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轶事》艾悦A336

5、第 5 章 闲厩风云

　　替皇帝养马的日子很辛苦，好在，这种辛苦总有个谱。不被关注的日子里，毛仲把《毛诗正字》认真校对了一遍，然后把里面的内容尽数背了下来——人脑子里的东西永不会背叛，毛仲坚信这种灵魂的力量。
　　“唐代是一个手抄本的时代，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英国汉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唐代佛经写本，几乎全是卷轴式的文书手卷。”《烟火大唐》一书在提到唐代的典籍文卷时如是说。也因此，我们理解了毛仲不停抄书的缘由。
　　“就是他，天天捧着一本杂书看个没完，神神叨叨的。”隔壁畜养飞禽和猛兽的小吏有时会提起他，言语间都是不理解。
　　毛仲理解他们。换了自己是他们，也是这种想法吧？一个养闲马的，整日里不是勤勤恳恳刷马喂马，反倒咬文嚼字装什么文化人……
　　可毛仲不甘心做一个碌碌无为的人。毛家的风骨不允许，《毛诗正字》也不允许。同样不允许的还有另一个声音：
　　“你们懂什么？毛大人是真正的文化人！”
　　毛仲有些赧然，为着这声“毛大人”，也为着这句“文化人”。骨子里，毛仲从来清楚自己想要的一切，可心底里，毛仲却清楚，自己如今被放在闲厩，于文学，于家学，毫无助益，也终将一无所成。
　　“毛大人，别听他们瞎说，一群不识字的傻憨憨！”清脆的女声带着几分傲气传入耳膜，毛仲笑了。
　　“你怎么这时候过来了？”她来得勤，不是帮毛仲干杂活，就是给他送吃食。
　　“嘿嘿，公主适才睡了，我这点儿过来，可以多呆一会儿，说不定还能缠着毛大人讲讲故事呢！大人你是不知道啊，我们公主最近迷上了话本子，天天缠着我们几个编故事呢……”莺莺拉着毛仲往旁边走去。
　　旁边的小吏们嗤之以鼻：“嘿！还真是有文化不一样啊，连公主跟前的姑娘都肯给他脸面！”
　　“唉，没办法，谁让咱没考上翰林呢！不过说归说，翰林，最后不也陪咱哥几个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刷马嘛！赚了！”
　　这些声音，毛仲就算没亲耳听见，心里也明镜儿似的。可他不在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那些形形色色的议论有什么可在意的呢？毛仲相信，熬过去，总有雪花云开的一天。
　　“莺莺，你们公主，平日里读诗吗？”毛仲一时兴起，问了出来。
　　“倒是也读，但是公主的书房多半是些《四书》《女戒》之类的，外面的诗又传不进来……”
　　“要不这样，我教你读诗，你回去讲给你们公主听，你看怎么样？”
　　毛仲没有别的，就是诗多。传承家学的那段时间，虽然不像古人那样头悬梁、锥刺股，可毛仲也是刻苦学习过来的，因此，二十岁的毛仲，说是满腹经纶也不为过。毛仲像是找到了新的曙光，他把《诗经》逐字逐句讲给莺莺，又把自己的理解放进去。遇到不确切的地方，莺莺发问，毛仲解答，两个人渐渐把《毛诗正字》玩上瘾了。
　　“阿仲哥哥，这首诗明明是要讲男女爱情，那为什么要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开头呢？什么是蒹葭？”莺莺托着腮问。
　　“古人说话，都很含蓄，不会那么直接。通常认为，用蒹葭开头，其实就是一个引子，为了触发人的情绪而来的，”毛仲讲得很认真，“你看，我们每天坐在这颗大石头上聊天，要是有一天我不在这里养马了，你找不到我了，你再看到这块大石头，会不会想起我？”
　　“原来是这样！”莺莺眼里闪着小星星，嘴角的笑意掩都掩不住，“那我要求着公主赐我出宫，哪怕做你的小丫鬟也好！”
　　彼时他们都不知道，这句戏言会一语成谶——只是莺莺所求的“公主”，换成了远在吐蕃的金城公主。
　　“你不会永远只做一个闲厩使，我知道！”莺莺语气坚定。
　　多年后，当毛仲复位“闲厩使”一职，再想起这段对话，心头不免浮起些好笑。

