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四月的第一百次黎明》星屑燃烧

5、灰色眼睛

　　那个灰色眼睛的男人出现在安娜的生活边缘，像一片无声移动的阴影。

　　第一次看到他后的第三天，安娜在公寓楼下的食品店又看见了他。他站在乳制品柜台前，手里拿着一罐酸奶油，似乎在认真阅读标签。但安娜注意到，他的视线越过罐子，正透过商店的玻璃窗反射观察着门口。

　　她立刻转身，假装忘记买什么东西，匆匆离开了商店。心跳很快，手心出汗。她绕到楼后，从另一个入口回家，锁上门后靠在门板上喘息。

　　第二次是在邮局。安娜去寄一封信给塔季扬娜——她们约好周末见面。排队时，她从窗口玻璃的倒影里看到了他。他站在外面的电话亭旁，假装在打电话，但听筒离耳朵很远。他的灰色大衣在四月的微风里轻轻摆动。

　　安娜没有寄信就离开了。她走到下一个街区才找到一个邮箱投递。

　　第三次，也是最接近的一次，发生在离家两条街的小公园里。

　　那天下午，瓦西里去消防队处理一些文件，说一个小时就回来。安娜决定出门走走，呼吸新鲜空气。她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孩子们在沙坑里玩耍，母亲们在一旁聊天。

　　突然，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又来了。

　　她转过头，看到他就坐在对面的长椅上，中间隔着一个小喷泉——虽然喷泉还没开放，干涸的水池里积着去年的落叶。他这次没有拿报纸，也没有假装做什么。他只是坐着，看着她。

　　距离大约十五米。足够近，她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脸。

　　他的确英俊，但那种英俊带着冷感。高挺的鼻梁，薄嘴唇，轮廓分明的下颌线。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即使在春天的阳光下，那灰色依然显得冰冷，像抛光过的钢铁。他的坐姿放松但不懒散，背部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仿佛随时准备站起来行动。

　　安娜没有移开视线。她直视着他，挑战性地。

　　男人似乎没料到她会这样。他的眉毛轻微上扬了一下，然后——几乎难以察觉地——点了点头。不是友好的点头，而是像在确认什么：是的，我在看你。是的，你知道。

　　然后他站起来，转身走了。步伐依然从容，灰色大衣的下摆在身后轻轻摆动。

　　安娜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公园的另一端。她的手紧紧抓着长椅的边缘，指节发白。

　　那天晚上，她终于决定告诉瓦西里一部分真相。

　　不是全部。不是那封警告信——她还把它藏在书里。不是她对自己身世的全部怀疑。只是那个男人，那个反复出现的、在观察她的男人。

　　他们正在吃晚饭。瓦西里做了乌克兰饺子，里面是土豆和蘑菇馅，配着酸奶油和炸洋葱。他注意到她吃得很少。

　　“怎么了？”他问，“饺子不好吃？”

　　“好吃。”安娜说，用叉子戳着盘里的饺子，“只是……有件事。”

　　瓦西里放下叉子，专注地看着她。“什么事？”

　　“这几天……有个人。一个男人。我在不同的地方看见他三次。”她描述了他的外貌：灰色大衣，灰色眼睛，三十岁左右，英俊但冷峻。

　　瓦西里的表情严肃起来。“他在跟踪你？”

　　“我觉得……是的。他在观察我。”

　　“你确定不是巧合？基辅虽然大，但人们确实会在相同的地方出现。”

　　安娜摇头。“不是巧合。他看着我的方式……很刻意。而且每次我注意到他，他很快就会离开。”

　　瓦西里沉默了几秒钟。消防员的表情变得警惕，那双蓝色的眼睛眯起来，像在评估火情。“他有试图接近你吗？跟你说话？碰你？”

　　“没有。只是看着。”

　　“明天开始，我接送你上下班。”瓦西里说，声音里有种不容置疑的决断，“如果你要出门，我陪你去。或者至少让塔季扬娜陪你。”

　　“瓦夏，你还要工作——”

