教过体育。那一年冬天，我们学校和湖南石牌乡的上姆池小学进行篮球友谊赛，学校请屈世寅当场指导，他欣然答应了。从我们学校到上姆池小学大约有二十多里山路，一行人谈笑风生一下子就过了分水岭，没有好远，就到了上姆小学，此前我没有过去湖南。
休息了一会儿，比赛开始了，由于场地不熟悉，对方连连得分，两河口小学连连失利，可把屈世寅急坏了，又是要求裁判暂停，又是要求裁判换人，还是没有得分。本来他是场外指导，就和两河口的球队员商量如何如何，这时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他喊了一声：报告裁判，××下，我上。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站的位置适合投篮，他跑不得，于是就只接球，其他球员接了球，他就投篮，他露了一手他打球的功夫还充了一只猫，露了一手，连投了几个球，两河口小学记分黑板上“零鸡蛋”改写了，比赛结果，两河口小学只输了一个球。上姆池的老师对屈世寅刮目相看，上姆池的老师说：那个老儿真行，要不是他连投几个球，可能是“零鸡蛋”。那边的老师都不知道屈世寅的实际年纪，都尊称为“屈老儿”，其实那年他才满三十六岁多点，可见他身体不好，未老先衰的美称“屈老儿”是恰如其分。
那时屈世寅兴致很高，虽然他身体不好，他喜欢赶石牌洞的乡场，他一个赶石牌洞赶场独来独往，从来不邀伴，连我都不邀请。他赶石牌洞一不是为了买东西，二不是为了吃点东西，赶场时就拿了画夹和铅笔收集素材。他主要是看看石牌洞风土人情，看赶场人的衣着，特别是苗土儿女的衣着和头饰和人物的表情，他很快用速写积累素材，回到家里，把他看到的素材整理，有时要我欣赏他的速写和习作，我没有时间和雅兴欣赏他的人物速写。回想起来，他一生为了画画，宁可吃点苦，有时中饭就省了，有时为了采风，宁可受累坚持收集素材。
最有意思的是1971年暑假，我们沙道的老师赶到高罗学习（好多事写朝晖时写了）。回到学校和他扯淡，也是他思想的真实写照。他说每次运动都要找我的问题，我又没有问题可找，他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要是我被开除了，我就没有工资了，我就拉二胡买口粮，总是得几个钱嘛，你的嗓音还可以，我们就卖唱，可以生活嘛”。我就说“要我卖唱，我还怕丑呢。”虽说是开玩笑，可见的心里还是被历史运动整怕了，虽然他心里不怕，对于他来说，也是出于无奈。
那年在高罗学习以后，我们就开学了，临近国庆放假，乡下学校都没有什么活动，屈世寅又赶石牌洞场，现门头，写生，那天他增加了一个项目——打听小道消息。湖南的消息比两河口灵通一点，回到家里，吃了晚饭，安排停当，孩子们都睡着了，才把赶场的小道消息讲给我听又是做动作，又是比画，表示飞机掉到地上了，什么副统帅等等，他讲得神秘兮兮的，我老汗都吓出来了。我说“你没有事情做了，专门跑到湖南打听小道消息，你不怕掉脑壳，以后不许赶石牌洞”。他不到石牌洞赶场，又到沙道沟打听消息，有消息灵通的人都谈及此事了，只能悄悄地说，都担心发生战争。那时湖南石牌设立了战备医院，屈世寅也和我谈及此事和参考消息的报纸，有关北京没有举行国庆游行等等。我就说“我们老百姓有饭吃，有工资拿就万事大吉。” 屈世寅和我谈及时事政治时说：时局变化莫测，我们一个教书的人，只要有书教就行了，其他的事少管闲事。元旦后，一级一级的传达，才知道什么是“9.13“的事件，通过学习文件，才知道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成为□□集团。通过学习，我们悬挂的心才停当了，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屈世寅的穿着是比较讲究的，刚刚参加工作时买了一条呢子裤。我们调到两河口后1971年暑假，他就买件呢子大衣，说起来买呢子大衣，不是他的侄女屈代玉在县百货公司工作，他也买不成。据说县百货公司进了一批高档的大衣，只有一件呢子大衣，价格就吓得死人，三百多元，问价止步，顾客连问都不敢问。