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弹出盛夏》年余今

1、楔子1 2022届

　　2022届，是清北部名正言顺的第一届。
　　学校之所以要在重点班之外另立一个“重点部”，意图再明显不过——无非是想把名校录取率再拔高一层。想来，是上一届高三给了学校足够的底气：一所长期在市里没什么声响的普通高中，竟破天荒地包揽了全市前三名。那天之后，领导们心里大概都燃起了一团火：我们乐阳中学，是不是真要翻身了？
　　于是，新校区里一栋崭新的教学楼被划为清北部的领地，一条路像楚河汉界，将所谓的“清北预备役”和本部学生彻底分开。对我这种不善交际的“i人”来说，高中三年认识的同学，屈指可数。
　　第一届的高二和高三，是从本部重点班直接选出来的，每班三十人，安置在三楼。而高一，为了筛选出真正的“清北之星”，招了一百六十多人，分成两个班，占据了二楼。
　　开学没几天，我们还懵懂着高中究竟为何物时，学校就请来了市状元和党委书记来鼓舞士气。学姐用高三冲刺的思维告诉我们要抓住每个自习查漏补缺，却没看见台下已经有同学困得眼皮打架；书记则一遍遍复述着上一届的辉煌战绩，并许下宏愿：我们这一届，要出十个清北。说来也巧，我当时恰好就是那个被寄予厚望的“第十名”。
　　我们这届，大概是最能吃苦、最肯下功夫的一届。一入学就过上了和高三同步的作息，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等到本部同学升入高三，开始抱怨睡眠不足时，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周五下午课间，我们总爱趴在窗边，看校门外等候的家长和车辆，此起彼伏的喇叭声仿佛也在提前庆祝明天的到来。姚爽总会适时出现，提醒我们：“别看了，晚上还有周练呢。”
　　周六中午是最安逸的时光，为了不耽误下午四点的课，我们一早便把行李带到教室，中午趴在桌上休息，然后盼着四点一到，拉着行李箱走出空荡却充满归家幸福的校园。
　　我总忘不掉那个模糊的周六。为了赶完作业，好多人都只买个饼就回到教室。大家三三两两地坐着，一边啃着饼，一边畅想着回家后要如何大睡特睡。12点25分左右，大部队吃完饭回来，教室里渐渐喧闹。下午第一节是数学课，挺着啤酒肚的陈冠河会提前进来，把暖气开到最足，指挥窗边的同学拉上蓝色窗帘。“都别说话了，趴下休息一会儿。”他总这么说。我习惯把校服脱下来盖住头，尽管趴着并不舒服，但在那片刻意营造的安静里，竟然也能睡着。朦朦胧胧中，有时会听见姚爽轻手轻脚地进来，小声对某个同学说：“你妈妈晚点来接你，在门口等一会儿就好。”或是：“别写了，先睡会儿，不然下午没精神。”
　　一点二十分，她会把我们叫醒。整个教室沉浸在被蓝色窗帘过滤的光线里，当她“唰”地一下拉开窗帘，明亮的光线瞬间涌进来，那一刻，也顾不上是否睡醒、窗外的雪是否还在下，心里只清楚一件事：还有三个小时，就回家了。只是数学老师总会不合时宜地来一句：“把昨天周测的卷子拿出来。”
　　高一的寒假，我们直到腊月二十八才等到放假的消息。连在外地的堂姐都回来了，我还在学校里苦哈哈地收拾行李。姚爽从不提前透露放假安排，后来才明白，所有老师都守口如瓶。原定初六开学，却要求我们把所有行李全部带走——我们要在家里待上整整四个月。
　　说起来，我们好像在所有教学楼里都上过课。那年四月，顶着重重压力，清北部率先开学。我们搬到了当时高二的楼里，为了“隐蔽”，教室设在四楼角落。把书从清北部大本营一趟趟搬上四楼，累得人仰马翻。那时吃饭，每人领一个一次性饭盒，一部分人回教室，一部分留在餐厅。吃饭时安静得可怕，因为姚爽总在我们身边巡视。
　　高一学期末，全校终于复课，我们光明正大地回到了清北部。本以为生活能步入正轨，但紧接着的高考、中考和暑假，又让我们成了“游牧民族”。学校要清场，我们便搬进仅一墙之隔的明德小学，把课本又一次“跋山涉水”地搬上另一栋楼的四楼。就在那里，我们做了当年的高考卷，学完了三角函数。积压了太久的压力，加上长达一个多月的封闭在校，我终于在一次课后崩溃大哭。是的，除了高考前那段日子，为了防止疫情反复，我们待在学校的时间，都是以“月”为单位的。
