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四月的第一百次黎明》星屑燃烧

3、三句警告

　　傍晚五点四十分，安娜提着购物网兜从“曙光”食品店走回公寓楼时，天色已经开始变暗。网兜里装着晚餐需要的食材：一公斤土豆、两个洋葱、一罐番茄酱、一小包荞麦，还有瓦西里喜欢的黑麦面包。她走得很慢，一部分是因为网兜有点沉，一部分是因为她还在想着下午在图书馆看到的那些图表——反应堆核心的剖面图，冷却水管道像蓝色的血管一样缠绕着石墨块，控制棒像一排排整齐的黑色牙齿。
　　走到自家楼下时，她习惯性地瞥了一眼门边的邮箱。那是一排铁皮小格子中的一个，编号37，和他们公寓的门牌号一样。通常里面除了《基辅真理报》和偶尔的电费单，不会有别的东西。但今天，在一叠报纸的边缘，露出了一个白色信封的角。
　　安娜停下脚步。她先看了看四周——楼前的空地上有几个孩子在玩跳格子游戏，远处有个老妇人牵着狗在散步，一切如常。她伸手打开邮箱的小门，取出了报纸和那个信封。
　　信封很普通，是那种在任何文具店都能买到的廉价白色信封。上面用打印的字母写着收件人：
　　А. ??. Коваль
　　вул. Геро??вДн??пра, буд. 14, кв. 37
　　Ки??в
　　她的全名，完整的地址。字是打印的，但字母略微歪斜，像是用老式打字机敲出来的，有几个字母的墨迹比较淡。没有寄件人信息，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
　　有人直接投进了邮箱。
　　安娜感到一阵轻微的寒意，不是来自傍晚的风，而是从身体内部升起的。她迅速把信封夹进报纸里，塞回网兜，然后快步走进楼里。
　　楼道里很安静，感应灯随着她的脚步声亮起——这是新楼房的好处，灯具完好，光线充足。她爬上三楼，手有些抖，钥匙在锁孔里试了两次才插进去。
　　公寓里空无一人，但还残留着早晨的气息：咖啡的香味，瓦西里刮胡膏的薄荷味，还有阳光晒过的木头味。安娜把网兜放在厨房的台面上，站在那儿盯着那个信封看了几秒钟，仿佛它是一只可能会突然动起来的生物。
　　理智告诉她应该等瓦西里回来。他总是知道该怎么做。但另一种更原始的本能——一种从小在孤儿院学会的、对潜在危险的警觉——让她决定先自己看看。
　　她洗了手，用毛巾仔细擦干，然后才拿起信封。纸质很薄，几乎能感觉到里面只有一张纸。她小心地拆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的纸条。
　　同样廉价的白色信纸，同样是打印的字。只有三行，简短得令人不安：
　　他们知道你还活着。
　　小心穿制服的人。
　　记住你是谁。
　　安娜盯着这三句话，一遍，两遍，三遍。她的呼吸变得又轻又浅，像一只察觉到捕食者接近的小动物。
　　“他们知道你还活着。”
　　谁？谁知道？知道什么？她活着这件事有什么需要被“知道”的？她当然活着，她有身份证，有户籍登记，有婚姻证明。她是安娜·伊万尼夫娜·科瓦尔，基辅市民，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彼得连科的妻子。
　　但内心深处，那个总是低声细语的部分提醒她：你还有另一个身份，一个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身份。那个身份写在你的脸上，写在你黑色的头发和眼睛上，写在孤儿院的档案里那句“身份不明，亚裔外貌”上。
　　“小心穿制服的人。”
　　制服。警察？军人？消防员？邮递员？医生？在苏联，穿制服的人太多了。瓦西里也穿制服。这警告是让她小心瓦西里吗？不，不可能。那么是指其他人。国家机构的人。那些有权提问、有权检查证件、有权把她带走的人。
　　就像大学招生办公室的那些人。就像安全部门那个找她谈话的男人，他当时也穿着制服。
　　“记住你是谁。”
　　我是谁？
　　这个问题像一把钝刀，在她心里缓慢地转动。她是孤儿院里那个总是躲在角落的女孩；是学校里那个因为外貌被嘲笑却用成绩让所有人闭嘴的学生；是没能完成大学学业的失败者；是针织厂里沉默的临时工；是瓦西里的妻子。
　　但她又是谁？在她成为这一切之前？
　　她的记忆开始于孤儿院的白色墙壁。再往前，只有一片黑暗。有时会有一些零碎的片段闪现——一只手的触感，一种模糊的声音，一种说不出的气味——但当她试图抓住它们时，它们就像水银一样从指缝间流走。
　　安娜把纸条翻过来。背面是空的。她又检查了信封内侧，同样什么都没有。没有日期，没有署名，没有更多信息。
　　她走到窗边，掀起窗帘的一角看向楼下。街道依旧平静，孩子们还在玩，老妇人和狗已经不见了。一辆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窗里透出温暖的黄色灯光。
　　谁寄的这封信？为什么是现在？
