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然见南山》张在野

3、第一次拍全家福

　　那是两千零几年，街边大大小小的照相馆，最火爆的生意就是拍摄那种风格浮夸、背景梦幻的“婚纱艺术照”。母亲似乎正是被这种风潮深深蛊惑了。她不止想拍一张普通的合影，她想要的，是能挂在家里最显眼处、足以向所有来访者宣告“我们家庭美满、生活体面”的那种“作品”。

　　我们的家，是城中村出租屋里那个开门就见床的单间，墙壁因潮湿而斑驳。但母亲决心要在镜头里，为我们打造一个截然不同的“家”。

　　第一次，她选择了一家门面上贴着巨大婚纱照海报的影楼。背景是庸俗的金色罗马柱与假喷泉。她为我们准备的“戏服”充满了刻意的模仿：父亲被套上了一件租来的、肩线都歪了的劣质西装；我被打扮成小花童的模样，头发用硬邦邦的啫喱水固定，别上带着亮片的廉价头饰；弟弟则被塞进一件小小的、仿制的儿童礼服，领结勒得他不住哭闹。母亲自己，则穿上了她最宝贝的那件米白色蕾丝边衬衫，努力模仿着婚纱照里新娘的姿态，脖颈微微扬起。

　　整个过程就是一场灾难。弟弟的哭嚎撕破了所有虚假的宁静。成片出来，我们活像一群误入奢华布景的局促木偶，脸上的表情与身后的“罗马风情”格格不入。母亲拿着那叠照片，眼神里不是失望，而是一种被冒犯的怒气，仿佛在说：**“连你们都配合不了我的完美设想。”**

　　她的虚荣心没有被满足，反而被刺激得更加强烈。

　　于是，有了第二次。这次，她咬牙选择了一家“更专业”的婚纱摄影工作室。她不再满足于花童和西装的cosplay，而是直接要求拍摄一组“温馨家庭主题”的婚纱风照片。背景换成了纯色幕布和简单的欧式家具模型，灯光也更柔和。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条长长的、带着亮片的纱巾，披在自己肩上，试图营造一种披纱的错觉。她反复指导父亲该如何深情地凝视她，要求我必须露出“标准的八颗牙微笑”。

　　弟弟依旧是她完美蓝图里那个不和谐的音符，哭闹，逃跑。母亲在镜头前强撑着的优雅笑容下，是几乎要压抑不住的烦躁。她不断呵斥弟弟，又迅速调整表情面对镜头。最终那张让她满意的照片，是她精心策划的结果：她坐在道具沙发上，姿态刻意，父亲站在她身后，手搭在她肩上，像两个被安排好的演员。我和弟弟被安置在两侧，表情懵懂。整个画面透着一股经过精心计算的、却毫无生气的“温馨”。

　　她终于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张足以悬挂出来，向邻里证明她的家庭也走在“时尚”前沿，她的生活也拥有“品质”的“婚纱风格全家福”。那张照片被她用最宽的仿金边相框裱起来，挂在斑驳的墙壁上，形成一种尖锐的对比。那不是爱的自然流露，那是她向生活投去的一枚虚荣的勋章，试图用影楼的布景！和姿势，覆盖掉城中村单间里所有真实的粗粝与不堪。
　　母亲是瘦小的，像一株被城市的喧嚣与生活的重压不断磋磨，却始终倔强挺立的草本植物。常年的精打细算和灶台油烟，让她不到四十的年纪，皮肤便泛着一种缺乏光泽的、隐隐的蜡黄。可偏偏是这样一副被生活打磨得有些粗糙的皮囊里，却住着一个极致爱美、对“好看”有着不屈不挠追求的灵魂。

　　她深知自己贫穷，买不起专柜的化妆品，但她会在地摊和两元店里流连忘返，仔细挑选着颜色最时兴的口红、带着亮片的眼影。她的梳妆台上（如果那个堆满杂物的床头柜角落算梳妆台的话），摆满了各种廉价但齐全的护肤霜、眉笔和指甲油。她关注自己的身材，会在试穿那条绷得有点紧的牛仔裤时，在镜子前反复转身，嘴里嘟囔着“又胖了”，然后下定决心似的宣布明天只吃一顿饭。