　　“工作可以调整。”他打断她，伸手握住她的手，“你的安全更重要。”

　　安娜感到一阵暖意，但也有一丝内疚。她隐瞒了太多。如果他知道那封警告信，知道她对自己过去的调查，知道那些越来越频繁的噩梦，他会更加担心。

　　“也许只是我多疑了。”她说，试图减轻他的忧虑，“也许他只是……觉得我看起来奇怪。一个亚裔女人在基辅，总是引人注意的。”

　　瓦西里摇头。“你的直觉一向很准。如果觉得不对劲，那很可能就是不对劲。”他顿了顿，“需要报警吗？”

　　“不要。”安娜脱口而出，声音比预期的更急切。

　　瓦西里看着她。“为什么？”

　　因为“小心穿制服的人”。因为警察也穿制服。因为如果那个男人是某种官方人员，报警可能正好落入他的手中。

　　“因为……”安娜寻找着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没有证据。他只是出现在公共场合，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警察不会管的。”

　　瓦西里思考着，眉头紧锁。“你说得对。但他们可以记录在案，增加巡逻频率。”

　　“暂时不要。”安娜坚持，“先观察看看。也许他不会再出现了。”

　　但她知道他会再出现。她有种确信，就像她知道太阳会在早晨升起一样确信。那个男人不会轻易放弃。

　　周末，塔季扬娜来家里做客。

　　她带来了一瓶自酿的果酒和一小包罂粟籽蛋糕——这是她新工作的福利，在中央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部帮忙，有时能买到紧俏商品。

　　“你看上去气色不好，”塔季扬娜一进门就说，用她那双敏锐的眼睛打量着安娜，“瘦了，而且有黑眼圈。瓦西里没给你吃饭吗？”

　　“我给她吃，但她不吃。”瓦西里从厨房探出头，假装抱怨，“她最近总是心事重重。”

　　他们在客厅的小桌子旁坐下。瓦西里去厨房准备茶，留下两个女人单独说话。

　　“说吧，”塔季扬娜压低声音，“出什么事了？不只是噩梦吧？”

　　安娜犹豫了一下。她可以信任塔季扬娜。她们一起长大，分享过孤儿院里的秘密、青春期的困惑、对未来的恐惧。塔季扬娜像姐姐一样保护过她，为她打过架，在她哭泣时拥抱过她。

　　“有个男人在跟踪我。”安娜轻声说。

　　塔季扬娜的眼睛瞪大了。“什么？谁？多久了？”

　　“大概一个星期。三十岁左右，穿灰色大衣，灰色眼睛。很英俊，但是……冷冰冰的。”

　　“你告诉瓦西里了吗？”

　　“告诉了。他说明天开始接送我。”

　　“很好。”塔季扬娜点头，“但是为什么有人要跟踪你？你只是个普通女人，嫁了个消防员，在针织厂做临时工。这说不通。”

　　除非我不普通。除非我的过去不普通。安娜想。

　　“我不知道。”她说。

　　塔季扬娜握住她的手。“听着，安娜。基辅不是犯罪城市，但也不是天堂。也许他只是个变态，喜欢跟踪看起来脆弱的女人。也许他看你亚裔长相，觉得你孤立无援。”她握紧安娜的手，“但你不是孤立无援。你有瓦西里，有我。我们会保护你。”

　　安娜感到眼眶发热。“谢谢你，塔尼娅。”

　　“谢什么？我们是姐妹。”塔季扬娜笑了，“记得吗？十四岁那年，那个大块头男孩叫你‘黄脸婆’，我把他的头按在白菜汤里。如果现在有人敢惹你，我还能做同样的事——虽然我的关节有点疼了。”

　　安娜笑了，真正的笑。塔季扬娜总是有这个本事，用最朴实的方式让她振作起来。

　　瓦西里端着茶盘回来，上面有三杯茶和切好的蛋糕。“聊什么这么开心？”

　　“聊我们小时候的英勇事迹。”塔季扬娜说，眨了眨眼，“有些故事你还没听过呢，消防员同志。”

