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肖像》槲叶落枳

80、第 80 章

　　寒假在一种异样的平静中度过。对谢流而言，这平静并非松弛，而是一种内部重新校准的紧绷状态。他接受了谢明远安排的身体检查，结果毫不意外：体重偏低、轻度贫血、胃黏膜受损、神经性偏头痛确诊。医生开了药，叮嘱规律饮食、保证睡眠、减少压力——这些医嘱在谢流听来，如同让他放弃呼吸一样不切实际。

　　真正产生微妙影响的，是那仅有的一次心理咨询，以及苗医生那句“带着症状前行”。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他冰封的心田里找到了一道细微的裂缝，顽强地存活着。

　　他并未立刻变得“健康”或“快乐”。噩梦依然造访，心悸依然突袭，面对人群时的过度警觉和孤独感也未曾消退。但他开始尝试一些微小的、以前绝不会做的“调整”。

　　比如，在连续学习两小时后，他会强迫自己离开书桌，站在窗前，看着外面萧瑟的冬景，什么也不想，只是缓慢地、有意识地完成苗医生教的那个简单的“4-7-8”呼吸法：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起初，他烦躁不堪，觉得这是无谓的时间浪费，注意力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回未完成的书本或案件模拟上。但坚持了几天后，他发现自己再回到书桌前时，那种太阳穴突突直跳的胀痛感会稍微缓解一些，思维的清晰度似乎也有微弱提升。这微小的“好处”，让他有了继续尝试的动力。

　　他开始使用苗医生建议的“情绪记录”。不是那个加密的、承载着复仇誓言的笔记软件，而是一个全新的、物理的、巴掌大小的皮质笔记本。他要求自己，每晚睡前，无论多晚多累，必须写下至少一句话，描述当天“最明显的身体感受”和“最强烈的情绪瞬间”——用最中性的词语，不评判，只记录。

　　“1月15日。胃持续隐痛，午后加剧。午后模拟法庭准备时，对方辩手引用了一个明显错误的法条，瞬间感到强烈烦躁，想打断纠正。克制住了，但之后半小时效率很低。”

　　“1月18日。偏头痛发作，右眼后方针刺感。读到一篇关于‘临终关怀中监护人决定权边界’的论文，莫名眼眶发热。很快压下去了。”

　　“1月22日。失眠，凌晨三点醒来。梦见……空旷的地方，有回声。醒来后心跳很快，用了呼吸法，二十分钟后平复。”

　　这些记录琐碎、平淡，甚至有些枯燥。但书写的过程，像是一个无声的宣泄口，将那些无法言说、也不被允许在“正事”中占据空间的细微感受，悄悄导流出去。他并不分析这些记录，写完就合上本子。但神奇的是，某些白天纠缠不休的烦躁或低落，在变成纸上的几个字后，似乎真的减轻了少许分量。他并未变得“情绪稳定”，但开始对自身情绪的起伏，有了一点点旁观者的觉察，而不是被其完全吞没。

　　开学前夕，谢明远和他进行了一次罕见的、非事务性的谈话。不是在书房，而是在家里阳光房的小茶桌旁。谢明远难得没有处理公务，只是泡着茶。

　　“检查报告我看了。”谢明远递给他一杯清茶，“情况不乐观，但也不算太糟。医生的话，你要听进去一些。身体垮了，什么都谈不上。”

　　谢流接过茶，没说话。

　　谢明远看着他，目光复杂。他看到了儿子眼神深处那一丝挥之不去的疲惫和紧绷，但也隐约捕捉到，那冰冷坚硬的底色下，似乎有了一点极其微弱的、不同于以往纯粹执拗的“东西”。那东西或许叫“自我觉察”，或许叫“无奈下的调整”，他说不清。作为父亲，他感到心疼和忧虑；作为律师，他欣赏这种在极限压力下依然试图寻找方法维持运转的韧性。

