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烬微光》鹤鹿鸣归山

24、第二十四章：艺考之路

　　十一月，深秋的最后一点暖意也消失了。

　　校园里的梧桐树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像一幅用炭笔画的素描。风开始有了冬天的锋利，吹在脸上，像薄薄的刀片划过。

　　高三教学楼里的气氛越发紧张。倒计时牌已经撕到了“198”，数字从三位数变成两位数指日可待。教室后排有人贴了张新的标语：“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黑色马克笔写的，字迹狂放，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调侃。

　　祝余的课桌左上角贴着一张便签，上面是她自己手写的倒计时：“距临州美术学院校考还有17天”。这是她艺考征程中最重要的一站，也是难度最高的一站——全国每年报考临美的人数超过三万，录取名额只有三百。

　　十七天，408个小时，24480分钟。每一分钟都要被精确分配：文化课复习，专业课练习，模拟考试，体能维持，心理调整。

　　艺考生和其他学生不同，他们需要双线作战：一边准备专业校考，一边准备文化课高考。像走在两根并行的钢丝上，任何一根断了，都会坠入深渊。

　　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末，祝余踏上了第一场校考的征途。

　　目的地是北方的滨海城市，飞行距离两小时，但为了省钱，她选择了十六个小时的火车硬座。母亲本来想陪她去，被她拒绝了——路费、住宿都是开销，而且母亲请假要扣工资。

　　“我自己可以。”她说，“我都十七岁了。”

　　母亲看着她，眼神复杂——有骄傲，有担忧，有不舍。最后只是往她行李箱里塞了更多零食和药品：“注意安全，每天打电话。”

　　火车是晚上十点发车的。祝余拖着行李箱走进硬座车厢时，被扑面而来的气味熏得皱了皱眉——泡面、汗味、劣质香水、厕所消毒水，混合成一种属于长途列车的独特气息。

　　她的座位靠窗，对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已经脱了鞋，把脚架在座位上，鼾声如雷。旁边是一对年轻情侣，头靠着头睡觉。

　　祝余把行李箱塞进行李架，在狭窄的座位上坐下，戴上耳机。顾征昨天给了她一个U盘，里面是他整理好的英语听力材料和轻音乐。她说这算不算作弊，他说：“这叫合理利用资源。”

　　耳机里传出舒缓的钢琴曲，是顾征母亲的作品之一，《秋日私语》。旋律温柔，像秋天最后一片叶子在风中缓缓飘落。

　　火车启动了，窗外的城市灯光向后滑去，越来越快，最后连成一条模糊的光带。祝余看着那些光，想起顾征在站台送她的样子——他本来想买站台票进来，但没买到，只能在检票口外面挥手。

　　“到了发信息。”他说。

　　“每天打电话。”他说。

　　“别紧张，你画得很好。”他说。

　　都是简单的话，但他说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她，像要把这些话刻进她记忆里。

　　祝余闭上眼睛，在火车有节奏的晃动中，试图睡一会儿。但硬座的座椅太直，空间太窄，周围太吵。她时睡时醒，每次醒来，窗外的风景都更荒凉一些——从城市的灯火，到郊区的零星灯光，再到彻底的黑暗，只有偶尔闪过的村落或工厂。

　　凌晨三点，她彻底醒了。脖子僵硬，腰酸背痛，口渴得厉害。对面的中年男人还在打鼾，情侣换了个姿势继续睡。车厢里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中，少数几个醒着的，眼神空洞地看着窗外，或者盯着手机屏幕。

　　祝余拿出保温杯，喝了一小口水。然后从背包里拿出速写本和铅笔，借着车厢昏暗的灯光，开始画。

　　她画睡着的旅客——那个中年男人张着嘴的样子，那对情侣依偎的姿势，斜对面一个老太太蜷缩在座位上的轮廓。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线条从生涩到流畅，像一种无声的倾诉。