　　之所以说“每个楼都上过课”，还因为总有各种讲座和拓展课。还记得在高三楼里听的哈工大和北大宣讲，哈工大的食堂着实让陈嘉颜和我羡慕了好久。还有高三时那节圆锥曲线解题技巧课，我这辈子都没上过那么令人迷茫的课，大概只有前排那几位学霸还能跟上思路。
　　平心而论，学校待我们不薄。我们的试卷无需经过校级审批，清北部的老师可以直接外出采购，所以除了常见的联考，我们还做过许多稀奇古怪的卷子。各类学习相关的讲座、活动，我们总能坐在最核心的位置。阅览室的新书，也总是我们先挑。因为作息要和高三同步，学校干脆向我们开放了所有食堂的权限。我因此尝过高三食堂的龙须面，也跋涉到高二餐厅，只为那口香喷喷的包子。尽管后来我对清北部“恨之切”，但细想之下，这份“恨”，何尝不是由最初的“爱”转化而来的呢？
　　学校给予我们优待，同时也将我们当作一块“试验田”。任何从外面学来的“先进”教学经验，总先在这里试行，而后往往因水土不服而草草收场。刚上高三时，学校不知又从哪里取经，要求我们中午在教室午休，以节省时间。结果大家只能梗着脖子趴在桌上，睡也睡不好，醒来后浑身僵硬，连跑两步清醒一下都成了奢望。后来，我索性把枕头被子搬到教室，男生挤在储物间，女生睡在教室后面。最终，不到一个月，因效果不佳，我们又被“赶”回了宿舍。
　　2022年4月，距高考不足两月，张宇在班上说，学校计划在教学楼里设几间宿舍，以减少往返时间，方便学习。他询问谁想申请——这根本无需选择，除了少数顶尖学霸，几乎没人会拒绝。结果可想而知，张宇只能选成绩最优的五位同学。而姚爽在她班里并未声张，只是悄悄叫出去几位同学告知。
　　张宇的做法，无疑让我们这些留在普通宿舍的同学感到“人心惶惶”，不敢在休息时间安心睡觉，因为有人会学到深夜；不敢在路上有片刻耽搁，因为有人下楼即到教室。我们宿舍甚至一度商量要“打游击战”，也学到十二点，但手电筒刚买回来那晚，我们却睡了那几周最安稳的一觉，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除了那几位住进教学楼的同学，我们大多数人，在短暂的焦虑后，反而“破罐子破摔”，渐渐找回了自己的节奏。
　　我们这一届，有幸遇到姚爽、常舒然、王粲这样的老师和同学，她们为两个班奠定了踏实学习的基调。但清北部的存在，本质就是为了“拔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或许是为了兑现当年“十个清北”的诺言，或许是想让我们这一届弥补前两届的遗憾，高三后期的氛围渐渐变了味。各种高难度的校外讲座层出不穷，老师们一次次将学生划分等级，将有望冲击清北的苗子单独隔离在教学楼住宿，老师的活动范围也集中在班级的“中心地带”，甚至开始毫无顾忌地“安排”每个人能上的大学层次。清北部便是这样的产物，我之所以始终难以全然接受，或许只是因为，我从一个曾被优待的“局内人”，渐渐变成了被排除在外的“旁观者”。
　　毕业后听说，清北部内部又细分出了一个十二人的“小班”和一个六十人的“大班”。我们这一届，是清北部成立后考得最好的一届。入不敷出的效益、新高考的改革、日益浮躁的风气，以及学生的举报......最终，那栋楼还是被重新锁上了。或许，这又是一个轮回，几年后，又会有“珠峰班”出现。
　　在清北部，我有遗憾吗？当然有。比如，从未站在讲台上接受过表彰，没能参加学校的任何一场晚会，不曾体验突然放假时整栋楼的欢呼沸腾，没有和更多同学一起跑操、参加联考，以及，在自卑中度过整个高中生涯。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清北部，我会不会更好？不可否认，清北部确实带给我许多伤害，无论是身体上的疲惫还是精神上的压力。但同样，如果没有清北部，没有沈江畅、常舒然、王粲、陈嘉颜这些人的出现，没有那段混杂着汗水、泪水和些许温暖的独特经历，我也绝不会成为今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