　　“案子那边，”谢明远转换了话题，“专案组工作很扎实，但也很谨慎。秦芊黛被传唤后，暂时没什么新动作，看起来老实了很多。秦虎在海外，国际协作程序冗长，急不得。但立案本身，就是最大的进展。你现在要做的，是稳住自己。学习、积累、等待。把身体和心态，都调整到能打持久战的状态。冲动和透支，都是大忌。”

　　谢流点了点头，啜了一口微烫的茶。清香微苦。持久战。他品着这个词。是的，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法律程序本身就以缓慢著称，更何况涉及跨国、旧案重查。他之前的焦虑和自毁式努力，某种程度上，是试图用个人的疯狂速度去追赶、去对抗这种系统性的缓慢。现在，他或许需要学习一种新的节奏。

　　“苗医生……的建议，如果你觉得有用，可以继续。”谢明远忽然说道，语气有些不自然，仿佛在承认某种自己不完全理解、但基于实用主义考虑可以接受的事物。“保持一定程度的……心理韧性，对应对复杂局面有帮助。费用不用担心。”

　　谢流有些意外地看了谢明远一眼，然后垂下眼帘：“嗯。”

　　开学返校，大二下学期拉开帷幕。课程更加深入：“刑事诉讼法”开始涉及强制措施、侦查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操作；“侵权责任法”则聚焦于医疗损害、监护责任等与秦疏桐案潜在相关的领域；“法律文书写作”进阶到撰写复杂的律师意见书和上诉状。谢流的日程依然排满，但他做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微小调整。

　　他不再强求自己每天必须完成清单上所有的学习任务，而是允许自己根据当天的精力和身体状态，将最困难、最需要专注的任务放在状态最好的时段，将相对轻松的阅读或整理放在效率较低的时候。如果偏头痛剧烈到无法思考，他会暂停，去做那套呼吸练习，或者干脆戴上降噪耳机听一段纯音乐，苗医生推荐的“白噪音”或古典乐片段，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硬扛到呕吐。

　　他依然去图书馆，但不再总是选择最僻静、最靠里的角落，有时会坐在靠近走廊或入口、光线更好、偶尔有人经过的区域。这并非为了社交，而是一种刻意的“暴露”练习，旨在降低自己对环境绝对安静和孤立的要求，缓解那种过度警觉带来的消耗。

　　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模拟法庭的训练和一次真实的课堂辩论中。

　　在一次关于“医疗机构告知义务与患者知情同意”的模拟庭准备中，谢流所在的控方小组需要论证某医院在未充分告知风险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存在过错。对方辩手在质证环节，抓住一份病历记录上时间戳的微小模糊之处，猛烈攻击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试图全盘否定该证据。

　　按照谢流过去的风格，他会立刻以更猛烈的火力反击，引述《病历书写规范》的细节、申请笔迹鉴定或电子数据恢复的可能性，用逻辑和法条将对方逼入死角。但那一刻，他感到自己太阳穴开始发胀，熟悉的烦躁感上涌。他想起了情绪记录本上那次“强烈烦躁，想打断纠正”的记录，也想起了林医生说的“带着症状”。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将注意力从对方的攻击性言辞和自身的烦躁感上移开，聚焦于问题的核心。然后，他用一种比平时更平缓、但依然清晰的语调回应：

　　“审判长，对方辩友对病历细节的关注体现了严谨的态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对于书证原件上的瑕疵，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其证明力。本案中，该份病历记录的内容，与患者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客观事实、其他医护人员的证言、以及同期护理记录在关键事实上高度吻合。时间戳的模糊，可能源于打印机碳粉不均或纸张保存问题，这属于物证保管中的常见瑕疵，而非对记录内容真实性的根本否定。控方建议，法庭可对该瑕疵予以备注，但不影响对其核心内容证明力的采信。同时，控方愿意提供同期其他无瑕疵的关联病历作为佐证。”