　　画画的时候，时间会变得模糊。等她画完三张速写，抬头看窗外，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深蓝色的天空渐渐变成灰白，然后是淡金，最后太阳跃出地平线，把田野染成一片温暖的橙黄。

　　火车还在向前，穿过平原，穿过隧道，穿过桥梁。祝余看着日出，忽然想起顾征信里写过的：“有些美景，不是为了被记住，而是为了被经历。”

　　她现在就在经历——经历长途旅行的疲惫，经历独自赴考的孤独，经历黎明前最深的黑暗和日出时最灿烂的光明。

　　这本身，就是一种成长。

　　上午十点，火车终于到站。祝余拖着行李箱走出车厢，被北方干冷的空气激得打了个寒颤。这里比家乡冷至少十度，风刮在脸上，像砂纸在磨。

　　她按照提前查好的路线，坐公交车去预订的旅馆。那是考点附近的一家廉价旅馆，一晚上八十元，不含早餐。前台是个满脸倦容的中年女人，递给她钥匙时连头都没抬：“302，电梯坏了，走楼梯。”

　　房间在三楼走廊尽头。很小，大概只有十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壁发黄，有可疑的污渍。窗户关不严，漏风，窗帘薄得像纸。

　　但至少干净。床单是刚换的，有消毒水的味道。卫生间有热水，虽然水流很小。

　　祝余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给家里和顾征发信息报平安。然后烧了一壶热水，泡了碗面——母亲塞的，红烧牛肉味。热气升腾起来，模糊了窗玻璃。

　　她一边吃面，一边看考试须知。明天上午八点开考，需要提前一小时到场验证身份。考试科目：素描（半身像写生），色彩（静物默写），速写（动态人物组合）。每科三小时，中间休息半小时。

　　吃完面，她强迫自己睡了一会儿。下午三点起床，去考点熟悉环境。

　　考点设在当地的一所艺术学院。校园不大，但充满了艺术气息——到处是雕塑、壁画、涂鸦。已经有不少考生在校园里走动，大多由家长陪同，提着画箱，背着画板，脸上是相似的紧张表情。

　　祝余一个人走着，看着那些雕塑和壁画，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异的平静。这里是战场，但也是殿堂——无数和她一样怀揣梦想的人，在这里用画笔搏一个未来。无论结果如何，至少他们来了，至少他们敢。

　　她在校园里走了一圈，记下了考场位置、卫生间位置、最近的便利店位置。然后回到旅馆，开始最后的准备——削铅笔，整理颜料，检查画具。

　　晚上七点，顾征的电话准时打来。

　　“到了？”他问。

　　“嗯。”

　　“旅馆怎么样？”

　　“能住。”祝余没说实话。她不想让他担心。

　　“明天考试，紧张吗？”

　　“有点。”

　　“正常。我明天也有模拟考。”

　　“那你紧张吗？”

　　“也紧张。”顾征笑了，“所以我们一起紧张，就不孤单了。”

　　这个逻辑很幼稚，但祝余觉得有道理。

　　“今天火车上，我画了几张速写。”她说，“画睡着的旅客。有个大叔打鼾的声音特别大，像拖拉机。”

　　“发给我看看？”

　　“好，等会儿发你。”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大多是琐碎的日常——顾征说班里有个同学压力太大，在课堂上突然哭起来；祝余说旅馆的窗户漏风，她用毛巾堵住了缝隙。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激情鼓励，只是这样平常的对话。但就是这样平常的对话，让祝余觉得安心——在陌生的城市，在寒冷的夜晚，有一个人还在电话那头，和她分享着同样紧张的高三生活。

　　挂电话前，顾征说：“祝余，记住，你是去展示的，不是去被评判的。你的画就是你，独一无二，不需要和任何人比较。”

　　“嗯。”

　　“那……晚安。”

　　“晚安。”

