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第 7 章 找了大同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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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从山坳里爬出来，像个刚睡醒的懒汉，慢吞吞地把光洒在旅馆那面斑驳的土墙上，暖烘烘的，却驱不散我心里的寒意。我和万民收拾好东西，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还有万兵那件舍不得穿的蓝布褂子，都仔细叠好，用绳子紧紧捆在自行车后座上。那捆衣服不大，却沉甸甸的，像压着万兵往后几十年的日子。我们没再多说什么，推起吱呀作响的自行车，往煤矿赶。
路是昨天走过的回头路，但心境已然不同。昨天是焦灼地寻找，今天是沉重地谈判。煤矿在燕子山的深处，越往上走，空气里的煤尘味就越浓，呛得人嗓子发痒。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往上，路两旁是黑黢黢的煤矸石堆，一座连着一座，像被遗弃的坟茔，沉默地堆在那里，记录着这里日复一日的挖掘与索取。风一吹过，黑色的粉末便簌簌落下，给路边的野草都镀上了一层灰。
矿区的大门敞开着，像一张咧开的、冷漠的嘴。门楣上挂着个掉漆的木牌子，写着“兴盛煤矿”四个字。“兴”字的最后一瞥已经模糊不清，“盛”字更惨，上面的“成”还勉强辨认，下面的“皿”却早已不知所踪，只剩下个光秃秃的“成”字，透着一股虚假的繁荣和内里的破败。
门卫室是个低矮的小房子，像个土拨鼠的洞穴。里面坐着个老头，头发胡子都花白了，脸上沟壑纵横，也沾满了洗不掉的煤灰。他眯着浑浊的眼睛打量我们，见我们推着自行车，后座还捆着包袱，便懒洋洋地问：“干啥的？”
“找刘经理。”万民的声音有些干涩，他清了清嗓子，补充道，“四川来的，找刘刚刘经理。”
老头上下打量我们半天，那目光像是在掂量我们值多少钱，又像是在判断我们是不是来闹事的。半晌，他才伸出一根枯树枝似的手指，指了指不远处一栋红砖楼房：“办公楼，三楼，右手边第三个门。”说完，便又缩回脖子，拿起桌上一个豁了口的搪瓷缸，呷了一口浓茶，不再理我们。
办公楼是红砖砌的，墙皮大面积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像生了严重的皮肤病。楼梯是水泥的，积着厚厚的煤灰，每走一步都留下一个清晰的脚印。我们拾级而上，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显得格外突兀。三楼的走廊里光线昏暗，几个穿着深蓝色工装的男人蹲在地上抽烟，烟头的火光在阴影里明明灭灭。见我们过来，他们都齐刷刷地抬起头看——那些眼神，麻木里带着审视，审视里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敌意，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身上，让人浑身难受，只想快点逃离。
刘经理的办公室门虚掩着，留着一条缝。里面隐约传来男人的笑声，还有哗啦啦翻动纸张的声音，显得与这栋楼的沉闷格格不入。万民深吸了一口气，胸口剧烈起伏了一下，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紧张，有愤怒，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绝望。然后，他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推开了那扇门。
门“吱呀”一声开了。刘刚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嘴里叼着一支烟，手里拿着个计算器，“啪啪”地按着，脸上带着一丝志得意满的笑。他约莫四十多岁，身材微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衫，头发梳得油亮。见我们进来，他不慌不忙地把烟摁灭在一个满是烟蒂的烟灰缸里，然后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来了？坐。”他指了指办公桌前的两把破旧木椅。
他的办公桌上乱糟糟的，堆着一些文件和报表。最显眼的是一个印着“劳动模范”四个字的搪瓷缸，缸沿豁了个挺大的口，里面还剩小半缸浑浊的茶水。这“劳动模范”四个字，在这样的环境里，显得格外讽刺。
万民没有坐，他走到办公桌前，小心翼翼地从包袱里拿出万兵的病历和诊断证明，双手捧着，轻轻放在桌上。我看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是压抑。“刘经理，”他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你看……这是我弟万兵的病历。医生说，他这辈子……可能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能不能……能不能多赔点？他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刘刚拿起病历，漫不经心地翻了两页，像是在看一份无关紧要的报纸。他甚至没有仔细看那些触目惊心的诊断结果，就“啪”地一声把病历扔回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三万，”他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语气斩钉截铁，“多一分没有。”
“三万？”我忍不住喊了出来，血液一下子冲上了头顶，“刘经理！他才二十来岁！他是在你们矿上出的事！两条腿都没了！以后只能靠轮椅过活，三万块够干什么？够他买几年的药？还是够他下半辈子的吃喝拉撒？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吗？”
刘刚斜睨了我一眼，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那笑容里充满了不屑和嘲讽。“嫌少？”他嗤笑一声，“嫌少你们可以去告啊。劳动局？法院？随便你们去哪里。不过我好心提醒你们一句，在燕子山这块地界上，没人会管你们这些外地农民工的闲事。”他顿了顿，眼神变得锐利起来，像刀子一样剜人。“你们掂量掂量，是拿着三万块钱走人，还是一分钱都得不到，在这里耗着。”
他站起身，走到万民面前，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万民的肩膀，那力道不像是安抚，更像是警告。“老乡，识相点。三万块，不少了。拿了钱，赶紧走人。不然，我可不保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到时候，一分钱都没有，你们哭都没地方哭去。”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胁。