公司的领导看到顾客连问都不问了，公司第一次削价，还是别人不敢问津，又挂了大半年，第二次削价，削价到92元，公司负责人说只能赔本卖了，至于赚和赔我们都不知晓，这时屈代玉做了主，给他的三叔买了那个呢大衣。你想屈世寅的工资只有43.5元，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他没有积蓄，我更是没有钱，他只能分期分批地还账，只可惜，这么心爱的呢子大衣，只穿了一个冬，第二年8月他就去世了。那年冬天（1972年元旦后）沙道沟修大桥，所有的老师都要参加义务劳动，领导派屈世寅搞宣传画，采访先进人物，所以他就没有参加体力劳动，可以穿大衣，画画也可以穿着，尽管身体不好，他怕冷，有了这件大衣，修大桥，天寒地冻，他没有感冒，完成了画画的任务。白天穿着它，可以御寒，睡觉时，把大衣搭在铺盖上相当一床棉絮，那件大衣功劳不可小视。
屈世寅虽然只穿了一冬的大衣，对于我来说，印象十分深刻，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都显示他的特色。参加修大桥他穿着大衣，背着画板，活像一个画家；采访画画的对象，回到学校又是一番别的风味；他穿呢子大衣，拉二胡进行教学，学生们都聆听他的美妙的琴声，就像大知识分子一样，高不可攀的学者样子，叫人尊敬。
屈世寅去世后，有人打他呢子大衣和他的二胡和小提琴的主意，此人和屈世寅非常要好，有人托人问我，屈世寅的大衣卖不卖？我气得哼，由于问我的人都是熟人，我的答话比较婉转，我说“我田兴池还没有到变遗产的时候。”那人还没有死心，厚着脸皮说“他的儿子还小，大衣也穿不抻”，我接嘴说“只要苗苗有，过了几年，我的儿子就可以穿屈世寅的大衣了。”那个没有话答应了，讨个没趣就出去了。还有一个人是湖南人，要分屈世寅的二胡和小提琴，那个人走到我们的凳子上，首先作自我介绍是湖南××人，听说屈老师的二胡和小提琴都拉得好，一些恭维话，我就知道他来的目的，我就说“确实我的屈老师他的二胡和小提琴都拉得好，只怕是到不同人的手里会变调，二胡的琴声和曲子就难听了”，那人买二胡没买成，倒挨了一顿催，怏怏的地走了。
其实屈世寅没有什么遗产可谈，我是专门气他的，一件大衣谈不上什么遗产，留在家里，可以说是一个纪念。代龙逐渐长大了，考了师专，背着他的父亲留下的大衣，跟随着代龙御寒，完成了学业。走上了工作单位后，代龙又继续努力学习，考了研究生和博士，在武汉学习时，武汉的冬天非常寒冷，穿着他父亲留下的大衣倍感亲切和温暖，那件大衣，功不可没。
屈世寅也顾及家，我们调到两河口以后，一切安顿好了，我就当着屈世寅念“要是我们有一架缝纫机就好了，缝缝补补就方便多了。”我就念念而已，没有奢望要买缝纫机，那时买东西要凭购货证才买得到，买一个线团都要凭购货证才买得到。这回屈世寅意料之外，没有和我商量，坐车到宣恩把缝纫机买了，放到我弟弟的家里，我才知道缝纫机买得了。隔壁的陶老师说“屈世寅老师走后门的。”屈世寅风趣地说：“我没有走后门，硬是走百货公司的大门走的，才搬得动。”屈世寅的巧妙的回答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实际是要代玉帮忙才买得到。
屈世寅如获至宝，没有找师傅安装，而是他按照使用说明书，又是买扳手，又是找老虎钳子，又是找起子，硬是照说明书把缝纫机安装好了，又找人把缝纫机背到两河口家里。从此，我们有了缝纫机缝缝补补就方便多了。屈世寅又要他的侄女买两本缝纫书，自学剪裁技能，从理论上搞懂一点点，实际操作由我剪裁，从实践中学习了剪裁和缝纫技术。