　　宫中的日子漫长且无聊。白天尚好，宫女们忙着伺候主子，鲜有消停时候，虽然每天的经历都千篇一律，但总好过长夜漫漫。笑闹自是不可以的，读书习字更是遥远，甚至连闲聊也不过就那么几件新鲜事。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如宫门深似海，作为一个普通的小宫女，夜里躺在床上就是最自由也最难捱的时间。
　　“听说，吐蕃那边又不规矩了。”有年纪不大的小宫女压低声音开口。
　　“不是说周边几个国家一向都不规矩吗？”
　　“你们知道文成公主吧？可怜哟，嫁那么远……”
　　“谁说不是呢，听说那些不开化的民族，父亲死了，母亲还得嫁给儿子呢……”
　　“金城公主嫁过去，也不知道……”
　　国家大事，内情如何，宫女们是不甚清楚的，她们独独能感慨的也不过是公主们婚后的生活与命运。生作女儿身，本来就不容易混出一片天地，何况是千里迢迢嫁往异乡，文化的差异，环境的差异，都将带来无限的挑战。就算是出身尊贵、娇生惯养的公主又如何？适应起环境来或许比皮糙肉厚的杂役女仆还要更多些艰难。
　　她们都不知道，金城公主在吐蕃，做的是比文成公主更轻松却更复杂的事：教人念书。
　　此时唐与吐蕃的关系虽然在稳定发展，但吐蕃犯边和朝廷威慑一直是在冲突中互相制衡。虽然吐蕃不乏像禄东赞和论钦陵这样的谋臣，但多数人还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类型。一向的生存经验让这个民族深深地意识到，温饱，是一件最最要紧的事——吃不饱，穿不暖，谁会去吟诗作赋呢？中原读书人在他们眼里大概就是典型的“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金城公主入藏后，吐蕃民众已经基本可以达到温饱，个别季节实在没得吃，就只好四处劫掠，偶尔踢到铁板，和天可汗的军队来一场较量。为了活下去做的一切努力，看起来都情有可原。可金城公主一看这个阵仗就觉得憋屈：本公主是冲着两国和平来的，你们光知道打打杀杀算怎么回事？
　　但是金城公主心里也明白，积习难改，人民的脑子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武装起来的。既来之，金城公主认真地做了一番规划：先让吐蕃的上层贵族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然后开始着手教化民众，最终让这个四肢发达的民族开始学会用脑子“抄近路”，多讲道理，少蛮干——路虽远，行则必至，金城公主摩拳擦掌，想做出一番实绩。
　　打定主意的金城公主很快陷入了烦恼：吐蕃贵族，如何才能就识文断字达成共识呢？
　　“公主，我们带来的种子和绫罗绸缎已经分发下去了。”侍女进来禀告。
　　金城公主茅塞顿开：枕边风，不就是一条捷径吗？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金城公主知道自己身边这些侍女的能力，定能让吐蕃男儿百炼钢化成绕指柔。
　　转念一想，侍女有限，如果逐个赐了婚，够不够数量尚且不说，自己跟前没个贴心人陪伴，总不像回事：堂堂大唐公主，小事都只能亲力亲为，还怎么做大事？金城公主想到自己的宏图之志，此时难免生出些挫败感来。
　　“公主因何烦忧？”进来的是吐蕃赞普。不同于上一任赞普的急躁冒进，他管理国家很有一套，大事上也很稳得住。金城公主见他颇明事理，很多话便也乐意向他吐露。
　　“好说。我们向天可汗赠送些宝马，换些机灵能干的侍女来服侍你不就得了？公主千里迢迢嫁到这里，总不是来受苦的，我们吐蕃男儿顶天立地，誓不委屈家中妻女！”
　　“也记得求些启蒙教材来，大唐卷帙浩繁，赐些经典予我们，也是两国文化互通之美意。”金城公主提议道。

　　此时在唐宫里，毛仲也在做着教书匠的活儿。他学富五车，又能融会贯通，讲解诗词深入浅出，很得宫女们的喜欢。