万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像煮熟的虾子。我看到他的拳头紧紧攥了起来，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发出“咯咯”的声响。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我担心他会忍不住一拳挥过去，但那样我们就彻底完了。我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角，示意他冷静。
就在这时，刘刚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刺耳的铃声打破了办公室里紧张的气氛。刘刚皱了皱眉，不耐烦地拿起手机。“喂？”他接起电话，嗯嗯啊啊地说了几句，脸上的表情渐渐变了，从一开始的不耐烦，到疑惑，再到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挂了电话，他的脸色阴沉得可怕，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他死死地盯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审视和探究，仿佛要把我们看穿。“你们找了万红？”他突然开口，声音冰冷。
万民显然没料到他会突然提起万红，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声音有些沙哑：“是……是我堂妹万红。她……她在城里认识些人……”
刘刚沉默了半天，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他死死地盯着我们，眼神复杂，有愤怒，有忌惮，还有一丝权衡。终于，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沓厚厚的钱。他把钱“啪”地一声摔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六万。”他的声音依旧冰冷，没有一丝温度，“签字，拿钱，走人。以后永远别再踏足燕子山，也别再来找事。否则，后果自负。”
钱是崭新的人民币，用白色的橡皮筋一沓一沓捆着，一共六沓，整整齐齐地躺在桌上。在昏暗的光线下，那些钱散发着一种诱人的、冰冷的光泽。万民盯着那六沓钱，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有愤怒，有屈辱，有不甘，还有一丝……绝望。
“签不签？”刘刚把一支笔扔了过来，笔“咕噜噜”地滚到万民面前。“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考虑。不签，我现在就把钱收起来。到时候，你们连这六万都拿不到。”
万民慢慢地弯下腰，捡起那支笔。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几乎握不住笔。六万。我在心里默念着这个数字。六万，就买断了万兵的两条腿，买断了他二十五岁以后的人生，买断了他所有的梦想和未来。我想起万兵在井下弓着身子爬巷道的样子，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脸上沾满了煤灰，却依然笑着说“哥，等我攒够了钱，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想起他偷偷藏在枕头下那本画满了城市风景的画册，和画册后面压着的、他省吃俭用攒下的两百块钱，那是他准备寄回家给爹娘的；想起他爹在医院病房门口，那个佝偻的背影，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十岁……
“签。”万民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破旧的风箱，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他颤抖着拿起笔，在那份早已准备好的协议上，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三个字，笔画歪歪扭扭，像是用尽全力刻上去的。墨水在粗糙的纸上洇开，像一滴凝固的血，刺得人眼睛生疼。我知道，签下这个名字，就意味着万兵的两条腿，正式被标上了六万的价格。
就在他即将写完最后一笔的时候，他的手猛地停住了。他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决绝。然后，在我和刘刚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突然抓起桌上的协议，狠狠地撕了起来！“刺啦——刺啦——”纸张碎裂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荡，显得格外刺耳。他把撕碎的纸片狠狠地扔在地上，像是在扔掉某种屈辱。
“我不签！”万民嘶吼着，声音因为愤怒而变调，“我弟的腿不是商品！他的命不是六万就能买走的！刘刚！你这个畜生！你会遭报应的！”
刘刚显然没料到万民会突然来这么一手，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色变得铁青。他死死地盯着万民，眼神里充满了暴怒和杀意。“好！好得很！”他咬牙切齿地说，“不签是吧？行！滚！现在就给我滚出去！”他指着门口，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一分钱都别想拿到！滚！”
我拉着万民，他还在不停地挣扎，嘴里咒骂着刘刚。我知道，再待下去只会更糟。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我几乎是拖着万民，走出了那间令人窒息的办公室。
走出办公楼，外面的阳光刺眼得让人睁不开眼睛。阳光照在刚才被刘刚摔在桌上的那六沓钱上，金灿灿的，晃得人眼晕。那金色的光芒，此刻在我看来，却比煤炭还要黑，还要肮脏。矿区的大喇叭突然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播放着那首激昂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歌声震天响，盖过了风声，也盖过了万民压抑的呜咽声。这歌声在这里响起，显得如此讽刺，如此可笑，又如此令人心酸。
