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烬微光》鹤鹿鸣归山

26、第二十六章：黑暗时刻

　　一月，冬天露出了最锋利的牙齿。

　　寒气不再是那种轻柔的、飘散在空气中的冷，而是凝成了实质的、带着重量的东西，沉甸甸地压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清晨出门时，呼吸会在空气中瞬间凝结成白雾，然后迅速消散，像是连呵出的气都要被冻住。路上的积水结成了薄冰，踩上去发出清脆的碎裂声，像踩碎了无数片玻璃。

　　祝余从公交车上下来时，裹紧了羽绒服的帽子。才早上七点，天刚蒙蒙亮，灰白色的天空低垂着，像是随时会塌下来。她把手缩在袖子里，指尖依然冻得发麻——艺考时在北方冻伤的后遗症，医生说至少要到春天才能完全恢复。

　　走进教室，暖气带来的热浪扑面而来，让她打了个寒颤。后墙上的倒计时牌显示着“156”，数字已经变得稀疏，像老人嘴里残余的牙齿。教室里的气味更复杂了——除了咖啡和风油精，还多了感冒药的苦涩味和止咳糖浆的甜腻味。高三下学期刚开始两周，已经有三个人因为肺炎请假了。

　　顾征的座位空着。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祝余看向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揪了一下。她拿出手机，又看了一遍昨晚他发的信息：“父亲住院，今天请假。”简洁，克制，没有多余的字。

　　她回复：“需要帮忙吗？”

　　他隔了四个小时才回：“不用。谢谢。”

　　距离感。这是最近一周她从他身上最清晰感受到的东西。不是故意的疏远，而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抽离——他的一部分已经不在这个教室里，不在这些试卷和倒计时里，而是在医院的消毒水气味里，在父亲的病床前，在那些突然压到他肩膀上的、本不该属于十七岁少年的重担里。

　　早自习开始前五分钟，班主任李老师走进教室，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纸。

　　“同学们，占用几分钟。”她的表情比平时更加严肃，“临州美术学院校考初试结果已经公布，我们学校有三位同学通过初试，进入复试名单。”

　　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艺考生的呼吸都屏住了。

　　祝余感到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像一只被困住的小兽在疯狂撞击笼壁。她握紧了放在桌下的手，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用疼痛来维持表面的平静。

　　李老师念了三个名字。

　　没有她。

　　第一个名字是七班的一个男生，素描特别强。第二个是艺术班的女生，色彩得了全省联考第一名。第三个……也不是她。

　　三个名字念完，教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有人松了一口气，有人发出惋惜的叹息。祝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没听懂那些音节组合在一起的意义。

　　没有她。

　　临州美院，她最想去的学校，准备了整整三个月，在发烧中完成考试，监考老师说“这幅画有温度”的那所学校——没有她。

　　李老师看了她一眼，眼神里有复杂的情绪——有关切，有遗憾，也有高三老师特有的那种“你必须马上振作起来”的严厉。

　　“没通过的同学不要灰心，”李老师说，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还有其他学校的复试可以准备。文化课也不能放松，最后五个月，一切都有可能。”

　　一切都有可能。多么轻巧的一句话。祝余想笑，但嘴角像被冻住了，扯不动。

　　早自习的铃声响起，教室里重新响起读书声。祝余翻开语文课本，看着那些熟悉的文言文，字迹在眼前模糊、晃动、溶解。她眨了眨眼，强迫自己聚焦。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民生多艰。她忽然觉得，高三学生也挺艰的。

　　下课铃响时，祝余还坐在座位上。同桌陈涛看了她一眼，难得主动开口：“那个……别太难过了。还有别的学校。”

　　“谢谢。”她说，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顾征的信息：“结果出来了？”

　　他怎么知道今天出结果？祝余愣了几秒才想起来——上周她跟他说过，临美大概这几天会出初试成绩。那时候他们还能正常说话，还能分享期待和焦虑。

　　现在，期待落空了，焦虑还在，但分享的那个人，已经自顾不暇。

　　她打字：“没过。”