　　电话挂断后，房间里重新陷入寂静。只有窗外呼啸的风声，和隔壁房间隐约的电视声。

　　祝余打开手机，把今天画的速写拍照发给顾征。过了一会儿，他回复：“第三张最好，线条很松，有呼吸感。”

　　她看着那行字，笑了。

　　第二天，考试。

　　早晨六点起床，天还没亮。祝余用冷水洗了脸，强迫自己清醒。吃了两片面包，喝了一杯热水。检查了三遍画具，确认没有遗漏。

　　七点出门，步行去考点。北方的清晨冷得刺骨，风吹在脸上像针扎。她把手缩在袖子里，还是冻得僵硬。

　　考点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家长们站在警戒线外，一遍遍叮嘱；考生们提着画箱，表情凝重。保安在维持秩序，喇叭里重复着注意事项。

　　祝余排进队伍，随着人流慢慢向前移动。验证身份，领取准考证，寄存物品，进入考场。

　　考场是一个大画室，大约能容纳一百人。画架已经摆好，每个位置都有编号。祝余找到自己的位置——靠窗第三排。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在木地板上切出一块明亮的光斑。

　　八点整，考试开始。

　　第一科素描，模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性，穿着深色毛衣，坐在椅子上，姿势固定。三个小时，要完成半身像写生。

　　祝余深吸一口气，开始观察。模特的五官特征，光影关系，结构比例。她拿起铅笔，在纸上定出大致轮廓。

　　时间在画笔的沙沙声中流逝。画室里很安静，只有铅笔划过纸面的声音，和偶尔调整画架位置的轻微响动。监考老师在过道里走动，脚步很轻。

　　祝余完全沉浸在画里。手腕的疼痛，手指的僵硬，周围的考生，窗外的风声——一切都褪去了，只剩下眼前的模特，手中的笔，纸上的线条。

　　三个小时到，交卷。

　　休息半小时，吃了个面包，喝了几口水。手指还是僵的，她用力搓了搓，让血液循环。

　　第二科色彩，静物默写。题目发下来：以“秋”为主题，默写一组静物，不少于五件物品，需要体现季节特征。

　　祝余看着题目，思考了几分钟。然后开始调色——她决定画一组农家院的静物：藤编篮子，几个南瓜，几片梧桐叶，一个陶罐，一块粗布。

　　颜色要暖，但要控制饱和度，不能太艳。光影要柔和，体现秋日的阳光。质感要区分——藤篮的粗糙，南瓜的光滑，叶子的枯脆，陶罐的厚重。

　　她画得很投入，甚至忘了时间。直到监考老师提醒“还有十五分钟”，她才意识到手臂已经酸得抬不起来了。

　　最后一科速写，动态人物组合。题目是“车站候车室”，要求画出至少五个人物，体现动态和场景感。

　　这是祝余的强项。她想起昨天火车上的速写，那些睡着的旅客，那些空洞的眼神，那些疲惫的姿势。笔尖在纸上快速移动，线条流畅，人物生动。

　　交卷时，监考老师在她身边停留了一下，看了看她的画，什么都没说，但点了点头。

　　走出考场时，天已经黑了。寒风扑面而来，祝余打了个寒颤，才发现自己后背全是汗——紧张的，也是投入的。

　　她站在考点门口，看着其他考生和家长汇合，拥抱，交谈。有的脸上是释然，有的是沮丧，有的是麻木。

　　她一个人站了一会儿，然后拿出手机，给顾征发信息：“考完了。”

　　他几乎秒回：“怎么样？”

　　“不知道。尽力了。”

　　“那就好。回去好好休息。”

　　“嗯。”

　　她收起手机，走回旅馆。脚步很沉，但心里有种奇异的轻松——第一场战役，打完了。

　　接下来的一周，祝余又去了两个城市，参加了三所学校的校考。行程密集，强度巨大。她学会了在火车上睡觉，在候车室画画，在廉价旅馆里吃泡面。学会了拖着行李箱在陌生的城市里找路，学会了在考场上忽略周围的一切干扰，学会了在疲惫到极点时依然拿起画笔。

