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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琥珀鸟的真相 ...

  •   下午三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钟声敲响。

      安娜坐在指定的长椅上,膝盖上放着一本红色封面的《苏联妇女》杂志。四月的午后阳光温暖,广场上的鸽子在游客脚下啄食面包屑,一切看起来如此正常——除了她紧握杂志边缘、指节发白的手。

      三点零五分,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洛夫在她身边坐下,中间隔着礼貌的距离。他今天穿了深灰色的西装,白色衬衫领口挺括,深色领带系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个严谨的政府官员或学者,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克格勃特工。

      “科瓦尔同志。”他点头示意,声音平静。

      “索科洛夫同志。”安娜回应,努力让声音平稳,“感谢您来见我。”

      列昂尼德没有寒暄,直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和笔。“你在电话里提到了切尔诺贝利和可能的灾难。请详细说明。”

      安娜深吸一口气。这一次,她知道该说什么——不是从恐惧的梦境开始,而是从具体的技术细节开始。

      “RBMK-1000型反应堆存在设计缺陷,主要在三个方面。”她的声音出奇地冷静,像在背诵早已熟记的课文,“第一,正空泡系数:冷却水沸腾产生蒸汽气泡时,反应性反而增强。第二,控制棒设计缺陷:石墨末端先进入堆芯,插入初期短暂增加反应性约12秒。第三,反应堆在700兆瓦以下低功率运行时,会因氙-135积聚而‘毒化’,需要违规拔出大量控制棒才能恢复功率。”

      列昂尼德的笔在笔记本上快速移动。他抬起头,灰色眼睛锐利地盯着她:“这些是专业术语和具体数值。你怎么知道这些?”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安娜诚实地说,“就像它们一直在我脑子里。但我知道更多:切尔诺贝利四号机组计划在4月26日凌晨进行涡轮惯性测试。测试需要在700-1000兆瓦功率下进行。但操作团队会把功率降至30兆瓦以下——这是一个致命错误。然后为了提升功率,他们会拔出几乎所有控制棒,只保留6-8根,而安全要求是至少15根。”

      她顿了顿,看到列昂尼德的眉头微微皱起。

      “凌晨1点23分04秒,他们会按下AZ-5紧急停机按钮。但由于控制棒缺陷,功率会在4秒内飙升至额定功率的100倍以上。燃料棒破裂,冷却水瞬间汽化,蒸汽爆炸会掀翻反应堆顶盖,点燃1700吨石墨慢化剂。”

      列昂尼德停下笔。长时间的沉默,只有广场上鸽子扑翅的声音和远处电车的叮当声。

      “你描述的场景……”他缓缓开口,“如果发生,将是前所未有的灾难。”

      “它会发生的。”安娜说,“除非我们能改变。”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列昂尼德合上笔记本,转向她,“你可以去报警,去报社,甚至直接去切尔诺贝利警告他们。为什么找一个克格勃特工?”

      安娜直视他的灰色眼睛。“因为其他人不会相信。而你有权限验证这些信息,有资源采取行动。而且……”她犹豫了一下,“因为在我……在我得到这些信息的过程中,我知道你是一个会认真对待它的人。”

      这话说得模糊,但列昂尼德似乎接受了。他重新打开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

      “我需要验证你的信息。告诉我一些可以立即查证的事情——关于反应堆设计,关于切尔诺贝利,或者……关于你自己。”

      最后几个字说得很轻,但安娜听出了其中的含义。这才是他今天真正想谈的。

      “关于我?”她问,心跳加速。

      列昂尼德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薄薄的文件夹,放在两人之间的长椅上。文件夹封面印着克格勃的徽章和一行字:“档案编号:ЯП-64/04”——琥珀鸟计划,1964年,第4号案卷。

      “安娜·伊万诺夫娜·科瓦尔,或者说……”他翻开文件夹第一页,“林晓梅。这是你的中文名字。”

      安娜感到呼吸停止了。林晓梅。这个名字在她的记忆深处激起某种遥远的回声,像水底的钟声。

      “你的父母:林涛,核物理学家;苏梅,辐射神经生物学家。1958年作为中苏科技交流项目学者来到莫斯科,在‘光谱研究所’工作。”列昂尼德的声音没有感情,像在读报告,“1960年9月,你出生。1964年11月,你的父母在试图返回中国途中死于火车事故,你被认为一同身亡。”

      他抬起头,看着她:“但你没有死。”

      安娜的手在颤抖。她强迫自己稳定下来。“你怎么知道?”

