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四月的第一百次黎明(已完结)》星屑燃烧

21、逆行的白大褂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42分，基辅第六临床医院地下停车场。

　　叶莲娜·尼古拉耶夫娜·科瓦连科数到第十二辆救护车时，手指在冰冷的金属车身上停留了片刻。车厢里已经装载完毕：无菌隔离帐篷、血小板分离机配件、整箱的碘化钾片、还有那些标着“仅限辐射暴露”的特殊药物——促血小板生成素、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止痛泵和抗呕吐剂。

　　这些都是过去三周里，以“春季传染病防控演习”为名秘密调拨的物资。当时她和同事们还在嘀咕，觉得上头小题大做。现在，站在凌晨寒冷的地下停车场，听着远方——虽然听不见，但能感觉到——某种不祥的寂静，她知道那不是演习。

　　“叶莲娜医生。”一个年轻护士跑过来，呼吸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第三医疗队已经上车了。我们等您的指示。”

　　叶莲娜看了一眼手表。1点43分。距离她接到紧急呼叫过去17分钟。电话那头只说了一句话：“切尔诺贝利事故，三级以上，需要辐射医疗队立即出发。”

　　三级以上。在核事故分级里，三级是“严重事件”，四级是“场外风险”，五级是“场外事故”，六级七级……

　　她没让自己想下去。

　　“检查个人防护。”叶莲娜说，声音在地下停车场里回荡，“每人两套防护服，剂量计戴在防护服外面。碘片现在服用，到达现场后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加服。”

　　四十名医护人员——医生、护士、药剂师、技师——开始最后的检查。白大褂外面套上黄色的化学防护服，虽然不是专业的防辐射服，但至少能阻挡放射性尘埃。防毒面具的型号老旧，滤罐可能对放射性碘的过滤效率有限，但这是医院能提供的最好装备。

　　叶莲娜自己也穿戴整齐。她四十八岁，血液科主任，专攻放射病治疗——在苏联，这是一个小众到几乎无人问津的领域。过去二十年，她处理过三次真正的辐射事故伤员：一次是研究机构的铱-192源误操作，两个技术人员受到照射；一次是工业探伤机的钴-60源丢失，找到时已经让拾荒者受到了致命剂量；还有一次是潜艇核动力舱的小泄漏，三名水兵送医。

　　每次，她都记住了那些症状：最初几小时的恶心、呕吐，接下来几天的潜伏期，然后白细胞骤降，血小板消失，黏膜出血，感染，器官衰竭。

　　每次，她都记住了那些眼睛——在疼痛和恐惧中逐渐失去焦点的眼睛。

　　“医生。”护士长玛丽亚走过来，这位五十五岁的老护士脸上有种叶莲娜熟悉的平静，“孩子们都安排好了。我让我妹妹来接走了外孙。”

　　叶莲娜点点头。她自己的女儿在莫斯科读大学，暂时安全。丈夫……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急性心肌梗死。有时她觉得这是某种预兆——让她无牵无挂，可以走向最危险的地方。

　　“上车吧。”她说。

　　车队驶出医院时，基辅还在沉睡。街道空荡，只有偶尔的夜班电车驶过。叶莲娜坐在第一辆救护车的副驾，看着窗外掠过的城市——她生活了三十年的城市。温馨的公寓楼，街角的面包店会在五点钟开始烤第一批面包，公园里的栗子树在这个季节应该已经开花了。

　　而他们正驶向北方，驶向那片蓝光。

　　车载无线电调到应急频道，断断续续传来信息：

　　“……电站报告建筑结构损坏……确认有辐射释放……”

　　“……普里皮亚季镇尚未接到疏散指令……”

　　“……消防力量已抵达现场，需要医疗支援……”

　　司机是医院的老员工，伊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退伍兵。他开车的手很稳，但叶莲娜注意到他频繁看向后视镜——不是看路，是看后方车队是否跟上。

　　“伊万，”叶莲娜轻声说，“如果我们到的时候，现场剂量太高……”

