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弹出盛夏》年余今

2、楔子2 陈嘉颜，天

　　陈嘉颜，天生就是学理科的料。神经大条，爱吃爱睡爱运动，脑子灵活，敢想敢干。
　　八年级分班，我们成了同学。我是第一，她是第二。也许是某种天然的吸引力，两个内向的人竟在开学第二天就形影不离——一起上厕所，一起去食堂。
　　她话特别多，和陈燕燕同桌时能从早聊到晚。后来班主任把她调到我旁边，指望我能让她安静些。结果却是我也变得叽叽喳喳。我差点去找老师要求换座位，她委屈巴巴地拉着我：“我不说话了，你别找老师。”
　　她有点“坏”——会偷偷把别人的鞋带绑在凳子腿上；会在我、李昭湘和她一起走时，突然拉起我狂奔，留下李昭湘在后面不知所措地追。有一次我回答完问题，一屁股直接坐到了地上，一抬头就看见她捂着嘴偷笑，手指着被悄悄挪开的椅子。
　　她热爱美食。每周日返校都会带好吃的来。她妈妈做的辣椒酱，我、陈燕燕和她一顿饭就消灭了三分之二，她心疼地护住罐子：“给我留点！”有一次我偷偷从家里带了臭豆腐，她跑去食堂买了两个馒头，我们对着窗户大快朵颐，笑得前仰后合。常舒然进来后一直追问哪里来的臭味，我们嘻嘻哈哈，谁也没泄露秘密。
　　九年级周日补课，操场锁着。她们想踢球，陈嘉颜就拿根铁丝在锁孔里捣鼓半天，然后兴奋地招呼大家去玩。她曾问我：“如果世界上只剩你一个人了，你会干什么？”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去超市！”
　　初中时她的理科就很好，中考后以班级第36名的成绩进了清北一班。在宿舍楼里看到她的那一刻，我们都兴奋不已。虽然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但我们谁都没在意——因为她就在我身边。
　　比起我的紧张不安，她对新环境更多的是好奇。因为有住校经验，她处理起生活琐事来得心应手。
　　数学老师陈冠河是清北部负责人，一句废话没有就直接开讲衔接教材。初中到高中的知识跨度很大。下课前他说：“别以为课上听懂就行了，一做题就知道了，书上的内容远远不够。”“你们现在的成绩不代表什么，一个月后再看，前面的不一定还在前面。”这些话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在我暗下决心要努力时，旁边的陈嘉颜正埋头对着一道数学题苦思冥想。她似乎从不在意这些“鸡汤”，有时还觉得我太矫情。
　　开学没几天，学校请来了当年的高考市状元分享经验。一百四十多人挤在二班教室，等着那位清华学姐。常舒然坐在第一排，专注地看着走进来的女生。刚毕业的她还不懂打扮，低马尾垂在白色连衣裙上，厚厚的镜片掩不住脸上残存的疲惫。她讲的大多是高三复习、理综、圆锥曲线、导数——这些陌生词汇对我们来说还很遥远。我只记得她最后说：“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目标，三年后心想事成。”

　　晚上十点半下自习，回寝室的路上，陈嘉颜问我：“你想去哪所大学？”
　　“不知道，但要去就去最好的。北大吧。”
　　“那我去清华！”
　　“好，你去清华，我去北大。”

　　那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我谈论未来、梦想。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十六岁少年，在昏黄的路灯下，就这样肆无忌惮地说出清华北大。如果当时有第三个人在场，一定会笑话我们吧。
　　我们下定决心要努力，却败给了魔鬼作息。为了书记那句“十个清北”的豪言，我们从高一就和高三同步作息——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点半，除去午休，超长待机。在姚爽一次次突击检查中，陈嘉颜在清醒与昏迷间反复挣扎。我也困，但在那种状态下根本睡不着。

　　她终于打起精神做数学题，不知是做得兴奋还是怎么，开始偷偷问我选了哪个选项。在她一遍遍追问下，我们被姚爽抓了个正着。
　　几分钟后她回来了，姚爽却把我叫出去：“陈嘉颜说是你问她问题？”
　　我瞬间懵了。在姚爽面前我总是小心翼翼，只想赶快澄清：“没有。”
　　“那她为什么这么说？”
　　“我真的没有。”
　　后来陈嘉颜又被叫了出去。
　　我以为简短的“没有”是问心无愧，没想到在姚爽看来却成了不尊重老师。我本来就怕她，从那以后更怕了。

　　晚自习后，陈嘉颜追出来道歉。“你为什么说是我找你说话？”
　　“我怕她批评我。”
　　“你动动脑子啊，她叫我出去不就全知道了吗？大方承认不行吗？你说你在想问题，她也不会把你怎样。”

　　当晚我们就和好了。我知道她没有恶意，只是单纯地“傻”而已。

　　高一的第一次考试——就是沈江畅第一、我排67的那次——结束后那个晚自习，陈嘉颜一改往日昏昏欲睡的样子，拿着刚出炉的答案对题。而我因为不敢面对答得一塌糊涂的卷子，把所有答案都塞进了桌斗。第二天老师讲卷子时，我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思绪被一道道错题打击得七零八落，什么都听不进去了。但我还抱着一丝希望——也许大家都考得不好，就像沈江畅说的，他也不会做。

