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第 8 章 诉求无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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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小旅馆时，天已经黑透了。土路两旁的路灯是裸露的灯泡，裹着一层煤灰，昏黄的光线下，能看见风卷着煤渣子在路面上打滚，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细碎的骨头在摩擦。我和万民踩着自己的影子，一前一后走进旅馆，老板娘正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纳鞋底，见我们回来，抬头往屋里指了指：“煤炉我帮你们捅旺了，快进去暖和暖和。”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常年被煤烟熏染出的蜡黄色，眼神却还算温和，手上的顶针在昏暗的光线下偶尔闪过一丝微光。
屋里果然比下午离开时暖了些。煤炉烧得通红，铁皮烟囱烫得能烙饼，靠近炉子的墙皮都被熏得发黑，结着一层厚厚的煤焦油。我和万民把冻僵的手凑近炉边，掌心的刺痛感让我们同时打了个哆嗦，谁都没说话。沉默像炉子里的煤烟，浓得化不开，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盘旋，呛得人胸口发闷。过了半晌，万民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烟盒边角都磨圆了，他用两根手指抖出两根，递了我一根，自己叼了一根，却没点燃。他盯着煤炉里跳动的火苗，眼神空得像个被掏空了煤的矿洞，深不见底。
“哥，”他突然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久未保养的木头，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粗糙感，“你说……我弟弟这辈子，是不是就完了？”
我没接话。这个问题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无法开口。窗外的风撞在窗棂上，发出“呜呜”的哭声，时而尖利，时而沉闷，像极了万兵在井下最初那撕心裂肺的呼救，一声接着一声，穿透厚厚的煤层，却最终消散在黑暗里。我想起万兵出事前一天，我们几个相熟的老乡在工棚里喝酒，劣质的高粱酒，就着一碟水煮花生米和几瓣大蒜。万兵喝得脸上通红，眼睛却亮得很，他说等这个月工资发了，就给家里寄两千块，让他媳妇买台洗衣机，“冬天洗衣裳，冻得手疼，她那双手，还要操持家务，带孩子呢。”他说这话时，嘴角带着满足的笑意，仿佛已经看到了媳妇用上洗衣机时轻松的表情。他还说，等攒够了钱，就回老家盖栋两层小楼，“带院子的，院子里种点白菜萝卜，再养几只鸡，下蛋给娃吃。”那时他眼里的光，比煤炉的火苗还亮，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像黑暗矿井里的矿灯，坚定而温暖。可现在，别说两层小楼，别说带院子的家，他连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晒晒太阳，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我爸刚才在医院，偷偷跟我说，”万民的声音更低了，像蚊子哼哼，却带着压抑不住的哭腔，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要是煤矿真不给钱，他就去矿上闹，堵着矿门口，闹到他们给钱为止。他说……他这条老命，也没什么用了，跟他们拼了，总能给万兵换点医药费回来。”
我心里一紧，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心脏，赶紧抓住他的胳膊，他的胳膊很细，隔着薄薄的棉衣，能摸到骨头的形状：“别胡来！你爸年纪大了，身体本来就不好，万兵还躺在医院里等着人照顾，你要是再出事，这个家就彻底垮了！你想想清楚！”我的声音有些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我见过太多因为讨薪而发生的冲突，煤矿老板们有的是办法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农民工，到头来，受伤的往往还是自己。