万民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失声痛哭起来。那哭声压抑而绝望，在空旷的矿区里回荡，听得人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不是为自己哭，是为万兵哭，为那两条再也站不起来的腿哭，为那被标价六万的青春哭，为这世道的不公和黑暗哭。
我默默地站在他身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的话。任何语言，在这一刻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只能拍着他的背，感受着他身体的剧烈颤抖。
就在这时，一阵“突突突”的马达声由远及近。一辆半旧的皮卡车卷起一路尘土，驶入了煤矿，径直朝着我们这边开了过来，然后“嘎吱”一声停在了我们面前。扬起的尘土扑了我们一脸。
我和万民都是一惊，以为是刘刚恼羞成怒，派人来报复我们了。万民立刻停止了哭泣，猛地站起身，警惕地看着从皮卡车上下来的两个人。我也握紧了拳头，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皮卡车上下来两个年轻人，都约莫三十来岁的年纪。一个穿着黑色夹克，身材高大，面容刚毅；另一个穿着蓝色工装，个子稍矮，但眼神锐利。他们都看着我们，目光在我们身上逡巡。
万民深吸一口气，用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警惕地问：“你们要爪子？想干啥子？”他的声音因为刚才的哭泣而沙哑，带着一丝颤抖，但更多的是一种豁出去的决绝。
那个穿黑色夹克的年轻人往前一步，打量了我们一下，开口问道：“你们是不是从重庆过来的？谁叫万民？”他的声音很沉稳。
万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我就是万民。你们是……？”
“我们是万红的朋友。”另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年轻人接口道，“万红不放心你们，托我们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万红……”万民喃喃地念着这个名字，紧绷的神经像是突然找到了一个宣泄口，眼泪又忍不住涌了上来。他像是看到了救星，声音哽咽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能来……”
穿黑色夹克的年轻人拍了拍万民的肩膀，示意他别激动。“没事，老乡，我们既然来了，就不会看着不管。走，带我们去找那个刘经理谈谈。”
“谢谢你们……”万民擦了擦眼泪，仿佛在绝望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带着两个年轻人，又一次朝着那栋红砖办公楼走去。我跟在后面，心里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但更多的是不安。刘刚那样的人，会因为这两个突然出现的年轻人而改变主意吗？
我们再次来到刘刚的办公室门口。这次，没等我们敲门，穿黑色夹克的年轻人便直接推开了门。刘刚正坐在办公桌后，脸色依旧难看，见我们去而复返，还带了两个人，顿时皱起了眉头，语气不善地问：“你们又回来干什么？我说过，一分钱都没有……”
“刘经理，你好！”穿黑色夹克的年轻人打断了他的话，径直走到他办公桌前，眼神锐利地盯着他，“我们是万兵的朋友。听说他在矿上出事了，两条腿都没了，我们特地过来看看。万兵在你矿上干了这么多年，没少为你卖命吧？希望你能看在他为矿上出过力、流过汗的份上，尽量多赔偿一些，让他以后的生活能好一点，毕竟，他这辈子……算是彻底废了。”
刘刚打量着这两个不速之客，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不耐烦。“什么？你们是什么人？这件事是我们矿上和万兵家属之间的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请你们不要插手！我们正在协商，是他们狮子大开口，要价太高！”他把责任都推到了我们身上。
“哦？正在协商？”穿蓝色工装的年轻人冷笑一声，“那刘经理打算给多少钱？让我们也听听，这‘协商’的结果。”
刘刚显然不想跟他们废话，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六万！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六万，够他回老家盖两间瓦房，够他吃喝一阵子了。还要怎么样？”
“六万？”穿黑色夹克的年轻人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猛地一拍桌子，“刘经理，你这是什么意思？打发叫花子呢？万兵才二十五岁！两条腿！你就给六万？你这矿上一天的利润有多少？你随便一顿饭、一条烟，恐怕都不止这个数吧？用六万来买一条人命的后半辈子，你良心过得去吗？”
刘刚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我再说一遍，你们是什么东西？这里有你们说话的份吗？滚出去！”他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搪瓷缸都震得跳了一下。
“好！好一个兴盛煤矿的刘矿长！”穿黑色夹克的年轻人怒极反笑，“算你狠！你记住，人在做，天在看！你这样为富不仁，草菅人命，迟早会遭报应的！”说完，他不再看刘刚一眼，转身就往外走。穿蓝色工装的年轻人也冷哼一声，跟着走了出去。
看来，这两个年轻人虽然有正义感，但刘刚在燕子山的势力确实根深蒂固，他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自然也不会退让。我们跟着他们走出办公室，心里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又迅速熄灭了。
“实在是对不起，麻烦你们了……”万民有些愧疚地对他们说，“谢谢你们能来帮忙……”
穿黑色夹克的年轻人拍了拍万民的肩膀，叹了口气：“老乡，对不起，我们也没能帮上什么忙。刘刚这个人，在燕子山势力很大，跟当地一些部门都有关系，硬来恐怕不行。你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或者……再去上面试试？”他也知道，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千恩万谢，目送着他们发动皮卡车，卷起一阵尘土，驶出了矿区。皮卡车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蜿蜒的山路上。
矿区又恢复了之前的沉闷和压抑。我和万民站在原地，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无力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