　　要说这股风潮，还是莺莺带起来的。最初莺莺是出于好奇，才接触了这些诗词歌赋，谁曾想经过毛仲的解读，这些东西好像活起来一样，很吸引人。莺莺尤其爱听毛仲讲《诗经》，加上毛仲本是家学渊源，结合《毛诗正字》，把本来枯燥的四六句讲得很是生动俏皮。
　　宫女们闲来无事于是都成了毛仲的学生。对于这种情形，高力士自然也有所耳闻，只是他的想法和前朝的官员们别无二致：女子，在后宅绣绣花，相夫教子即可，何必非得学那些文人，拈酸作诗呢？
　　当时唐代的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程度，诗赋、策论都可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男子要想做官，已经不再依托家族恩荫，人们开始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提升自己方面。武则天时期出现了殿试，科举考试也从笔试发展到笔试面试相结合的形式。
　　相对于男子可以科举入仕，女性要谋一条出路，是更为艰难的事。唐代虽然是个开放的时代，女性其实也不过就是附属品一样的存在，嫁人或是卖身，依旧是女性最主要的归宿。作为宫女，她们深深地懂得女性生存的不易，且随着接触文化的时间越来越长，她们对现实人生的考虑也愈加深刻。
　　有一次，一位宫女奉命清扫落叶，奈何秋风一扫，叶子簌簌而落，竟是扫来扫去扫不尽。宫女很是疲惫且苦恼，拾起一片叶子，掐出几个红印，随手扔进御河里，看它随风飘远。本是无心之举，岂料恰逢毛仲下值回家，正独自低头沉思着往回走，冷不丁看到水沟里一片皱巴巴的叶子，上面清晰的几道红痕，忽然醍醐灌顶一般顿悟了：怪道人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水，不也可以作为一种交流的媒介吗？
　　隔日，毛仲讲这句诗的时候，顺口把自己的感悟说了出来。说者兴致勃勃，听者跃跃欲试，自此，在叶子上写字题诗漂流出宫，成了宫女们打发时间的一种手段。无所谓有没有人拾到，甚至就算没人拾到，宫墙之内，百无聊赖的宫女们互相谈起自己的红叶，也总能聊出些感慨来。
　　莺莺却不乐意做这些事。在她看来，女儿家的东西金贵，哪怕只是一片不写名字的树叶，也是不能轻易予人的——何况，她喜欢的人，天天能见得着。所以即使听说有宫女因为这些漂流的树叶得了哪位大人的青眼，被接出宫过上普通人的日子，莺莺也毫不羡慕。
　　彼时莺莺尚不知道，有一天她会连红叶传情都做不到，只能叹息着羡慕那些随手摘下一片树叶就能让一腔情意漂到有情人眼里的宫女。
　　“大人，你讲得这么精彩，怎么不去太学里教书？”有人提出了疑问。
　　“在哪都一样，有教无类。”毛仲淡然地开口。
　　是啊，作为一个养闲马的芝麻官，有人肯听他讲就不错了，怎么还能奢望去太学授诗呢？此时的毛仲还是个朴素的兼职教书匠，他从不嫌讲经枯燥，用极大的耐心给这些好学的宫女们讲着最简单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远远跑来一个小内侍，手里抓着拂尘，累得气喘吁吁，见了毛仲，上气不接下气地开口：“毛、毛大人，快、回去，陛下有令……”
　　吐蕃进献的宝马到了，鬃毛猎猎，一匹匹骏马昂首挺胸，颇有些睥睨天下的气势。高力士亲自送吐蕃使臣到闲厩使处，等他交代具体的饲养事宜：“毛大人，这位使臣前来讲解喂马细节。”
　　毛仲听得认真，暗自记在心里。吐蕃使臣很有些傲慢，见这个年轻的养马官既不点头哈腰，也不追着打问，尚不知具体内容领悟了多少，心下暗笑：就这把式，也就是个喂马的，能有什么大作为，何况，吐蕃的良驹，可不是那么好养的……
　　讲过一遍，使臣睨一眼毛仲，也不多言，只对着高力士作揖：“我讲完了，我们可以走了。”
　　高力士眼神在毛仲身上一扫，见他神色淡然，想了想，还是开口提点道：“毛大人，圣上可重视着这批宝马哩。”
　　毛仲俯身拱手：“谢公公提点，在下明白。”
　　高力士没再多言，心下只觉得毛仲骨子里还端着读书人那点子清高，也不知道圣上见了他这副样子会不会大发雷霆。转念一想，好像也并不关自己的事，生死有命，只希望这位毛仲大人不要牵连自己才好。