      “因为‘琥珀鸟’计划。”列昂尼德说,“一个研究极端环境下人类潜能的项目。你的父母参与了前期工作,但当他们发现项目的真正目的——对儿童进行受控辐射暴露以‘激活神经潜力’——时,他们试图退出,并带你离开苏联。”

      他翻到下一页,那是一张泛黄的照片复印件:一对年轻的亚裔夫妇抱着一个婴儿,站在红场前。父亲戴着眼镜,温文尔雅;母亲笑容温柔,怀里的小女孩大约两三岁,黑发黑眼,好奇地看着镜头。

      安娜盯着那张照片。一种奇怪的、几乎生理性的熟悉感涌上心头,就像在镜中看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倒影。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她低声问,“怎么让我活下来,又让人以为我死了?”

      列昂尼德沉默了几秒,似乎在斟酌该说多少。“你的父母不是孤军奋战。他们有一个同情者——伊万·科瓦连科,乌克兰籍的实验技术员。他帮助了他们。”

      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手写报告复印件,字迹工整但略显潦草:

      “1964年11月15日,林涛同志请求我协助。他展示了‘琥珀鸟’二期实验计划草案,涉及对4-6岁儿童进行低剂量辐射暴露‘以研究神经可塑性’。他的女儿符合年龄条件。他决定必须离开。”

      报告署名:伊万·科瓦连科,1964年11月20日。

      “这是伊万在调离莫斯科前写的内部举报信,但他没有上交。”列昂尼德说,“相反,他用它作为筹码,要求调到基辅,并带上了你。”

      安娜感到喉咙发紧。“那场火车事故……”

      “是掩护。”列昂尼德的声音里有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敬意,“你的父母带着一个中国劳工家庭病逝孩子的遗体,制造了三人死亡的假象。实际上,伊万已经提前一周把你带到了基辅。他知道克格勃会追查逃亡的中国学者,但不会深究一个‘身份不明的亚裔孤儿’——在那个年代,基辅有几十个这样的孩子,大多是越南留学生或边境劳工的后代。”

      他看着安娜,灰色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神情:“你的父母选择牺牲自己,用最决绝的方式切断线索,确保你不会被找到。他们成功了二十二年。”

      “直到现在。”安娜低声说。

      “直到现在。”列昂尼德确认,“‘琥珀鸟’计划在1970年代初被正式终止,档案封存。但最近有改革派要求审查所有旧项目,评估其科学价值……和道德代价。你的档案被重新打开。”

      他合上文件夹。“我最初的任务是找到你,评估你是否因父母的实验接触而具有……异常特性,以及你是否构成潜在风险。”

      “那你现在评估的结果是什么?”安娜问,声音有些颤抖。

      列昂尼德没有立即回答。他看向广场中央的喷泉,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评估的结果是,”他最终说,声音比之前柔和了些,“你是一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历史漩涡的普通人。你有高智商——这可能来自遗传,也可能来自你母亲怀孕期间意外遭受的辐射暴露对胚胎神经系统的影响。你有关于切尔诺贝利的‘预感’——这可能是一种未被科学解释的直觉,也可能是你大脑处理潜意识信息的方式。”

      他转回头看她:“但无论是什么,它指向一个可能发生的真实灾难。而我的职责——作为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克格勃特工——是优先考虑那个灾难,而不是一个二十二年前的旧案。”

      安娜感到眼眶发热。“你会帮我吗?”

      “我会验证你的信息。”列昂尼德谨慎地说,“如果你说的反应堆缺陷确实存在,如果你提供的切尔诺贝利测试细节准确……那么是的,我会尽我所能阻止灾难发生。”

      他站起来,把文件夹放回公文包。“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完全透明。告诉我一切你知道的,即使它听起来再疯狂。而且你不能单独行动——任何警告或干预都必须通过我安排的渠道进行。明白吗?”

      安娜点头。“我明白。”

      “下周二同一时间,这里。”列昂尼德说,“带一份书面报告,详细列出所有你知道的技术细节、时间节点和错误操作。我也会带来我验证的结果。”

      他走了几步,又停下,但没有回头:“还有,科瓦尔同志……如果你真的是林涛和苏梅的女儿,那么你有权利知道:你的父母是勇敢的人。他们在体制面前保护了你。记住这一点。”

      然后他走了,灰色西装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广场的人群中。

      安娜坐在长椅上,很久没有动。阳光温暖地照在她身上,但她的内心却是一片冰冷的混乱。

      林晓梅。林涛。苏梅。伊万·科瓦连科。

      这些名字像钥匙,打开了她生命中一直紧锁的门。现在她知道了:她不是凭空出现的。她有父母,他们爱她,为她牺牲。她有来处。

      泪水无声滑落,但这次不仅仅是悲伤——还有某种释然,某种终于找到归属的复杂情感。

      她想起那些“梦”中的场景:医院里的瓦西里,在痛苦中还在担心她。现在她明白了这种爱的源头:她的父母也曾这样爱她,用生命爱她。

      傍晚,瓦西里回家时,安娜还在客厅里坐着,面前摊开放着列昂尼德给她的文件夹复印件——他离开前悄悄塞给了她。

      “安娜?”瓦西里放下购物袋,走到她身边,“怎么了?”

