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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遇。清寒。 我多希望有 ...

  •   小飞收拾桌子时,发现杯垫下除了酒钱,还有一张纸条。上面是苍劲有力的字迹:沈砚书,以及一个手机号码。
      那字迹如他本人一般,沉稳而克制,每一笔都像藏着说不尽的故事。
      那是一个周末,小飞和沈砚书约在了前门外的一条胡同里。这里并不出名,几乎没什么游客,灰墙灰瓦间透着一股老北京独有的静谧。虽已是早冬,但午后的阳光和煦,竟意外的驱散了几分寒意,走在胡同里倒也惬意。
      沈砚书走得很慢,像是在寻觅逝去的时光。他时而驻足在一处斑驳的院墙外,时而在一棵光秃秃的老槐树下停住,看上半晌,小飞也不打扰,只是安静地跟在他身后,听着两人的脚步踏碎寂静。
      他们一直走到胡同尽头的一个院子前,沈砚书才终于停下了脚步。他抬头看着院里一棵伸出墙头的柿子树,树上还零星挂着几个被冻得晶莹剔透的红柿子。
      “啊,树还在。”沈砚书声音里带着一丝怅然和欣慰“可惜,院子是进不去了。”他看着那扇紧锁的朱红色大门,眼中流露出一丝惋惜。
      他转过头,看着小飞,目光悠远。
      “我以前,就住在这里。”
      他顿了顿“我们的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沈砚书说得很慢,话语如同他即将描述的岁月一般悠长。他的叙述并没有从故事的最高潮开始,而是从那年冬天,他们的第一次相遇说起。
      那是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冬天比现在冷得多,风也硬得多。西北风打着旋儿往人的骨头缝里钻。家家户户的窗户缝都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屋里蜂窝煤炉子烧得“呼呼”作响,可即便这样,手脚也还是冻得跟冰坨子似的。
      我那时刚从大学毕业,在那个年代,大学生还是稀罕物,工作本该是随便挑的,可我出身不好,父母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档案里的那几行字,像个洗不掉的印记,好单位一看到就直摇头,最后,我被分配到了胡同附近的一所普通中学,教语文。
      我是整个学校里唯一的正规本科大学生,校长很看重我,刚一入职,就破格给我分了间学校边上的小平房。
      那时候的院子不像现在这么规整,一个大杂院住上十几二十户人家是常事,人多,房小,条件也差。我那间房,也就将将十平米,冬冷夏热,墙皮一碰就掉,可对我来说,那是第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家,我已经很知足了。
      而他,就住在我的前院,郭淮允,但我更喜欢叫他小允。
      我第一次见到他,也是在这样一个入冬前的日子,胡同里家家户户都忙着储备冬煤,一板车一板车地往家里拉。别的孩子放了学,早就撒了欢儿地在胡同里追着玩闹,只有他,小小的个子,穿着一件大棉袄,松松垮垮的,袖子还长了一大截,一看就是哪个大孩子淘汰下来的,他裹在里面,就显得更清瘦了,像棵没长开就被风抽干了的豆芽菜,他就这么跟在煤车后面跑,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捡那些从车上颠下来的碎煤渣。有时候,他也能从外面拎着几块像样的整煤回来,脸上是掩不住的喜悦。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帮着卸煤,人家看他可怜,送给他的。
      郭淮允很白,是那种常年营养不良不健康的白。一到冬天,他的两颊就被冻出两块明显的高原红,再加上捡煤蹭上的一脸黑灰,看起来有点滑稽,可又有点让人心疼。
      有一次,我下班回来,正好碰到他拎着一小筐煤渣进院,我叫住他,笑着指了指脸颊的位置,提醒他:“小允,脸成小花猫了。”
