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宣布的纣王的罪名有六条:
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第三是重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第五是信有命在天;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帝辛暮年热中于声色之娱与酒食之乐确实是事实,说纣王“惟妇人之言是听”,就是对妲己的话言听计从,这一条罪状,并不切合实际,因为商代人颇重迷信,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来决定吉凶,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是有确切记载的。妲己能够影响政治决策的力量,实在微乎其微。
妲己只能算是商纣王晚年生活的伴侣,对妲己,商纣王谈不上言听计从,倘若妲己在被帝辛宠幸的那些年月之中,具有政治权力,何以妲己的族人,始终就没有能够得势呢?
如果说苏妲己有罪,顶多只是苏妲己入宫以后,由于争宠而与其他的嫔妃引起纷争,那些失宠的妃子各有氏族背景,因而加深了纣王与诸侯小国之间的冲突而已;如果硬要说苏妲已是亡国的祸水,也未免太高抬她了。其实,她是完全做不到的。
周人给纣王与妲己泼脏水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也不过于涉及两人的人格,没有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的指责。总之,周人并没有把纣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真正把纣王脸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时代的那些学者。
商朝的国家政体是以商王为核心的家族制度,辅之以其他联盟部族、臣服部族首领等。这个政体的中坚分子是商王的亲族。在这个时期,国家事务与商王的私人事务是难以严格区分的。商朝的官僚体系大致可以分为所谓的内廷官和外廷官,而这些官员都是中央官员(当然,处理商王私人领地事务的宰也可以视为地方官员)。商朝施行分封制度,地方由诸侯统治,诸侯内部的官吏设置等,目前发现的甲骨文中还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商王的内廷官,主要有宰、臣两类。这些官员主要处理商王的私人事务,包括其私人领地、以及王官内部的管理等。宰的地位非常高,特定的情况下作为商王的代表直接处理政务。《史记·殷本纪》记载,殷高宗武丁,「三年不言,政事决於冢宰」。臣的种类很多,有负责农耕的、有负责内廷供奉的、有负责祭祀的、有负责警卫的、也有管理商王私人军队的。臣的级别也很不相同,有些是商王的亲族、有些是来自臣服的部族、甚至有些属於奴隶的身份。不过,作为臣的奴隶很多成为显赫的大臣,如商汤时的伊尹,武丁时的傅说,都从奴隶晋升为宰相。
外廷官即处理国家事务的官员,以尹为长,另有卜,作册,亚服等各种名目。尹相当於後世的宰相,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尹。伊尹,姓伊名挚,尹是官名。伊挚曾「为有莘氏媵臣(陪嫁的奴隶)」,得到商汤的赏识,「汤举任以国政」。《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汤死後,继承王位的外丙、仲壬相继死去。伊尹立汤的嫡长孙太甲为王。太甲即位後,违背商汤所立的法度,暴虐无道,於是伊尹把他放逐於桐(河南虞城东北),由伊尹代王施政。三年以後,太甲认识了自己的过错并有所悔改,伊尹才把他迎接回来并「授之政」。伊尹的儿子伊陟,也身居高官,「帝太戊立伊陟为相」。
卜、作册都是宗教官员,相当於罗马时代的祭司,但是地位远不如罗马祭司来得高。其中卜作为大祭司,权力比较大,作册的职务与後世的史相当,是负责记录的官吏。亚服是武官,统帅军队,有亚,多亚,大亚之分,但是具体职务与等级区别不详。商朝的武官还有射(统帅弓箭手)、犬(负责商王的田猎)、戍(要地驻屯军长官)等其他称号。
商朝的地方诸侯有侯、伯、男、甸不同的称号。侯、伯是较大的诸侯,男、甸较小或较远。与後世不同的是,商朝保留了前代母系社会的一些特点,女性也可以被封为诸侯并统帅军队。甲骨文中就有「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说在辛巳这一天卜问,以命令妇好这个人统帅一万多人的军队去讨伐某某地方。这里的妇好,就是商王武丁的妻子。
大家都知道武王伐纣故事.特别是牧野倒戈.使商纣一蹶不振,自焚露台.大家可知道牧野之战中,商纣匆忙组织的军队是死囚,奴隶17万.而不是真正的部队.那商朝的军队哪儿去了?
当时商纣拥有30万军队,在东方前线作战,进攻东夷(一说山东半岛.一说是辽东和朝鲜,日本等).后方首都空虚,西南,西,西北,南方都已经被周攻占.
周朝1月内急行军800里到牧野,前1056年二月初五清晨发动牧野之战(决定了中国1000年的历史.).如果当时商军精锐在山东,完全能够急行军赶回.所以他们肯定离的特别远.因此这里东夷应该是朝鲜或者日本.(武丁伐东海得大鱼--武丁派船队进攻海外国家,对方向中国献大鱼做贡礼).
武王血洗了朝歌,杀了18万人,把40万商人变成奴隶.这些人都是老弱病残妇乳.那么那30万精兵呢?历史没有留下笔墨.
