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缘》晖兰

6、六、侯鸟的成长

　　第一次投稿是我初院二年级的时候。

　　十八九岁是个突然开始思考的年龄，走过色彩斑斓的花季和雨季，看什么都下意识的多想一层，仿佛是种成长的标志和对自身的肯定。（尽管后来事实证明，“成长”二字绝不是这样一刀砍的，但身处这个阶段的人本身缺少这种意识也是件在情在理的事）

　　第三次从北京飞回新加坡后，我大病了一场。在种种“温差过大”、“水土不服”之类可能存在的病因下，我去医院打了针，吃了药，卧床休息了N天后才渐渐恢复元气。

　　生病期间，头脑经常混沌一片，分不清自己是醒着还是做梦。后来我的室友兼学妹告诉我，有一次凌晨被我的声音惊醒，开灯后看到躺在床上的我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天花板，脸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色，嘴里还喃喃的说着她听不懂的话。她吓的要命，连忙去敲舍监的门，拿回一些退烧药喂我吃下去，看着我发了一身的汗，然后沉沉睡去。

　　我自己却完全不记得那一晚的状况。听室友说起时已像是在听别人的事情，无关痛痒。但有些零星的记忆还是残留了下来。如果不是我的灵魂擅自重复了它的旅程，那么，应该只是梦吧？我想……

　　我梦到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声音都能清晰的听到。

　　光线不足的筒子楼里，我穿着妈妈新做给我的背带裤一蹦一跳的去敲邻居大姐姐的门。咿咿呀呀的童音摇晃着飘过楼道，飞向光亮的一头，而后消散——

　　“我今天三岁了！”（三根胖嘟嘟的手指头高高举起）

　　“妈妈买了鸡蛋糕哦！”

　　“……”

　　幼儿园的音乐教室里，我垂着头站在角落，等着爸爸把我领回家——因为我玩儿坏了老师们当宝贝一样保养的大钢琴。回到家，等着我的是一副搓板（洗衣板）。不等爸爸开口，我已经乖乖的跪了上去。从太阳落山到晚间新闻，我一声不吭的跪着，时不时抹一下滴到裙摆上的眼泪。知道自己有错，却不明白错在哪儿，也不晓得如何认错——一个五岁孩子的单纯心思。那一晚，我是由爸爸抱上床的。腿和膝盖上几条半寸深的印记，夺去了所有的知觉。如果可以，我愿称之为最初的封印……

　　小学二年级的一次意外，让我头一次接受了复杂的体检。数不清的夹子夹着我的皮肤，连接着一台巨大丑陋的铁盒子。每逢“哔——”的一声，就有一阵微弱的酥麻窜过全身，然后那个盒子就会吐出一张画满曲线的纸条。反复做了几次后，医生把爸爸妈妈叫出去说了些什么，然后回来拆我身上的夹子，边拆边说我可以回家了。离开医院后我们全家在前门吃了顿饺子。爸爸妈妈看上去没那么忧心了，他们对我解释说我的心脑电图处于“好”和“坏”分界线上，不幸中的万幸。至今我也不晓得当初出问题的到底是心脏还是大脑，也不明白他们所谓的“好”和“坏”是指什么……

　　小学五年级冬天，我终于让一部分同学见识了什么叫死火山的爆发。那次争执的起因早已模糊，好象与班上的派系之争有关。还记着的是班上一个以大姐大自恃的女生率领她的“军团”把我围在教室角落，她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识相，不是东西，还有一些我刻意并成功忘掉的语言。那是我头一次见识了一个与我同龄并且同样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孩居然也能在骂功上如此有创意。从头到尾我始终一言不发，直到她夺去我的手套并狠狠踩在脚下（那是妈妈一针针织给我的手套），我隐忍在腹中的怒火一瞬间烧到胸腔最容易撕裂的位置。一把推开她，我捡起手套塞进书包，顺手抄起一把椅子狠狠甩向墙角。不等她们从惊愕中恢复，我又踹倒两张桌子。在她们惧怕的目光下，我背起书包警告她们——

　　“别再把我卷到你们无聊的游戏里去。”

