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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雪域囚笼 沈世昌是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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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的冬月,黑夜统治着一切。
沈毅诚被关在这个地下室里四天了。
他分不清白天黑夜——头顶那盏白炽灯二十四小时亮着,把墙壁上剥落的油漆照得惨白。
暖气片早就停了,北欧的寒流从门缝里钻进来。
他蜷缩在角落里,外套被扒走,仅剩一件单薄的羊绒衫。
他冷得咬牙战栗,一裹再裹,羊绒衫都快被拉薄扯破了。
“彼得洛夫先生,”他对着隔壁喊,声音已经嘶哑得几乎听不出人形,“你还在吗?”
没有回答。
这三天都没有回答。
三天前,两个女人走进这个地下室。
她们把彼得洛夫从墙角拖起来,用保加利亚语交谈着什么,语气平静得像在讨论晚餐菜单。
沈毅诚听不懂,但他看见彼得洛夫开始剧烈地颤抖——那种恐惧不是装出来的。
然后她们把他拖出门外。
沈毅诚听到走廊里传来沉闷的撞击声,一声,两声,三声。
之后是长久的寂静。
门再次打开时,只有那两个女人回来了。
其中一个——金发,年轻,脸上有淡淡的雀斑——走到沈毅诚面前,蹲下,用英文轻声说:
“你的家人付了赎金,你就自由。不付,你也自由——另一种自由。”
她笑了笑,转身离开。
沈毅诚从那一刻开始发疯一样地想方设法联系外界。
他给了她们沈世昌的电话。
***
香港,浅水湾。
沈世昌接到电话时正在用早餐。
佣人把无绳电话递过来。
他听见对面那个陌生女声说出第一句话,手里的骨瓷茶杯便从指间滑落,在雪白的桌布上晕开一片褐色的茶渍。
“五千万欧元。”对方说,“三天。现金,不连号。”
“我没有那么多——”
“你有。”女声打断他,“彼得洛夫先生的家人已经付了。他的账户我们核实过。沈先生,你长子说他可以动用沈氏欧洲船务公司的紧急额度。”
沈世昌闭上眼睛。
他当然知道那笔额度。
那是他留给沈毅诚最后的一点体面——让他在欧洲不至于饿死,也让他没有借口再碰那些“不清不楚”的生意。
现在这点体面,成了绑匪勒索他的筹码。
“我要确认他还活着。”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窸窣声,然后是沈毅诚嘶哑的、带着哭腔的声音:
“爸……爸,救我……我不想死……”
沈世昌握着电话的手在颤抖。
“我需要时间筹钱。”他最终说。
“二十四小时。我们会再打来。”
电话挂断。
沈世昌独自坐在餐桌前,看着那滩褐色的茶渍慢慢洇开。
桌上是没动过的白粥、清炒芥蓝、半条蒸鱼——他习惯了港式早餐,七十年如一日。
他忽然想起沈毅诚七八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坐在他对面,把粥里的肉松一颗颗挑出来,整齐地码在碟子边缘。
他骂过儿子,说沈家的孩子不能这样挑食、没有规矩。
现在那个孩子四十岁了,被关在斯德哥尔摩某个地下室里,等着他用五千万欧元去换一条命。
——而另一个儿子,正在医院里等着他交出公道。
沈世昌拨通了沈毅轩的电话。
“你大哥被绑架了,现在需要交赎金救命。集团下面能够迅速调钱的,只有你手里的两家子公司了。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绑匪要多少钱?”沈毅轩的声音很平静。
“五千万欧元。”
“沈氏没有这笔现金。欧洲船务公司的额度是大哥自己名下的,公司没有义务——”
“他是你大哥!”沈世昌的声音陡然拔高,“毅轩,我知道你恨他,但他是你亲大哥,是沈家的人!”
“沈家的人。”沈毅轩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声音里有种沈世昌从未听过的疲惫,“爸,那辆车撞过来的时候,他有想过我是沈家的人吗?”