　　他们喝茶，吃蛋糕，聊着日常琐事。塔季扬娜说起百货商店的趣闻：有个女人试图把活鸡藏在裙子里偷走，结果鸡叫了；有个男人买下了所有进口的意大利皮鞋，说要“感受资本主义的舒适”；还有她那个在切尔诺贝利工作的表哥，最近抱怨说加班太多，但工资确实可观。

　　“切尔诺贝利，”安娜重复这个词，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你表哥还在那里？”

　　“是啊。他说四号反应堆马上就要正式运行了，下个月有盛大的庆祝仪式。”塔季扬娜咬了一口蛋糕，“他还开玩笑说，如果出事了，他跑得比谁都快。”

　　瓦西里笑了。“核电站能出什么事？那么多安全系统。”

　　“我表哥说有六层安全系统。他说即使操作员睡着了，反应堆也会自己关闭。”塔季扬娜耸耸肩，“不过谁知道呢。反正我们只需要电灯能亮就行。”

　　安娜没有说话。她想起了图书馆里那些书，那些关于RBMK反应堆设计的章节，那些关于“正空泡系数”和“低功率不稳定”的警告。她想起了梦里蓝光笼罩的基辅街道。

　　“安娜？”瓦西里注意到她的走神。

　　“没事。”她说，“只是……蛋糕很好吃。”

　　塔季扬娜离开后，瓦西里去厨房洗碗。安娜坐在沙发上，试图阅读一本小说，但文字在眼前模糊成一片。她的思绪飘向那个灰色眼睛的男人，飘向切尔诺贝利，飘向她自己未知的过去。

　　突然，她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走进卧室，关上门，从书架最上层抽出那本《高中物理习题集》。信封还在那里，夹在书页之间。她取出信纸，再次看着那三行字：

　　他们知道你还活着。
　　小心穿制服的人。
　　记住你是谁。

　　如果那个男人在跟踪她，那么“他们”可能真的知道了。如果“他们”知道了，那么警告是真的。

　　但她需要更多信息。她需要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找她，她的过去到底是什么。

　　而只有一个地方可能还有线索——如果线索还存在的话。

　　基辅第三儿童收容所。现在改名为“基辅第三儿童福利院”，还在运营。她的档案应该还在那里，至少部分在。

　　她可以去那里，以“寻找童年记忆”的名义询问。很多人成年后会回到孤儿院，想知道自己的根。这不罕见。

　　但风险是：如果那里有人被警告要留意询问过去的亚裔女性怎么办？如果那个灰色眼睛的男人已经去过那里怎么办？

　　她需要谨慎。非常谨慎。

　　星期一早晨，瓦西里坚持送她去针织厂。

　　“我下午三点来接你，”他在厂门口说，“不要一个人离开，等我。如果那个男人出现，立刻告诉工头，然后给我消防队打电话。”

　　“你太担心了。”安娜说，但心里感激。

　　“我有理由担心。”瓦西里吻了吻她的额头，“你是我的妻子。保护你是我的责任。”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安娜感到一阵复杂的情绪：爱，感激，还有因隐瞒而产生的内疚。

　　那天的工作很枯燥：检查三百件儿童毛衣，缝上标签。重复的动作让她的思绪可以自由漫游。她计划着如何去儿童福利院，该问什么问题，如何不引起怀疑。

　　午休时，她坐在休息室，小口喝着自带的茶。几个女工在聊天，话题是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游行。

　　“我女儿被选去举旗了，”一个年长的女工骄傲地说，“她练习了一个月，胳膊都酸了。”

　　“游行后有什么安排？”另一个人问。

　　“照常工作。不过晚上可能有庆祝活动，如果工厂组织的话。”

　　“我听说今年特别盛大，因为切尔诺贝利四号机组要投入运行，算是双重庆祝。”

　　安娜的耳朵竖了起来。

　　“切尔诺贝利和五一节有什么关系？”有人问。

　　“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啊。”第一个女工说，“核电站提供电力，游行展示团结。我表哥在宣传部，他说会有大人物去切尔诺贝利剪彩，然后来基辅参加游行。”

