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笔记|随笔|游记合集》厄芙拉

28、神意的断裂

　　“在一个未知的、浑沌的、恐怖的世界里，关于神圣的经验揭示了存在、意义和真理。”但是后来画中人却从画中走出，人切断了与自然的关系，画作开裂，不再是一体。旧神退隐，科学接过权柄，但并未提供新的心灵栖息地，甚至想要塑造同质的公民社会。当理性与暴力联姻，“在经过充分启蒙的（欧洲）土地上，灾难发出胜利之光。……启蒙运动本身已包含了今天处处可见的倒退的种子”。

　　以下应该摘自：马克·里拉《搁浅的心灵》，威廉·达尔林普尔《圣山来客》，列奥·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格非《文明的边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

　　当下的西方世界经常将□□教视作一种与基督教截然不同的文明，而且□□教的一些人确实对基督教抱有敌意。但只有当你走在基督教的东方发源地时，才能意识到这两种宗教之间的联系有多么紧密。□□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经典和教义思想，且至今仍然体现了早期基督教的许多方面和实践（在现代西方基督教中已经没有了）。早期的拜占庭人第一次面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大军时，觉得□□教仅仅是基督教的一支异端，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们并没说错：□□教吸收了大量《新约》和《旧约》中的内容，也敬奉耶稣和古代的犹太先知。

　　如果约翰·莫斯克斯今日重返人间的话，他很可能会发现，比起当代的美国福音派，他对现代□□苏菲派要熟稔得多。然而这一简单明了的真理失落已久，因为我们一直把基督教这一源自东方的信仰视作一个西方宗教。此外，当前西方对□□教的妖魔化，以及近年来在部分□□中出现的宗教激进主义思想（从许多方面来讲，它本身是对西方一再羞辱□□世界的一种反抗），导致很少有人知道或希望知道基督教与□□教深厚的“血缘”关系。

　　这些年来，由于这一点，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当代东方基督徒本就如履薄冰的处境越来越岌岌可危。他们和西方的教友信奉同一个宗教，却又和身边的□□拥有强大的文化联系，于是尴尬地夹在这两个事实中间。因此，融合的重要性仍然存在于像先知乌利的圣祠这样的地方。这种受人欢迎的融合（基督徒在□□的圣祠礼拜，反之亦然）在中东地区一度非常普遍，但现在只存在于少数几处相对宗教宽容的绿洲之中了。这凸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两大宗教之间的密切联系很容易归于遗忘，因为东方基督徒——□□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仅存的一座桥梁——为了应对□□建制派日渐高涨的敌意而逐渐移民国外。

　　《圣经》无疑包含了不少历史成分，即由同代人或几乎是同代人撰写的各种事件的记载。于是有人得出结论，《圣经》同时包容了“神话”(myth)与“历史”(history)。但是，这种区分对《圣经》来说是陌生的；“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区分是mythos[(虚构的)神话]与logos[言辞；理]之间的区分的一种特殊形式；mythos与historie[历史]具有希腊起源。从《圣经》观点来看，“各种神话”与“各种历史”同样真实：以色列“实际上”(in fact)所做或所遭遇的事情，除非被看成是创世与拣选(election)的“各种事实”(facts)，否则不可能得到理解。现在所谓“历史的”(historical)指那些对拥有信仰者与不拥有信仰者都同样可理解的行与言，但从《圣经》角度而言，不拥有信仰者是那些在心里说“没有上帝”的愚顽人，《圣经》对一切事情的叙述，皆务求让智者——按《圣经》中的智慧的含义来说——觉得可信。我们决不要忘记，《圣经》中没有关于怀疑的字眼，《圣经》中的神迹和奇迹使那些信念不足或信仰多神的人信服，它们不是针对那些“心里说'没有上帝'的愚顽人”(诗 14：1)而发的。

　　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初在慕尼黑发表了他最后的告别演说，题为《从内在的使命到科学》。在这次演说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科学和理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个人的精神生活、灵魂生活以及对价值的追求，是否也应该一并交给科学来统辖？紧接着，他援引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著名论断，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科学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不能回答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生活？”

　　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与此相似：面对着宗教和传统无可挽回的衰败，在科学话语和市民文化统御一切的时代，个人的灵魂一直陷于“萎缩和老化”之中，失去了“固定的价值和理想”。（第526页）为了重新安置灵魂，能否设想一个新的机构和组织形式，让我们即便不去教堂，也知道应该如何行事。（第688页）

　　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以及前面提到的西蒙娜·薇依，都思考过同样的问题，他们在对世俗教会的权力系统进行质疑和批判的同时，也在呼唤一个新的上帝或“心灵的天国”，以此拯救人的灵魂。保罗·蒂利希将它简单归结为“超越上帝的上帝”。当然，乌尔里希所期望建立的那个“精确性的、灵魂的世界秘书处”，不仅仅是哲学层面的思考，也带有一定政治实践层面的意义——考虑到新康德主义对穆齐尔的影响，乌尔里希的这个构想，与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所提出的思想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乌尔里希的第二个梦想，是想将人类重新带回到过去的时代——那个情感和理智还没有遭到割裂的、比今天好得多的时代。那么，过去的时代与今天的时代有何本质的不同？