电话两端都是长久的沉默。
“我不会签字动用公司资金。”沈毅轩最终说,“如果你要用自己的钱去救他,那是你的事。但我不参与。”
他顿了顿。
“而且,爸,这件事应该报警。绑架是刑事犯罪,不是生意纠纷。你越是这样私下处理,大哥就越有恃无恐——他这次能惹上绑匪,下次就能惹上更可怕的东西。”
“报警?”沈世昌冷笑,“报警了然后呢?让全香港都知道沈毅诚在欧洲跟俄罗斯□□混在一起被绑架?让警察把他那些‘生意’都翻出来?让沈氏的股价再跌二十个点?”
“所以命没有体面重要。”
“不是体面。”沈世昌闭上眼睛,“是生存。沈氏还有几千号员工,还有上下游上百家公司。它不是只有我们父子几个。”
沈毅轩没有再说话。
电话挂断时,沈世昌听见了那头的忙音——单调、重复、没有尽头。
他坐在空荡荡的餐厅里,第一次感到彻骨的孤独。
***
玛丽医院。
沈毅轩放下手机,看向窗外维港的灯火。
他的腿还不能行走,肋骨还在隐隐作痛,但真正让他无法呼吸的,是父亲那句话:
“他是你亲大哥,是沈家的人。”
是啊。他是沈家的人。
所以,他以为父亲会替他讨回公道。结果父亲选择了让真凶逃亡欧洲,让一个叫丧狗的马仔顶罪,让那桩车祸在报纸上变成“意外”。
而现在,那个真凶在欧洲被绑架了,父亲又要倾家荡产去救他。
沈毅轩慢慢拿起床头的手机,拨通了另一个号码。
“你好,油麻地警署。”
“我要报案。”他说,“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绑架案,受害者是香港居民。我有绑匪的联系方式。”
他把绑匪第二次打来时留下的电话号码报给了接线员。
挂断电话时,他的手没有颤抖。
他想起庙街那个下午,阳光很好。
他刚从黄大仙祠出来,手里还握着那支“中平”的签文。
然后他听见引擎的轰鸣声,回头,看见那辆黑色丰田正朝他撞过来。
如果那天他死了,父亲会为他讨回公道吗?
还是也会找一个丧狗顶罪,让真相埋进土里?
沈毅轩不知道。
但他知道,从现在开始,他的公道不需要父亲来给。
他自己讨。
***
斯德哥尔摩,地下囚室。
沈毅诚已经分不清时间的流速了。
那个女人每隔几个小时会进来一次,给他一杯水、半块硬面包。他问彼得洛夫在哪里,她从不回答。
第三天,他终于知道了答案。
门被推开时,进来的是另一个女人——不是那个金发的,是一个黑发的、年纪稍长的女人。
她用俄语对着手机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把屏幕转向沈毅诚。
屏幕上是一个房间,铺着白色地毯,壁炉里燃着火。
一个中年女人坐在沙发上,正在用手帕擦眼泪。
她身后站着两个穿制服的瑞典警察。
沈毅诚不认识那个女人,但他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
彼得洛夫的家人报警了。
而他父亲,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你的家人呢?”黑发女人放下手机,用英语问他。
沈毅诚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彼得洛夫的家人付了三千万欧元,然后报警。”女人的语气很平静,“结果你看到了。你的家人会怎么选?”