那时，学校每天早晨搞政治学习，老师们自带椅子，学习后，老师们都喜欢扯白，于是扯到屈世寅自学自裁的事，他就得意说“我就是敢照着书上剪裁衣服，田兴池就可以缝衣服了。”我们互相吹捧，讲得头头是道，同校的那个女老师本来喜欢好胜（不讲名字都晓得），见我们有说有笑地谈论剪裁和缝纫问题，她的火气就上来了，埋怨她的丈夫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没有本事，不会裁衣服。当着众人没有给他的丈夫面子，他的丈夫也不示弱，说“你狠，连缝纫机都看不懂，根本连比例尺都看不懂”等等，一把火点燃了，其他的老师都在看热闹，谁也没有劝他们，他两口子越吵越凶，我和屈世寅一唱一和，劝他们别吵了，其他的老师捧腹大笑，都说是屈老师使了气，逗得他们吵架，你说屈世寅好不好玩，一本正经的专门逗起别人吵架，后来又装好人，劝架，好列却。
屈世寅生病和去世。
那时屈世寅比较听话，打针、吃药比较顺利，等到会诊时，问题出来了，主治医生叫邢××是个女医生，和会诊的医生意见没有统一，于是要抽腹水检查，屈世寅拒绝抽腹水检查，我就给他做思想工作，他才同意抽水检查，第二天医生又拿来化验单，要他再抽水化验，这时屈世寅高低不肯抽水，作为病人的家属，我确实进退两难，我知道抽水是非常痛苦的，为了确诊，我又给他讲好话，我善容易不哭，他看到我哭了，才勉强同意抽水化验，化验和邢医生的判断不一样（会诊的医生和她们意见不一致），她是权威，扫了她的面子，她很不高兴，她的气发泄在病人身上，加上我妹妹询问屈世寅的情况，她更加不高兴（后来，我妹妹说，她就是这副德性，和他共事的医生和护士都是这样讲的），到了查房时，护理的家属从来不敢问病人的情况，都是忍气吞声，你想屈世寅治病，有什么好心情，所以屈世寅说“邢医生，有一台机器要我的命”。
在医院屈世寅天天要打针，我陪着他坐在床沿上，怕他抽到针头。我尽量分散他的注意力，要他听医生和护士的安排，有时一副淘气相，我把药放到他的嘴巴里，我才放心。
有一天，在医院治疗时，针打完了，我就让他坐在床上，把鞋穿好，牵他走一走，他就是不愿走。午睡以后，同病房的病友，都出去玩一会儿，就剩下我和屈世寅，我又要他走一走，那天，他的情绪不错，我就说“屈世寅你好久没有拉胡琴了，特别是《二泉映月》《赛马》《空山鸟语》”，他摇摇头说“恐怕再也听不到了”。我赶紧说：歪讲，那年你在宣恩住院时，你还是信誓旦旦地说：就是明天要死了，头天我还要拉二胡，你讲的话做不了数了？他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思考了一下，向我说“田兴池，我死了之后，你改不改嫁”。我专门拿狠话对他说“像你这样的人，你头天死，第二天就嫁人，你只好搬石头打天”。他又说“你不会的，你不是这样的人，你不像张××，周老师一死，就马上和别人结婚了”。我紧接着说“屈世寅呀屈世寅，你考虑的事是多余的，我是这样的人吗？我真是要嫁人，你管得着我吗？”我问得他理屈词穷，我就继续说“你把病治好，我们回到两河口，你坐在凉亭桥上拉二胡，我在河里洗衣服，都能欣赏你的琴声，也许我的话讲得好使，他有所感动，也许感到希望，也许感到绝望，总之，他的内心是痛苦的，他的眼里含着泪花，没有让它滚出来。
值得引起我回忆的事还有就是买手表的事。屈世寅一辈子没有截过手表，他舍得买衣舍得买画画的材料，唯独舍不得买手表。我也不知道他心里的实际想法，他一辈子没有提及买手表的事，我们干了十几年的工作还是“光杆司令”，我们习惯了不看时钟。我的生物钟比较准，他到恩施专医院住院，已是病入膏肓，寸步难行，经常吵着人回沙道住院，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那时他情绪反常，药也不吃，针也不打，强行要出院，我好言将他劝告，他听得不耐烦，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我的衣领抓住就走出去了，病房这时一种不祥之兆笼罩我的心头，他又高，肚子又肿了，走路都是走不动，就是不肯回病房，我边哭边讲，要他回病房，他就是不肯回到病房，你猜，他是怎么讲的？“××医生手里有一台机器，要我的命”。