      他好像很不好意思,愣了一下,立刻放下筐,奔着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就去了。那可是院子里的水龙头,冬天都是要结冰的,他倒好,把头埋在下面就是一通猛冲,冰冷的水激得他浑身一颤。冲完了,也不找毛巾,直接抬起那截又长又脏的袖子在脸上一抹,然后转过头,朝我露出一个特别灿烂的笑“沈老师,谢谢您。”
      他笑得是那么开心,好像我愿意跟他说话,是一件多值得高兴的事一样。
      那时我还不了解他的身世,只觉得这孩子单纯又可爱得让人心软。后来住久了,我也跟院里的邻居旁敲侧击地打听过他家的事,可但凡问到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撇撇嘴,不愿多谈。我记得有一次,院门口的孙大娘还好心拉住我,压低了声音说:“沈老师,您是文化人,离郭家那孩子远点,别沾了晦气。”
      此后,我也就不好再打听。
      直到两年后,我因为一位老师休产假,临时顶替她,当了班主任。那年,郭淮允十七岁,上高二,正好就在我接手的那个班里。
      开学第一天,我拿着点名册走进教室,一眼就注意到了他。不是因为我们熟稔,而是他实在太特殊了。那是周一,全班同学都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只有他,穿着件洗的发黄的白衬衫,缩在教室最后排的角落里。
      郭淮允的座位是单独的,没有同桌,与周遭格格不入。前面的同学甚至刻意将桌子往前挪了挪,与他拉开了一段无法忽视的距离。
      下课的时候,别的同学或两两结对或三五成群,唯有郭淮允,永远是独自一人坐在座位上,要么埋头写作业,要么就望着窗外发呆。我不知道他到底跟同学们有什么矛盾,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和别人来往。但作为一个老师,我不能仅凭观察就直接把他叫来问话,那或许会伤害到一个少年敏感的自尊。我只得暂时放下这个疑问,打算先慢慢观察。
      可是越来越多的事情,让我再无法忽视他,我心中的疑团也越来越重。
      我借着批改作业的机会,看过他的课本,都是上一届学生用剩下的,上面写满了别人的笔记。他就在那密密麻麻的缝隙里,用一小截铅笔头,挤着蚂蚁似的,工工整整地写下自己的字。
      他的午饭,永远是一个干硬的馒头,有时候,会配上一块黑乎乎的酱菜疙瘩,那酱菜疙瘩我见过,是院儿里李大娘腌的,就放在院子水池子边上的大缸里,每年她都会腌上一大缸,谁家短了菜,都能去缸里捞一块,不用打招呼。郭淮允总是独自一人,躲到教学楼后面那片背风的墙角,就着半碗白开水,一口一口,默默地啃。
      再后来,我从同学们课间的聊天中,偶然听到了那些刺耳的称呼。
      他们嫌他脏,骂他“罪犯的儿子”、“小劳改犯”,甚至还有人叫他“精神病”。他们都绕着他走,仿佛他身上带着什么会传染的瘟疫,靠近一点,哪怕说上一句话,都会沾染上不幸。
      可郭淮允呢?他从不吭声,也不反驳,他只是把自己缩得更紧,像一只受了伤却假装凶狠的小兽,眼神里充满了戒备、无助,还有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无望。
      我再也不能装作看不见了,我是他的老师,是他的班主任,我绝不允许我的班级里,存在这样赤裸裸的欺凌。
      于是,我去找了校长。
      校长知晓我的来意,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水,叹了口气,惋惜地说这孩子确实可怜。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的心一点点冷了下去。
      校长的意思很明白:他说我帮不了郭淮允,他也帮不了。
      “这孩子,打根儿上就歪了。”他嘬了口茶,慢悠悠地说,“爹在牢里,妈在精神病院,就一个病恹恹的奶奶撑着,穷得叮当响,街道挂名的困难户。”
      “难道就没人愿意拉他一把?”
      “嘿!”校长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像你这样的好心人,不是没有。可他就是块石头!”他放下茶杯,身体前倾,“前阵子教育局要树帮扶典型,我第一个报了他。多好的机会啊!让他写个材料,全区大会上讲讲,师生捐款自然而然就来了。你猜他怎么着?”