沈毅诚没有回答。
他想起沈毅轩躺在ICU里浑身插满管子,想起股东们在董事会上的沉默,想起父亲那晚在祠堂说“你多烧香,吃斋念佛吧”时脸上的冷漠。
他们不会付赎金。
他们会让他死在这里。
这个念头涌上来时,他感到的不是恐惧,是一种扭曲的、近乎解脱的平静。
——原来被放弃是这种感觉。
门再次打开时,他以为是送面包的女人。
进来的却是两个穿深色大衣的男人。
其中一个走向彼得洛夫被拖出去的那扇门,推开门,看了一眼,回头对同伴摇了摇头。
另一个男人走到沈毅诚面前,蹲下。
“沈毅诚先生?”他亮出证件,“瑞典警方。你安全了。绑匪在二十分钟前撤离了这栋建筑。”
沈毅诚瞪着他,嘴唇颤抖。
“彼得洛夫呢……”
男人沉默了几秒。
“我们在隔壁房间发现了他的遗体。初步判断,死亡时间超过四十八小时。”
四十八小时。
就是那两个女人把他拖出门外的那个下午。
沈毅诚忽然剧烈地呕吐起来。
他什么都没吐出来——他已经三天没吃任何固体食物了。只有酸水,混着胆汁,流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
斯德哥尔摩警察局的审讯室,暖气开得很足,但沈毅诚始终觉得冷。
他裹着警方给的毛毯,面前是一杯已经凉透的黑咖啡。
“沈先生,”对面的瑞典警官翻开笔记本,“关于你和彼得洛夫先生的关系,以及你们为什么同时出现在这处非法拘禁场所……”
“我什么都不知道。”沈毅诚打断他,“我是来谈生意的。正经生意。”
“什么生意?”
“船务。沈氏在欧洲有船务公司,我们想开拓北欧航线。”
警官看着他,没有追问。
那份关于彼得洛夫家族涉足文物走私的情报,瑞典警方当然有。
但沈毅诚的香港护照、沈氏集团的合法商业背景、以及他父亲沈世昌——所有这些都让这桩案件变得复杂。
更麻烦的是,香港警方刚刚发来函件:
一名叫沈毅轩的报案人提供的绑匪电话号码是真实的,但报案人本人拒绝就该案件接受进一步询问,理由是“与案件无关的个人恩怨”。
瑞典警方不知道这起绑架案背后的家族暗流。
他们只知道,受害者家属已经支付赎金,人质获救,绑匪逃逸,主犯死亡。
这案子可以结了。
“沈先生,”警官合上笔记本,“我们会联系香港驻欧盟办事处,为你安排领事协助。你可以在身体恢复后随时离境。”
“我父亲……”沈毅诚抬起头,“有人通知我父亲吗?”
警官看了一眼记录:“沈世昌先生今早通过香港王律师事务所联系我们,确认将派代表前来斯德哥尔摩接你返港。”
沈毅诚愣住了。
父亲……还是来救他了。
那股在他胸腔里盘踞了四天的冰冷,忽然裂开一道细缝。
***
沈毅行在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落地时,是当地下午三点。
北欧的冬天天黑得早,三点已经暮色四合,机场的灯光在铅灰色的天空下显得苍白无力。
王律师在出口等他。
“大少爷在警方保护下,目前在市立医院观察。”王律师边走边说,“身体多处外伤,肋骨断了两根,轻度脱水,但没有生命危险。警方那边的意思是,可以随时办理离境手续。”
“绑匪呢?”
“跑了。主谋已经死了。”王律师顿了顿,“警方怀疑这起绑架案和彼得洛夫家族的走私网络被欧盟清查有关。他们急需现金流,所以盯上了最近频繁出入斯德哥尔摩的几个外国商人。”
沈毅行没有接话。
他想起一个月前钟馗发来的邮件:“俄罗斯一线不敢在欧盟继续嚣张,已转移至瑞典。你大哥最近和彼得洛夫走得很近。”
他把邮件删了。
他以为这当中没什么关联。
但现在他站在瑞典冬夜的机场里,准备去接那个差点杀死三弟、差点□□薇薇、把沈氏拖入深渊的男人回家。
不是为了沈毅诚。
是为了父亲。
那通电话里,沈世昌的声音第一次让他听出了苍老。
“毅行,”父亲说,“你大哥不是人。但他是你大哥。我不能……我不能看着他死在那里。”
沈毅行沉默了很久。
“我只有一个条件。”他最终说,“把他接回来后,怎么处理,听我的。”
电话那头,沈世昌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但沈毅行知道,这是父亲这辈子第一次向他低头。
***
市立医院的病房里,沈毅诚躺在床上,脸上裹着纱布,只露出两只眼睛。
那两只眼睛在看到沈毅行推门进来时,闪烁了一下——是意外,是心虚,还有一丝莫名的恐惧。
经历过绑架的人,大多都会有点应激反应的。
“老二……”沈毅诚的声音从纱布底下传出来,含混不清,“你怎么来了?”
