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烬微光》鹤鹿鸣归山

132、第一百三十二章：上海分店的春天

　　二月的上海，春天还只是个写在日历上的、怯生生的概念。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特有的、黏腻的湿冷，像一层无形的、永远也拧不干的薄纱，包裹着一切。天色总是灰蒙蒙的，偶尔露出一点惨淡的日头，也很快被铅灰色的云层吞没。黄浦江上吹来的风，带着江水的腥气和工业城市特有的、微尘的气息，盘旋在那些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与低矮老旧的弄堂之间。街道两旁的梧桐树依然光秃着枝桠，像无数伸向天空的、等待萌发的手掌，沉默地见证着这座城市的繁忙与疏离。

　　程屿的“战场”，就在外滩附近一片新旧交织的区域里。他最终选定的分店地址，不是时髦前卫的现代艺术园区，而是一栋隐匿在繁华背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欧式风格老建筑。建筑本身不算宏伟，但格局方正，层高优越，带有拱形窗和斑驳却韵味十足的砖墙，稍加改造，便能成为极具特色的展览空间。租金不菲，但程屿看中了它的历史底蕴和独特气质，觉得与画廊想要传递的“经典与先锋对话”理念不谋而合。

　　然而，拿下场地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真正的硬仗，是改造、团队与运营。

　　改造工程比预想中更加耗时耗力。老建筑水电管线老化，需要彻底更换；墙体加固、防水防潮处理一丝不能马虎；既要保留原有风貌，又要植入现代展览所需的灯光、温控、安保系统，对设计和施工都是巨大考验。程屿几乎每天泡在工地上，戴着安全帽，和设计师、施工队长一遍遍核对图纸，处理层出不穷的突发状况。

　　“程总，三楼东侧那面承重墙内部腐蚀比探测显示的严重，局部需要加固，工期至少要延长一周。”施工队长皱着眉头汇报。

　　“一周？不行！开幕展的艺术家档期和宣传计划都定好了，拖不起！”程屿盯着结构图，太阳穴突突直跳，“有没有替代方案？局部加强支撑，同时不影响整体进度？”

　　“那得加钱，用更贵的特种材料和工艺，而且还得请结构专家再来复核……”

　　“钱不是问题，只要安全合规。立刻联系专家，我要最快的方案！”程屿斩钉截铁，转身又去应付追着要中期款的供应商。

　　团队建设同样步履维艰。沪城本地的艺术圈有其独特的规则和人际网络。程屿从总部带过来的两个骨干，能力没问题，但对本地市场和水土需要时间适应。新招聘的员工，有充满激情但经验尚浅的应届生，也有熟悉本地情况却对画廊理念将信将疑的“老油条”。磨合期的阵痛不可避免：年轻的实习生因为一个设计稿被否而情绪崩溃离职；负责公关的本地姑娘对程屿坚持的“不以商业噱头为主”的宣传策略私下颇有微词；更让他头疼的是，父亲程建业以“协助”为名，从集团调派过来一位四十多岁、经验丰富的运营经理“王叔”。王叔表面恭敬，做事也算干练，但程屿心知肚明，这是父亲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睛”和“刹车片”，既要确保分店不出大纰漏，也随时可能向父亲汇报他的一举一动。

　　“小程总，这个开幕展的艺术家名单，是不是太……小众了？市场认知度不高，恐怕对初期吸引客流和藏家不利。”王叔拿着名单，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审视。

　　“王经理，我们画廊的定位从来不是追逐市场热点。这些艺术家或许暂时不够‘有名’，但作品质量和潜力是我们团队反复评估过的。我们要做的是引领和培养审美，而不是简单迎合。”程屿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尊重而坚定。

　　“我理解您的艺术理想，小程总。但程董交代过，分店前期最重要的是站稳脚跟，实现良性现金流。理想可以慢慢实现，但生存是第一位的。”王叔不紧不慢地回道，话里话外都是程建业的影子。

　　家族的压力，并未因为距离拉开而减轻，反而随着分店计划的推进，以更具体、更不容回避的方式加剧。

　　春节前夕，程屿回了一趟老家。年夜饭桌上，气氛看似融洽，但程建业在饭后书房单独谈话时，抛出了明确的“军令状”：“沪城这个分店，家里给了你足够的支持。我的要求不高：两年。两年内，实现稳定盈利，在沪城艺术圈真正立足，品牌影响力要得到业内公认。如果做不到，”程建业放下茶杯，目光锐利如鹰，“你就回集团来，从基础管理岗做起，安安分分学点实在的东西。画廊，就当是你年少时的一场梦，该醒了。”