万民猛地甩开我的手，力道大得惊人，他猛地站起来，因为动作太急，带倒了身后的塑料凳子，凳子“哐当”一声砸在水泥地上，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他冲到窗边，背对着我，一拳砸在墙上。墙皮簌簌往下掉灰，露出里面斑驳的砖石。“那怎么办？！”他嘶吼着，声音因为过度激动而变了调，眼睛红得像要滴出血来，布满了血丝，“煤矿老板躲着不见，派个横蛮的经理来敷衍我们，说什么要调查，要走程序！医生说我弟弟站不起来了，以后就是个废人了！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我弟弟……”他的话卡在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最终变成一声压抑的呜咽，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我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总会有办法的，”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稳一点，像在安慰他，又像在自我安慰，“明天我们去找工商所那个四川老乡，找当地煤矿老板帮我们说说，你看如何？”
这话我说得底气不足，连自己都快要说服不了。四川老乡老王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他拍着我的肩膀，一脸凝重地说：“兄弟，你们可得当心啊，这煤矿老板势力大得很，跟上面关系盘根错节，咱们这些外来的农民工，无根无基，怕是斗不过他们……”老王在这一带干了五六年，见多识广，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上。但我不能说出来，至少现在不能，万民已经够绝望了，我不能再给他泼冷水。
万民没说话，只是从窗台上拿起那盒只剩下几根火柴的火柴盒，“嗤”的一声划亮，橘黄色的火苗短暂地照亮了他年轻却写满愁苦的脸。他把火苗凑近烟头，深深吸了一口，烟卷“明灭”了一下，吐出的烟雾瞬间模糊了他的脸。烟雾缭绕中，他的脸忽明忽暗，模糊不清，只有肩膀还在微微发抖，像寒风中快要被吹折的树枝。那一晚，我们谁都没睡着。煤炉的火渐渐弱了下去，通红的炉膛变成了暗红色，屋里的温度也一点点降下来，后半夜时，寒意又从门缝、窗缝里钻进来，钻进被窝，冻得人瑟瑟发抖。我裹紧被子，听着万民压抑的抽泣声，一声又一声，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烟蒂在黑暗中不断被点燃，又熄灭，小小的红点像鬼火一样闪烁，地上很快就积起了一小堆烟头，散发着呛人的烟味。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外面依旧刮着风。我和万民简单洗漱了一下，用旅馆里那盆结着薄冰的冷水擦了把脸，冻得牙齿打颤。老板娘给我们端来了两碗玉米糊糊，里面飘着几根咸菜丝，还有两个硬邦邦的玉米面窝头。我们匆匆吃了几口，胃里稍微暖和了些。
“今天去找老乡？”万民问我，眼睛里布满血丝，显然一夜没睡好。
“嗯，去矿上。”我点点头，心里却没底，“先去试试找他们老板，见不到老板，就找他们负责安全的或者管人事的。”
我们赶到兴盛煤矿时，正是矿工们下井的时间。矿门口聚集了很多人，穿着统一的深蓝色工装，脸上、手上都带着洗不掉的煤黑，他们低着头，默默地走向井口，像一群被驱赶的羊群，麻木而疲惫。井口上方的天轮缓缓转动着，发出沉闷的“嘎吱”声，仿佛承载了太多的重量。我们想往里走，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
“干什么的？”保安斜着眼睛看我们，态度很不友好，手里的橡胶棍在另一只手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
“我们找你们老板，关于万兵工伤赔偿的事。”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一些。
“老板不在！”保安不耐烦地挥挥手，“你们是他什么人？昨天不是来过了吗？都说了让你们等着，走程序！”
“等多久？程序走到哪一步了？我们需要一个说法！”万民上前一步，声音有些激动。
“说法？什么说法？下井挖矿，磕磕碰碰难免的，谁让他自己不小心？”保安嗤笑一声，语气里充满了不屑，“赶紧走，别在这儿妨碍我们工作，不然我不客气了！”
“你怎么说话呢！我哥差点死在里面，现在人还躺在医院里，站都站不起来了，你们就这么不负责任？”万民气得脸都红了，指着保安的鼻子骂道。
“嘿，你小子还敢骂人？”保安也来了火气，举起橡胶棍就要打过来。我赶紧拉住万民，把他往后拽了拽。
“别冲动！”我低声对万民说，然后转向保安，陪着笑脸，“师傅，我们也是没办法，他弟弟伤得那么重，家里还有老人孩子等着吃饭，你就行行好，帮我们通报一声，就说我们求见老板，就几分钟，说完我们就走。”
保安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番，见我们确实不像闹事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一点，但还是摇了摇头：“老板真不在，去县里开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们要找，就去找劳资科吧，在那边那栋楼，二楼。”他指了指不远处一栋看起来稍微新一点的楼房。
我们谢过保安，赶紧朝着劳资科的方向走去。心里稍微松了口气，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去问问了。
