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诗：被遗忘千年的歌谣》水挽千江

17、闺中翘楚：吴山、方维仪、王端淑的创作与编选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在明清的封建天幕上刻下深重烙印。当大多数女性被禁锢于闺阁，困于女红与家政时，吴山、方维仪、王端淑却以笔墨为刃，既以诗词书写个体情志，更以编选之举打捞女性文学遗产。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的无声反驳，在男性主导的文化场域中，为女性争得了一席之地。

　　一、吴山：诗社中的“破壁者”

　　明清之际，女性结社被视为“越礼”之举，而吴山却牵头组建“蕉园诗社”，将散落的闺阁才情聚合成文化力量。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才女，25岁便遭丧夫之痛，封建礼教要求她“守节安贫”，她却以词为友，在诗词唱和中突破生活的桎梏。

　　代表作品

　　《忆秦娥·春感》
　　东风急，吹醒残梦纱窗白。纱窗白，数声啼鸟，一庭春色。
　　海棠开尽桃花落，年光往事空追惜。空追惜，泪痕如线，绣衾谁拆。

　　全词以春日盛景反衬内心孤寂，“东风急”既是自然之景，更暗合命运的猝不及防。“绣衾谁拆”四字，将寡妇的独居之苦与对亡夫的思念托出，没有泣血悲鸣，却在细节中藏尽深情，打破了封建语境下对“节妇”情感表达的压抑。

　　后人评价

　　清代学者陈文述在《西泠闺咏》中赞其：“岩子词清丽婉约，情真语挚，无愧‘蕉园七子’之首。” 他特别指出，吴山的词作与诗社活动“开闺阁联吟之新风”，打破了女性文学“闭门自赏”的局限。近代词学家龙榆生则认为，吴山的价值不仅在创作，更在于她以诗社凝聚女性力量，“在礼教森严之际，为女性文学开辟了公共空间”。

　　二、方维仪：典籍里的“拾光者”

　　22岁守寡后，方维仪被贴上“贞节妇”的标签，封建礼教试图将她的人生定格在“守寡育侄”的框架中。但她却在桐城“清芬阁”内，以编选之笔对抗时光的侵蚀——她深知，女性作品若无人整理，终将湮没于历史尘埃。

　　代表作品

　　《旅夜闻寇》
　　蟋蟀吟秋户，凉风起暮山。衰年逢世乱，故国几时还。
　　盗贼侵南甸，军书下北关。生民涂炭尽，积血染刀环。

　　作为一名被要求“不问外事”的闺阁女性，方维仪却将目光投向战乱中的生民。“积血染刀环”的沉重笔触，跳出了“闺阁愁绪”的窠臼，展现出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彻底打破了“女性目光短浅”的封建偏见。

　　后人评价

　　清代《桐城县志》虽着重称颂其“守节五十载”，却也不得不承认她“诗文卓然成家，编选之功更在创作之上”。她编纂的《宫闺诗史》收录312位女诗人作品，远超《全唐诗》收录的女性诗作数量，近代文献学家胡文楷评价：“明末女性文学遗产得以留存，方维仪功不可没，其编选之举堪称‘女性文化的救亡’。” 现代学者则指出，这部选集虽曾被出版商篡改编者姓名，却仍成为研究明代女性文学的核心文献，印证了她对抗文化忽视的持久力量。

　　三、王端淑：评点中的“发声者”

　　封建时代，女性不仅“不能著述”，更“不能评点”，而王端淑却以《名媛诗纬》打破这双重禁忌。这部收录800多位女性、2000余首诗词的选集，不仅是作品的汇编，更附有她的亲笔评点，直接确立女性对自身文学的话语权。连顺治帝召其入宫授学，她都以“不愿以女子身份媚上”辞谢，坚守独立人格。

　　代表作品

　　《春日即事》
　　东风吹绿上阶除，草色青青柳色舒。
　　闲倚栏杆看燕子，呢喃飞过画梁初。

　　诗中“闲倚栏杆”的姿态，看似符合“闺阁闲逸”的刻板印象，但结合她拒入宫闱的经历可知，这份“闲逸”实为主动选择的自由。在封建皇权试图将其纳入“御用文人”体系时，她以诗明志，守住了文学与人格的独立。

　　后人评价

　　钱谦益盛赞其：“汉家若采东征赋，彤管先应号大家；传语山阴王逸少，王家自有卫夫人。” 将她与卫夫人相提并论，打破了“女性难成大家”的偏见。清代画家张庚在《画征录》中补充道：“玉映工诗文、善书画，尤长史学，其《名媛诗纬》评点精到，实乃女性文学批评之滥觞。” 现代学者则认为，王端淑的评点“以女性视角解读女性作品”，改变了男性评点者对闺阁诗“纤弱无骨”的刻板认知，具有开创性意义。

　　四、礼教夹缝中的共同突围

　　吴山、方维仪、王端淑的抗争路径虽异，却指向同一目标：打破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文化禁锢。吴山以诗社聚合力量，对抗“女性孤立无援”的偏见；方维仪以编选留存遗产，对抗“女性作品无价值”的忽视；王端淑以评点确立话语权，对抗“女性不能论学”的禁忌。

　　她们的作品与行动证明，即便在“封建鼎盛期”，女性依然能以才情与韧性开辟空间。正如近代学者叶嘉莹所言：“她们不仅是文学家，更是女性文化的建构者。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阴霾下，她们用笔墨点亮了一片天空，让后世看到女性文学的坚韧与光芒。” 这份在礼教夹缝中生长的才情与气节，至今仍具震撼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