　　发送。然后把手机调成静音，塞进书包最里层。她不想看到安慰的话，不想看到“没关系”“还有机会”“你已经很棒了”——那些话现在听起来像讽刺。

　　中午，她没有去食堂。一个人留在教室，对着窗外的枯树发呆。天空依然是那种令人绝望的灰白色，像是用劣质颜料调出来的，浑浊，沉闷，透不过光。

　　手机在书包里不停震动。她终于拿出来看，有母亲的未接来电，有父亲的，有苏晴的，有集训营同学的。还有顾征的三条信息：

　　“我在医院，不方便打电话。”

　　“晚上我去找你。”

　　“等我。”

　　最后两个字让她眼眶一热。等我——多么奢侈的承诺。在所有人都告诉她“你要振作”“你要继续”的时候，只有他说“等我”。

　　可是等什么呢？等他处理完父亲的事？等他有空来安慰她？等他们都有时间面对彼此的困境？

　　祝余把手机放回去，从书包里拿出一包饼干，机械地吃着。饼干很干，噎在喉咙里，她用力咽下去，像咽下一块石头。

　　下午的课她完全没听进去。数学老师在讲台上讲导数综合题，她的笔在笔记本上无意识地画着线条——乱的，交叉的，没有方向的线条。像她此刻的思绪，像她以为清晰其实一片模糊的未来。

　　放学时，天空开始飘雪。不是十二月那种温柔的初雪，而是一月的、夹杂着冰粒的雪，打在脸上生疼。祝余站在教学楼门口，看着雪花在昏黄的路灯下狂舞，像一群失控的白色飞蛾。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家里的固定电话。

　　她接起来：“喂？”

　　“小余啊，”是母亲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奇怪，气息不稳，“你现在能回家吗？”

　　“妈？你怎么了？”

　　“我……骑车摔了一跤。”母亲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痛楚，“好像……腿动不了了。”

　　祝余的心脏猛地一缩：“你在哪？打120了吗？”

　　“在小区门口，刚摔的。邻居张阿姨在，她帮我打了。我就是……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别担心……”

　　“我马上回来！”

　　祝余冲出校门，在雪地里奔跑。羽绒服被风吹得鼓起来，雪花钻进领口，化成冰冷的水滴滑进后背。她拦了辆出租车，报出地址时声音都在抖。

　　到医院时，母亲已经被送进急诊室了。邻居张阿姨在门口等着，看见祝余，赶紧迎上来：“小余啊，你别急，医生在检查了。”

　　“怎么回事？”

　　“下班回来，路上结冰，电动车打滑，就摔了。”张阿姨叹气，“你妈也是，这么冷的天还骑什么车，我说让她坐公交……”

　　急诊室的门开了，医生走出来：“家属在吗？”

　　“我是她女儿。”祝余上前。

　　“左腿胫骨骨折，需要手术。”医生言简意赅，“你父亲呢？需要家属签字。”

　　“我爸出差了，明天才能回来。”祝余的声音发紧，“我能签吗？”

　　医生看了她一眼——十七岁的女孩，校服外面套着羽绒服，头发被雪打湿了贴在脸上，眼睛红着但强撑着不哭。

　　“成年了吗？”

　　“还差几个月。”

　　“那不行。”医生摇头，“给你父亲打电话，让他尽快赶回来。或者有其他成年亲属吗？”

　　祝余脑子里一片空白。爷爷奶奶在老家，外公外婆年纪大了不敢惊动，舅舅……

　　“我能先签吗？”她几乎是在哀求，“手术不能等吧？”

　　“手术可以安排到明天上午，但今晚必须住院观察。”医生的语气缓和了些，“你先去办住院手续，联系你父亲。其他的明天再说。”

　　祝余机械地点头，跟着护士去办手续。交押金时，她拿出自己的银行卡——里面是她攒的压岁钱和平时省下的生活费。密码输了三次才输对，手指抖得厉害。

　　办好手续，回到急诊室，母亲已经被转到病房了。左腿打了临时固定，脸上有擦伤，脸色苍白，但看见祝余，还是努力挤出一个笑：“没事，就是摔了一下。”

　　“什么叫‘就是摔了一下’？”祝余的眼泪终于掉下来，“都骨折了！”

　　“别哭别哭，”母亲想抬手擦她的眼泪，但一动就疼得皱眉，“你爸明天就回来了，没事的。”

　　“你疼不疼？”

　　“有点，但医生给了止痛药。”母亲看着她，“你吃饭了吗？这么晚跑来……”