      校长一拍桌子:“他说他过得挺好,不用帮。沈老师,你说说,他那要是也算过得好,那我们怕过得都是神仙日子了。咱们学校什么底子你也清楚,就指望这种机会在领导那儿挂个号,露个脸。他倒好,亲手把路给堵死了!”
      他越说越激动,脸颊的肉都在抖:“你说,这不是晦气是什么?”
      最后,他缓了口气,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转为一种推心置腹的“关怀”:“小沈啊,听我一句。只要他不闹出大事,忍一年,毕业送走就完了。你有这精力,多盯盯那几个尖子生,给学校的升学率做点实在贡献,比什么都强。”
      晦气,又是晦气,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我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个恶毒的词语。
      可他们不明白,这根本不是晦气,而是他的倔强,是他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死死攥在手里的、那点最后的尊严!
      我比谁都明白,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尊严。
      也许,从我第一次轻声提醒他擦掉脸上煤灰的那一刻,命运的丝线就已经将我们紧紧缠绕。
      我长他九岁,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邻居。每天放学后,我总望见那个在灶台前默默忙碌的瘦小身影——那么瘦小,那么倔强。那身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十多年前同样在困境中挣扎的自己。
      这样的他,我怎么可能视而不见。这样的他,我怎么可能不伸手,拉他一把。
      我的父母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就是现在的北大。在那个年代,他们是标准的知识分子,可这个身份,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那场运动中,他们被下放,在偏远的山村里生下了我,直到我8岁那年,平反开始了,为了让我能回到北京接受最好的教育,父母亲放弃了返城工作的机会,用它作为交换条件,把我送到了北京的舅舅家。
      他们指望我能避开风头,在首都好好读书,出人头地。
      可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我看尽脸色,尝遍冷暖,饭不敢多吃一口,话不敢多说一句。
      我记得那时候表弟上幼儿园,我上二年级,每天我都推着那辆比我还高的二八大杠自行车送他。我个子小,力气也小,别提有多困难了,可我还是咬牙坚持,我那时就知道,自己能回北京,是父母牺牲了自己换来的,我不能浪费,更不想辜负。
      有一次,雨天路滑,我没扶稳,车倒了,表弟的腿磕破了一大块皮。舅妈回家看见,骂我“拖油瓶”、“丧门星”、“养不熟的小白眼狼”,总之什么难听的词都往我身上招呼。
      那天晚上,因着这件事,她又跟舅舅大吵了一架,结果就是,那天以后,我就被他们从屋里“请”了出去,安置在院子角落里用铁皮搭的棚子里。
      棚子很小,连个窗户都没有,进门就是一块木板,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棉花套子,那就是我的床了,最难熬的就是雨天,雨点打在棚顶像敲锣,床上的棉絮也变得又湿又冷,躺在上面就像躺在一块冰冷的铁板上,怎么也捂不热。
      那个地方,我一住就是小十年,直到我考上大学,搬进了学校宿舍。
      我曾盘算着,等我毕了业,有了工作,就可以靠自己,把父母接回来了。可造化弄人,没过多久,父母所在的村子遭了山洪,那时消息闭塞,等我得知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他们离世后一周了。
      我以为我终于要抓住一点温暖了,可还没等焐热,转眼间,就又什么都没了。还是只剩下我一个人。
      所以,我懂小允那种感觉。那不只是贫穷和自卑,而是一种被全世界抛弃后的孤独和倔强。是那种你明明咬碎了牙,却不知道该往哪儿使劲儿的茫然。
      我不想放弃他。
      当年,在那个冰冷的铁皮棚里,在无数个被惊醒的深夜里,我多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走过来,拉那个在舅舅家角落里、谨小慎微的少年一把。
      可是,没有人来拉我。
      所以现在,我想试试。
      我想试试,能不能拉他一把。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2章 初遇。清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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