　　实际上，高力士是错估了毛仲的记忆力。毛氏家族自来记忆力上佳，从毛亨、毛苌叔侄起，家学传承，多爱收藏书籍，也都博闻强识。虽然也曾家道中落，甚至转而征战四方做了将军，但《毛诗》的传承一直不曾中断，甚至家学孤本《毛诗正字》也是毛家儿女必读必背的书目。所以小小一个喂马步骤，毛仲根本不必刻意郑重其事地执笔记录，只为表现自己的重视。在毛仲看来，把事情做好就是最要紧的，其余把式，不过哗众取宠而已，毛仲不屑为之——此时，毛仲也显露出些与毛亨相似的“呆”来。
　　送走吐蕃使臣，高力士回到了唐玄宗李隆基的身边：“陛下，宝马已经交代了闲厩使毛大人认真饲养，您放心吧。”
　　此时高力士有些底气不足。毛仲，他是知道的，天天给一群宫女讲故事，能养好宝马吗？高力士决定接下来就多多关注毛仲，谁知道这个养马的文人到底一天天在想什么呢？
　　毛仲养的是“闲马”。一时派不上用场，但是还必须好生养着，供皇室子弟或世家后人休闲娱乐时骑乘，或是用于皇家狩猎。
　　与战马必须身负异能或是善于奔袭不同，闲马的功用只在于赏玩。上层阶级的闲暇不少，但闲马被弃置一旁的时间更多，难怪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会在文章里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当时闲马厩大概的职能就是圈养这些马匹，无论是汗血马还是其余什么名马，都逃不过一个“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义”的下场。
　　但这些马，毕竟都是皇帝精心收藏的马。与边疆少数民族作战的数百年里，唐代统治者深深意识到了马匹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历代皇帝都极为重视马匹的开发与喂养，无论是开马市也好，或是接纳少数民族进贡也好，但凡有好马，都是一定不可放过的——唐王朝统治者像是生出了“收藏癖”，从马开始，到各类飞禽走兽，无一不收。
　　也正是因此，需要更多精心养马的人——闲厩使应运而生。而毛仲，毫无疑问是文人队伍里养马技术最好的，或许还是所有闲厩使里讲诗功夫最强的。

　　“闲厩使……”李隆基沉吟着，“是叫毛什么？”
　　“毛仲。”
　　“毛仲……这是比着王毛仲来的吧？”李隆基想起自己的近臣王毛仲，口吻很有些戏谑。
　　“陛下说笑了，”高力士斟酌着措辞，“王将军功在社稷，且不论曾经随着您多次平叛，就是如今做了禁军首领，不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王毛仲是李隆基做临淄王时候的家奴，生得人高马大，体格孔武有力，人也机灵圆滑，逐渐成了府里的红人，很受李隆基看重。后李隆基做了太子，王毛仲负责畜养宠物，给各宫主子逗乐，混了个脸熟。直到韦后之乱——李隆基想到诛杀韦后那天王毛仲不知去向的事，心里升起些芥蒂：算了，不提也罢。
　　此时是开元十八年，王毛仲的官已经做到了兵部尚书——虽然这个官职是王毛仲自恃功高，执意向李隆基索要来的。王毛仲之所以这么自信，实在是唐隆之乱诛杀韦后的时候，他消失得不知不觉，事后又回来得不声不响，没引起多少怀疑，再加上诛灭太平余党之时王毛仲身先士卒，立下了汗马功劳，一度被李隆基视作心腹之臣。
　　“王毛仲奉公正直，不避权贵，两营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惧其威，人不敢犯。苑中营田草莱常收，率皆丰溢，玄宗以为能。”“玄宗或时不见，则悄然有所失；见之则欢洽连宵，有至日晏。”此时的王毛仲封妻荫子，势头无两。
　　如此人物，哪里是我们的弼马温毛仲能比的呢？李隆基和高力士也深有同感，因此虽是纳罕毛仲名姓，也只是一时兴致，并不深究。此时但凡唐玄宗好奇一下，召见毛仲，问询几句，便能邂逅一位潜心著书的大学士——传承百年的毛家，此时不就约略相当于一个隐世家族么？何至于后来掘地三尺找不到一本《毛诗正字》呢？
