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烬微光》鹤鹿鸣归山

63、第六十三章：家庭的重量

　　一月像一块浸透了冰水的厚绒布，沉甸甸地压在城市的天空上。

　　圣诞的雪景早已消融，留下的是湿冷入骨的后遗症。街道两侧的梧桐彻底秃了，嶙峋的枝桠戳向灰白的天穹，像大地伸出的无数求救的手指。期末考试周临近，校园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咖啡因、焦虑和打印机油墨的独特气味。图书馆从早到晚座无虚席，走廊里随处可见裹着毯子背书的学子，呵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里久久不散。

　　祝余的时间被劈成了两半。

　　一半在画室。她完成了《裂缝与光》系列的前三幅，正在画第四幅——一张撕开又重新缝合的纸，裂缝处用金粉细细描绘，在灯光下会反射出细微的光泽。林墨老师看过后说：“技术上成熟了，但情绪太紧。你在害怕什么？”

　　祝余没法回答。她确实害怕，怕画不好，怕没人喜欢，怕辜负了那个十五万的签约——好像拿了钱，就必须交出配得上价格的东西。艺术一旦和钱挂钩，纯粹就变成了奢侈品。

　　另一半时间在备考。设计史、色彩构成、专业英语，一本本砖头厚的教材堆在桌角，书页边缘被翻得起了毛边。她有时候凌晨三点从画室出来，踩着一地寒霜回宿舍，脑子里还在交替回放中世纪教堂彩窗和顾征说“我不敢保证”时的侧脸。

　　顾征。

　　这个名字像一个按进心口的图钉，不动的时候只是隐隐作痛，稍微触碰就钻心地疼。

　　圣诞夜之后，他们的联系并没有像期待中那样“好起来”。相反，进入一月，顾征的消息越来越稀疏，通话时长越来越短，从十分钟到五分钟，再到“在忙，晚点说”然后没有下文。

　　祝余知道原因。顾征父亲的病情在元旦后急转直下。

　　一月三号那天，顾征打来电话，背景音是医院特有的那种混杂着仪器嘀嗒声、广播声和隐约哭声的嘈杂。

　　“我爸又住院了。”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胃出血，比上次严重。医生说……可能需要长期休养。”

　　“你在医院吗？”祝余问。

　　“嗯，昨晚送进来的。可能要住一阵。”

　　“我……能做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祝余能听见顾征沉重的呼吸声，一下，一下，像是在积攒说话的力气。

　　“你好好考试。”最后他说，“别担心我。”

　　怎么可能不担心。

　　一月五号，祝余考完第一门专业课后，买了最近一班火车票。没有告诉顾征，她查了他朋友圈里之前发过的医院定位——那是他父亲第一次住院时拍的窗外风景，她认出是城西的第三医院。

　　三个小时车程。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冬日田野。光秃秃的，偶尔有几片残雪，像大地结的痂。她抱着保温桶，里面是清晨五点爬起来熬的鸡汤，加了枸杞和红枣，用小火煨了三个小时，汤色清亮，香味被牢牢锁在桶里。

　　她想起母亲说过：“去探望病人，带自己煮的汤比买什么都强。”

　　当时她反驳：“现在谁还自己熬汤啊，多麻烦。”

　　母亲看她一眼：“心意这东西，从来就不怕麻烦。”

　　现在她懂了。在拥挤的火车上抱着这个沉甸甸的保温桶，手臂酸了也不敢放下，怕洒了，怕凉了。这种笨拙的、原始的、毫无效率的表达方式，似乎是在对抗某种东西——对抗顾征越来越远的距离，对抗那些她无能为力的现实，对抗“除了好好考试什么也做不了”的无力感。

　　下午两点，第三医院住院部。

　　医院永远是人世间最拥挤又最孤独的地方。消毒水的气味无孔不入，盖过了食物、鲜花甚至人体的味道。走廊里挤满了人——穿条纹病号服缓慢挪动的患者，行色匆匆的医生护士，提着各种袋子脸上写满忧虑的家属。每个人的声音都压得很低，像是在进行某种秘密的仪式。