　　“我不饿。”祝余在床边坐下，握住母亲的手。那双手很凉，有常年做家务留下的薄茧。她想起小时候发烧，母亲整夜不睡地给她用温水擦身；想起艺考前，母亲偷偷往她行李箱里塞钱和零食；想起每次考试失利，母亲从来不说“你怎么考这么差”，而是说“下次努力就好”。

　　而现在，母亲躺在病床上，她却什么也做不了。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顾征。

　　她走到病房外接电话：“喂？”

　　“我在学校门口，没看见你。”顾征的声音很疲惫，背景音里有医院的广播声——他也在医院。

　　“我在医院。”祝余说，“我妈摔伤了，骨折。”

　　电话那头沉默了。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然后顾征说：“哪家医院？我过来。”

　　“不用，你那边……”

　　“告诉我地址。”

　　祝余说了医院名字。挂断电话后，她靠在墙上，闭上眼睛。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累。艺考失败，母亲受伤，父亲不在，还有五个月高考，还有一大堆落下的功课……

　　她忽然很想哭，但眼泪好像流干了，只剩下干涩的疼痛。

　　半小时后，顾征出现在走廊尽头。他穿着黑色的羽绒服，头发被雪打湿了，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苍白，眼下有浓重的青黑。看见祝余，他快步走过来。

　　“阿姨怎么样？”

　　“胫骨骨折，明天手术。”祝余看着他，“你呢？你爸……”

　　“胃肿瘤，需要手术。”顾征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今天刚确诊。”

　　祝余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肿瘤——这个词太重了，重到不该出现在十七岁的对话里。

　　“良性还是……”

　　“要等手术切片才知道。”顾征说，“但不管良性恶性，都要手术。”

　　他们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头顶的白炽灯发出嗡嗡的电流声。消毒水的味道无处不在，钻进鼻孔，渗进衣服，像一层无形的薄膜包裹着他们。远处有推车滚过的声音，有病人的呻吟，有家属压抑的哭泣。

　　这就是成人世界突然撕开的一角——疾病，意外，责任，重担。没有预告，没有缓冲，就这样粗暴地砸下来。

　　“你吃饭了吗？”顾征问。

　　祝余摇头。

　　“我也没吃。”他说，“楼下有便利店，我去买点东西。”

　　“我跟你一起。”

　　他们坐电梯下楼。便利店里灯火通明，货架上摆着便当、饭团、泡面。顾征拿了两个饭团，两瓶热饮，付钱时手在抖，硬币掉在地上，滚了一圈。

　　祝余弯腰捡起来，递给他。他们的手指碰在一起，都是冰凉的。

　　回到病房，母亲已经睡了。止痛药的药效上来，她睡得很沉，但眉头还微微蹙着，像在梦里也在忍痛。

　　祝余和顾征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默默吃着饭团。饭团是冷的，米饭硬邦邦的，里面的馅料咸得发苦。但他们都吃完了，一口一口，机械地咀嚼，吞咽。

　　“你那边……需要钱吗？”祝余忽然问。她知道这个问题很傻，顾征家不缺钱。但她总得说点什么，总得做点什么。

　　顾征摇头：“不缺钱，缺人。”他顿了顿，“公司那边，父亲倒下后乱成一团。几个项目经理各怀心思，供应商催款，客户质疑。我妈……她处理不了这些。所以我得去。”

　　“你怎么去？你还要上课……”

　　“请假。”顾征说得很简单，“白天上课，晚上去医院，夜里处理邮件和文件。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够了。”

　　“不够。”祝余的声音有点抖，“你这样会垮的。”

　　“垮不了。”顾征看向她，“就像你现在，妈妈住院，爸爸不在，你还要准备其他学校的复试，还要补落下的功课——你也垮不了。”

　　他们看着彼此，在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疲惫，同样的倔强，同样的“我必须撑住”。

　　“临美没过，很难过吧？”顾征轻声问。

　　祝余的鼻子一酸，但她忍住眼泪：“嗯。但没时间难过。”

　　“对，没时间。”顾征重复，“我们都没时间。”

　　那天晚上，顾征陪她到十点才离开。走之前，他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围在祝余脖子上：“你穿太少了。”

　　“你也是。”