      她把文件夹推给他。“我的父母。我的真实身份。”

      瓦西里坐下来,一页页翻看。他的表情从好奇到震惊,到凝重,最后到一种深沉的愤怒。

      “他们想用孩子做辐射实验?”他低声说,拳头握紧,“还有这些……他们追踪你到现在?”

      “列昂尼德原本的任务是找到我,评估我。”安娜说,“但他选择先处理切尔诺贝利的警告。”

      瓦西里放下文件夹,握住她的手。“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如果他需要验证你的信息,我们给他验证。如果你真的有那些知识,我们证明它。然后一起阻止那个该死的灾难。”

      他的坚定给了安娜力量。她点头,擦去眼泪。“他说得对。切尔诺贝利更重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包括你的……那比我的过去重要。”

      “不。”瓦西里捧起她的脸,“一样重要。你的过去,你的父母,你的身份——这些都重要。但我们可以同时处理两件事。我们有余生来弄清楚你是谁,安娜。但只有一个月来阻止切尔诺贝利。”

      他站起来,走向电话。“我们先从技术细节开始。你写下所有你知道的反应堆缺陷、测试程序、错误操作。我去消防队,查切尔诺贝利的应急联络方式,了解他们的测试计划。我们双线进行。”

      “那列昂尼德……”

      “我们信任他——但验证他。”瓦西里说,“如果他真的如你所说是个正直的人,他会用克格勃的资源去核查那些技术细节。而我们会用我们的方式准备,不管他是否成功。”

      安娜看着他,这个在另一个现实中为她死去的男人,现在正为她而战。一股强烈的爱和决心涌上心头。

      “好。”她说,“我们开始。”

      接下来的三天,他们像在进行一场秘密战争。

      安娜坐在餐桌前,写下她记得的一切:RBMK反应堆的剖面图,控制棒的详细结构,功率-反应性曲线,氙-135的积累和衰变公式,AZ-5按钮的效应时间线……她写得很快,仿佛这些知识一直在她指尖等待释放。

      有时她会停下来,困惑于自己怎么会知道这些。这不是普通人的知识,甚至不是普通物理学家的知识——这是反应堆操作员和设计师的专业领域。但在她的脑海中,一切都清晰如镜。

      与此同时,瓦西里通过消防系统的关系,悄悄收集信息。他了解到切尔诺贝利四号机组确实计划在四月进行“涡轮惯性测试”,日期未定,但可能在月底。他听说莫斯科派了专家组去检查,但“一切正常”。他还听说,驻站消防队最近收到了一批新装备——普通消防服,不是防化服。

      “他们没准备好。”周二晚上,瓦西里对安娜说,“即使他们相信有风险,现场也没有应对辐射火灾的正确装备。”

      “那我们就准备。”安娜说,指着她写完的三十页报告,“列昂尼德明天会看到这些。如果他真的有影响力,他可以调集装备,修改测试程序,培训人员。”

      “如果他不能呢?”

      安娜沉默了。她知道答案:如果列昂尼德失败,如果测试按原计划进行,那么灾难会发生。但这一次,至少瓦西里和他的队伍可以有防护,至少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那我们做我们能做的。”她最终说,“你培训你的队员。我……我会想办法警告现场的人,即使是通过匿名信的方式。”

      瓦西里摇头。“那太危险。如果被查到——”

      “我父母为我冒了生命危险。”安娜打断他,声音异常坚定,“如果我能救你,救其他人,冒点风险算什么?”

      瓦西里看着她,眼神里有骄傲,有担忧,有深深的爱。他走过来,抱住她。“我的勇敢的小麻雀。但答应我:不做傻事。我们按计划来,一步一步来。”

      “我答应。”

      周三下午,圣索菲亚大教堂前。

      列昂尼德比约定时间早到五分钟。安娜到达时,他已经坐在长椅上,膝上放着一份文件。

      “科瓦尔同志。”他点头示意,表情比上次严肃,“我验证了部分信息。”

      安娜在他身边坐下,心跳加速。“结果呢?”