　　祝余在心血管内科的楼层下了电梯。走廊很长，日光灯管发出冷白的光，照得每个人的脸都毫无血色。她按照顾征之前提过的床号，一间间找过去。

　　然后在第七间病房门口，她停住了。

　　门半开着，能看见里面的情形。三张病床，靠窗的那张床边围了好几个人。顾征背对着门口站着，穿着件深灰色的毛衣，肩膀的线条绷得很紧。他旁边是一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应该是他母亲，正俯身和床上的人说着什么。再旁边站着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文件夹，神情严肃。

　　祝余的目光落在病床上。

　　顾征的父亲她只见过一次，在大一的家长会上。那时他是个微胖的、笑容和气的中年人，拍拍顾征的肩膀说“小子好好学”，还给祝余带了盒进口巧克力。现在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瘦得脱了形，脸颊凹陷，脸色蜡黄，手上连着输液管，床边立着监控仪器，屏幕上的曲线无声地跳动。

　　她突然不敢进去了。

　　不是害怕病人，是害怕那个场景里某种沉重的东西——那是家庭的重担，是生死的重量，是成年世界的核心困境。她站在门口，像个误入别人悲剧的观众，手里还抱着可笑的鸡汤，像个不合时宜的童话角色。

　　正犹豫时，顾征转过头来。

　　他看见她了。

　　有那么一瞬间，他脸上闪过一种近乎茫然的表情，好像没认出她是谁。然后那双眼睛聚焦，他皱了皱眉，不是生气，是……一种复杂的、她看不懂的情绪。

　　他朝门口走来。

　　“你怎么来了？”他压低声音问。

　　“我……考完一门，来看看叔叔。”祝余举起保温桶，“熬了汤。”

　　顾征看了看保温桶，又看了看她。他看起来很累，眼下的乌青浓得像是被人打过，胡子也没刮，下巴上一层青黑的胡茬。毛衣领口有些起球，袖口处还沾着一点不知道是什么的污渍。

　　“谢谢。”他说，接过保温桶，“但今天……不太方便。里面在谈事情。”

　　祝余往病房里看了一眼。那个穿西装的男人正在和顾征母亲说着什么，手指在文件夹上点着，表情很严肃。

　　“公司的事？”她轻声问。

　　顾征点头：“王叔——公司的副总，在汇报情况。我爸不能管事了，得有人接手。”

　　“那你……”

　　“我在听。”顾征简短地说，“有些决定需要家属同意。”

　　他说“家属”这个词时，语气很自然，但祝余心里刺痛了一下。家属。她是“女朋友”，不是“家属”。在医院的权力序列里，她属于最外围的那一圈，连探视时间都要看脸色。

　　“我明白。”她说，“汤你拿进去吧，我……就不进去了。”

　　顾征看着她，似乎想说什么，但病房里传来他母亲的声音：“小征？”

　　“来了。”他应了一声，然后对祝余说，“你等我一下，我送你下楼。”

　　“不用……”

　　“等我。”

　　他转身回了病房。祝余站在走廊里，看着他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低声和母亲说了几句。他母亲转过头来看向门口，目光和祝余对上。

　　那目光很复杂。有审视，有疲惫，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她朝祝余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就转回去继续听王副总说话了。

　　顾征很快出来，轻轻带上门。

　　“走吧。”他说。

　　他们沿着走廊往电梯间走。沉默像一层膜，包裹着两人。医院特有的声音从各个方向涌来：护士站的呼叫铃，某间病房传来的咳嗽声，远处手术室门口家属压抑的啜泣。

　　“叔叔情况怎么样？”祝余终于问。

　　“不稳定。”顾征按了电梯下行键，“出血止住了，但胃黏膜损伤严重，需要长期静养。医生说至少三个月不能操心，不能劳累，饮食要严格控制。”

　　“那公司……”

　　电梯来了。空荡荡的，只有他们两个人。门关上后，顾征靠在轿厢壁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叹了口气。

　　“王叔在暂管，但重大决策需要家属签字。”他说，“我妈不懂生意，所以……”