其实,从很多层面看,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不是“至仁”,而是一贯用比较“严苛”的政策和手段,才最终战胜了商王朝。我可以暂举两三个例子:
一是《左传》上说的,周文王大肆捕捉逃亡者。捕捉逃亡者的目的是什么呢,《左传》上没有说,但根据后来商鞅捕捉逃亡者,以及后代帝王们的禁止人们逃亡,其目的都是一样的,是强迫这帮人回来完税、交粮、服役、当兵吧,以直接或间接地支撑自己的对外扩张。要想动员起强大的国家战争机器,要想对外进攻别人(商帝国),势必就要先加强对自己民众的控制,使自己有力量进攻别人,这是一个规律。但这就有点不仁了。
第二个例子,周武王和姜子牙要伐纣,但当时周国内有反战力量。在占卜仪式上,蓍草和乌龟壳发表意见说,进攻是“大凶”。蓍草和乌龟壳当然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但他们是替占卜师说话,代表了当时的部分政府要人和部分的民意是都反对进攻商王朝的。伯夷、叔齐更是站出来直接反对,甚至拦住了马头。但这些反对力量,被周武王和姜子牙用铁碗手段压制了,他们还是硬去出兵打商王朝去了。可见他们也不是乐呵呵地很仁义,唯民意是从的。
第三个例子,据《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六韬逸文》、《说苑》等书记载,灭商以后,“天下惶惶未定”,姜子牙提出,把所有商人都杀死,“使靡有余”—— 这就更“不仁”了!简直是要种族灭绝。而且,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当时很多商人对周人是不合作态度,所以逼得姜子牙提出要灭绝他们。可见前面商人倒戈为周武王先驱的事,就更不可信其曾出现了。
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周文王、周武王可能不是“恶人”,但用“至仁”、“行仁义”这样的词来简单地概括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失之于脸谱化、概念化,是存在着很大的勉强和片面的
最后,姜子牙的意见由于太冒风险,没有得到采纳,商朝的大批遗民,最终都交由纣王的儿子武庚统领,继续呆在原朝歌地区,作为封国存在。这说明,商人对纣王家族是有拥护的,所以周人只好顺应之而封纣王的儿子,让他继续统领旧商民众。这些都说明了当时有这样一个现实,即商人并没有对纣王家族众叛亲离,所以才搞得周人很被动,又想全部灭绝商人,又不敢,最后只好原地封他们不动,接受纣王的儿子领导。
商纣王在覆灭了之后,他的儿子仍然能够把商人凝聚在自己身边,那牧野之战的时候,他家也应该能掌控商人集团,不会出现当地民众纷纷失控,倒戈而战。
而且,在商朝灭亡被封之后,纣王的儿子武庚,又领导商朝遗民,再次进行了军事起义,规模相当大,引得周公和姜子牙发兵,共同来剿灭之。这也再次说明,纣王的儿子还是对民众有号召力的,纣王家族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如果早在牧野之战的时候,商人就倒戈伐纣王了,纣王已经被商人恨的入骨了,纣王的儿子如何还能领导商人掀起大起义。如果商人真地是曾经倒戈来迎接周武王的,如何后面又要起义。后来,大批商人被迁往洛邑安扎,由周人和洛邑八师紧密地看起来,贬称为 “殷顽”,如果商人曾是积极欢迎周武王的,周人何至于要用这种提防和集中管制的办法对付他们。接下来周人为什么又要处心积虑地采取迁徙的方式,把大批商人遗民分遣到各个姬姓封国去,隔离管理。种种迹象表明,周人与商人,是严重对立的,商人大规模倒戈迎接周武王,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
孟子为什么不反着考虑一下:武王伐纣之所以打得流血漂杵,那是因为武王不是什么“至仁”,纣王也不是“至不仁”,商人民众也没有丧失对纣王父子的追随之心,周人并不是全部民意都要求去进攻商人,所以二者相打,流血漂杵,也就势不可免了。
总之,历史的真实情况实应该正如《尚书·武成》所记载的:商人组织力量,对前来进犯自己的周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展开激战,并且商人发生了重大牺牲,死伤流血漂杵,染赤千里,最终被占领和灭国。这是可信的。而孟子的推论,是漏洞百出,非常牵强的。而且,从纯技术角度讲,流血漂杵也是可行的。
正是因为周人在进攻商王朝的过程中,对商人采取了大规模杀戮、暴动镇压和种族隔离与压迫,才使得伯夷、叔齐以饿死首阳山来抗议。如果不是周人确实很过分,这两个知识分子何必会采取不想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呢?如果商人十几万大军都是衷心拥戴和迎接周武王,商人都如此高兴,那伯夷、叔齐这两个“民主人士”何必那么跟自己过不去,专门要死呢。
而且,不光《尚书·武成》有周武王伐纣杀戮甚大、流血漂杵的描述,根据《诗经》的描写,也可以推想得见周人在对外扩张中,打仗一直是歇斯底里式的。比如《诗经》描述了周人攻打崇侯虎的崇城的场面,无所不用其极。后来,周公三年东征东夷,乃至有“践奄”——在奄国搞大屠杀,这样的残暴之举,也不是孤立的。同时姜子牙还想过搞种族灭绝,都是一帮杀人狂,离“仁者”日去相远矣!
我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应该用到孟子的书和后来的学者书、官史书上去——这些人出于一些政治目的,比远古之人更爱撒谎。
总之,纣王之“恶”,未必如后代人所说的那么严重,周文王、周武王,也未必如后代学者们异口同声说的那么之“仁”!异口同声的说法,往往是最可怀疑的说法。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商人“流血漂杵”,在我看来,比商人“临阵倒戈”,更加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