　　两年，盈利，立足。这三个词像三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程屿心头。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商业目标，更是父亲对他能力和选择的终极考验。

　　更让他疲于应付的，是母亲周文蕙的“软性施压”。趁着春节，周文蕙开始以“多认识些朋友拓展人脉”为名，安排他参加各种聚会、茶会，而聚会上“恰好”总会有几位家世相当、年龄相仿、对他“很感兴趣”的年轻女性。有一次，周文蕙甚至直接安排了一场“下午茶”，对方就是之前程峻提过的永鑫集团千金赵婧妍。

　　赵婧妍本人比照片上看起来更灵动些，海外名校背景，谈吐得体，对艺术投资也确有见解，并非刻板印象中骄纵的富家女。但程屿全程如坐针毡，心不在焉。

　　“程先生对沪城当代艺术市场的前景怎么看？我最近在看一些青年艺术家的数字作品，觉得很有意思……”赵婧妍落落大方地开启话题。

　　“哦，前景……挺好的。数字艺术确实是个方向。”程屿应付着，心里想的却是祝余装置里那些玻璃与光的微妙关系，以及沪城工地上那一堆烦心事。

　　“听说程先生在阿姆斯特丹那边也有业务往来？我去年在荷兰待过一阵，很喜欢那边的博物馆氛围。”

　　“嗯，是有些合作。”程屿更加警惕，含糊其辞，生怕母亲或赵婧妍再问出关于祝余的具体问题。

　　事后，他明确向母亲表达不满和拒绝。周文蕙叹了口气：“小屿，妈不是要逼你。但祝余在国外，这一去至少一年半载，未来怎么样谁说得准？你年纪也不小了，多接触些人，多条路，总没坏处。赵小姐确实不错，家世、学历、样貌都配得上你，对你也挺有好感……”

　　“妈！”程屿打断她，语气罕见地激动，“我有祝余了！我们很好！她为了她的艺术理想在国外奋斗，我支持她。我也在为了我们的未来，在沪城拼我的事业！这个时候您让我去‘多接触别人’，这算什么？是对我的不信任，还是对祝余的不尊重？”

　　周文蕙看着他因激动而涨红的脸，眼神复杂，终究没再继续说下去，只是拍了拍他的手背：“妈知道了。你自己……把握好分寸就行。”

　　与祝余的联系，在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的状态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

　　周三和周六的视频通话依旧雷打不动地进行，但“高质量”三个字越来越难保证。程屿这边，常常是在工地临时办公室、画廊还未装修完的毛坯空间、或者深夜回公寓的路上进行连线。背景音里不时传来施工噪音、同事讨论声、或者街头的车流声。

　　有一次，祝余兴奋地跟他分享一个新发现：她在阿姆斯特丹的跳蚤市场淘到一批上世纪的老式光学玻璃片，厚度和折射率非常特别，她正在试验将它们嵌入装置主体，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类似记忆断层般的视觉效果。她讲得眼睛发亮，语速很快，还拿起一片对着摄像头给他看。

　　程屿那边背景是嘈杂的建材市场，他正一边视频一边跟供应商确认一批灯具的型号。“嗯，很好……这个厚度看起来不错……”他附和着，眼神却不时飘向旁边的报价单，手指在平板电脑上无意识地滑动。

　　祝余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她看着他明显心不在焉的脸，和眼底那浓得化不开的疲惫，轻声问：“程屿，你……是不是累了？”

　　程屿猛地回过神，揉了揉眉心，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啊？没有，在听呢。你接着说，那个玻璃片……嗯，效果肯定很棒。”但他眼里的红血丝和眉宇间挥之不去的焦躁，瞒不过祝余。

　　“上海那边……是不是很忙？遇到麻烦了？”祝余关切地问。

　　“还好，就是些琐事，工地上的，团队里的，老生常谈。”程屿不想多说，怕她担心，也怕显得自己无能，“对了，你那边天气怎么样？还那么冷吗？”

　　话题被生硬地转开。祝余心里那点分享的雀跃，像被戳破的气球，迅速瘪了下去。她体贴地说：“嗯，还有点冷。你那边听起来很吵，是不是不方便？要不……你先忙？我们下次再聊。”

　　程屿如释重负，又有些愧疚：“好，那你早点休息。我这边确实还有点事要处理。想你。”