“父亲让我来的。”
“哦。”
沉默。
沈毅行没有坐下,他站在窗边,看着窗外斯德哥尔摩漆黑的冬夜。
“老三报警了。”他忽然说。
沈毅诚的身体僵了一下。
“他报警,不是因为想救你。”沈毅行转过身,看着床上那个像木乃伊一样的男人,“他是想让绑匪撕票。”
病房里只剩下监护仪的滴答声。
“……我知道。”沈毅诚最终说,声音很低,“换我,我也会这么做。”
沈毅行没有说话。
他想起很多年前,他们三兄弟还住在九龙塘老宅的时候。
那时候沈毅诚二十出头,刚从伦敦政经毕业,意气风发。沈毅行十七岁,还在为报考什么大学犹豫。沈毅轩更小,才十二岁,总喜欢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
有一次中秋节,三兄弟在天台偷偷喝酒。沈毅诚喝多了,搂着两个弟弟的肩膀说:
“咱们三兄弟,以后不管谁发达了,都不能忘了另外两个。沈家就是咱们三个人的沈家。”
那天晚上的月亮很圆。
沈毅行看着窗外的黑夜。
斯德哥尔摩没有月亮,只有永远不散的铅灰色云层。
“手续办好了。”他说,“明天上午的飞机。”
沈毅诚没有说话。
沈毅行走到门口,又停住。
“大哥。”他背对着床说,“你欠老三一条命。你欠薇薇一个公道。你欠沈氏几千号员工七年被挪用的血汗钱。”
他顿了顿。
“这辈子还不清了。”
门在身后关上。
***
香港,赤鱲角机场。
沈世昌没有出现在接机口。
来的是一辆黑色保姆车,两个穿深色西装的保镖,还有一份沈世昌亲笔签名的文件。
文件只有一页纸:
《沈毅诚先生医疗照护委托书》
委托人:沈世昌
被委托人:圣安德烈残疾人疗养中心
事由:因沈毅诚先生遭遇严重人身伤害,需长期专业医疗照护。委托期间,一切探视、通信及外出事宜均需中心负责人与委托人共同批准。
沈毅诚被轮椅推出机场时,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香港灰蓝的天空。
他蜷缩在轮椅里,脸上还缠着纱布,肋骨处的绷带隐约可见血迹。
瑞典警方移交他时那份报告写得很克制——“多处软组织挫伤,肋骨骨折,疑似遭受殴打”。
但沈毅行知道,那两个东欧女人不只是“疑似殴打”他。
她们把对彼得洛夫的恨,也一并算在了他身上。
保姆车平稳地驶向新界。
沈毅诚靠在座椅上,忽然问:“老三……还好吗?”
沈毅行看着窗外。
“他在复健。医生说三个月可以恢复行走。”
“哦。”
又是一阵沉默。
“爸把我送去哪里?”
沈毅行没有立刻回答。
他想起三天前和父亲在浅水湾老宅的那场对话。
沈世昌坐在太师椅上,背影像一座即将风化的山。
“不能让他待在香港。”老人说,“警方还在查那条线。他回来,会被问话。那些事……经不起问。”
“所以你把他关起来?”
“不是关。”沈世昌闭上眼睛,“是保护。”
“保护他还是保护你自己?”
沈世昌没有回答。
“爸爸。”沈毅行看着他,“你这辈子,到底在怕什么?”