　　她想起塔季扬娜今天在针织厂说的话：“切尔诺贝利那边在建新的反应堆。”还有瓦西里提到的：“核电站的消防员应该很轻松。”
　　但这些和这封信有什么关系？也许没有关系。也许只是巧合。
　　不，她的大脑拒绝接受巧合。她的思维总是试图在混乱中寻找模式，在随机事件中寻找联系。这是她的天赋，也是她的诅咒。
　　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六点零五分。瓦西里通常六点半左右到家，如果他准时下班的话。她还有二十五分钟。
　　该怎么办？
　　告诉瓦西里。这是最自然的选择。把信给他看，让他用他那双坚实的、能扑灭大火的手接过这个问题，让它变得不再可怕。他会皱眉思考，会问她一些问题，然后会说：“别担心，我来处理。”他会去报警，或者去找他在消防队的上级，或者做一些她想不到但能解决问题的事。
　　但她犹豫了。
　　“小心穿制服的人。”
　　瓦西里穿制服。他的同事穿制服。警察穿制服。如果她去报警，就是主动走进穿制服的人中间。如果她告诉瓦西里，他可能会告诉他的上级，而那些人也都穿制服。
　　而且——这个想法让她感到一阵内疚——如果这封信真的和她那未知的过去有关，那么瓦西里知道得越少，可能对他越安全。他是那么光明正大，那么正直，那么完全地属于这个系统。他的世界是非黑分白的：火要么被扑灭，要么不被扑灭；人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问题要么有解决方案，要么没有。
　　但这封信暗示的世界是灰色的，充满隐藏的真相和未说出口的危险。那是她的世界，从她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存在的世界。
　　安娜走进卧室，打开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放着一些不常用的东西：旧照片（主要是她和瓦西里的合影）、文件（结婚证、身份证、工作证）、还有一个小铁盒，装着一些零碎的纪念品——孤儿院毕业时发的一枚徽章，第一次领工资时买的廉价发夹，瓦西里求婚时给她的那枚简单的银戒指（他们买不起金戒指）。
　　她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然后把信封塞进铁盒的最底层，用那些小物件盖住。关上抽屉时，她停顿了一下，思考这个隐藏地点是否足够安全。
　　瓦西里从不翻她的东西。他尊重她的隐私，就像她尊重他的一样。但万一有人来搜查呢？如果“他们”真的在找她，如果真的有人穿着制服来敲门？
　　不，铁盒不够安全。太明显了。
　　她环顾卧室，目光落在书架最上层的一排书上。那是她的旧课本——中学的物理、数学、化学教材。瓦西里从不碰那些书，他说一看那些公式就头疼。她踩上椅子，抽出那本最厚的《高中物理习题集》，翻开硬壳封面。书页因为年代久远而微微泛黄，边缘有些卷曲。
　　她把信封夹在书的后半部分，靠近书脊的地方，然后合上书，放回原位。从下面看，完全看不出异样。
　　做完这些，她回到厨房，开始准备晚餐。动作机械而熟练：土豆削皮切块，洋葱切碎，锅烧热，放油。她的大脑却在高速运转，分析着每一种可能性。
　　可能是恶作剧。但谁会开这种玩笑？她在基辅认识的人不多，而且没有人知道她那模糊不清的过去。塔季扬娜知道她是孤儿，但从未问过细节。其他人只知道她是个安静的亚裔女人，嫁给了消防员。
　　也可能是寄错了。但信封上明确写着她的全名和地址。同名同姓？在基辅，叫安娜·科瓦尔的人可能不止一个，但加上父名和完整的地址，错误概率极低。
　　然后最糟糕的一点浮上心头：警告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那么寄信人是谁？朋友还是敌人？如果是朋友，为什么不直接现身？如果是敌人，为什么要警告她？
　　“你父亲的朋友”，纸条上虽然没有写，但她能感觉到那种语气——不是威胁，而是警告。一种急迫的、仓促的警告。
　　油热了，她倒入洋葱，锅里响起滋滋的声音。香味飘散开来，寻常的、安慰人的香味。她加入土豆块，翻炒，然后倒水，加盐，盖上锅盖。
　　这时，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传来。
　　安娜的心跳漏了一拍。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放松肩膀，摆出平常的表情。
　　瓦西里推门进来，带着一身室外的凉意和消防队特有的气味——不是烟味，而是一种混合了消毒水、机油和汗水的气味。他看到她在厨房，脸上立刻露出笑容。
　　“我回来了。”他说，把制服帽子挂在门边的挂钩上。
　　“晚餐马上好。”安娜说，声音比平时稍微高了一点，但瓦西里似乎没注意到。
　　他走到她身后，双臂环住她的腰，下巴搁在她头顶。“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