　　“嗯，我也想你。注意身体。”祝余对着屏幕笑了笑，先挂断了视频。

　　看着黑下去的屏幕，房间里只剩下阿姆斯特丹夜晚的寂静和运河上偶尔传来的水声，一种清晰的失落感，像窗外冰冷的夜气，慢慢渗透进来。她忽然觉得，刚才那通视频，与其说是交流，不如说是两个疲惫灵魂隔着屏幕的、礼貌而疏远的互相确认——“我还活着，还在奋斗，还没忘记你”。至于那些细腻的创作灵感和具体的工作困境，似乎都成了不合时宜的奢侈。

　　最浓缩的孤独时刻，发生在除夕夜。

　　那是中国人最看重阖家团圆的日子。祝余的荷兰工作室里当然没有春节气氛。她去华人超市买了速冻饺子和几样熟食，在公寓简单煮了，算是年夜饭。窗外是异国寻常的冬夜，寂静，寒冷。

　　程屿在沪城。分店装修暂停，团队放假，他婉拒了父母让他回家过年的要求（借口分店有事要处理），也推掉了本地朋友和合作伙伴的邀请。他独自待在临时租住的、装修简约却冰冷缺乏人气的公寓里，点了一份价格不菲但吃到嘴里味同嚼蜡的外卖年夜饭套餐。

　　晚上九点（阿姆斯特丹时间下午三点），他们准时视频。

　　屏幕两边，都是独自一人的房间，面前是算不上丰盛甚至有些凄凉的年夜饭。

　　“新年快乐！”两人几乎同时说出，然后看着对方和自己相似的处境，都忍不住笑了。

　　“我们这年过的……”祝余摇头失笑，夹起一个饺子对着镜头，“看，三鲜馅的，味道还行，就是皮有点厚。”

　　“我这是……佛跳墙套餐，看着挺唬人，可惜一个人吃不出味道。”程屿舀了一勺汤，表情夸张地皱眉，“大概厨师也回家过年了，水平失常。”

　　他们互相展示着“年夜饭”，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努力营造一种“虽然分隔两地但心在一起”的温馨氛围。但笑容背后，是无法掩饰的疲惫，以及深藏眼底的、对“团圆”这个字眼的无尽渴望。热闹是别人的，他们只有屏幕里对方同样孤独的脸，和窗外同样陌生的、不属于自己的节日灯火。

　　然而，在这日益明显的疏离感中，也有意想不到的支持与暖意。

　　祝余从玛雅那里得知，荷兰有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区域性艺术基金会，长期致力于支持欧洲与非欧洲艺术家之间的交流项目，尤其关注亚洲当代艺术。玛雅本人与基金会负责人相熟。祝余想起程屿沪城分店开幕展想引入国际视野的打算，便主动牵线搭桥，牵线了一次线上会议。

　　“程，这位是基金会的安娜女士。她对支持亚洲新锐艺术空间很有兴趣，特别是那些注重学术性和实验性的。”视频会议里，祝余用流利的英语介绍，屏幕那头是一位气质干练的荷兰女士。

　　程屿精神一振，立刻切换到专业模式，用准备好的英文材料，清晰阐述了沪城分店的定位、开幕展构想以及未来与国际艺术家合作的计划。安娜女士显然做了功课，问的问题很专业，双方相谈甚欢，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基金会将推荐几位符合条件的欧洲艺术家参与沪城分店的展览计划，并提供一定的交流经费支持。

　　会议结束后，程屿单独拨通祝余的视频，脸上是久违的、发自内心的兴奋和感动：“祝余，太谢谢你了！这个资源太及时了！开幕展的国际板块一下子就有了高质量的起点！安娜女士很专业，提的意见也很有价值！”

　　看着他眼中重新燃起的光彩，祝余也由衷地笑了：“能帮上忙就好。我知道你那边开拓资源不容易。”

　　“何止不容易，简直是……难。”程屿感慨，随即看着她，眼神柔软，“还是你最懂我需要什么，总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最关键的帮助。我们……”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深深的眷恋和认可，“我们真的是同类。哪怕隔得这么远，想的还是一样的事。”

　　这句话，像一道暖流，短暂地驱散了萦绕在两人之间的薄雾。那一刻，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并肩经营画廊、共同面对危机时的默契与亲密。祝余心里那点失落，也被这切实的“战友”般的支持感抚平了些许。

　　但生活的转折，总是猝不及防。

　　三月初，程屿正在沪城为分店最后阶段的冲刺忙得焦头烂额，突然接到母亲带着哭腔的电话：父亲程建业在公司会议上突发胸痛，送医后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虽然抢救及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需要住院观察和后续治疗。

　　程屿脑子“嗡”的一声，扔下手里所有事情，连夜飞回老家。医院里，父亲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身上连着各种监护仪器，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母亲眼圈红肿，强撑着精神。大哥程峻也在，看到程屿，只点了点头，神色凝重。