　　他睁开眼睛，看向祝余：“所以得我来。”

　　电梯下行，失重感让祝余胃里轻轻一坠。

　　“你还在上学。”她说。

　　“我知道。”顾征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可怕，“我在考虑休学一学期。”

　　“什么？”

　　“休学。”他重复，“我爸这种情况，公司不能没人盯着。王叔人不错，但毕竟是外人，有些核心的东西……”

　　“可是你的学业……”

　　“学业可以补。”顾征打断她，“公司如果垮了，就什么都没了。”

　　电梯到达一楼，“叮”的一声，门开了。外面是大厅，人来人往。

　　顾征没有动，祝余也没有。

　　“你妈同意吗？”她问。

　　“她不同意。”顾征苦笑，“她说无论如何要把书读完。但她也说……”他顿了顿，“她说，‘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

　　唯一的男人。

　　这句话像一块巨石，砸在狭小的电梯轿厢里。祝余突然明白了顾征身上那种变化是什么——那是一种被迫的、过早的成年。一夜之间，他从一个可以任性、可以做梦、可以说“我要走不寻常的路”的少年，变成了必须扛起一个家庭、一家公司、一堆债务的男人。

　　“那你……怎么想？”她问。

　　顾征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疲惫和茫然。

　　“我不知道。”他说，“祝余，我真的不知道。每天睁开眼，就是医院的账单，公司的报表，医生的医嘱，我妈的眼泪。我坐在病房里，听着王叔说那些我半懂不懂的金融术语，看着我爸连喝口水都要人扶，我觉得……我觉得自己像在演一场戏，演一个‘能扛事的儿子’，但剧本不是我写的，我也不知道下一幕是什么。”

　　他的声音在颤抖。祝余想抱住他，但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

　　电梯门因为久久未关发出警报声。顾征伸手按了开门键，走了出去。祝余跟在他身后。

　　他们穿过嘈杂的大厅，走到医院门口。冷风扑面而来，卷起地上的枯叶。天空阴沉沉的，像要下雪。

　　“我这学期可能没法常见你了。”顾征说，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医院、公司、学校三头跑，时间根本不够用。”

　　“我理解。”祝余说。

　　“你也快期末了，好好复习。”顾征看着她，“别因为我分心。”

　　“我不会。”她说，然后补充，“但你如果……如果需要人说话，随时打给我。多晚都行。”

　　顾征点点头。他伸手，似乎想摸摸她的脸，但手伸到一半，转向帮她理了理围巾。

　　“路上小心。”他说。

　　“你也是。”祝余说，“记得吃饭，记得睡觉。”

　　顾征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浅，很快被风吹散了。

　　祝余转身走向公交站。走了几步，她回头看了一眼。顾征还站在医院门口，风掀起他毛衣的衣角，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抬头看着阴沉的天，背影单薄得像随时会被风吹走。

　　她突然想起高三那年，顾征放弃保送的那个下午。他们在学校天台上，他张开手臂对着天空大喊：“我要走一条自己的路！”

　　那时她觉得他像一只即将展翅的鹰。

　　现在他依然站在风口，但翅膀上绑着沉甸甸的现实，飞不起来了。

　　回程的火车上，祝余坐在同样的靠窗位置。

　　保温桶空了，留在医院了。她抱着自己的背包，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天色渐暗，远处的村庄亮起零星的灯火，像大地睁开困倦的眼睛。

　　手机震动。是林薇发来的消息：“回来了吗？今天专业课划重点，我帮你记了笔记。”

　　祝余回复：“在车上。谢谢。”

　　“见到顾征了？他爸怎么样？”

　　“不太好。”

　　“唉。你也别太担心，照顾好自己。”

　　“嗯。”

　　祝余关掉手机，把头靠在冰凉的玻璃窗上。车厢里暖气开得很足，空气混浊，混杂着泡面、人体和皮革的味道。她闭上眼睛，脑海里却反复回放医院里的画面：顾征疲惫的侧脸，他母亲审视的目光，病床上那个瘦削的男人，还有那句“家里唯一的男人”。