这时我半背半牵，走到医院的坡坡上，沿路没有碰到熟人，我只好半背半牵的走出医院大门，还好医院对门就是旅社，走过马路就是旅社，我也不哭了，我就牵着他，走进了“东方红旅社”，我买了一个号就是床位，他也走累了，我就把他安顿好了，要他休息，这时我就想起了甘茂谷的姑父（刘克旺）在专医院当门诊部主任，我就找到他的办公室，我把情况一讲，他连白大褂都没有脱就跟着我赶到旅社，他看了屈世寅的脉搏，又用听诊器诊断，他二话不说，就回到门诊部，开处方，拿了药，就指派一个护士和他到旅社给屈世寅服药，打针，并且劝屈世寅回到医院继续治疗，屈世寅高低不肯回医院，我没得法，我就陪着他把针打完，这时天要黑了，我妹妹才下班，及时赶到旅社，看望屈世寅，我就征求妹妹的意见，她的意见是建议回沙道治疗，这时屈世寅又给我出难题，提出要给我买手表，并且要当时就买，可能是他一辈子的心愿，也欠了我的一辈子，那时，我妹妹还在旅社没有回家，我就和妹妹商量，把她的手表戴一下，我就假装到舞阳坝百货公司买表，我玩了一会儿，就回到旅社，我把手表在他眼前一晃，并且说买的是女式的瑞士表，他对我的话深信不疑，我又说“我经常要洗衣服，怕手表打湿，我就装起来了”。善意地撒谎帮了我的大忙。
第二天清早，走到病房，收拾住院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的，我又走到医生护士办公室对他们的工作辛苦表示感谢，当时最好的是不用现钱结账，都是公费医疗，只要把单据寄到宣恩卫生局，我什么都不管了。
吃了早饭，刘主任又派了护士给屈世寅服药打针，打针完了，我就上车站买车票，我就回到旅社，我也累了休息了一会儿，他又提出要买痰盂，我答应了他的要求，我又上街到舞阳坝百货公司买了一个痰盂，这次没有撒谎，也撒不慌，对于痰盂他比较满意，颜色是天蓝色的，图案是南方的椰子树林，我们家用了几十年，现在不用了还是好好的。
那天要到车站上车，还有一段路，我就请了一个板板车，让屈世寅坐在板板车上进站，头天买车票时我就讲明了要买最后的一排座位，上了车，他坐不稳，他就靠在我的腿杆上当枕头半睡半躺，车启动了，当时我欲哭无泪，没有实地经历当时的情景，是无法体验当时的心情和难处。他是头天吃了一点稀饭，他也不晓得饿，我也没有吃早饭，车走了一段路，他要解小手，我就用头天买的新痰盂接尿，这时我才明白，执意要买痰盂的用意。
车到达宣恩车站，那时车站就在公路旁边，他的弟弟世新等在公路边，等车停稳了，就上车背他的三哥，当时屈世寅和他的弟弟讲的什么话我都忘记了，车要开了，世新就下车了。
车开走了，我边想边照顾屈世寅，我能不能在高罗医院马路上下车，求求高罗医院院长周医生买点针剂葡萄糖，那时买针剂葡萄糖一般买不到，我的主意打定了，车一到高罗客栈，客人都下车吃早饭，我就首先站在司机台旁边，把我们的情况诉说一遍，征得司机的同情和同意，司机就把车开到高罗医院的门口，司机就步行到客栈吃早饭，我火速的跑到医院的办公室找到周医生，我们都是老熟人，他二话不说，就开了处方，要护士上车给屈世寅推葡萄糖，并且开了好几支葡萄糖针剂带到沙道以备用，我非常感谢周医生，司机很好，要所有客人到医院门口上车，我在为难之时，总是碰到好人。
我又掌着屈世寅的虚弱的身体，车在路上颠簸得很厉害，一会儿，车就停在沙道医院的岔口路上，车上的客人都让我们让道，有一些乘客帮我拿东西放在公路旁边，就是一个提包、痰盂。那时，不晓得我哪里来的力气，我背着提包、痰盂，又用手牵着屈世寅亦步亦趋地走到沙道医院住院部，在医生和护士的关心下住进沙道医院的病房，把屈世寅安顿好了，我就赶快跑到弟弟的家里，他们都不知道屈世寅已经到了沙道医院，我大妈赶紧弄饭，我也饿了就下面条当饭吃，我大妈又给屈世寅打鸡蛋花，我吃完了面，就端着鸡蛋花急急赶到医院，也许屈世寅也晓得饿了，吃了大半碗鸡蛋花和几根面条，见到亲人，他的心情比较愉快，从恩施到沙道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
回到沙道医院，陪他打针、吃药，我除了上厕所几乎寸步不离，生怕有个闪失。有时我一闭眼睛，在恩施住院的情景又展现在我的眼前。一到医院，在门诊部没有检查就推进了病房（当然是我妹妹事先打了招呼），都是大病房，六张病床，病房走廊非常狭窄，屈世寅的病床安排在靠门边的角角里，加上我没有地方睡，我就睡到他的脚头。第二天，我就找到护士长，要求把屈世寅的病床调整一下，有一个病人要出院，他的病床挨到窗户边，护士长还好，一会儿就换床了。