　　“那就停在安全距离，等防化部队开辟通道。”伊万接话，眼睛盯着路面，“我在部队时学过。辐射这玩意儿，看不见，但剂量计不会骗人。”

　　叶莲娜点点头。她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面是她根据过去三周收到的“匿名参考资料”整理的预案。那些资料详细得惊人——不同辐射剂量的临床症状时间线，紧急处理优先级，甚至包括一些尚未在苏联医疗文献中广泛记载的细节：口腔黏膜炎的早期护理，造血干细胞移植前的预处理方案，还有针对放射性碘肺部吸入的特殊雾化治疗。

　　她不知道是谁提供了这些资料。院长只说“来自可靠渠道，可能是西方文献的翻译稿”。但叶莲娜读过西方文献，没有这么……具体，这么像实战手册。

　　仿佛有人预见到了这场灾难，并试图为他们做准备。

　　车队驶出基辅市区，上了通往切尔诺贝利的公路。夜色更深了，但北方天际线开始出现不自然的亮光——不是黎明，黎明还要三小时。是那种持续的、冷色调的光，像极光，但位置不对。

　　叶莲娜抬起手腕，看了一眼个人剂量计：0.08微西弗/小时。正常背景值。

　　“还有多久？”她问。

　　“四十公里，最快半小时。”伊万说，“如果路上没拦检。”

　　但路上有拦检。

　　在距离普里皮亚季镇大约二十公里处，军方设立了第一个检查站。两辆装甲运兵车横在路中央，士兵穿着防化服，举着停车标志。

　　伊万减速停车。一个军官走过来，手电筒光扫过车队。

　　“身份？”

　　“基辅第六临床医院，辐射医疗队。”叶莲娜出示证件和调令。

　　军官仔细检查，用手电筒照着她的脸，又照了照证件照片。“你们知道前面情况吗？”

　　“知道有事故。”

　　“现场外围剂量已经超过安全限度。”军官的声音透过防毒面具，沉闷但清晰，“你们可以在镇外设立医疗点，但不要进入电站三公里范围内。防化部队会送伤员出来。”

　　“伤员情况？”

　　“还不清楚。最早一批消防员有辐射症状，还有外伤。”军官顿了顿，“有些……情况不好。”

　　叶莲娜点头。“我们会在安全距离设立野战医院。需要协调后送通道吗？”

　　“已经安排了。基辅和莫斯科的医院都在准备床位。”军官挥手放行，“小心些，医生。这不是普通的火灾。”

　　车队再次启动。叶莲娜回头看了一眼检查站——士兵们重新拉起路障，动作迅速但有序。他们已经进入应急状态了。

　　越靠近，空气中的异样感越强。

　　首先消失的是虫鸣。四月的夜晚应该有蛙鸣和虫声，但这里一片死寂，仿佛所有生物都躲了起来或死去了。

　　然后是气味。不是烟味，不是焦味，是一种甜腻的、金属般的味道，混着臭氧的刺鼻。叶莲娜在实验室闻过类似的气味——那是高压放电或强辐射场中空气电离产生的味道。

　　最后是光。北方天际线的蓝白色光芒越来越亮，现在可以看清那不是一片均匀的光，而是有源头——一个点，在持续发光，周围是向上翻卷的烟云。

　　叶莲娜抬起手腕：剂量计读数跳到1.2微西弗/小时。还在很低的范围，但已经比背景值高了十五倍。

　　“戴上口罩。”她对车里的医护人员说，“防护服拉链检查一遍。”

　　距离普里皮亚季镇还有五公里时，他们看到了第一批撤离车辆——不是有组织的疏散，是私家车，几辆伏尔加和莫斯科人轿车，挤满了人，行李绑在车顶，向着相反方向疾驰。

　　有人摇下车窗对他们喊：“别过去！那边出事了！”

　　伊万没有减速。

　　进入普里皮亚季镇时，叶莲娜看到了一个诡异的景象：镇子大部分区域还亮着路灯，有些窗户还亮着灯，但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只有少数几个居民站在阳台上，望着北方的蓝光，像在观看一场奇异的自然现象。