老人睁开眼,看着窗外那棵种了四十年的梧桐树。
“怕沈家在我手里散了。”他最终说,“怕我对不起你爷爷。怕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
沈毅行沉默了很久。
“那我呢?”他问,“我这三十多年,你有怕过对不起我吗?”
沈世昌没有回答。
“算了。”沈毅行站起身,“沈毅诚我会去接。但接回来后,我不会再替他做任何事。”
他走到门口,又停住。
“还有,爸。”
“什么?”
“萧景不是‘外头乌七八糟的人妖’。他是这辈子唯一让我觉得自己活着的人。”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保姆车驶入新界北,穿过一片低矮的山丘,停在一扇铁门前。
门牌上写着一行字:
圣安德烈残疾人疗养中心
沈毅诚看着那块牌子,瞳孔慢慢收缩。
“残疾人?”他转头看向沈毅行,声音沙哑,“我不是残疾人……”
沈毅行没有看他。
“这是父亲的决定。”他说,“三年五年,或者更久。等那些事情过了,他会接你出来。”
“那些事情?”沈毅诚的声音开始发抖,“哪些事情?走私?洗钱?还是老三的车祸?沈毅行,你说话!”
沈毅行终于转过头,看着他。
“所有事情。”他说,“大哥,你不是一直想要沈家吗?父亲把沈家给你了。你一个人的沈家——在这扇门里面。”
他推开车门,示意保镖把轮椅推过来。
沈毅诚开始剧烈挣扎,但断掉的肋骨和未愈的外伤让他根本没有力气。
两个保镖轻松地将他从车里转移到轮椅上。
“沈毅行!你不能这样对我!爸不会答应的——”
“爸答应了。”沈毅行打断他,“这份委托书,有他的亲笔签名。”
沈毅诚盯着那张纸,像是盯着自己的死刑判决。
“为什么……”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像个迷路的孩子,“为什么……”
沈毅行蹲下身,与他平视。
“因为爸终于想明白了。”沈毅行说,“他保不住你。走私的事、骗保的事、庙街的事……他一样都保不住。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你藏起来,让外面那些人找不到你。”
他站起身。
“大哥,这就是你要的沈家。你一个人的沈家。”
轮椅被推进那扇铁门。
沈毅诚没有再挣扎。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
现在它们无力地搭在轮椅扶手上,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斯德哥尔摩地下室的水泥灰。
铁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
发出沉闷的、不可逆转的声响。
***
三个月后,香港,中环。
沈氏集团总部大楼六十八层,董事长办公室。
沈世昌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维港对面新起的摩天楼。
他的背更驼了,手杖从乌木换成了轻便的医用铝合金。
“王律师,”他没有回头,“圣安德烈那边这个月的账单付了吗?”
“付了。”王律师站在他身后,“院长说,沈毅诚先生恢复得不错。已经能下床走动了。”
“他有没有再问……什么时候能出来?”
王律师沉默了几秒。
“每天问。”
沈世昌没有说话。
窗外,一艘渡轮正缓缓驶过维港,划开一道白色的水痕,又很快消失在海水中。
“董事长,”王律师轻声说,“三公子昨天出院了。玛丽医院那边说,他恢复得很好,下周就可以回公司上班。”
沈世昌的手指在手杖上收紧,又松开。
“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看看?”
王律师没有回答。
沈世昌等了几秒,终于轻轻点了点头。
“好。”他说,“你出去吧。”
门关上。
偌大的办公室里,只剩下沈世昌一个人。
他站在窗前,看着维多利亚港的波光粼粼,看了很久。
那些波光下面,沉着他打拼的江山,沉着他三个儿子的童年,沉着他这辈子所有的对与错。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沈毅轩还很小的时候,问他:“爸爸,为什么人要分好人坏人?”
他那时候回答了什么?
他忘了。
他只记得小儿子仰着头看他,眼睛亮晶晶的,像维港夏夜的星星。
那双眼睛,他大概再也见不到了。
窗外,一艘渡轮拉响汽笛,声音低沉悠长,像一声挽歌。
沈世昌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