从那天以后，我们没有促膝谈心，其实医院早就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他的弟弟早就知道他的三哥不好了，并且后事都进行安排，万一好不起来，车都找好了，他的弟弟打开窗户说亮话，征求他三哥安葬的地方（那时我的心一团乱麻，没有主见），那时，他的思维还可以，他不同意在宣恩安葬，他的弟弟找的地方是衙门堡熊兴家的自留地，他要求在沙道沟安葬，他的道理是田家的后面人多，要是有个大务小事，娘家人都可以照顾，在宣恩就是世新一个人。我同意他的意见，我的意见是趁他还有一口气，回到沙道沟，总还是活人，真是落了气，找司机都难得找到。
从那以后，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我多么想亲人和沙道文教组看望屈世寅，我天天想时时想，就是看不到亲人和文教组的人。有一天，长潭河的世政兄弟找到病房，看望了他的三哥，当时坐的地方都没有，就站在病床前讲了几句话，就走了，我真的感谢他对屈世寅的看望。
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后，文教组和学校都没有看望过他，又过了几天，老一谭绍文专程来到恩施医院看望屈世寅。我心里想，总算看到了沙道沟的亲人了。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以为谭绍文代表组织来看望屈世寅的，并且把谭绍文喊到办公室，谭绍文就说，我不能代表组织的意见，我们是亲戚，看望后，我就把谭绍文喊到病房外边，谈屈世寅的病情和情况，讲了我的意见，询问了五个孩子的情况和嫁的情况，他都一一回答了，我就不担心。他就回了沙道沟了，我再没有亲人来看望屈世寅（我妹妹在恩施医院工作经常看望他）。
从恩施回到沙道沟，他只活了20天，时间是宝贵的，这二十天，不是以天为时间来计算，而是以小时分秒来计算的，起先他的神志是清醒的，亲朋好友都认得，可以叫得名姓，特别是我清楚的记得宣恩县医院曹医生看他的情况，那天沙道医院一个病人要动手术，要请县里的主刀医生开刀，手术做完了，我装着看热闹的人，专门站在医院办公室门口让他看到我，我没有喊他，就在他要进出办公室时，曹医生看见了我，惊奇地喊我“田老师，你怎么在这儿”我就说：屈世寅在这儿住院，他接着说，他不是在恩施住院吗？我说：屈世寅犟不过，硬是要到沙道住院，其他的情况我就没有讲，这时，曹医生向沙道医院送行的人说，等一会儿开车，我要看一个人。我就引着他来到屈世寅的病房，一到病房他就说：屈老师，你怎么搞的？你想屈世寅是怎么回答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并且伸出大拇指，表示感谢。曹医生和屈世寅谈了许多话，要他点头答应，曹医生走了，把我喊到病房的外边，向我说，你莫看他，今天还在甩文（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不是好现象，是回光返照，你要作最坏的思想准备，他说着话，就上车。“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是这么一回事，曹医生曾经说过，屈世寅到了那里治病包括恩施专医院，都可以报销医药费。
没过几天，屈世寅病情恶化，有时拒绝吃药，打针，特别是我要他吃药，打针，就讲价钱，有时把针头抽掉，把药扔掉，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喊屈代灵守在床边，这一招有效，灵灵喊，伯伯打针，吃药。只有灵灵在床边，他药也吃了，针也打了，灵灵帮了我的不少忙，从小就有孝心。
