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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早市的地摊 ...

  •   北方的清晨,天光未亮,寒气像无数根细密的钢针,穿透棉袄,直往骨头缝里钻。李桂兰用头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因为缺乏睡眠而布满血丝、却又不得不强打精神的眼睛。她挎着一个巨大的、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塞满了她这些日子夜夜挑灯赶制出来的劳保手套、粗线袜子和几把自家窗台上种的、冻得有些发蔫的小葱和菠菜。脚步匆匆,却又带着一种难以启齿的迟疑,走向离家不远的那片露天早市。
      早市设在一条背风的、坑洼不平的土路旁,此刻已经聚集了不少像她一样来讨生活的人。卖旧衣物的,卖廉价塑料盆的,卖自家腌的咸菜的……空气中混杂着泥土的腥气、腐烂菜叶的酸味、以及人们呵出的白气和廉价早餐摊上飘来的、勾人馋虫却又遥不可及的油香。叫卖声、讨价还价声、自行车铃铛声此起彼伏,构成了一幅底层百姓为生存而挣扎的、喧闹而粗糙的画卷。
      李桂兰没有像那些老练的小贩一样占据有利位置,而是磨蹭到市场最边缘、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这里靠近一个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堆,地面潮湿肮脏,很少有人愿意过来。她四下张望,像做贼一样,确认没有熟悉的邻居,才迅速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块褪色的、印着模糊牡丹花的旧塑料布,铺在冰冷的地面上。然后,将那些手套、袜子和小葱,一样样小心翼翼地摆开。每一样东西都显得那么寒酸,那么微不足道。
      她低着头,不敢吆喝,甚至不敢直视过往的行人。双手插在袖筒里,冻得通红的指头在里面互相搓揉着,汲取一点可怜的暖意。脚上那双单薄的棉鞋,根本无法抵御这地面的寒气,冻得她双脚发麻,只能不停地轻轻跺着。
      “哟!这不是桂兰吗?”
      一个如同破锣般熟悉的声音,还是在她最不愿意的时候响起了。王婶拎着个菜篮子,象是偶然逛到这里,脸上挂着那种混合着惊讶、怜悯和一丝隐秘优越感的复杂笑容,停在了她的地摊前。
      “哎呀呀,你这是……也出来摆摊了?”王婶弯下腰,用她那戴着厚棉手套的手指,挑剔地拨拉着地摊上那双织得最厚实的手套,“啧啧,这手工,这线头……桂兰啊,不是我说你,这玩意儿现在谁还买啊?商店里卖的,又好看又便宜!你这得卖到猴年马月去?”
      李桂兰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火辣辣的,象是被当众抽了一巴掌。她死死咬着下唇,几乎要咬出血来,才忍住没有抬头反驳。
      王婶似乎很满意她的反应,直起腰,声音不大不小,却足以让附近几个小贩都听见:“唉,要说建设也是,拍拍屁股跑去南方享福了,留你一个人在家受这罪!这大冷天的……真是造孽哦!” 她叹了口气,那叹息里没有半分真心,只有满满的看热闹不嫌事大。“你这点东西,能卖几个钱?够给小梅买本像样的练习本不?”
      这些话,像淬了毒的针,一根根扎进李桂兰的耳朵里,疼得她浑身发颤。她恨不得地上立刻裂开一条缝钻进去。
      就在这时,市场那头突然毫无征兆地骚动起来!
      “城管来了!快跑!”
      不知是谁声嘶力竭地吼了一嗓子,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泼进了一瓢冷水。整个早市瞬间炸开了锅!小贩们象是受惊的麻雀,脸上血色尽褪,手忙脚乱地卷起地上的货物,抓起秤杆,推起小车,惊慌失措地向四面八方逃窜。菜叶、塑料袋、甚至掉落的鞋子散落一地,场面混乱不堪。
      李桂兰的大脑一片空白,心脏象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紧,几乎停止了跳动!她听到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声,咚咚咚地撞击着耳膜!
      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羞耻!她几乎是扑倒在地,用最快的速度,近乎粗暴地将塑料布的四角胡乱抓起,把所有的手套、袜子、小葱,不管不顾地塞进那个巨大的帆布包里!动作慌乱得扯断了好几根毛线。
      她刚把鼓鼓囊囊的包挎上肩,直起腰,就看到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戴着大盖帽的身影,如同凶神恶煞般,已经从市场那头冲了过来,嘴里呵斥着,开始没收那些跑得慢的小贩的东西。
      她什么也顾不上了,挎着沉重的包,像一只被猎犬追赶的兔子,低着头,沿着墙根,拼命地往家的方向跑去!冷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她的脸颊,灌进她的喉咙,让她喘不上气。沉重的帆布包一下下撞击着她的胯骨,生疼。她能感觉到身后那些城管呵斥的声音,以及王婶可能投来的、更加幸灾乐祸的目光。
      她不敢回头,只是拼命地跑,肺部火辣辣地疼,眼泪因为狂奔和屈辱,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瞬间被寒风吹得冰凉。
      直到一头撞进自家那栋熟悉的筒子楼,冲上昏暗、冰冷的楼梯,后背紧紧抵住家门,听着自己那颗快要蹦出喉咙的心脏在空寂的楼道里发出巨大的、恐惧的回响,她才敢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冰冷的房门硌着她的脊背,带来一丝真实的痛感。早市的喧嚣、王婶的讥讽、城管的呵斥……都暂时被隔绝在外。但那份深入骨髓的屈辱和恐惧,却像这北方的寒气一样,牢牢地附着在她身上,久久不散。
      北方的寒风似乎也懂得欺软怕硬,格外肆虐地钻进北春市红星小学那破败的校园。教室的窗户糊着厚厚的塑料布,被风吹得“呼啦”作响,像垂死病人艰难的呼吸。炉子里的煤块半死不活地烧着,吝啬地释放着一点可怜的热量,根本无法驱散孩子们写字时指尖的僵硬和鼻尖的冻红。
      课间操的铃声刚歇,班主任李老师——一个戴着深度眼镜、面色总是带着几分焦黄和严肃的中年女人,就走上了讲台。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开始讲课,而是清了清嗓子,手里拿着一张油印的通知,目光在台下五十多个小脑袋上扫过。
      “同学们,安静一下。”她的声音带着一种公式化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学校为了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决定扩建图书馆,添置一批新图书。这是有利于我们所有同学的大好事!”