      “RBMK反应堆确实有正空泡系数——这不是机密,但一般公众不知道。控制棒石墨末端的问题……我在设计局的旧档案里找到了相关讨论,1969年的一次内部会议记录提到‘插入初期反应性短暂增加的问题’,但结论是‘不影响安全’。”

      他翻动手中的文件:“至于切尔诺贝利四号机组的测试,确实计划在4月26日凌晨进行。操作规程……我拿到了复印件。”

      他递给安娜一份文件。那是测试程序的第三页,用红笔圈出了一段:

      “测试应在700-1000MW热功率下进行。如功率下降,可通过拔出控制棒恢复,但必须保持至少15根控制棒在堆芯。”

      但在页边空白处,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实际操作可能需降至30MW,届时需拔出大部分控制棒。”

      安娜感到一阵寒意。“这是谁的笔记?”

      “不知道。”列昂尼德说,“但这说明你的信息有真实性:确实有人计划违规操作。”

      他收起文件,转向安娜:“现在,我需要你告诉我:你还知道什么?关于测试的具体安排,关于现场人员,关于……可能的结果。”

      安娜把她的三十页报告递给他。“所有我知道的都在这里。技术细节,时间线,错误步骤,还有……如果爆炸发生,应该怎么应对。”

      列昂尼德接过报告,快速翻阅。他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这些图是你画的?”他指着一幅详细的RBMK控制棒结构剖面图。

      “是的。”

      “你有工程学背景?”

      “没有。”安娜诚实地说,“但我就是知道该这么画。”

      列昂尼德沉默了很久,翻看着报告。当他看到安娜写的“应对措施”部分时——硼砂灭火,铅粒覆盖,防护服,碘片,撤退剂量标准——他抬起头。

      “这些是你想出来的,还是……”

      “是我‘知道’的。”安娜说,“就像我知道其他事情一样。”

      列昂尼德合上报告,深吸一口气。“我会把这份报告交给能采取行动的人。但你需要明白:即使有这些证据,要让一个价值数十亿卢布、涉及国家荣誉的核电站推迟测试,需要非常有力的理由。”

      “那我们就找到理由。”安娜说,“安全缺陷,操作风险,或者……制造一个不得不推迟的意外。”

      列昂尼德扬起眉毛。“你在建议我破坏国家财产?”

      “我在建议防止更大的破坏。”安娜直视他的眼睛,“索科洛夫同志,你见过辐射病人的样子吗?我见过。在……在我的预见里。那不是人能承受的痛苦。如果我们能阻止,我们有道德责任去阻止,无论用什么方法。”

      长久的对视。列昂尼德的灰色眼睛里闪过一丝什么——也许是挣扎,也许是决断。

      “你知道如果失败,我们会面临什么吗?”他低声问。

      “我知道如果什么都不做,会面临什么。”安娜说,“而且我已经见过那个结果了。我不想再见第二次。”

      这句话她说得如此真切,如此沉重,列昂尼德的表情终于松动。他缓缓点头。

      “好。我会做我能做的。但同时,你们也要做准备。”他看着安娜,“你的丈夫是消防员,对吗?”

      “基辅消防第七支队队长。”

      “那么告诉他: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他的队伍可能被征召。让他准备防护装备——真正的防护装备,不是普通消防服。碘片,剂量计,防毒面具。我会设法提供一些,但他也需要自己想办法。”

      “他已经开始准备了。”安娜说。

      列昂尼德点点头,似乎对她和瓦西里的行动力感到些许惊讶。“很好。下周同一时间,这里。我会带来进展报告。”

      他站起来,准备离开,但又停下。

      “还有一件事,科瓦尔同志……安娜·伊万诺夫娜。”他第一次叫她的名字,声音有些不同,“关于你的父母,关于‘琥珀鸟’计划……等这件事结束后,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可以提供帮助。你有权利知道全部真相。”

      安娜感到喉咙发紧。“谢谢您。”

      “不。”列昂尼德摇头,“谢谢你警告我们。无论这些信息从哪里来……谢谢你足够关心,足够勇敢,来警告我们。”

      他走了。安娜坐在长椅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

      这一次,她感到的不再是孤独和恐惧,而是一种奇异的联盟感。列昂尼德,瓦西里,她自己——三个原本不可能有交集的人,因为一个尚未发生的灾难而联结在一起。

      她看向北方,看向切尔诺贝利的方向。

      我们来了,她默默想着。这一次,结局会不同。

      因为这一次,有些人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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