　　她突然意识到，她和顾征之间隔着的，已经不仅仅是“现实压力”这么简单的东西了。

　　那是整个家庭的重量。是一个企业的存亡。是一个父亲的生命健康。是一个母亲的全部期望。

　　在这些面前，她的画，她的梦想，他们“不走寻常路”的约定，轻得像尘埃。

　　一周后，一月十二日。

　　祝余又去了医院。这次她提前发了消息，顾征说：“今天下午医生会诊，可能没时间陪你。”

　　“我就送点东西，不打扰你们。”她回复。

　　她带了自己烤的饼干。黄油曲奇，加了杏仁片，烤得金黄酥脆，装在铁皮盒子里。还有几本杂志，给顾征父亲解闷的。

　　到医院时，会诊还没结束。她在楼层休息区找了个位置坐下，把饼干盒子抱在怀里。休息区有几排塑料椅子，坐着形形色色的家属，每个人都脸上都写着等待的焦虑。

　　斜对面坐了两个护士，正在低声聊天。祝余本来没在意，直到听见“顾”这个字。

　　“……就37床那个胃出血的，做建材生意的。”一个年轻点的护士说。

　　“哦，我知道。他老婆挺有气质的，儿子也帅。”

　　“岂止帅，听说还是名校的，大二呢。可惜了，家里出这么个事。”

　　“这有什么可惜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说了，”年长点的护士压低声音，“我听顾太太跟王医生聊天，已经在给儿子物色合适的对象了。”

　　祝余的手指下意识地收紧，铁皮盒子边缘硌着手心。

　　“这么急？儿子不是才大二吗？”

　　“你懂什么。”年长的护士声音更低了，“这种家庭，讲究门当户对。现在家里出事，更需要有实力的亲家帮衬。顾太太说了，现在这个女朋友……太小家子气，学艺术的，没什么背景，帮不上忙。”

　　“现在这个？那男孩有女朋友啊？”

　　“有啊，来过几次。长得倒是清秀，但一看就是普通家庭出来的。拎个保温桶，熬个汤，这种心意在普通人家里是暖心，在他们那种家庭……不够看。”

　　年轻护士咂咂嘴：“也是。不过那女孩挺用心的，上次熬的汤我闻着都香。”

　　“用心有什么用？现实世界讲的是资源，是实力。爱情？”年长的护士轻笑一声，“那是有钱有闲的人才玩得起的奢侈品。”

　　她们又聊了些别的，什么哪个病房的病人难伺候，哪个医生可能要升职。祝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

　　铁皮盒子在怀里渐渐变得冰冷。

　　过了一会儿，会诊结束了。医生们从病房出来，顾征和他母亲送他们到门口。祝余站起来，等他们说完话。

　　顾征看见了她，走过来。

　　“等很久了？”他问。

　　“没有。”祝余把饼干盒子和杂志递给他，“给你爸带了一点。”

　　“谢谢。”顾征接过，看了看她，“你脸色不太好，不舒服？”

　　“可能有点累。”祝余说，“期末了。”

　　“那快回去休息吧。”顾征说，“我这边还得一会儿。”

　　“好。”祝余点头，“那我走了。”

　　她转身走向电梯。脚步很稳，没有停顿。进电梯，按一楼，门关上。

　　电梯下行时，她看着镜面墙壁里的自己。脸色确实苍白，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阴影。围巾还是那条姜黄色的，但好像已经旧了，毛线有些起球。