劳资科的办公室里很暖和，开着空调，和外面的寒冷简直是两个世界。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文件。他见我们进来，抬起头，推了推眼镜。
“你们找谁？有什么事？”他的语气还算平和。
我们说明了来意，把万兵的情况和我们的诉求简单说了一下。他听完，皱了皱眉，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翻了翻。
“万兵是吧？我知道这个事。”他点点头，“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具体的责任认定还没出来，赔偿的事，要等责任认定出来之后才能谈。”
“还要等多久？”我追问，“医生说万兵的情况很严重，需要长期治疗，后续还有康复费用，我们等不起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按程序来嘛。”他摊摊手，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你们也知道，这种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再说了，他自己也有责任，下井作业不按规定佩戴安全防护用具，操作也可能存在违规，这些都要调查清楚。”
“不可能！我弟弟干活最仔细了，安全规程他比谁都清楚！”万民激动地反驳，“你们这是推卸责任！”
“是不是推卸责任，调查结果出来就知道了。”中年男人显然不想和我们争辩，“你们先回去等着吧，有消息了会通知你们的。”他下了逐客令。
我们从劳资科出来，心里凉了半截。他们这是明显在拖延，用“程序”、“调查”这些词来搪塞我们。
“怎么办？他们就是不想管！”万民沮丧地说，踢了一脚路边的石子。
“去镇政府，找劳动保障所。”我咬咬牙，决定再试试，“总会有人管的。”
燕子山镇政府离煤矿不远，走路大概二十分钟。镇政府的办公楼看起来比煤矿的劳资科还要气派一些。我们找到了劳动保障所，里面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值班，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看起来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我们把情况跟他说了一遍，他很认真地做了记录。
“这种情况，你们应该先去申请工伤认定，然后做劳动能力鉴定，根据鉴定结果来确定赔偿金额。”小伙子耐心地给我们解释，“不过，工伤认定需要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比如劳动合同、工资条什么的。”
“劳动合同？我们没有啊。”万民愣住了，“我们在矿上干活，都是口头协议，哪有什么劳动合同？工资也是现金发放，有时候连工资条都没有。”
这是很多农民工都会遇到的问题，没有劳动合同，就很难证明劳动关系，工伤认定就成了难题。
小伙子也皱起了眉头：“没有劳动合同的话，就比较麻烦了。你们有工牌、工作服，或者工友的证言吗？这些也可以作为证据。”
“工牌好像有，工作服也有，工友……应该也有愿意作证的。”我想了想说。
“那你们先去准备这些材料，尽可能多收集一些能证明万兵在兴盛煤矿工作的证据，然后再来这里申请工伤认定。”小伙子递给我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这个过程可能比较长，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从镇政府出来，已经是下午了。风还在刮，太阳躲在厚厚的云层后面，一点暖意都没有。我们走在回旅馆的路上，脚步沉重。虽然有了一点方向，但这条路显然不好走，充满了未知和困难。
“哥，你说我们能拿到钱吗？”万民又问我，声音里充满了不确定。
我看着他迷茫的眼神，想起医院里万兵绝望的脸，想起万兵父亲那句“跟他们拼了”的话，深吸了一口气，说：“能，一定能。为了万兵，为了这个家，我们必须拿到。”
虽然心里依旧没底，但我知道，我们不能放弃。万兵的双腿，不能就这么白白失去，他的人生，也不能就这么完了。我们要为他讨回公道，哪怕这条路再难，我们也要走下去。回到旅馆，我和万民开始联系以前和万兵一起干活的老乡，希望他们能帮忙作证。同时，我们也开始四处寻找万兵的工牌和能证明他在矿上工作的其他证据。寒夜依旧漫长，旅馆里的烟蒂越积越多，但我们心里的那点希望之火，却没有熄灭，像煤炉里未燃尽的炭火，等待着重新燃烧的机会。我们知道，接下来的路，将会更加艰难，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每一个烟蒂，都代表着我们的焦虑、无奈，以及那一点点不肯放弃的坚持。我们不知道最终能拿到多少赔偿，也不知道这场拉锯战会持续多久，但只要万兵还躺在病床上，只要这个家还需要支撑，我们就不能停下脚步。这不仅仅是为了那笔可能到来的赔偿款，更是为了一个农民工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正义会像穿透煤层的阳光一样，照亮这个黑暗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