      她顿了顿,扶了扶眼镜,继续念着通知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词语:“本着‘自愿’原则,希望每位同学都能为学校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捐款金额……不低于十元。”
      “自愿”这两个字,被她念得格外清晰,却又像裹着一层看不见的冰壳,带着沉甸甸的压力,砸在每个孩子的心上。
      教室里出现了一阵细微的骚动。有家境稍好的孩子,脸上露出无所谓甚至略带炫耀的神情;更多的孩子,则像张小梅一样,低下了头,手指不安地绞着破旧的衣角,或是偷偷去瞄同桌的反应。十元钱,对很多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张小梅感觉自己的脸颊瞬间烧了起来,心跳得厉害。她不敢抬头,生怕对上李老师那看似随意、实则锐利的目光,也怕看到周围同学那些或轻松或同样窘迫的眼神。她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妈妈摆地摊,一双粗糙的手套只能卖两三毛钱,还要提心吊胆躲避城管;爸爸寄回的钱,每一分都早有去处……十块钱,像一座小山,压得她喘不过气。
      “张小梅,”李老师的声音果然还是点到了她,语气听起来很平常,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审视,“你父亲……在南方工作,收入应该不错吧?要积极为集体做贡献啊。”
      这话像一根针,轻轻巧巧地挑破了她试图掩藏的窘迫。周围似乎有几道目光投射过来,带着好奇,或者别的什么。她感到一种火辣辣的羞耻,仿佛父亲在南方“享福”,而她却连十块钱都拿不出来,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过错。
      她死死地盯着自己磨得发白的桌角,用微不可闻的声音“嗯”了一下,喉咙象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放学铃声一响,她几乎是逃也似的冲出了教室,把那些关于捐款的窃窃私语和可能投来的异样目光甩在身后。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却比不上心里的冰凉。
      回到家,那间狭小冰冷的屋子似乎比平时更加压抑。李桂兰正在昏暗的灯光下,拆解着一件旧毛衣的袖子,听到女儿回来,抬起疲惫的脸,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梅子回来了?饿了吧?饭在锅里温着。”
      张小梅站在门口,低着头,手指反复抠着书包带子,那声“妈”在喉咙里滚了又滚,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她看着母亲那双因为长期浸泡在冷水和毛线中而红肿开裂的手,看着灶台上那点少得可怜的晚饭,只觉得那“十块钱”三个字重如千钧。
      李桂兰察觉到了女儿的异常,放下手里的活计,走过来,声音带着担忧:“怎么了?在学校受委屈了?”
      张小梅猛地抬起头,眼圈已经红了,她把手里的捐款通知塞给母亲,声音带着哭腔:“学校……要捐款……买书……十块……”
      李桂兰接过那张轻飘飘的纸,只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比窗外的天色还要灰败。她的嘴唇哆嗦着,捏着通知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十块钱!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丈夫在流水线上多站几十个小时,意味着她要多织几十双卖不出去的手套,意味着这个月可能连买煤的钱都要赊欠……
      屋子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窗外呼啸的风声,和炉子上那点微弱的、即将熄灭的煤火发出的“噼啪”声。
      张小梅看着母亲瞬间垮下去的肩膀和那双盛满无助与绝望的眼睛,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她后悔了,不该告诉妈妈,让她为难。
      就在这时,隔壁王婶那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又不合时宜地透过墙壁传了过来,象是在哼唱,又象是在故意说给这边听:
      “哎,听说学校又要捐款了?十块!现在这学校,真会想法子要钱!穷人家孩子还读什么书哟,趁早回家干活算了!”
      这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李桂兰。她猛地转过身,背对着女儿,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但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只是用力地吸了吸鼻子。
      然后,她象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快步走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她藏钱的小布包。里面只有一些毛票和几分几角的硬币,最大面额是一张五元的,已经皱巴巴。她把这些钱全部倒在床上,仔仔细细地数了一遍,又一遍。远远不够。
      她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猛地拉开门,走了出去。
      张小梅听到母亲敲响了隔壁吴姨家的门,听到母亲用那种她从未听过的、低声下气的、带着恳求的语气说话。过了一会儿,门关上了,母亲回来了,手里攥着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十元纸币。
      她把那张还带着别人体温的纸币,塞到张小梅手里,声音沙哑而疲惫:
      “拿去……交给老师。”
      张小梅握着那张沉甸甸的纸币,感觉它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她手心发疼。她看着母亲迅速转过身去,重新拿起那件拆到一半的旧毛衣,手指却抖得几乎握不住线头。
      她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任何话。只是把那十元钱,小心翼翼地夹进了语文书里。她知道,这不仅仅是十元钱,这是母亲破碎的尊严,是她们这个家庭,在现实的重压下,又一次无声的妥协和牺牲。窗外,寒风依旧,夜色渐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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