　　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但还没反应过来。

　　医疗队在镇子南郊的一个学校操场停下——这是预案中指定的备用集结点。操场已经有一部分被占用：几辆军车，一些士兵正在搭建帐篷。

　　一个穿着中校军服的男人走过来，没有戴防毒面具，但脸色严峻。“叶莲娜医生？我是防化营的戈尔巴乔夫中校。我们需要你们在这里建立分类医疗点。”

　　“伤员情况？”叶莲娜一边下车一边问。

　　“第一批消防员正在送来。六个人，都有辐射暴露症状，其中两个有外伤。”戈尔巴乔夫语速很快，“现场剂量很高，他们可能受到了致命照射。”

　　“致命剂量是多少？”

　　“还不知道。但有人剂量计烧毁了。”

　　叶莲娜感到心脏一沉。剂量计烧毁意味着累积剂量超过仪器量程，通常是10西弗以上。那个剂量下，生存率接近于零。

　　“带我去准备区。”

　　医疗队迅速行动。学校体育馆被清空，铺上塑料布，设立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无菌帐篷在二十分钟内搭起，药品和设备开箱，输液架立起来，监护仪接通备用发电机。

　　叶莲娜站在帐篷入口，看着医护人员忙碌。他们都是志愿报名的——医院发出召集时，没有人被强迫。但也没有人拒绝。

　　玛丽亚护士长走过来，递给她一杯热茶。“喝点吧，医生。接下来可能没时间了。”

　　叶莲娜接过茶杯，手微微发抖。她不是害怕辐射——或者说，不只是害怕辐射。她害怕的是即将面对的那些伤员，那些可能正在死去却无人能救的年轻人。

　　“你还记得1982年列宁格勒那件事吗？”玛丽亚突然说。

　　“记得。三个操作员，中度照射，都救活了。”

　　“这次不一样，对吗？”

　　叶莲娜没有回答。她看向北方，蓝光似乎更亮了。烟柱在夜空中扩散，形成一片诡异的云盖。

　　然后她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第一辆驶入操场时，叶莲娜已经戴好手套和口罩。车门打开，两名穿着防护服的士兵抬下担架。

　　担架上的人穿着消防员的防护服，但衣服已经被割开，露出下面的身体。叶莲娜第一眼看到的是皮肤——面部和颈部有大片的红斑，像重度晒伤，但颜色更深，边缘清晰得诡异。

　　“辐射烧伤。”她低声说。

　　伤员还清醒。一个年轻人，可能不超过二十五岁，蓝色的眼睛在操场灯光下显得异常明亮——太明亮了，瞳孔缩小，对光反射迟钝。

　　“名字？”叶莲娜问抬担架的士兵。

　　“不知道。电站消防队的，在建筑旁边倒下的。”

　　叶莲娜俯身：“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年轻人眨了眨眼，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他的鼻子在流血，血是暗红色的，黏稠。

　　“先洗消。”叶莲娜下令，“脱掉所有衣物，温水冲洗，注意不要擦伤皮肤。”

　　护士们开始工作。叶莲娜退到一边，记录初步观察：意识状态、生命体征、皮肤损伤范围、有无呕吐物——担架上有少量呕吐痕迹，呈淡黄色。

　　第二辆救护车到了。这次是两个人，相互搀扶着走下来，都穿着基辅消防队的防护服，衣服上沾满灰色粉末——硼砂。

　　其中一个人摘下面具，立刻弯腰呕吐。吐出来的主要是水，但混着血丝。

　　叶莲娜走过去。“你们从哪里来？”

　　“反应堆西侧……倒硼砂……”说话的人喘着气，脸色惨白，“队长……队长还在前面……”

　　“你们队长的名字？”

　　“瓦西里……彼得连科。”

　　叶莲娜记下名字。“你们个人剂量？”