　　“哪个大人物？”

　　“不知道。可能是莫斯科来的。”

　　安娜放下茶杯。切尔诺贝利，又是切尔诺贝利。这个词像一只讨厌的苍蝇，在她生活的每个角落嗡嗡作响。

　　下午两点，她完成了工作，提前出来等瓦西里。针织厂门口有个小长椅，她坐在那里，看着街道上的行人车辆。

　　然后她看到了他。

　　灰色大衣。灰色眼睛。他站在街对面的一家书店门口，这次没有假装做什么。他只是站着，看着她。

　　距离比在公园时更近，只有十米左右，隔着一条不宽的街道。安娜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表情：平静，专注，评估性。他的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姿态放松但警觉。

　　这一次，安娜没有移开视线，也没有表现出恐惧。她只是回望着他，面无表情。

　　他们在来往的车流中对视了整整一分钟。然后，男人做了件出乎意料的事。

　　他微微点了点头——不是之前那种确认的点头，这次更像是打招呼——然后转身走进了书店。

　　安娜坐在长椅上，心脏狂跳。他为什么要打招呼？这是什么意思？是挑衅？还是某种……认可？

　　几分钟后，瓦西里的消防队吉普车停在了路边。他下车，走到她面前。

　　“等很久了吗？”他问。

　　“没有。”安娜站起来，“我们回家吧。”

　　上车后，瓦西里注意到她的沉默。“怎么了？工作不顺？”

　　“不，工作很好。”安娜看着窗外掠过的街道，“只是累了。”

　　她没有告诉他那个男人又出现了。因为如果她说了，瓦西里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措施：请假全天陪她，甚至真的去报警。而她需要一点自由活动的空间，去儿童福利院调查。

　　谎言让她感到恶心，但她告诉自己这是必要的。为了保护他，也为了保护自己。

　　星期二，她实施了计划。

　　早晨，她告诉瓦西里她要去图书馆。“我想找一些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书，”她说，“也许能帮助我理解……我的童年。”

　　这个理由听起来合理。瓦西里点点头。“我送你去。”

　　“不用，图书馆很近，而且白天很安全。”她说，“你下午三点来接我就好。”

　　他犹豫了一下，但同意了。“好吧。但如果有任何不对劲，立刻离开，给我打电话。”

　　图书馆在儿童福利院的相反方向。安娜先去了图书馆，在里面待了半个小时，翻阅了几本无关的书。然后她从侧门离开，绕路走向福利院。

　　基辅第三儿童福利院位于城市西北部，一栋老旧的黄色三层建筑，周围有高高的铁栅栏。院子里的游乐设施已经生锈，秋千的链条发出吱呀的声音。几个孩子在沙坑里玩耍，穿着统一的灰色外套，由一个中年女人看管着。

　　安娜站在大门外，心跳很快。她上一次在这里是二十多年前，被送来的时候。她不记得那时的情景，但看着这栋建筑，她感到一种奇怪的熟悉感，混合着不安和悲伤。

　　她深吸一口气，推开了大门。

　　接待处在前厅，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坐在桌子后面，正在打字。她抬起头，透过眼镜看着安娜。

　　“日安。有什么事吗？”

　　“日安。”安娜说，努力让声音平稳，“我想……咨询一些档案。我小时候在这里住过，现在想了解一些信息。”

　　女人打量着她，目光在她的亚裔面孔上停留了片刻。“什么时候？”

　　“1964年底到1966年。然后我转到了第二孤儿院。”

　　“名字？”

　　“安娜·科瓦尔。但那是后来给的名字。我来的时候……没有名字。”

　　女人站起来。“我需要请示主任。请等一下。”

　　她走进后面的办公室。安娜站在原地，环顾四周。墙壁上贴着儿童画：向日葵，房子，笑脸太阳。角落里有一个展示柜，里面是各种奖杯和证书——“最佳卫生集体”、“劳动教育模范单位”。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那么官方。

