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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女儿的沉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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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的深秋,风里带着刮脸的寒意,卷起地上枯黄的落叶,打着旋儿,撞在红星小学斑驳褪色的红砖墙上。课间休息的铃声像一道赦令,瞬间将沉寂的教室点燃。孩子们如同出笼的鸟儿,欢呼着、推搡着涌向操场那片唯一能透口气的地方。
张小梅却像一尊被遗忘的石像,依旧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一遍遍描摹着木质课桌上那道不知被多少届学生刻下的、深深的划痕。
教室里空了大半,只剩下几个和她一样“不合群”的同学,散落在角落。阳光从蒙尘的窗户斜射进来,照亮空气中飞舞的无数尘埃,也照亮了她周围那片无形的、令人窒息的真空地带。
以前,她身边总是围着几个要好的女伴,分享着从家里带来的、哪怕只是一小块烤红薯,或是讨论着昨晚看的电视剧。可现在,那些曾经亲密的身影,要么刻意绕开她的座位,要么在她试图靠近时,便像受惊的麻雀般,迅速聚拢到另一边,形成一个个小声说笑、目光却时不时瞟向她这边的小团体。
“哎,你们听说了吗?张小梅她爸在南方,根本不是做什么正经工作!” 一个梳着羊角辫、穿着崭新花棉袄的女生,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教室后半部分听得清清楚楚。她是班长,父亲是街道的小干部。
“真的啊?那做什么?”
“谁知道呢!反正啊,肯定不是啥光鲜活儿!要不她妈能天天愁眉苦脸,摆地摊还被城管撵?” 另一个女生附和着,语气里带着与年龄不符的世故和轻蔑。
那些话语,像细小的、冰冷的针,隔着半个教室,精准地刺进张小梅的耳朵里。她没有抬头,只是将头埋得更低,几乎要碰到冰凉的桌面。脸颊火辣辣的,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一种混杂着屈辱和愤怒的灼烧感。
她攥紧了放在桌下的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体育课是她最害怕的时光。今天的内容是分组跳绳。老师刚说完“自由组合”,孩子们便呼啦一下散开,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伙伴,手拉着手,兴高采烈地组成了一个个小队。
只有张小梅,像一颗被遗落在棋盘外的孤子,僵硬地站在原地。她看着那些迅速成型、充满欢声笑语的队伍,看着她们甩动的长绳和跳跃的身影,感觉自己像个透明的、多余的影子。
她鼓起勇气,慢慢挪向以前常在一起玩的两个女生,刚张开嘴,还没发出声音,其中一个女生就象是被烫到一样,猛地拉着另一个女生的手,快速转过身,背对着她,大声说:“我们人够了!你快去找别人吧!”
那刻意提高的、带着划清界限意味的嗓音,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瞬间冻结了她最后一点微弱的希望。
她默默地退到操场边缘,靠着一棵叶子几乎掉光的老槐树,看着。寒风穿过她单薄的旧棉袄,冷得她牙齿打颤,但比身体更冷的,是那颗在胸腔里不断下沉、仿佛要坠入无底冰窟的心。
下课铃响,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教室。班主任李老师——那个总是把“集体荣誉”挂在嘴边、戴着深度眼镜的中年女人,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炉火烧得正旺,温暖得让人有些眩晕。李老师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捧着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氤氲的热气模糊了她的镜片。她看着站在面前、低着头、手指紧紧绞着衣角的张小梅,叹了口气,语气是一种刻意放缓的、却更让人难受的“语重心长”:
“张小梅啊,你最近的表现,老师都看在眼里。” 她顿了顿,吹了吹缸子里的热气,“你的家庭情况呢,比较……特殊。老师理解。但越是这种情况,你越要严格要求自己,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不要给班级……抹黑,知道吗?”
“抹黑”这两个字,像两块沉重的石头,砸在张小梅稚嫩的心上。她做错了什么?是爸爸去了南方?是妈妈摆了地摊?还是她连十块钱的捐款都差点交不起?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她无法选择、也无法改变的事情,会成为她“抹黑”班级的原罪。
她没有辩解,也没有点头。只是死死地咬着下唇,直到尝到一丝血腥味,才用微不可闻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
“……嗯。”
那声音轻飘飘的,带着一种被彻底压垮后的麻木。
从办公室出来,她没有回教室,而是转身走向了教学楼最尽头、那个几乎无人踏足的旧图书室。这里光线昏暗,书架落满了灰尘,空气里弥漫着纸张腐朽的气味。她在最角落、一个被废弃桌椅挡住的位置坐下,那里成了她唯一的避难所。
她从书包里掏出一本破旧的《安徒生童话》,翻开。书页已经泛黄,边角卷起。只有在这里,在那些虚幻的、充满苦难却最终迎来奇迹的故事里,她才能暂时忘记现实的冰冷,忘记同学们的窃窃私语和老师那“关怀”备至却如同枷锁的目光。
她把自己缩成一团,像一只受伤后躲进巢穴的小兽,将脸埋进带着霉味的书页里。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迅速洇湿了书中那篇《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插图。
窗外,北风呼啸,象是为这个过早体味到世态炎凉的女孩,奏响的一曲苍凉而孤独的背景音。她的沉默,不再是孩童的懵懂,而是一种在残酷现实中,被迫催生出的、带着绝望的早熟。
北方的初冬,寒意已经带着刀锋般的锐利。筒子楼的楼道里,穿堂风像狡猾的贼,寻着每一处缝隙钻进来,呜咽着,将贴在墙上的旧报纸吹得哗啦作响。李桂兰觉得这寒意,似乎比往年更早、更顽固地侵入了她的骨髓。