　　“我打车，不冷。”他摸了摸她的头，动作很轻，像怕碰碎什么，“明天我下课过来。”

　　“不用，你那边……”

　　“我来。”顾征打断她，语气不容置疑。

　　祝余没再反驳。她知道，在这种时候，坚持“我自己可以”是一种奢侈，也是一种残忍。他们都需要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硬撑。

　　父亲是第二天中午赶回来的。看见祝余趴在病床边睡着，身上盖着顾征的围巾，父亲的眼睛红了。他轻轻叫醒她：“小余，爸爸回来了。”

　　祝余睁开眼睛，看见父亲风尘仆仆的脸，胡子拉碴，眼里全是血丝。

　　“爸……”她刚开口，声音就哽咽了。

　　父亲抱住她：“没事了，爸爸回来了。你去休息，这里交给我。”

　　那天下午，祝余回家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然后去学校，把落下的笔记补上。课间她去办公室找各科老师，说明情况，要了最近的讲义和作业。老师们的反应各异——有关切的，有理解的，也有不耐烦的：“高三了，时间耽误不起啊。”

　　她知道耽误不起。所以晚上在医院陪护时，她把课本和作业带去了。母亲睡了，她就坐在病房角落的小凳子上，借着床头灯微弱的光，做数学题，背英语单词，整理文综知识点。

　　困了，就用冷水洗脸。手冻僵了，就搓一搓。眼泪掉下来了，就擦掉，继续写。

　　顾征每天晚上九点左右会来，待半个小时。他们有时候说话，有时候就安静地坐着。说话的内容很实际——今天医生怎么说，公司那边怎么样了，你母亲什么时候手术，你父亲切片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不再有星空，不再有梦想，不再有那些轻盈的、关于未来的憧憬。只有现实的、沉重的、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周后，祝余的母亲手术顺利，转入普通病房。顾征父亲的切片结果出来——良性肿瘤，但位置不好，手术风险大，需要请外院的专家。

　　两人都松了口气，但松的那口气很快又被新的压力填满。祝余要准备另外两所学校的复试，时间就在下个月。顾征要协调专家会诊，要在父亲手术前稳住公司，要应付学校那边越来越严厉的催假。

　　他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通话越来越短。疲惫像一层厚厚的壳，包裹住他们，隔绝了温柔，放大了焦躁。

　　最严重的那次争吵，发生在一个周四的晚上。

　　那天祝余刚参加完一所学校的远程复试——因为母亲住院，她无法去外地，只能申请线上考试。网络卡顿，监控软件出问题，考试过程磕磕绊绊。结束后她觉得糟透了，几乎可以肯定没戏。

　　顾征来医院时，她已经处在崩溃边缘。但他看起来更糟——眼睛红得像要滴血，走路都有点飘。

　　“你吃晚饭了吗？”祝余问，这是她最近最常问的问题。

　　顾征没回答，只是坐在长椅上，双手撑着头。

　　“顾征？你吃饭了吗？”

　　“你能不能别总问我吃没吃饭睡没睡觉？”他突然抬头，声音嘶哑，带着压抑不住的烦躁，“我烦！”

　　祝余愣住了。几秒钟后，一股怒火从心底窜上来——她累了一天，考试考砸了，母亲虽然好转但还要人照顾，作业一大堆没做，她都没发脾气，他凭什么？

　　“那我该问什么？”她的声音很冷，“问你公司今天又出了什么问题？问你父亲手术方案定了没？问你怎么平衡你爸的期望和你妈的眼泪？还是问你为什么明知道自己撑不住了还要硬撑？”

　　顾征看着她，眼神从愤怒变成茫然，再变成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

　　长久的沉默。医院走廊的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远处护士站的呼叫铃在响，有病人咳嗽的声音从病房里传出来。

　　然后顾征说：“对不起。”

　　祝余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下来：“我也对不起。”

　　他们都没再说话。顾征伸手，把她拉进怀里。祝余的脸贴在他胸前，能听见他心跳的声音——快，乱，疲惫。他的羽绒服上有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有冬夜寒气的味道，还有属于他的、她熟悉的气息。

　　“我太累了。”顾征在她耳边低声说。

　　“我也是。”