　　几分钟后，女人和一个六十岁左右、头发花白的男人一起出来了。男人穿着朴素的灰色西装，表情严肃。

　　“我是福利院主任，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他说，“你说你曾是这里的儿童？”

　　“是的。1964年12月来的。”

　　“有什么能证明你的身份？”

　　安娜出示了身份证。主任仔细看了看，又看了看她的脸。“档案只对本人开放，而且需要正当理由。你的理由是什么？”

　　“我想知道我的来历。”安娜说，这是真话，“我有家庭了，想了解自己的根。”

　　主任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评估她。“跟我来。”

　　他带她走过一条昏暗的走廊，来到一个房间，里面是成排的档案柜。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旧纸张的味道。主任打开一个柜子，翻找了一会儿，抽出一个薄薄的文件夹。

　　“科瓦尔，安娜·伊万诺夫娜。”他念道，把文件夹放在桌子上，“1964年12月14日接收。火车站民警送来。亚裔外貌，约4岁。无法说明身份。随身物品：褐色外套一件，红色针织帽一顶，无其他物品。”

　　这些她都知道。从报纸上看到的。

　　“就这些？”安娜问。

　　“接收后记录：健康状况良好，无疾病。1965年1月分配至‘小星星’幼儿组。1965年6月，智商测试显示‘显著高于同龄人’。”主任翻过一页，“1966年3月，因‘表现优异’转入第二孤儿院接受更好教育。档案到此结束。”

　　安娜看着那些泛黄的纸张，上面是用打字机敲出的工整字迹。她的整个童年，被压缩成几行冰冷的描述。

　　“没有关于我……从哪里来的信息吗？”

　　“没有。”主任合上文件夹，“那个年代，很多孩子就这样来了。战争结束不到二十年，国家还在重建。有些人失去了家人，有些人被遗弃。我们给她们新生活，新身份。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但我是亚裔。”安娜轻声说，“这不常见。没有人问过吗？”

　　主任看着她，灰色的眼睛（为什么又是灰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什么——是同情？还是警惕？

　　“问过。”他说，“但答案总是相同的：可能是远东来的劳工家庭的孩子，父母回国了，或者出了意外。这种事发生过。你不是唯一一个。”

　　“有其他像我这样的孩子吗？”

　　“有几个。越南留学生和当地人的孩子，少数朝鲜族移民的孩子。”他停顿了一下，“但你是唯一一个……纯粹的东亚长相，却没有任何背景信息的孩子。”

　　纯粹的东亚长相。这个描述让她感到一阵寒意。

　　“我能看看当时接收我的民警的报告吗？”她问。

　　主任摇头。“那是警方档案，不在这里。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可能已经销毁了。”他站起来，表示谈话结束，“我能提供的就这些，科瓦尔同志。你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家庭。有时候，过去最好就让它过去。”

　　他在暗示什么吗？还是只是普通的建议？

　　安娜也站起来。“谢谢您的时间。”

　　“不客气。”主任送她到门口，“祝你生活幸福。”

　　走出福利院，四月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安娜站在门口，感到一阵空虚。她得到了什么？几乎没有。褐色外套，红色针织帽。这些她已经知道了。

　　她开始沿着街道慢慢走，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也许可以去公安局询问，但那里需要正式申请，而且她没有一个好的理由。也许可以……

　　突然，她感觉到有人在她身后。

　　不是那种模糊的感觉，而是清晰的、有节奏的脚步声。保持着固定距离，不靠近，也不远离。

　　她不敢回头。她加快脚步，脚步声也加快了。她转弯，脚步声也跟着转弯。

　　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她看到前面有个小市场，摊贩在卖蔬菜水果。她朝那里走去，希望人多能提供掩护。

　　就在她快要走到市场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安娜僵住了。

　　“安娜·伊万诺夫娜。”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平静，低沉，带着轻微的莫斯科口音。

　　她慢慢转过身。

　　灰色眼睛的男人站在她面前。距离很近，她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不是古龙水，而是一种干净的、无特征的气味，像新洗过的衬衫。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锐利得像手术刀。

　　“我们得谈谈。”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