　　唐玄宗却考虑起了另一件事，便是吐蕃使者献马时提出的两个请求：一是金城公主求侍女百名，二是吐蕃求大唐藏书千本。这是什么意思？侍女好说，宫里匀一匀也能凑出百来个，可书，这是什么意图？
　　想不透的事，李隆基也就不再想了。横竖不过是些书，又不像兵器马匹，对朝廷构不成什么威胁，且能扬我大国之威，何乐而不为呢？此时的唐玄宗也有些赞赏吐蕃的识趣，这样懂事好学的邻国，实在不多了。
　　莺莺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选中的。吐蕃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她一无所知；她们有没有归国的一日，她也无从猜想。皇命难违，莺莺去找毛仲道别。
　　“大人，莺莺此去，不知还能否再次见到大人。莺莺蒙受大人教诲多时，只不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出自哪部经典？”莺莺想起那个关于“你看见石头说不定也会想起我”的旧事。
　　“是《诗经》，”毛仲从怀里掏出自己新抄的《毛诗正字》，递给莺莺，“你是初初开始学习，可以先看这个，解释比较详尽，是我专为你抄的。”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彼时还没有昭君，也没有凄婉的琵琶曲，只有一队宫女，乘着不甚豪华的马车，一路逶迤而去。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远去的何止家乡，还有心中那一份始终无法磨灭的信仰。
　　“我们当时还讨论过的，”一位宫女苦笑着开口，“这不就应验了。”
　　“我们的命运，几时能由自己说了算。”
　　“公主千金之躯都能在吐蕃过下去，你我皮糙肉厚，总不至于轻易倒下。”
　　断断续续的交谈声传进耳膜，莺莺却忽然乐观起来：公主总不会无端要我们远赴吐蕃，此番前去，或许另有使命——正是这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使她即使是在异国他乡的漫漫长夜，也能过得坦然自若。
　　早在唐玄宗登基之初，即开元二年，吐蕃就借着兵强马壮，屡寇边境。这一切还要追溯到金城公主入藏之初。当时中宗亲自送嫁，吐蕃见天可汗爱重金城公主，趁机请求将河西九曲之地作为公主的汤沐邑。
　　“汤沐邑”一词出自《尚书·汤誓》，说是商朝开国君主汤在位时，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汤非常关心百姓的生活，他提倡仁爱之德，教育人民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还经常举行宴会，邀请百姓参加，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因此，汤沐邑成为了形容人们和睦相处、互相关心的词语。
　　发展到后来，公主的汤沐邑就成了皇帝赐给公主用于休息、沐浴的地方。吐蕃此番求取九曲之地，名为替公主要封地，实则是替自己打算。不论别的，实在是这块地方土壤肥沃，水草丰美，不仅利于畜牧，也有利于吐蕃趁机扫荡大唐边地。因此，当边境受到侵扰，民众受苦，朝廷震怒的时候，同意上书割地给吐蕃的鄯州都督杨矩“悔惧自杀”。
　　与杨矩的毫不设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解琬。他曾经是朔方大总管，告老还乡后又被召回做了左散骑常侍，“令与吐蕃分地界”。大概自吐蕃屡屡趁机犯边和杨矩自杀后，唐玄宗也意识到了边界不明的危害。而此时解琬的眼光却要毒辣得多：“吐蕃必阴怀叛计，请预屯兵十万于秦、渭等州以备之。”
　　说不清是解琬生了八百个心眼，还是能掐会算的预言家往往大隐隐于市，总之，二月的防备，到了十月终于派上了用场。被小弟耍弄的耻辱，唐玄宗是咽不下去的，天子一怒，便是十万军队，四万马匹——大国之威，岂容挑衅！唐玄宗很快就用行动告诉吐蕃，九曲，只不过是九曲而已，堂堂大唐帝国，多的是水草丰美足以养马的地方，哦不，我们还有更多善于养马的“闲厩使”。