　　“土豆炖肉，还有荞麦饭。”
　　“完美。”他吻了吻她的头发，然后松开手，“我去换衣服。”
　　看着他走进卧室的背影，安娜感到一阵强烈的冲动，想跑过去把一切都告诉他，想把头埋在他胸前哭泣，想让他用他那种简单直接的方式让这一切消失。
　　但她忍住了。她继续搅拌锅里的食物，听着卧室里传来抽屉开关的声音，衣架晃动的声音，瓦西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的声音。那是日常的声音，安全的声音。
　　晚餐时，瓦西里聊起了消防队新来的消防车——一辆从东德进口的“马基路斯”云梯车，性能比老式的苏联车好得多。
　　“六十米的云梯，”他兴奋地说，用叉子比划着，“而且转弯半径小得多。下个月开始训练，我可能会被选为第一批操作员。”
　　“那很危险吗？”安娜问，声音里不自觉地带上了担忧。
　　“不会，比爬旧梯子安全多了。有安全锁，自动平衡系统。”瓦西里注意到她的表情，伸手越过餐桌握住她的手，“别担心，我很小心的。我还要回家吃你做的土豆炖肉呢。”
　　安娜勉强笑了笑。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书架，那本藏着秘密的《高中物理习题集》静静地立在最上层。
　　“你今天怎么样？”瓦西里问，“图书馆有收获吗？”
　　“嗯，看了一些关于反应堆的书。”安娜说，决定说部分实话，“挺复杂的，但有意思。”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喜欢。”瓦西里骄傲地说，仿佛她的智力成就是他自己的，“你总是能理解那些复杂的东西。记得我们刚结婚时，你试着给我解释相对论，讲了十分钟后我完全晕了。”
　　“那是因为你故意捣乱。”安娜轻声说，回忆起那个晚上，瓦西里假装听不懂，其实是想逗她多说几句话，多笑几次。那时他们新婚不久，还在学习如何相处，如何分享彼此的世界。
　　晚餐后，瓦西里像往常一样收拾碗筷。“我来洗，你去休息吧。你看了一整天书，肯定累了。”
　　安娜没有争辩。她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拿起一本杂志，但视线无法聚焦在字句上。她的耳朵捕捉着厨房里的每一个声音：水流声，盘子碰撞的清脆声响，瓦西里低声哼唱的歌——一首关于第聂伯河的老民歌。
　　“小心穿制服的人。”
　　瓦西里穿着便服——一件灰色的针织衫和深色的裤子。但明天早晨，他会重新穿上那身深蓝色的制服，戴上帽子，别上肩章。他会成为“穿制服的人”之一。
　　不，他不是警告所指的对象。不可能是。
　　但如果是呢？如果警告的意思是，连她最信任的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这个想法让她感到一阵恶心。她放下杂志，闭上眼睛。不，不能这样想。瓦西里是她的丈夫，是那个在舞会上走向孤独的她的男人，是那个不在乎她的出身和外表、只在乎她是谁的男人。如果连他都不能信任，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了。
　　“记住你是谁。”
　　我是谁？我是那个爱着瓦西里的女人。这是她唯一确定的事。
　　厨房里的水声停了。瓦西里擦着手走出来，看到她在沙发上闭着眼睛。
　　“累了？”他轻声问。
　　“有点。”安娜睁开眼。
　　“那就早点睡吧。”他在她身边坐下，手臂自然地搭在她肩上，“明天是星期六，我们可以睡个懒觉。然后去河边散步，怎么样？春天来了，河边的栗子树应该开花了。”
　　“好。”安娜靠在他身上，感受着他的温暖和力量。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温暖的房间里，在那封信带来的寒意暂时被驱散的时刻，她做出了决定：暂时不告诉他。
　　不是不信任，而是保护。如果真的有危险，她不想把他卷进来。如果这只是一场误会或恶作剧，那告诉他只会让他白白担心。她会自己先弄清楚。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在面对困难时没有寻求他人的庇护。不是因为她变得勇敢了，而是因为她意识到，有些危险只能独自面对——为了保护你所爱的人。
　　瓦西里亲吻她的额头。“去洗澡吧，水我已经烧好了。”
　　安娜点点头，起身走向浴室。在关门之前，她回头看了他一眼。他正低头看报纸，台灯的光在他金色的头发上投下一圈光晕。那么坚实，那么真实，那么安全。
　　她关上门，打开水龙头。蒸汽开始弥漫，镜子变得模糊。在模糊的镜面中，她看到自己的倒影：瘦小的身躯，黑色的直发，杏仁状的眼睛。一张不属于这里的脸。
　　“记住你是谁。”那声音仿佛在蒸汽中低语。
　　她不知道答案。但也许，是时候开始寻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