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主》明尼苏打

3、梦想

　　小城的一成不变，就像一张被反复冲洗的旧照片。

　　林佳英走出火车站的瞬间，空气中那熟悉的味道便争先恐后地钻进她的鼻腔。

　　这里没有高楼林立的压迫感，也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只有一种温吞的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沉沦下去的安逸。

　　市第三中学，坐落在城市的旧城区，周围环绕着低矮的居民楼和各式各样的小卖部。学校的大门是褪了色的铁艺，墙上爬满了藤蔓，颇有几分年代感。

　　林佳英提着行李箱，站在校门口，抬头望着那块写着“勤奋、求实、创新、奉献”的校训石，心中百感交集。这里是她的母校，她曾在这里度过了六年的中学时光，如今，她又回来了，只是身份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像一个走不出循环的怪圈。

　　报到、分配办公室、领取教材，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

　　校长是一位地中海发型的中年男人，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他握着林佳英的手，热情地上下摇晃：“欢迎林老师！欢迎我们的高材生荣归故里！你可是我们三中飞出去的金凤凰，现在回来建设家乡，我们全体师生都感到无比光荣啊！”

　　周围的同事们也纷纷投来善意而好奇的目光。他们大多是本地人，彼此之间沾亲带故。

　　林佳英被分到高一语文组，办公室里有四位老师，除了她，其余三位都是在这里工作了十年以上的老教师。她们待她很客气，一口一个小林老师，热情地指导她如何使用复印机，告诉她哪个食堂的饭菜最好吃。

　　开学第一天，当林佳英穿着新买的白衬衫和黑色半身裙，抱着一摞崭新的语文课本，第一次走上高一（三）班的讲台时，一种奇妙的感觉在她心里升起。

　　讲台下，是五十多双清澈稚嫩的眼睛。

　　“同学们好，我叫林佳英，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语文老师。”她缓缓开口，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微颤，但当她看到台下学生们脸上露出的善意微笑时，心中那块石头似乎轻轻地落下了。

　　她想起了那位评价她毕业论文过于悲观的老教授。

　　或许，教授是对的。历史中或许也有光芒，而她，现在正站在一片充满了可能性与光芒的田野上。

　　这些孩子，他们的未来充满了未知，他们可以去北京，去上海，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成为任何他们想成为的人。而她，作为他们的引路人，或许能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寄托在他们身上。

　　看着他们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也许，这也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那段时间，林佳英几乎将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了教学中。她认真备好每一堂课，搜集大量的课外资料，试图让枯燥的文言文变得生动有趣。她会给学生们放纪录片，告诉他们文字和器物一样，都是文明的载体；她会在讲到《逍遥游》时，鼓励他们去想象“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壮阔，告诉他们心灵的自由比任何事都重要。

　　她的课很受学生欢迎，年轻漂亮又有学识的林老师，很快成了学生们口中的佳英姐。下课后，总有学生围着她，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诗词格律到人生困惑。

　　看着那些充满求知欲的年轻脸庞，林佳英觉得自己正在被治愈，心中那些因梦想被扼杀而留下的伤口，似乎正在慢慢结痂。

　　然而，这种纯粹的源于工作的成就感，一旦离开校园，就会被家庭的琐碎与沉重消磨得一干二净。

　　上班第一个月，她终于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三千二百元。这是她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取属于自己的报酬，佳英的心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她计划着，要给自己买一支心仪已久的口红，剩下的钱存起来作为自己未来的小金库。

　　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时，正在柜台算账的张秀芬头也没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你一个小姑娘家，花钱大手大脚的，存不住。工资卡给我，我先帮你保管着，以后都是你的嫁妆。”

　　她的语气是那么理所当然。

　　林佳英愣住了：“妈，我已经工作了，我想自己管钱。”

　　张秀芬这才抬起头，将手里的账本往柜台上一拍，眉头又拧了起来：“什么叫你自己管？我们是外人吗？我帮你存着，还能吞了你的不成？你弟弟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处处都要花钱。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你现在一个月拿三千多，等你转正了，评上职称了，工资还会涨。这些钱，家里要统一规划。你现在吃家里的，住家里的，每个月留五百块零花钱，买点女孩子家的小东西，够用了吧？”

　　五百块？林佳英看着母亲的脸，觉得自己像一个笑话。她想争辩，想质问凭什么弟弟上大学的费用要由她来承担，但话到嘴边又被她生生咽了回去。她知道，任何反抗都会引来那套熟悉的说辞——“白眼狼”、“不懂事”、“没良心”。