　　吐蕃大概是飘了，像吞了无数熊心豹子胆，雄赳赳气昂昂地将大军开进了武街——武街不是一条街，而是一座城，大概地界就在渭州西北。渭州是我们所熟悉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作为唐朝送别第一伤心地，渭城即是当时的咸阳，出了咸阳便是向西的丝绸之路，路上要经过吐蕃人的领地，穿过茫茫戈壁和沙漠，远远便能望见玉门关。再往前，便是“不破楼兰终不还“。
　　本以为可以真刀真枪大干一场，奈何秉持着“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也不只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吐蕃军，且很快，吐蕃就要为他们并不发达的大脑买单。
　　话说，吐蕃军昂首挺胸开进武街的时候，皇帝并未抵达，迎战的是唐将薛讷和王晙。
　　薛讷是薛仁贵之子，历任左军节度、左羽林将军、陇右防御使。而王晙时任安北大都护、朔方军副大总管、陇右群牧使。有趣的是，此二人，一个是名将之后，一个是明经出身。“明经”是当时的一种取士制度，士子要熟读四书五经，方能明经上岸。此时一个明经出身的将军在这里坐镇，有什么用意？
　　吐蕃国相坌达延带了浩浩荡荡十万大军到了大来谷，本以为对战几千人绰绰有余，谁知王晙实在狡诈，选了七百勇士，穿了胡服混进吐蕃队伍里就开始搞破坏：
　　一场夜袭，本来不过是在吐蕃军队背后五里之外放置了些鼓角，当吐蕃大军行进中遇到薛讷军队的时候，前方杀敌之声不绝，后方几百人肆意击鼓回应，营造出前后夹击的气氛。
　　谁知深夜是个强大的助手，无限放大了各类感官印象，鼓角声一起，愣是被傻呵呵的吐蕃军以为大军奔袭来援，之前的虚张声势不复存在，惊惧之余，竟是不分敌我，见人就砍，如此自相残杀之下，“死者万计”，这还不算两方相遇后战死的人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战胜固然是大喜。金城公主当时已经嫁入吐蕃，于是唐玄宗派左骁卫郎将尉迟瓌出使吐蕃，抚慰金城公主，很有些关怀和撑腰的意思在里面。而吐蕃与唐算是彻底结下梁子，“自是连岁犯边”。

　　这一切自然难不倒高踞龙椅的李隆基。李隆基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虽然幼年被幽禁的时间很长，但即使是在那段被幽禁的日子里，他的学业也不曾荒废。这不仅仅由于唐代重视科举取士，也是因为李隆基从小就知道读书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当上太子之后，李隆基迎来了两个极为优秀的侍读：一个是后来的文坛领袖张说，另一个是当时本来已经小有名气的学者褚无量。
　　李隆基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说文，他爱好诗歌，且极力提倡，甚至到开元年间，在录取进士时也逐渐以诗赋为主，文学之士进士及第的也逐渐增多，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崔颢、王昌龄、王维、刘长卿等。说艺，他深通音律，会作曲，能演奏各种乐器：胡琴、琵琶、笛子、羯鼓等，甚至设了梨园，改编《破阵乐》《上元乐》《圣寿乐》等乐舞……
　　他即位之后，尤其重视文学事业的发展。即使是在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日子里，李隆基依旧勤奋好学，抓紧时间读书。读到留心处，甚至对治国理政之道也时有顿悟。