　　“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那就别撑了。”祝余说，“累就哭，烦就骂，撑不住就告诉我。别一个人硬撑。”

　　顾征抱紧了她。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像一片在风中震颤的叶子。

　　那天之后，他们再没吵过架。不是因为问题解决了——问题还在那里，像一座座山压在肩上。而是因为他们明白了，在这种时候，争吵是奢侈的，伤害是多余的。他们需要彼此，不是作为倾诉对象，不是作为安慰者，而是作为同样在负重前行的人，作为能够理解对方疲惫的人。

　　顾征父亲手术的前一晚，祝余去了他父亲的医院。

　　她本来不想去的——母亲这边还需要人，她自己也有功课。但晚上十点，她收到顾征的信息：“我在天台。”

　　只有三个字，但她立刻懂了。

　　跟父亲说了一声，她打车去了另一家医院。肿瘤专科医院，即使到了深夜也灯火通明，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不同于普通医院的、更沉重的气息。

　　天台在住院部顶楼。祝余推开厚重的铁门，寒冷的夜风扑面而来。天台空旷，只有几个巨大的通风设备在嗡嗡运转。远处，城市的灯火连成一片模糊的光海，在冬夜的雾气中晕染开。

　　顾征坐在天台边缘的水泥护栏上——不是外面，是里面宽的那部分，背靠着通风设备。他蜷缩着，头埋在膝盖里，像个迷路的孩子。

　　祝余走过去，脚步声在空旷的天台上显得格外清晰。顾征没有抬头，但她知道他听见了。

　　她在旁边坐下，没有说话。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乱飞，脸颊很快冻得麻木。但她没动，就这样陪他坐着。

　　不知过了多久，顾征抬起头。他的脸上有泪痕，在远处楼顶指示灯的红光下闪着微弱的光。

　　“医生说，手术成功率有百分之七十。”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但如果失败，可能会伤到重要血管，或者神经。最坏的情况……下不了手术台。”

　　祝余的心脏猛地一缩。

　　“今天下午，我签了手术同意书。”顾征继续说，眼睛看着远方的灯火，“医生一条一条解释风险，我一条一条听。听着听着，我突然想，如果我爸真的下不了手术台，那我这十七年来跟他吵的每一架，跟他顶的每一次嘴，跟他较的每一次劲，算什么？”

　　他转过头看祝余，眼睛里有破碎的光：“我恨他。恨他从来不听我说话，恨他总想安排我的人生，恨他让我妈那么痛苦。可是……可是如果他真的死了，我会恨我自己。”

　　祝余伸出手，从背后轻轻抱住他。她的手臂环过他的肩膀，下巴抵在他颈窝。他的身体很冷，在微微颤抖。

　　顾征转过身，把脸埋在她肩头。然后祝余感觉到，他的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压抑的、破碎的哭声从他喉咙里溢出来，像受伤的动物发出的呜咽。

　　“我恨他……但我不能失去他……”他一遍遍重复，声音被泪水浸得模糊不清。

　　祝余抱紧他，什么也没说。她知道现在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她只是抱着他，让他哭，让他把这段时间积压的所有恐惧、疲惫、无助都哭出来。

　　夜风吹过天台，带着城市遥远的喧嚣和医院近处的寂静。远处有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生命无常的注脚。

　　顾征哭了很久，久到祝余的肩膀都被泪水浸湿了，久到她的手臂都麻了。但他终于慢慢平静下来，呼吸从剧烈的抽噎变成平稳的起伏。

　　他抬起头，眼睛红肿，但眼神清澈了一些，像被泪水洗过。

　　“谢谢你。”他说，声音沙哑。

　　“谢什么？”

　　“谢谢你让我哭。”顾征扯了扯嘴角，那不是一个笑，但比哭好看一点，“在他们面前，我不能哭。在我妈面前，我要坚强；在公司那些人面前，我要镇定；在医生面前，我要冷静。只有在你面前……我可以只是顾征，只是一个害怕父亲会死的十七岁男孩。”

　　祝余的眼泪也掉下来了。她抬手擦掉，但越擦越多。

　　“我们都会害怕。”她说，“我也会。怕妈妈留下后遗症，怕自己考不上大学，怕未来一片模糊。害怕不丢人，硬撑才丢人。”