　　她想起护士说的“太小家子气”。

　　也许是真的。她只会熬汤，烤饼干，织围巾。在这些价值以亿计的商业世界、医院会诊、家族联姻的剧本里，她确实像个走错片场的群众演员。

　　走出医院大门时，天开始飘雪。细密的雪粒，打在脸上凉丝丝的。

　　祝余没有去公交站，而是沿着街道慢慢走。雪越下越大，很快就给世界蒙上一层薄薄的白。路过一个垃圾桶时，她停住了。

　　她从背包里掏出一个东西——是那条星云项链。圣诞夜顾征送她的，她一直戴着。

　　她握着吊坠，银质的星云在雪光里泛着冷冽的光。那个小小的旋涡，曾经象征着他的承诺，他们的“未知星系”。

　　现在它像个讽刺。

　　祝余抬起手，想把项链扔进垃圾桶。但手举到一半，停住了。

　　最后她把项链放回口袋，继续往前走。

　　雪落满肩头。

　　一月十八日，顾征的二十岁生日。

　　没有派对，没有庆祝。祝余知道他在医院，下了最后一门考试就直接去了。

　　她带了两样东西。一个是蛋糕，小小的，六寸，上面简单写着“20”。另一个是她织的毛衣，米白色的羊绒线，织了整整两周，有时在画室画累了就织几针，有时在图书馆背书的间隙也拿出来织。林薇笑她：“你这哪像女朋友，像老妈子。”

　　但祝余固执地织完了。一针一线，都是她无处安放的心意。

　　到医院时是下午四点。顾征一个人在病房里，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对着笔记本电脑。他父亲睡着了，脸色看起来比上次好些，但依然虚弱。

　　“生日快乐。”祝余轻声说。

　　顾征抬起头，看见她，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被疲惫覆盖。

　　“考完了？”他问。

　　“嗯。”祝余把蛋糕放在小桌上，“二十岁，还是要吃口蛋糕。”

　　她又拿出装毛衣的纸袋：“还有这个……我自己织的，可能织得不太好。”

　　顾征接过纸袋，拿出毛衣。很柔软，针脚细密，能看出花了心思。他摸了摸，说：“谢谢。很暖和。”

　　但没有像以前那样立刻试穿，也没有夸张地赞美。他只是把毛衣叠好，放回袋子里。

　　祝余心里空了一下，但面上没露出来。她打开蛋糕盒子，插上数字蜡烛“2”和“0”，用打火机点燃。

　　“许个愿吧。”她说。

　　顾征看着跳动的烛火，看了很久。然后他闭上眼睛。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仪器轻微的嘀嗒声，和他父亲平稳的呼吸声。烛光在他脸上投下摇曳的影子，让那张年轻又疲惫的脸显得有些不真实。

　　十秒，二十秒。他睁开眼，吹灭了蜡烛。

　　“许了什么愿？”祝余问，声音很轻。

　　顾征沉默了一下，说：“希望我爸好起来，公司渡过难关。”

　　很实际，很孝顺，很合理。

　　但祝余等了一会儿，他没有补充。

　　没有“也希望我们好好的”，没有“也希望你开心”，没有“也希望我们的未来”。

　　她的名字，他们的关系，不在他二十岁的愿望清单里。

　　“会实现的。”她听见自己说，声音平静得陌生。

　　她切了蛋糕，很小的一块，递给顾征。自己也切了一块，坐在另一张椅子上吃。蛋糕很甜，甜得发腻，在舌头上化开，却咽不下去。

　　顾征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像是完成任务。

　　“公司那边怎么样了？”祝余找话题。

　　“还在谈融资。”顾征说，“有两家感兴趣，但条件很苛刻。王叔在周旋。”

　　“你呢？休学的事……”

　　“决定了。”顾征放下叉子，“不休学，但会减少这学期的课。大部分时间在家和医院，学校那边只去考试。”

　　“能兼顾吗？”

　　“不能也得能。”顾征说，“我爸倒下了，我不能也倒下。”

　　他说这话时，眼睛看着窗外。雪还在下，一片一片，落在窗台上，积了薄薄一层。

　　祝余突然想起，顾征的十九岁生日，他们是在一起过的。在她学校附近的小餐馆，几个朋友，简单的饭菜，他喝了一点酒，搂着她的肩膀说：“二十岁我要干件大事！”

　　她问：“什么大事？”

　　他眨眨眼：“保密。”

　　后来他偷偷告诉她，他计划二十岁生日时带她去冰岛看极光。他说：“在极光下求婚，酷不酷？”