　　他没有陷入与对方就“模糊等于伪造”的纠缠，而是承认瑕疵的存在，同时将其“平常化”，并迅速将论述拉回到证据关联性和整体证明力的更高层面。这种回应，少了一些咄咄逼人的锐气，多了一份沉稳和说服力。指导老师在后来的点评中，特意提到了谢流这次“有节制的反击”和“对证据规则更成熟的理解运用”。

　　另一次是在“侵权责任法”的课堂辩论上，议题是“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自杀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这个话题瞬间触动了谢流最敏感的神经。当一位同学引用某案例，主张“自杀是个人意志的终极体现，监护人难以预见和防止，原则上不应负责”时，谢流感到一股冰冷的怒火直冲头顶，手指瞬间攥紧。

　　他几乎要像以前一样，用最激烈的言辞驳斥，引用大量关于抑郁症患者认知扭曲、监护失职具体表现、以及法律上“注意义务”标准的案例和学说。但就在他准备起身的刹那，胃部传来一阵熟悉的绞痛，心悸感也隐隐浮现。他再次停顿了。

　　他坐下，快速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关键词：“个人意志？认知能力？注意义务标准？先行行为？” 这个简单的动作，像是一个缓冲，让他奔腾的情绪和思绪稍微冷却、聚焦。然后，他举手发言，声音比平时略低，但条理异常清晰：

　　“我不同意对方观点。第一，讨论被监护人自杀，前提是界定‘被监护人’的状态。法律上的‘监护’，针对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后者，尤其是因精神疾病等原因认知能力受损的，其‘个人意志’是否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完整性和自主性，本身就需要专业评估，不能一概而论。第二，监护人的责任核心在于‘注意义务’。这种义务的程度，与被监护人的具体情况（年龄、精神状态、既往行为等）直接相关。如果监护人明知被监护人有严重抑郁病史、既往自伤行为，却未采取合理措施（如及时送医、加强看护、避免刺激性言行），那么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难以被完全割裂。第三，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有监护人因疏于照管导致被监护人自杀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判例。因此，‘原则上不负责’的结论过于绝对，必须结合具体案情，尤其是监护人是否履行了与其认知和能力相匹配的注意义务，来综合判断。”

　　他没有咆哮，没有诉诸情感，而是紧扣法律概念（民事行为能力、注意义务、因果关系）、引用司法实践，层层推进。发言完毕，课堂一片安静。许多同学，包括刚才那位发言的同学，都露出思索的表情。教授赞许地点了点头：“谢流同学从法律主体资格、义务标准和司法实践三个层面进行了很扎实的分析，视角很专业。”

　　课后，同系的学生悄悄凑过来，低声道：“谢流，你刚才……好像没那么‘杀气腾腾’了？不过说得更让人服气了。”

　　谢流愣了一下，没有回答，只是收拾书本。内心却泛起一丝微澜。没那么“杀气腾腾”了吗？或许吧。他只是试着在情绪风暴来袭时，不让自己被完全卷走，而是尝试抓住一块名为“法律逻辑”的浮板。这并没有让他对秦芊黛的恨意减少分毫，只是让他表达恨意和追求正义的方式，似乎……有了那么一点点不同。

　　夜晚，他在那个皮质小本上记录：“2月28日。胃痛，辩论时心悸。关于监护人责任的课堂发言，克制了情绪，聚焦法律点。结束后疲惫，但无强烈烦躁或空虚感。”

　　合上本子，他走到窗边。初春的夜风仍带寒意，但已不如严冬凛冽。未名湖的冰面开始消融，远处有零星的灯光倒映在破碎的冰隙间，闪烁着微弱而不屈的光点。

　　他并没有“好起来”，也不可能真的“放下”。心理咨询没有提供答案，只是给了他一把小小的、可能有些钝的“工具”，让他学习如何在背负着巨大痛苦和压力的同时，尽量不让自己被彻底压垮，不让自己在到达终点前就先耗尽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