　　顾征看着她，然后伸手，轻轻擦掉她脸上的泪：“你说得对。”

　　他们在天台上又坐了一会儿，直到冷得受不了才下去。回到病房楼层时，顾征母亲正好从病房里出来，看见他们，愣了一下。

　　“阿姨好。”祝余打招呼。

　　顾征母亲点点头，目光在两人身上停留了几秒。她看起来憔悴但优雅，即使在这种时候，也保持着得体的仪态。

　　“小征，你父亲找你。”她说，声音温柔，“他想跟你说几句话。”

　　顾征深吸一口气，点点头，走进病房。

　　祝余站在走廊里，有点不知所措。顾征母亲看着她，忽然说：“你是祝余吧？小征跟我提过你。”

　　“是的，阿姨。”

　　“谢谢你来看他。”顾征母亲轻声说，“这段时间……他太累了。”

　　“您也是。”

　　顾征母亲笑了笑，那笑容里有太多的疲惫和无奈：“做父母的，总觉得自己能给孩子遮风挡雨。但真到了风雨来的时候，才发现孩子已经长大了，得自己面对了。”

　　她顿了顿，看着祝余：“小征以前总说，他父亲不理解他。其实他父亲……只是太怕他受苦了。我们这一代人，吃过太多苦，所以拼命想让孩子避开所有的坑。但有些坑，是避不开的。有些苦，是必须吃的。”

　　祝余安静地听着。

　　“这次生病，也许是件好事。”顾征母亲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让他父亲明白，他不是永远强大的；让小征明白，他不是永远需要被保护的。他们都需要看见彼此真实的样子——脆弱的，会生病的，会害怕的，需要彼此的样子。”

　　病房门开了，顾征走出来，眼睛有点红，但表情平静。

　　“我爸睡了。”他说。

　　“那你也回去休息吧。”母亲拍拍他的肩，“明天手术，要早起。”

　　顾征点点头，和祝余一起离开医院。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停下，转身拥抱了母亲。很轻的拥抱，一触即分，但祝余看见，顾征母亲的眼眶瞬间红了。

　　回程的出租车上，顾征一直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飞速向后掠去，在他的瞳孔里投下流动的光影。

　　“我爸跟我说，”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如果手术顺利，他支持我去南科大学天文。”

　　祝余惊讶地转头看他。

　　“他说，这次生病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事。”顾征继续说，“那些他拼命追求的——公司的规模，银行的存款，别人的羡慕——在躺上病床的那一刻，突然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有家人，只有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他转过头看祝余，眼睛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澈：“他说，他不想等到躺上手术台才后悔，没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

　　祝余感到一股暖流从心底涌上来，驱散了冬夜的寒冷。

　　“他还说，”顾征的嘴角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微笑，“让我好好对你。说能在我最难的时候陪在我身边的女孩，值得珍惜。”

　　祝余的脸红了，幸好车里暗，看不清楚。

　　出租车停在医院门口——她还要回去陪母亲。下车前，顾征拉住她的手：“明天手术，你会……”

　　“我会等你的消息。”祝余说，“手术顺利的话，发个信息。不管多晚，我都会等。”

　　“好。”

　　他们看着彼此，在路灯昏黄的光晕里。疲惫还在，压力还在，未知的未来还在。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是那种“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的笃定，是那种“我们可以一起扛”的勇气。

　　祝余回到母亲病房时，父亲已经趴在床边睡着了。母亲还醒着，看见她，轻声问：“他父亲怎么样了？”

　　“明天手术。”

　　“会顺利的。”母亲说，语气笃定，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好人会有好报。”母亲笑了，“而且，有你们这些孩子在祈祷，老天爷会听见的。”

　　祝余在旁边的陪护床上躺下，却睡不着。她拿出手机，看着顾征最后发来的信息：“明天见。”

　　她回复：“明天见。”

　　然后她打开日历，看着上面的日期。一月二十五日。离高考还有一百五十一天。

　　一百五十一天，很长，长到足够发生很多变故。也很短，短到一眨眼就会过去。

　　但无论如何，她不再害怕了。因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她一样，在黑暗中摸索，在重负下前行，在看不到光的时候依然相信光。

　　这就够了。

　　窗外的夜色深重如墨，但总有一两颗星星，倔强地亮着。

　　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