低烧像附骨之疽,缠缠绵绵地持续了快半个月。起初她以为是普通的伤风,喝了点姜糖水硬扛着。但咳嗽却一天比一天厉害,从偶尔的几声,变成撕心裂肺的、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掏出来的剧烈干咳。尤其是在深夜,那咳嗽声在寂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惊心动魄,常常把睡梦中的张小梅惊醒。
胸口也时常传来一阵阵闷痛,像压着一块冰冷的石头,让她呼吸都变得费力。浑身关节酸痛无力,拆解旧毛线的手指,也变得愈发迟钝、僵硬。
“妈,你去看看吧。” 张小梅看着母亲愈发憔悴的脸色和眼底浓得化不开的青黑,小声地、带着恐惧央求道。她记得奶奶生病时,也是这样咳,后来就……
李桂兰总是摇摇头,用沙哑的声音安慰女儿:“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看病不要钱啊?” 她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那里只有几张皱巴巴的毛票。丈夫寄回的钱,每一分都像经过精密计算,勉强维系着这个家不倒,根本没有“看病”这项预算。
然而,这天清晨,在一阵几乎让她窒息的剧烈咳嗽之后,她撑着水池边缘,看着痰盂里那抹刺目的、鲜红的血丝时,整个人都僵住了。
那抹红色,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她所有侥幸的心理。恐惧,冰冷的、实实在在的恐惧,瞬间攫住了她的心脏,让她手脚冰凉。
不能再拖了。
她胡乱地用冷水洗了把脸,试图驱散那令人心悸的眩晕感。安顿好婆婆,嘱咐女儿自己去上学,然后揣着家里最后那点应急的钱,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向了离家最近的那个社区卫生所。
卫生所设在两间破旧的平房里,光线昏暗,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某种陈旧疾病混合的、令人不适的气味。穿着已经看不出原本颜色的白大褂的医生,是个表情麻木、眼袋浮肿的中年男人。他面前排着几个同样一脸病容、唉声叹气的老人。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轮到李桂兰。她坐下,低声描述着自己的症状:持续低烧,咳嗽,胸痛,还有……咳血。
医生抬起眼皮,没什么表情地看了她一眼,拿起一个老旧的手电筒,示意她张嘴,草草看了看喉咙。又用一个冰冷的听诊器,在她后背和前胸听了几下。那听诊器金属的圆盘贴在皮肤上,激得她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咳嗽多久了?以前有过肺结核吗?” 医生一边在一个破本子上写着什么,一边例行公事地问。
李桂兰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了很多年前,厂里组织体检,好像有过什么“肺部钙化点”的说法,但当时没在意。
“可能……可能以前有过一点……” 她含糊地说。
医生放下笔,语气依旧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你这情况,不像普通感冒。低烧,咳血,又有结核病史……我们这小卫生所看不了。你得去大医院,挂呼吸科,拍个胸片,好好查查。” 他撕下一张诊断建议书,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推到她面前。
诊断建议书上,那几个潦草的字像张牙舞爪的判官笔:“疑似肺部感染,建议转诊至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胸片)”。
“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胸片”……这些词语,像一块块巨石,接连砸在李桂兰的心上。她知道去大医院意味着什么——漫长的排队,繁琐的流程,以及,最关键的,她根本无法承受的医药费。光是拍个片子,可能就要几十上百块,那几乎是家里一个月的生活费!
她捏着那张轻飘飘的、却重逾千钧的诊断建议书,手指不住地颤抖。喉咙里那股血腥气似乎又涌了上来。
她失魂落魄地走出卫生所,冰冷的空气让她打了个寒颤。阳光稀薄地照在脸上,却没有带来丝毫暖意。
刚走到筒子楼楼下,就撞见了正拎着菜篮子、准备去市场的王婶。王婶那双精明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在她苍白的脸和手里捏着的纸条上扫过。
“哟,桂兰,这是咋了?脸色这么难看?病了?” 王婶的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关切”和探究,“去看医生了?医生咋说?严不严重啊?”
李桂兰下意识地把诊断建议书攥紧,藏到身后,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没……没啥事,就是有点感冒。”
“感冒?” 王婶撇撇嘴,显然不信,“感冒能看成这样?我可跟你说,桂兰,这病啊,可不能硬扛!尤其你这咳嗽,我听着可不太对劲!该检查就得检查,该花钱就得花钱!建设不在家,你可不能倒下了,不然小梅和她奶奶可咋办?”
这话听起来象是劝慰,实则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李桂兰最痛的地方。她知道,王婶回头就会在街坊四邻中“宣传”:张家媳妇病得不轻,都咳血了!怕是痨病(肺结核)复发了!他们家这下可真是雪上加霜了!
李桂兰没有再理会王婶,低着头,几乎是逃也似的上了楼。
回到那间冰冷、压抑的屋子,她背靠着紧闭的房门,缓缓滑坐到地上。手里那张诊断建议书,已经被她手心的冷汗浸得有些发软。
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这个家徒四壁的屋子。婆婆断续的咳嗽声从里屋传来,女儿那张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过分瘦小的脸庞在她眼前晃动,丈夫在南方流水线上疲惫麻木的身影在她脑海里浮现……
去大医院?钱从哪里来?
不去?万一……万一真的是那个可怕的病呢?
绝望,像窗外越来越浓的暮色,一点点地将她吞噬。她坐在冰冷的地上,许久,许久,没有动弹。那张决定她下一步命运的诊断建议书,像一片枯叶,无声地飘落在她的脚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