　　接下来的日子，程屿开始了医院、公司（远程处理沪城事务）、家庭之间疲于奔命的三点一线生活。他要安抚母亲，配合医生了解父亲病情和治疗方案，还要应对闻讯而来的各路亲友、商业伙伴的探视。同时，沪城分店开幕在即，无数决策需要他拍板，无数电话需要他接听，无数突发状况需要他处理。他常常在病房外走廊里压低声音开电话会议，在陪护间隙用笔记本电脑处理邮件到深夜，眼圈乌黑，形容憔悴。

　　与祝余的联系，不可避免地降到了最低谷。他抽空给她发了一条言简意赅的留言：“我爸突发心脏病住院了，情况暂时稳定，但需要人照顾。我在老家医院和沪城之间两头跑，最近可能联系会很少，你别担心。你专心创作，注意身体。”

　　祝余看到消息时，心头一紧。她立刻拨了视频过去，响了很久才被接起。屏幕那头的程屿，背景是医院走廊惨白的墙壁，他穿着皱巴巴的衬衫，头发凌乱，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眼里的疲惫深得让人心疼。

　　“程屿！叔叔怎么样了？你怎么憔悴成这样？”祝余急声问。

　　“还好，送医及时，现在在监护室观察，医生说没生命危险了，但需要静养。”程屿声音沙哑，揉了揉脸，“我没事，就是有点累。沪城那边一堆事，这边也得顾着。”

　　“需要我……回来吗？”祝余几乎是脱口而出。话一出口，她自己都愣了一下。回来？她的装置正进入最关键的集成调试阶段，双年展组委会每周都有进度检查，这个时候离开，几乎等于前功尽弃。但她看着程屿的样子，心疼和担忧压过了一切理智考量。

　　程屿明显也愣住了。他看着她，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有感动，有挣扎，也有……一种更深的东西。他沉默了足足有十几秒，这沉默在越洋电波中显得格外漫长而沉重。

　　然后，他缓缓地、清晰地说：“不用。”

　　他顿了顿，补充道：“你那边创作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别分心。我爸这边有我妈，有我大哥，还有护工。我能应付。你回来也帮不上什么忙，反而耽误你的大事。你……忙你的吧。不用担心我。”

　　他的语气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刻意的轻松，仿佛在陈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但祝余的心，却随着他那句“不用”，和那十几秒的沉默，一点点沉了下去。

　　她听懂了。

　　这不完全是体贴，不完全是“不想拖累她”。这背后，还有一种更微妙、也更让人心凉的东西——**距离感**。

　　在最需要彼此支撑、共同面对家庭危机的时刻，他选择了独自承担，并将她（以及她的困境）礼貌而坚定地挡在了他的世界之外。他没有把她纳入这个“紧急状况”的应对体系中，没有向她寻求情感慰藉或实际帮助（哪怕只是精神上的），甚至没有给她一个参与进来的机会。

　　“我明白了。”祝余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有些陌生，“那你……多保重。照顾好自己，也代我问候叔叔阿姨。有任何需要，随时告诉我。”

　　“好。你也是，别太拼。”程屿点点头，眼神疲惫而疏远，“我先挂了，医生好像过来了。”

　　视频中断。屏幕变黑，映出祝余怔忪的脸。

　　她坐在阿姆斯特丹公寓的窗前，看着外面运河上朦胧的夜色和零星灯火，手里还握着已经不再发烫的手机。

　　那句“不用”，像一颗冰冷的石子，投入她原本就因为创作压力和异乡孤独而不再平静的心湖。她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尽管有每周的视频，有每天的报平安，有共同的事业牵挂，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不仅仅是七千公里的物理距离和六小时的时差。

　　还有一种，随着时间流逝和各自境遇不同，正在悄然滋生的、名为“独自面对”的心理距离。

　　他正在他的战场上，被家族的期望、事业的压力、父亲的病痛层层包围，奋力挣扎。而她，也在她的战场上，与玻璃、光线、声音以及自我怀疑搏斗。

　　他们都在努力，都在坚持，也都……在独自吞咽着各自的艰难。

　　这或许是成长的必然，是成年人爱情的某种真相。但承认这一点，依然让祝余感到一种深切的、混杂着理解与失落的寒意。

　　窗外，阿姆斯特丹的夜，依旧安静，寒冷。春天似乎还很遥远。而在遥远的东方，沪城的春天或许即将来临，但程屿的世界里，此刻正风雪交加。

　　他们都在各自的冬天里，等待着或许相同、或许不同的春天。只是，等待的方式，似乎已经开始悄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