不知道从哪天起，屈世寅出现了异常的情况，灵灵回学校上课，我就给他喂中药，他不吃，我正准备用条匙喂中药，他就说“你看，门口有好多人，×××，×××。有名有姓，并且说你看伯伯（我的父亲他喊的伯伯）也来了，我麻着胆向后一看，什么人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我正在看时，他一巴掌把缸里的药打翻在地，从脑壳上、脸上、连头发根都被中药打湿了，打得我措手不及，当时我镇静一下（我每次倒中药，都有两个缸子，以免把药搞撒了），我又继续给他喂药，给他讲好话，他像小娃似的撒娇，哄他吃药。
又过了几天，异常的现象仍在继续，有一天，他要吃东西，他又不讲吃什么东西，就用手比划着，他在空中像作画似的画了一个梨子的形状，我就问他要吃什么，他不讲，又在空中比画着，我就问他是不是要吃梨子，他就微微地点了头，我就跟当班的护士讲了一声，请他帮忙照顾一下，我上街买梨子去了，那天是逢场天，后新街赶场人很多，我看到一个背篓里有梨子卖，我就问梨子酸不酸，那位卖梨子的（大姐）或大嫂就说，这梨子很甜。我就“哦”了一声，没有伸手选梨子，我就以老以实地说“我是给病人买的，他的嘴巴没有味，专门要吃酸梨子，那位卖梨子的大嫂马上改口说，这梨子酸得不敢开口，酸得出古怪。这时我高低不讲话，站起来就走了，我就走上街，看到卖相比较好的梨子，皮子比较薄，比较嫩的梨子就买了几个，我启启发发地回到病房，给他剥皮，一片一片的喂给他吃，他只吃几口又不要了。
那时，学校已经开学上课了，代龙和灵灵都已经上学了，我妈就引着五个外孙在家里，家里安排好了，看到星期六，学生放学了，她就背着朝晖就赶往沙道医院看一看屈世寅，有些学生知道了屈世寅在沙道医院住院，有些大点的学生就往医院看望他，有一天，有个学生来到医院，我就喊屈世寅，“屈世寅，璩友生来看你来了，这时屈世寅睁着眼睛，学着我的声音说：屈世寅，璩友生来看你来了。又是学我的声音，学得一点也不走火，他不仅学别人的声音，连别人走路的样子他的脚连动直动的学别人走路的样子，我及时地向医生反映情况，医生说是肝昏，神志不清楚，那时，我也没有听到过肝昏的说法，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喊我大妈，请谭绍文给屈世新打电话，说他的三哥病情加重了，要他到沙道医院看他三哥。
屈世新来到沙道医院，那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帮我照顾屈世寅，第二天他就要回宣恩，说他的厂里要发工资了。这时，我就冒火了，我说，是发工资重要还是人重要。他执意要走，说等工资发了再来，这时，我的火已经冒顶了，我就说，你们是脚踏肩膀的，同经带的兄弟，看那个亲些，你走我也走，我的话将了他的军，他蹲在病房门口要哭了，我也要哭了，他就不好意思走了。
从那天起直到八月二十日，五天的时间，我和世新轮流守护屈世寅，白天我守护他，世新说值夜班，每晚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到家里休息，亲戚在就天黑以后才得空来看望，特别是我弟弟一家人，白天没有空时间，天黑以后，天天一样，来到病房为我们搭伴。我们守护屈世寅，八月二十早晨，是我守护他，我就看他没有异样，就在床上休息一会儿，下午两点左右，屈世寅不哼，不吵，好像睡觉了，非常好睡，这时我妈背着朝晖走到病房，朝铺上一看，把屈世寅的眼睛一翻，眼睛都直了，我妈喊我，你是怎么搞的，眼睛都直了，还在说他好睡，我站起来，就往医院办公室喊，要医生抢救，我也吓得六神无主，我妈背着朝晖飞快地跑到家里，喊屈世新，说你三哥都快掉气了，屈世新站起来就跑，我的弟弟也跟到医院，世新跑到办公室要护士借担架，担架拿到了，准备把屈世寅放在担架上抬起来就走，医生和护士还要打急救针，这时我一把就把针头抽掉了，把输液架掀开，把医院的床单和铺盖把屈世寅裹起来，用担架送到弟弟的堂屋里，我在后面跑，等我跑进堂屋，我就把屈世寅的头抬起来，看着他长叹一口气。
1972年古历8月20日下午三点，屈世寅去世，享年39岁，1933年古历5月8日生，1972年古历8月20日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