　　开元初，张说外放做了地方官，李隆基请光禄卿马怀素与褚无量共同充任侍读。马怀素是润州丹徒人，出身贫寒却博览经史，武则天时举进士，又应制举，登文学优赡科。曾任县尉、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户部侍郎等职，为官清正，“虽居吏职而笃学，手不释卷，谦恭谨慎，深为玄宗所礼”。可以说，李隆基之所以能在文学上有如上所述的成就，与马怀素也是分不开的——而马怀素的功绩，还远不止此。
　　开元五年，马怀素鉴于秘书省图书流失，分类杂乱，向李隆基建议重新编订图书目录，这是开元文学史上的一个大事件。由于隋末动乱和唐初政局的不稳定，图书典籍的流失与亡佚相当严重。“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其损失之大，可见一斑。到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命秘书监魏征整理宫中典籍，校写四部群书，贮之内库——也正是由此开始，创立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图书分类法。
　　唐太宗时期图书典籍事业初见起色，高宗显庆之后很快又迎来了另一轮的管理混乱——乱世易出新思想，但乱世也容易丢失旧经典：正因如此，毛氏家族能把毛诗及正字代代相传，实在是一件了不得的壮举。
　　面对书籍的大量亡佚，马怀素提出广搜古籍、编著一部完备图书目录的建议：“南齐以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已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无编录，难辨淄渑，望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
　　而此时，李隆基的另一个侍读褚无量也动了起来：“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弘经籍之道。”由此，褚无量带人在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广采天下异本，进行校刊补缺，很快便初见成效。
　　开元六年，李隆基由东都回到长安，褚无量主持的修书工作也便由洛阳乾元殿迁至长安的丽正殿。开元八年，褚无量去世，他的工作由元行冲接任。
　　修书自然要紧，编书也是迫在眉睫。开元十年，李隆基在白麻纸上写了六条，即“理、教、礼、政、刑、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彼时张说任中书令兼丽正院修书使，接下了李隆基修撰《六典》的任务，并辗转于开元二十六年编成了《大唐六典》这部皇皇巨著。
　　但是管理好偌大一个皇朝，并能缔造出“开元盛世”的气象，李隆基自然不是只会编书，而是自有一套自己的治国方略。相对于武则天崇尚佛教、李旦做了道长，李隆基对三教的态度就理智了很多：尊儒、崇道、不抑佛。
　　自西汉以来，历代都把儒学当作正统思想，而李隆基更是深深认识到了儒学的教化作用。早在当皇太子时，李隆基就亲到国子学释奠，并命太子侍读、名儒褚无量讲《孝经》《礼记》，并在登基后选择了国子博士郗恒通、郭谦光、左拾遗潘元祚等学识渊博、德行高尚的学者，为皇室子弟讲学，又设置了官办学校崇玄馆。
　　除国子监外，国子学、太学和四门馆的学生都以研读儒家经典为主：“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兼习之。”
　　各级各类学校招收学生的条件也是不同的。国子学招收的是三品以上的贵族子弟，太学招收的是五品以上的高官子弟，而四门学招收一般官僚子弟及有才能的平民子弟。
　　彼时专注于发展国内文化教育事业的李隆基尚且不知，正是这些前期的准备，后来阴差阳错成就了他对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的教化。戏剧性的是，当吐蕃来求书的时候，那本《毛诗正字》，怎么就遍寻不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