　　那时她觉得酷毙了。

　　现在他二十岁，在医院病房里，对着电脑屏幕和财务报表，愿望是父亲康复、公司存活。

　　没有极光。没有求婚。甚至没有“我们”。

　　时间真是个残忍的魔术师。

　　吃完蛋糕，祝余收拾东西准备离开。顾征送她到电梯口。

　　“寒假有什么计划？”他问。

　　“可能回老家待一阵，然后回来画室继续工作。”祝余说，“你呢？”

　　“走不开。”顾征说，“医院、公司，可能还要跟我妈去拜访几个长辈。”

　　他说“拜访长辈”时，语气有些微妙。祝余想起护士的闲聊，心里一紧，但没问。

　　电梯来了。

　　“那我走了。”她说。

　　“嗯。”顾征点头，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什么，“祝余。”

　　“嗯？”

　　他看着她，眼睛里有很多话，但最终只变成一句：“等我处理好这些事，我们好好谈谈未来。”

　　未来。

　　这个词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祝余心里激起一圈圈涟漪。但她看着顾征疲惫的眼睛，看着他身上那件起了球的旧毛衣，看着他身后漫长的、充满消毒水味的医院走廊，突然觉得，“未来”是个太奢侈的词。

　　奢侈到需要很多钱，很多精力，很多运气。

　　而他们现在，似乎一样都没有。

　　但她还是点头了。用力地，认真地，点了头。

　　“好。”她说，“我等你。”

　　电梯门缓缓合上。最后一瞬，她看见顾征还站在那里，双手插在口袋里，微微低着头，像个迷路的孩子。

　　电梯下行。祝余靠在轿厢壁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反复回放他刚才的话：“我们好好谈谈未来。”

　　她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他们还有未来吗？

　　不是赌气，不是怀疑，而是真真切切的疑问。当他的未来被家庭、责任、债务填满，当她还在执着于那些“不能当饭吃”的艺术理想，当他们连见一面都要算着时间，连说句话都要避开雷区——这样的两个人，还有共同的未来吗？

　　电梯到达一楼。门开了，外面是嘈杂的大厅。

　　祝余走出去，穿过人群，走出医院大门。雪还在下，比来时更大了。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她没坐车，沿着来时的路慢慢往回走。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晕里，雪花像无数飞舞的精灵。

　　路过一个电话亭，红色的，漆有些剥落，玻璃上蒙着雾气。她突然想起高三那年，有一次和顾征吵架，她跑出学校，也是在一个雪夜，用公用电话打给他，一边哭一边说：“你不道歉我就不回去。”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在哪？我去接你。”

　　二十分钟后，他骑着自行车出现，头发上落满雪，像个移动的雪人。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拍拍后座：“上来，送你回家。”

　　她坐上去，搂着他的腰，脸贴在他冰冷的羽绒服上，闻到他身上清爽的肥皂味。雪还在下，街道空无一人，只有自行车轮轧过积雪的沙沙声。

　　那时她觉得，这条路可以一直骑下去，骑到世界尽头。

　　现在她一个人走在雪里，脚下是同样的积雪，头上是同样的天空。

　　但那个骑自行车的少年，已经留在记忆里了。

　　祝余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那条星云项链。雪光下，银质的吊坠闪闪发亮。她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戴回脖子上。

　　金属贴在皮肤上，冰凉刺骨，但很快就会被体温焐热。

　　就像有些东西，冷了，但还没死。

　　她继续往前走。雪落在她头发上，睫毛上，围巾上。整个世界一片素白，像是把所有肮脏、痛苦、复杂都暂时掩盖了，只留下最干净的表面。

　　但这掩盖是暂时的。雪总会化，露出底下真实的世界——裂缝，泥泞，和无法愈合的伤痕。

　　祝余知道。但她还是往前走。

　　因为除了往前走，没有别的选择。

　　手机震动。她拿出来看，是顾征发来的消息：“到家了说一声。”

　　她回复：“好。”

　　然后她抬起头，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雪的味道，干净凛冽，像某种新的开始。

　　即使她知道，开始往往也意味着某些东西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