　　用穆齐尔特有的概念来说，传统的社会形态用的是演绎法，而今天的社会用的是归纳法。所谓演绎法的时代，是具有一定的准则、前提和指导思想的时代，而归纳法的时代，是一个“像猴子似的”一味迷恋于试验的时代。（第588页）穆齐尔的这个说法让我联想起数学中“递归”和“反递归”的区分。我们在以前的课程中，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一组数学概念，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在过去的时代，人被界定为“递归”的动物，即部分等同于整体，瞬间等同于永恒。也就是说，你想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时时刻刻用单一的君子的准则要求自己。而在现代社会，人被界定为“反递归”的动物，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人，无非是其行为的总和。对人的理解，用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用托马斯·曼的话来说，“（人）在其一生中无论怎样□□并且作恶多端，他总能忏悔其罪行，最后成为教皇”。

　　当乌尔里希向莱恩斯多夫伯爵阐述他的梦想——试图通过“平行行动”将世界带回到过去的时代，回归巴洛克、回归哥特式、回归自然状态、回归歌德、回归德意志法律、回归纯正道德时，作为老牌的政治家，莱恩斯多夫伯爵面带愠色，神态严厉地做出如下回答：

　　“亲爱的博士，”他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自愿的回归！”（第216页）

　　在距沙漠不远的一座低矮小山上，是埋葬科普特人的巴加瓦特墓地（Bagawat），从这里可以俯瞰修道院的废墟。我在如血的残阳中向它走去。这片墓地像是一个坐落在沙丘中的拜占庭村落：长长的街道上有简陋的奶咖色泥砖墓室和小礼拜堂，有的是平顶，有的是圆顶，有的装饰有盲拱或原始的壁画，大多都很朴素。有些墓穴里安放过圣徒或圣人的遗体，因为墙壁上有虔诚的拜占庭涂鸦：“为佐伊的灵魂祈祷”；“祝福提奥菲卢斯”；“缅怀米纳斯”。但这些墓穴在一千五百年的冬风中衰朽，砖块开裂易碎，许多建筑仿佛骷髅，既无屋顶也少后墙。还有许多遭到盗墓贼的亵渎，隐藏的墓室从深深的盗洞中露出。还有一些则完全坍塌了。整片建筑群在风中显得阴森可怖，微风哀号着穿过破损的门洞。

　　我意识到，这些坟墓一定是约翰·莫斯克斯在离开哈里杰大绿洲，开始他人生最后一次流亡（先是到亚历山大港，最终去了君士坦丁堡）前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他坐在那里，遥望着他的朋友利奥长老在沦为奴隶前居住的修道院，此时他一定已经明白，他的整个世界正在土崩瓦解。但我想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自己见证的是基督教在中东最后的黄金岁月。

　　在他回到亚历山大港后不久，这座城市便落入波斯人手中。尽管后来又短暂地被拜占庭收复，但它于公元641年再次失守，这一回的征服者是□□。自此之后，它便一直处在□□教的统治之下，和中东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一般无二。莫斯克斯曾了解和描绘的那些基督徒——修士和高柱修士、商人和士兵……那些在《精神草地》的字里行间穿梭来去的奇人异象都被征服了，他们的数量随着移民、通婚和大规模的改宗而逐渐减少。虽然这一进程偶尔会出现停滞（比如在奥斯曼帝国早期），但仍一路延续至今，并在二十世纪大大加快。这是一串历史的延续，它始于莫斯克斯的旅行期间，而一千四百多年后，它的最终章被我的旅行见证。基督教是东方的宗教，它深深扎根于中东思想的滋养之中。约翰·莫斯克斯在他那个时代横扫黎凡特的炎风中，看到这株植物开始干枯萎败。我沿着他当年的旅途，见证最后的草茎被连根拔起。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绵延了近一千五百年。莫斯克斯目睹了它的开端。我目睹了它的终章的开端。

　　现代性有两个目标：使人掌控和拥有自然，以及使人的自由成为可能。现在留下的问题是，这两个目标是否彼此相容。霍布斯和笛卡儿在对《第一哲学沉思集》 （Meditations）的反驳和答复中的争论表明它们并不相容。事实上，我们在这场争论中看到的是路德与伊拉斯谟之间争论的核心问题再次出现。笛卡儿像伊拉斯谟一样，认为除了自然因果性，还有人的自由。而霍布斯则像路德一样认为，只有神的绝对能力才是所有物质运动背后的最终原因。于是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基督教的神人关系问题重新出现在现代性的核心处。所以到头来，虽然现代性在存在者层次上从人和神转向了自然，但这种转向仍然认为它试图超越的那些范畴继续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和结构上的意义。霍布斯和笛卡儿在现代传统中的继承人一直在力图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不成功尝试恰恰刻画了启蒙运动的特征。这个问题对于现代事业的核心性在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和法国大革命中变得很明显。于是，当现代性结束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疑问，即这个问题能否在现代性所开辟的存在论视域内得到解决，我们不由得要问，哪怕是最世俗形式的现代性能否摆脱开始时的那个形而上学/神学问题。

　　……

　　326年的那天，离开多姆圣母院大教堂的三个人便是奥卡姆、彼特拉克和埃克哈特，他们都面临这一问题，并试图回答它。他们及其继承者的回答以经常相互矛盾的各种不同方式决定了现代世界，重新规定了人、神和宇宙的关系。在我们目前面临的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关于现代化和全球化之本性的斗争中，我们必须看到，不仅是我们的对手，而且也包括我们自己，一直在被那些本身并非现代的信念和观念所影响和驱使，它们实际上是那些孕育了现代的问题的再现。

　　1927年，24岁的尤瑟纳尔在福楼拜书信集中读到：「从西塞罗到马尔库斯·奥里略这段时期，曾出现一个独特的时刻：彼时，众神已灭，基督未显，唯人独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