　　每一场考试都是一次考验，不仅考验专业能力，也考验体力和心理素质。有考场暖气不足，手指冻得握不住笔；有颜料在低温下结块，需要用手温化开；有考生因为紧张当场呕吐，被扶出考场。

　　祝余都挺过来了。靠的是平时积累的基本功，靠的是集训营里练出的耐力，也靠的是每天那个准时打来的电话。

　　顾征成了她这段漂泊日子里唯一的锚。无论她在哪个城市，无论她多累多崩溃，晚上七点，他的电话一定会来。有时他们说话，有时只是沉默，听着彼此的呼吸声，知道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有个人也在经历同样的高三炼狱。

　　十一月中旬，最重要的战役来了——临州美术学院校考。

　　这是祝余最想考的学校，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学校。为此，她提前三天就到了临州，想好好适应环境，调整状态。

　　但命运开了个玩笑。

　　考试前一天下午，祝余开始觉得喉咙发痒，头晕。她以为只是累了，吃了点感冒药，早早睡下。

　　半夜，她突然发起了高烧。

　　是被冷醒的——浑身发抖，额头滚烫，喉咙像被砂纸磨过一样疼。她挣扎着爬起来，从行李箱里翻出体温计：38.9度。

　　窗外还在下雨，淅淅沥沥，寒意透过窗户的缝隙钻进来。房间里没有暖气，空调是单冷的。祝余裹紧了被子，还是冷得牙齿打颤。

　　她看了看手机，凌晨两点。离考试还有六个小时。

　　怎么办？

　　去医院？这个时间，陌生的城市，她连最近的医院在哪都不知道。而且就算去了，打针吃药，明天考试的状态也完了。

　　硬撑？可是高烧之下，手抖，头晕，视线模糊，怎么画画？

　　绝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她想起这几个月来的努力——集训营的汗水，火车上的颠簸，考场上的专注，还有那些深夜里一遍遍修改的画。想起父母期待的眼神，想起顾征信里写的“宇宙一直在等你”，想起自己贴在课桌上的倒计时。

　　难道就要这样败给一场感冒？

　　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滚烫的，和额头的温度一样。她哭得很小声，怕吵醒隔壁的人，但停不下来。是委屈，是不甘，是恐惧。

　　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

　　是顾征的短信：“醒着吗？”

　　祝余盯着那三个字，眼泪流得更凶了。她打字回复：“发烧了，38.9。”

　　几乎立刻，电话打了过来。

　　“喂？”她的声音嘶哑难听。

　　“怎么回事？吃药了吗？”顾征的声音很急。

　　“吃了，没用。”

　　“去医院了吗？”

　　“没去。明天考试……”

　　“考试重要还是身体重要？”顾征打断她，“你现在马上去医院。”

　　“可是……”

　　“没有可是。”顾征的语气很坚决，“告诉我你在哪个旅馆，我查最近的医院。”

　　祝余说了旅馆名字和地址。电话那头传来键盘敲击声，然后是顾征的声音：“离你一点五公里有家社区医院，二十四小时急诊。你现在穿好衣服，带齐证件和钱，打车去。我帮你叫车。”

　　“你怎么叫？”

　　“我有办法。你现在先穿衣服。”

　　祝余迷迷糊糊地照做了。穿上最厚的衣服，围上顾征送的那条星空围巾，背上包。刚收拾好，手机又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是祝余小姐吗？我是滴滴司机，在旅馆楼下等您。”

　　她愣住了。顾征真的帮她叫了车。

　　下楼，上车。司机是个中年大叔，从后视镜看了她一眼：“小姑娘，脸这么红，发烧了吧？系好安全带，很快到。”

　　车子在雨夜中行驶。祝余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湿漉漉的街道，昏黄的路灯，空无一人的公交站。手机贴在耳边，顾征还在说话。