　　两人抬起手腕。剂量计读数一个显示420毫西弗，一个显示380毫西弗。累积剂量，不是小时剂量。这已经超过了急性放射病的阈值，但还不是立即致命的。

　　“先洗消，然后抽血做全血细胞计数。”叶莲娜对玛丽亚说，“重点监测白细胞和血小板。”

　　“医生！”帐篷里传来喊声，“第一个伤员抽搐了！”

　　叶莲娜冲进去。那个年轻消防员正在担架上剧烈抽搐，口吐白沫，眼睛上翻。护士试图按住他，但不敢太用力——皮肤脆弱得像纸。

　　“□□5毫克静脉注射！”叶莲娜下令，“准备气管插管！”

　　药物推进去后，抽搐慢慢停止。但伤员呼吸变浅，心率掉到每分钟四十次。

　　“阿托品0.5毫克，准备起搏器。”

　　她一边处理，一边大脑在飞速运转：早期抽搐，这是极高剂量全身照射的神经系统表现。通常发生在剂量超过10戈瑞时。如果真是这个剂量……

　　“医生，他心跳停了！”

　　胸外按压。肾上腺素。电击。

　　一次，两次。

　　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

　　叶莲娜继续按压了三分钟，直到玛丽亚轻轻按住她的手。“够了，医生。他走了。”

　　她停下来，手套上沾着血和汗。抬头看时钟：凌晨2点28分。从伤员送达，到他死亡，不到二十分钟。

　　第一个死者。

　　帐篷里一片寂静，只有监护仪的持续蜂鸣和外面救护车的警笛声。

　　叶莲娜缓缓站直身体。她的腿在发软，但必须站稳。还有更多伤员要来。还有更多人需要她。

　　“记录时间。”她的声音异常平静，“死因：急性放射病合并神经血管性休克。准备尸袋，标记高放射性污染，等专业队伍处理。”

　　护士们默默执行。叶莲娜走出帐篷，深呼吸——外面空气也不干净，但至少比帐篷里好一点。

　　操场上的灯照亮了更多抵达的车辆。第三辆、第四辆救护车。还有民用车辆——私家车，货卡，甚至有一辆公交车，上面挤满了从电站撤出的工作人员。

　　有人下车就开始呕吐。有人流鼻血。有人只是呆呆地站着，看着自己颤抖的手。

　　叶莲娜看到了戈尔巴乔夫中校，他正在指挥士兵维持秩序。“中校！我们需要更多帐篷！更多的人手！”

　　“莫斯科的医疗队正在路上！再坚持一小时！”

　　一小时。在辐射暴露的急救中，一小时就是生与死的差别。

　　叶莲娜转身走回帐篷。下一个伤员已经在等待，一个中年男人，穿着工程师的工装，双手和面部严重烧伤，眼睛紧闭，但还在呻吟。

　　“名字？”她问。

　　没有回答。也许他说不出话。

　　叶莲娜开始检查。烧伤程度，呼吸状态，脉搏。她的手很稳，就像过去二十八年里的每一天。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每一分钟都在累积剂量。今天，每一个决定都可能意味着生或死。今天，她不是在医院干净明亮的病房里，而是在一个被蓝光照亮的操场上，面对着一场从未有人真正准备好的战争。

　　而她选择逆行。不是因为她勇敢，而是因为她是医生。

　　因为当世界被看不见的东西撕裂时，总要有人试图缝合伤口。

　　即使知道缝合可能无效。

　　即使知道针线可能刺伤自己。

　　她继续工作，一个伤员接一个伤员。抽血，输液，包扎，记录。偶尔抬头，透过帐篷的门帘，看到北方那片持续不灭的蓝光。

　　那光似乎在说：你救不了所有人。

　　叶莲娜在心里回答：我知道。

　　但她会救她能救的每一个。

　　因为这是她选择穿上白大褂时，做出的承诺。不是对国家的承诺，不是对党的承诺，是对生命本身的承诺。

　　而今晚，在切尔诺贝利的蓝光下，这份承诺有了具体的重量：每一袋血小板，每一支抗生素，每一次心跳的维持，都是对死亡说不的方式。

　　微弱，但坚定。

　　就像人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