　　最终，她还是将那张薄薄的工资卡，连同她的经济独立权一起，交到了母亲的手里。

　　从那以后，她的生活被切割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半。

　　在学校，她是受学生尊敬和喜爱的林老师，她谈论理想，谈论远方，谈论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回到家后，她又变回了那个被剥削的女儿和姐姐，她的价值被简化为一张工资卡上的数字。这种巨大的割裂感，让她时常感到精神恍惚。

　　林海，成了她这台提款机最直接的用户。他考上了省城一所不好不坏的二本大学，每个月的生活费标准，却远远超过了林佳英大学时的生活费。

　　每一次，林海都通过微信或者电话，向她发出指令。不是要买新款的球鞋，就是要换新的电子设备。他的语气充满了天经地义，仿佛佳英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

　　林佳英成了这个家最稳定、最可靠的经济支柱。父亲的烟酒店生意，早已是勉力维持。而她的那份铁饭碗，则成了全家最大的指望。她不仅要填补弟弟无休止的欲望黑洞，还要应付家里时常出现的人情往来以及亲戚间的婚丧嫁娶。

　　林佳英就这样在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和应付家庭琐事的无尽循环中，不咸不淡地滑向了二十五岁。

　　在小城里，二十五岁是一个带有警示意味的年纪。它意味着一个女人的黄金择偶期即将结束，如果再不抓紧，就会被贴上大龄剩女的标签，在婚恋市场上迅速贬值。

　　张秀芬比任何人都焦虑。她开始发动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四处为女儿物色合适的对象。

　　林佳英那属于自己的本就少的可怜的私人时间，就这样被一场又一场尴尬而程式化的相亲填满。她像一件被摆在货架上的商品，任由不同的买家前来审视、估价。对方会礼貌地询问她的工作、收入、家庭情况，然后不动声色地在心里打出一个分数。

　　她反抗过，争吵过。

　　“妈，我说过了，我不想这么早结婚，我想先专心工作。”

　　“工作再好有什么用？女孩子终究是要嫁人的！你看看你，都二十五了，再拖下去，好的都被人挑走了！到时候你别后悔！我跟你爸都是为你好！”

　　“为你好”这三个字像一道魔咒，轻易地就将她所有关于个人意愿的表达，都定义为了不懂事和不孝。

　　在父母根深蒂固的观念里，林佳英的人生，就该是一条严丝合缝的流水线：毕业、工作、嫁人、生子。任何试图偏离轨道的想法，都是大逆不道。

　　一天深夜，佳英批改完成绩单上最后一份作文，揉了揉酸涩的眼睛。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她打开作文本，最后一篇的题目是《我的梦想》。

　　写作文的是班里最内向的男生，叫陈默。他的字迹歪歪扭扭，却充满了力量。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我想去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用我的相机和笔，记录下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光辉。我的父母说这个梦想太危险了，他们希望我将来考个公务员，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但是，人如果不能选择自己想走的路，那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不想在我老了的时候，后悔自己从来没有为梦想勇敢过一次。”

　　林佳英看着那句“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眼泪毫无征兆地夺眶而出，一滴一滴地砸在作文纸上，将那少年的笔迹浸染开来。

　　她意识到，自从那个夏天之后，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想起过“梦想”这两个字了。她以为自己已经将它埋葬，但其实它只是在心底最深的角落里腐烂，变成了一道无法愈合的暗疮。

　　她拿起红笔，在作文本的末尾，颤抖着写下了一个“优”和一个她从未给过任何学生的评语：“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写完，她趴在桌上，将脸深深地埋进臂弯里，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在无人的深夜里放声大哭。

　　林佳英的哭声，是无声的。这个家里，她连悲伤的权利，都是被严格限制的。

　　她只是死死地咬着自己的手臂，任凭泪水汹涌而出，浸湿了衣袖。她不敢发出任何声音，怕惊醒隔壁房间的父母。

　　哭泣过后，是更深的疲惫和麻木。她像一个提线木偶，继续被母亲推着，去见一个又一个被贴上合适标签的男人。

　　他们有的油腻，有的木讷，有的言谈间充满了对她教师职业的轻视，认为那是带孩子的轻松活儿。

　　每一次相亲，对她而言都像一场人格凌辱。

　　就在她几乎要放弃所有希望，准备接受大龄剩女这个身份时，姑姑林萍带着一个叫王齐的男人从天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