　　“到医院后，告诉医生你明天有重要考试，需要尽快退烧。可以打退烧针，或者用退烧栓，比口服药快。”

　　“嗯。”

　　“别怕，我查了，这种突发高烧，及时处理，明天早上应该能退。”

　　“嗯。”

　　“祝余，听我说。”顾征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无论明天考得怎么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健康。你明白吗？”

　　祝余的眼泪又掉下来：“可是我准备了那么久……”

　　“准备不会白费的。哪怕明天状态不好，你平时积累的东西还在。但如果你把身体搞垮了，就什么都没了。”

　　车子停在了医院门口。祝余下车，走进急诊室。值班医生是个年轻女医生，检查后说：“病毒性感冒引起的高烧。打一针吧，退烧快。”

　　打针的时候很疼，但祝余咬着牙没出声。打完针，医生又开了些药：“回去多喝水，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应该能退到38度以下，但可能还会头晕乏力。”

　　“还能考试吗？”

　　医生看了她一眼：“能是能，但状态肯定受影响。小姑娘，什么考试这么重要？”

　　“艺考。”

　　医生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那我再给你开点葡萄糖，明天早上喝，能补充体力。”

　　“谢谢医生。”

　　从医院出来，烧已经退了一些，但头还是晕。回到旅馆，凌晨四点了。离考试还有四个小时。

　　祝余吃了药，躺回床上。手机又响了，还是顾征。

　　“怎么样？”

　　“打了针，开了药。医生说早上能退烧。”

　　“那就好。现在睡一会儿，定好闹钟。”

　　“顾征。”

　　“嗯？”

　　“谢谢。”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他说：“别说谢谢。我们是一起的，记得吗？”

　　“记得。”

　　“那睡吧。明天考试，我远程陪你。”

　　“怎么陪？”

　　“你进考场前，给我发信息。考完，再发信息。中间……就当我在你旁边。”

　　这个说法很幼稚，但祝余觉得很温暖：“好。”

　　挂了电话，她闭上眼睛。药效上来了，昏昏沉沉地睡去。

　　早上六点，闹钟响。祝余醒来，摸了摸额头——还有些烫，但比昨晚好多了。量体温：37.8度。退了，但没完全退。

　　头还是晕，喉咙还是疼，浑身乏力。但她必须起来。

　　洗漱，吃药，喝葡萄糖。然后检查画具——铅笔削好了，颜料调好了，画板干净。她看着那些工具，想起顾征说的：“你是去展示的，不是去被评判的。”

　　对，展示。展示她十七年来对画画的热爱，展示她眼睛看到的世界，展示她心里的光。

　　哪怕手在抖，哪怕头在晕。

　　七点，她出门。雨停了，但天还是阴的，冷风刺骨。她裹紧了围巾，走向考点。

　　临州美术学院的考点设在主校区。这是祝余第二次来——上次是夏天，和顾征一起。那时候校园里绿树成荫，阳光灿烂。而现在，梧桐叶落光了，天空是铅灰色的，建筑显得更加肃穆。

　　排队，验证，入场。流程已经熟悉得像个老兵。

　　考场比之前任何一个都大，能容纳两百人。祝余的位置在中间偏后。坐下后，她给顾征发了条信息：“进场了。”

　　他回：“加油。画你想画的。”

　　八点，考试开始。

　　第一科素描，题目发下来：“记忆的形状”。

　　祝余看着那四个字，愣住了。

　　记忆的形状？记忆是无形的，怎么画形状？

　　周围已经响起铅笔起稿的沙沙声。其他考生已经开始画了——有人画老房子，有人画旧玩具，有人画亲人的肖像。

　　祝余没有动笔。她闭上眼睛，让自己的记忆浮现。

　　第一个浮现的，是天文台的望远镜。那个和顾征一起看星星的夜晚，望远镜冰冷的金属触感，镜筒深处遥远的星光。

　　然后是图书馆的光影——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在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斑，尘埃在光柱中飞舞。