　　放假前的周五数学课，门外传来撕胶带的声音——姚爽在贴成绩单。直到高三，这个声音都会让我心跳加速。
　　下课后，教室里只剩下几个人。“澜澜！我第十二名！”陈嘉颜兴奋地跑过来。
　　“哇，这么高……你看到我在哪了吗？”我压抑着心里的激动与不安。
　　“没有，你去看看吧。”
　　“算了，外面人太多，等会儿吧。”我不敢去，也不想去。

　　从那以后，陈嘉颜还是老样子——上课偶尔打瞌睡，晚自习常常睡着，但每天的周测成绩都不错，好的时候十几名，差的时候也在前三十。而我，至今不知道那段时间考试的排名——因为我从来不敢看。

　　我们班的座位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八列十排，前二十名坐在最中间的两列，依次向外扩展。我记得自己一直坐在倒数第二列，那是41到60名的区间。陈嘉颜坐在我里面那列，考好的时候甚至能挤进前二十的区域。复杂的座位轮换规则让我们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她不再找我讨论题目，我们只剩下吃饭睡觉在一起。

　　我对她也越来越不耐烦——嫌她吃饭慢，嫌她话多耽误我学习，甚至有点嫉妒，她睡觉都能学好数学。是的，一开始是我的错。幸好她神经大条，没发现我这些阴暗的小心思。因为愧疚，我总会给她带我家附近的鲜花饼。
　　后来疫情封控，我们在家上网课。早上常能看到语文老师把熟睡的她投屏在大屏幕上。
　　偷偷看手机，糊弄语文英语作业，用软件搜周测答案，坐在被窝里早读，下课就睡觉——这些我都干过，几乎所有人都干过。那段时间的成绩很不真实，大家都高得离谱。
　　2020年4月，根据上学期成绩完成了第一次淘汰。我的学号是42，陈嘉颜是25。我们和高三一起偷偷开学。
　　返校后的第一次考试，除了稳居前二十的学霸，后面的排名天翻地覆。幸好我在家还学了点，那是我为数不多的自信时刻——成绩在17到25名徘徊，陈嘉颜在三十多名。

　　我对陈嘉颜说：“如果我们一直在学校，我可能留不下来。”
　　“为什么？因为在家更努力了？”
　　我苦笑：“是因为在家别人不努力了，反应迟钝的我才有机会。”

　　但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我知道用不了多久，等学习深入，一切都会回到原点。短短一个多月，我掉到了三十多名，陈嘉颜也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我觉得医生真厉害，这种条件下只有他们能挽救一切。我以后想当医生。”
　　“刷盘子也是做贡献，你怎么不去？”
　　当我因成绩不佳而伤春悲秋时，她还在和我插科打诨。

　　2020年暑假后，我们终于不用偷偷摸摸上学了。第二次淘汰结束，我幸运地留了下来，分到了二班。
　　陈嘉颜和常舒然成了前后桌，我坐在靠近后门的最后一排。看她们熟络地聊天，我在日记本上写下：终于要重新面对一切了。

　　高二除了语文英语老师，其他老师都换了。数理老师把我们几个成绩不好的女生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鼓励。我把这些话当作救命稻草，希望新老师能带来改变。但我太矫情了——数学周测成绩单上被圈出的名字，物理老师那句“就你们几个女生只知道背语文英语，一点不动脑子”，似乎把我这种英语好但理科弱的女生，和陈嘉颜那种理科好但文科稍差的女生彻底割裂。我成了不爱动脑子、认不清主次的人。

　　我和陈嘉颜也不在一个寝室了。那天晚上熄灯后，我偷偷哭了很久。我发誓一定要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我开始更努力地模仿一班的王粲——与学习无关的事都用跑的，饼成了一日三餐，扯着嗓子读书，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走。陈嘉颜越来越不能理解我这种看似用力却收效甚微的状态。
　　我也一次次怀疑自己，但别无选择。

　　我和陈嘉颜之间最后的隔阂，是老师一手造成的。
　　高三最后三个月，陈嘉颜成绩突然大爆发。全校第十名让她成了张宇的心头好，稳居班级核心位置——语文试卷一对一分析，时不时被拉出去做“心灵SPA”。后来学校腾出两间空教室给尖子生住，陈嘉颜和常舒然成了二班唯二住进去的女生。她们学到晚上十二点，课间为了不影响她们补觉，张宇规定下课不能说话。我们这些住在寝室的“陪跑者”，因为寝室开门晚被批评不够努力。张宇的种种言行都在暗示：住在教学楼里的才是他的押宝对象，其他人不过是清北部实验的对照组。这一系列操作不仅改变了陈嘉颜对我的态度，也让全班同学对受优待的那些人产生了微妙的感觉。
　　她开始对我不理不睬，而为稳住成绩疲于奔命的我也无暇顾及这些变化。她不再嘻嘻哈哈，开始追着英语老师问完形填空技巧，和物理老师研究25题怎么多拿分。
　　高考后大家都放开了玩，后来的同学聚会上，我们虽然坐在一起说笑，却总觉得哪里不一样了。高一说上了大学一定要请客去她的学校吃饭，可现在，我们的聊天框，好久都没有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