　　她爱买衣服，并非追求品质，而是追逐一种“流行”。她的审美直接来源于街头巷尾和夜市挂出的爆款，那些带着夸张logo、蕾丝、亮片或者独特剪裁的衣物，总能轻易俘获她的心。她可能会为了一件仿制的“韩版”针织衫，和摊主磨上半小时的嘴皮子，最终得意洋洋地拎着战利品回家，像打赢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

　　她是三十岁左右，经人介绍嫁给了做苦力的养父。这婚姻起初或许谈不上爱情，更多是现实压力下两个边缘人的抱团取暖。但多年的相濡以沫，已在两人之间酿出了深厚的、无需言说的恩爱。她会一边抱怨丈夫回来一身臭汗，一边早已为他备好温水和干净的衣物；丈夫则会在她对着镜子为一件新衣犹豫时，用沉默的行动——比如多递上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来表达支持。他们的感情，藏在日常的琐碎里，藏在共用一盆洗脚水的默契里，是市井夫妻最朴素也最坚韧的联结。

　　她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复杂而真实的女人。她市侩，会为了几毛钱和小贩争执，会计较邻居占了自家一点门口的公共地盘；她也善良，看到乞讨的老人会下意识摸摸口袋，会对楼道里流浪的小猫偷偷投喂食物。她的爱美与虚荣，是她对抗粗粝生活的方式，是她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一点浪漫与尊严。她所有的精明算计和对外表的执着，都构筑在努力让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家看起来更体面、更“正常”的基石上。她是千千万万个在底层挣扎，却从未放弃将自己与生活打扮得光亮一些的、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之一。
　　她一生恪守着市井小民的规矩，直到那个下午在超市货架前鬼迷心窍。

　　亮晶晶的不锈钢勺子排列得像受检阅的士兵，映出她惶惑的脸。在她精打细算的人生里，从没让手指沾染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可那一刻，仿佛有看不见的手推着她——

　　监控探头转向另一侧的瞬间，一把小勺滑进了她洗得发白的外套口袋。轻飘飘的重量，却让她的脚步踉跄了一下。

　　走出超市时，警报没有响。夏日阳光白得晃眼，她却打了个寒颤。

　　口袋里那点金属的凉意，突然变成灼人的炭。她扶着斑驳的墙弯下腰，胃里翻江倒海。

　　这微不足道的罪，像钥匙打开了最深的刑房。

　　她偷了一个勺子。
　　她也偷来了一份圆满。

　　女儿是命运送来的礼物，是被遗弃后她心甘情愿接住的缘分。可儿子不一样——他的到来填补了这个家最隐秘的空缺，却也在每个深夜拷问着她的灵魂。那个空缺，是她用尽了手段，从某个看不见的角落硬生生挪来的一块拼图。

　　她蹲在城中村的巷口，看着身边的儿女。女儿正乖巧地帮她拎着菜篮子，而那个填补了她生命最后一块空缺的儿子，正举着风车咿呀学语。他每一声“妈妈”，都像是在提醒她——这份圆满，是从别处借来的光，是用不干净的手捧住的火。

　　手指伸进口袋握住那把勺子，金属的冰冷渗入肌肤。她想起把男婴接回家那夜，丈夫沉默地抽了一整晚烟，而她在黑暗中睁着眼，听着两个孩子均匀的呼吸声——一个是命运送还的，一个是她强求来的。

　　“妈给你买了新书包。”她总是更宠女儿，近乎赎罪。
　　“弟弟要让着姐姐。”她这样教育儿子，试图平衡那倾斜的天平。

　　这些好是真的。那些深夜里对“另一处空缺”的想象，和随之而来的战栗也是真的。

　　她终于摇摇晃晃站起来，把勺子扔进垃圾桶。“哐当”一声，像给这场自我审判画上句号。

　　从那天起，她对儿子的每个微笑里都藏着不安，对女儿的每份宠爱中都带着补偿。只是每次路过那家超市，她都会加快脚步，仿佛逃避着两个重叠的罪证——那个她偷过的货架，和那个她用一生也还不清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