　　巷弄的砖墙——青灰色的砖，缝隙里长出青苔，墙头有野猫走过。

　　温室的玻璃顶——雨水打在上面，汇成细流蜿蜒而下，阳光透过玻璃，在植物叶子上投下透明的影子。

　　火车窗外的风景——田野，山峦，隧道，桥梁，日出时橙黄色的天空。

　　还有顾征的眼睛，在星空下，在月光里，在电话那头的黑暗中，亮得像星星本身。

　　这些记忆碎片在她脑海里旋转，碰撞，重组。忽然，她有了一个想法。

　　她拿起铅笔，开始画。

　　不是具体的某个场景，而是一个意象——一架望远镜。但镜筒不是朝向天空，而是朝向观者。镜筒深处，不是遥远的星云，而是无数细小的、碎片化的日常画面。

　　那些画面很小，很密，像马赛克，像万花筒。但仔细看，能辨认出图书馆的光影，巷弄的砖墙，温室的玻璃顶，火车窗外的风景，星空下的眼睛……

　　她用极细的铅笔，一点一点地刻画那些微小的细节。手腕因为发烧而颤抖，她不得不停下来深呼吸，然后继续。头很晕，视线有时会模糊，她就闭上眼睛休息几秒。

　　时间在流逝。三个小时，她完全沉浸在这幅画里。忘记了发烧，忘记了头晕，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只记得要把这些记忆的形状画出来——不是还原，而是提炼，是重组，是创造。

　　交卷时，监考老师走到她身边，看着那幅画，停留了很久。

　　然后轻声说：“这幅画……有温度。”

　　祝余抬起头，看着老师。那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老师，戴着眼镜，眼神很温和。

　　“谢谢。”祝余说，声音嘶哑。

　　老师点了点头，走向下一个考生。

　　接下来的色彩和速写，祝余是靠意志力撑下来的。发烧带来的虚弱感越来越明显，手抖得厉害，调色时几次把颜料弄到调色盘外。速写更是画得潦草，线条都不稳。

　　但她没有放弃。每一笔都尽力，每一分钟都坚持。

　　最后一场考完，交卷，走出考场时，祝余几乎虚脱。腿发软，眼前发黑，她扶住墙壁才没有倒下。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雨又开始下，细密的，冰冷的。

　　她站在考点门口，看着其他考生和家长相拥离去。有的在笑，有的在哭，有的沉默。

　　她拿出手机，开机。

　　几十条未读信息涌进来——父母的，老师的，同学的。她一条条往下翻，手指冻得僵硬。

　　最后一条，是顾征的，五分钟前发的。

　　没有问考得怎么样，没有问感觉如何。

　　只有一句话：“不管结果如何，你已经是我的冠军。”

　　祝余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雨中模糊的城市灯火，看着美术学院古老的教学楼轮廓，看着自己冻得通红、还在微微颤抖的手。

　　雨水打在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但她笑了。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在发烧和疲惫的夹击中，她完成了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而且，她画出了“记忆的形状”。

　　画出了那些图书馆的光影，巷弄的砖墙，温室的玻璃顶，火车窗外的风景，和星空下的眼睛。

　　画出了十七年来，所有让她成为她的瞬间。

　　这就够了。

　　冠军不冠军，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她来了，她画了，她没有放弃。

　　这就够了。

　　祝余把手机放回口袋，紧了紧围巾，走进雨中。

　　脚步很沉，但很稳。

　　因为她知道，无论这场考试的结果如何，她都已经赢了——赢了那个在发烧的深夜里想要放弃的自己，赢了那个在压力下依然拿起画笔的自己，赢了那个在孤独中依然相信光的自己。

　　而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她不怕了。

　　因为有人告诉她：“你已经是我的冠军。”

　　因为有人相信她，哪怕她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

　　因为在这个寒冷的世界里，还有那样一束光，愿意为她而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