　　后来我被班主任叫去查问“破坏公物”的原由，我随便编了个借口检讨了事。可对那些替人挨了我几下的桌椅我至今仍感到抱歉。

　　这件事之后，我的火山又回复到比从前更沉寂的状态。会有再一次的爆发么？我不肯定……

　　梦境差不多到这儿就结束了，我开始清醒，也开始明白自己真的是在做梦。只不过梦的都是些林林总总的回忆，真实得有些后怕……

　　病好后，我写了篇一千来字的小文——《第三次回家》。看到《联合早报》的“地北天南”栏目在征稿就投了过去。因为之前做了不少的梦，我心念一动就给自己取了个听上去挺诗意的笔名——梦林。没想到不多久真的登出来了，还拿到了三十块的稿费，那几天乐的跟什么似的。

　　初院第二年的生活是紧张的，虽然也许不能和国内传说中的高三相提并论。学习，测验；测验，学习……这样的循环一直持续到汇考和A水准联考。那段时间，我最常跑的地方是图书馆，最常翻的书是10-year-series，最不常用的语言是中文……突然觉得自己像只候鸟，每年都要飞上一两个来回。哪边才是真正的家？

　　初院毕业后，因为要等到三月才能拿到A水准成绩，而大学七月才开学。紧凑的生活仿佛突然多出了一个不小的空档。于是，一个决定顺理成章的诞生了——我要打工！

　　也是在这个时候，一名南洋女中的数学老师联系了我。

　　“我们需要一名初级竞赛数学的辅导老师，学校觉得你有这个能力担任，希望你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了，我接受。”我答得非常干脆，第二天就回母校报到了。

　　一个有点儿陌生的老师——Madam Loh——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迎接了我。

　　南洋女中的校园很小。事实上，新加坡的中学占地面积都大不到哪儿去，但是利用的很充分。那些基本设施，该有的都没少，虽然显得拥挤了些，而且不乏“一物多用”的例子，比如刚好能装下全校师生的礼堂兼室内球场，附带舞台。

　　“六月中就要搬迁了。”Madam Loh说。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南中要迁校址的消息。早在我一进南中的时候，关于新校舍如何如何美好的传言在学生中就不是什么新闻了。中四的时候校长还因为资金不足的关系发动了全校师生的募捐活动。那时候我一个月只有100块的奖学金，除了第一次抵新时带在身上的五千块人民币，我没再跟家里要过钱。在不虐待自己的前提下，一个月100块刚好做到收支平衡，我相信大家都差不多。总之是不可能为新校舍的集资做什么贡献了。想来想去，我掏出两块钱，在捐款卡上写了名字交上去。没想到第二天就被班主任叫进办公室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具体的指责我已记不清了，好象和没有爱校心有关吧？当时的我还是个很有棱角的人，虽然没有顶撞，但一双眼睛却清楚泄露了心里的不服，而这道眼神偏偏就让班主任给看见了。

　　班主任姓胡，是个曾经留学台湾数年的年轻女老师，教华文，自己也出过几本文集，在新加坡本土文学界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在我的印象中，除了一些对中国的小小偏见（我相信是了解不够的关系），她的课还是不错的，至少不会让我睡着。曾经，我试图把她当成一个可以一聊的朋友，但经过那一次事件后，我开始明白这里的老师和学生之间毕竟还是有距离的。

　　“你那是什么眼神？”她的口气比之前更为冷冽。

　　我不吭声，视线仍停留在她脸上。我开始努力压制体内某种要蹿上喉咙的东西……

　　“你以为自己是谁？天之骄女？”她不屑的挥了下手，坐回自己的办公桌前。

　　“我没这么说过。”我低声反驳她的愈加之罪。

　　捐款卡被扔回我面前。“再给你一次机会！”她说，仿佛施了多大的恩惠一般高高在上。

　　“多少才够？”我直接问道。

　　她一愣，大概没料到我会如此干脆。

　　“至少……至少要能看出你的努力！这不是单纯钱的问题……你看看班上其她同学……”

　　“知道了。”不等她说完，我拿起卡片离开了那个不愉快的地方，没刻意去提醒她我在上个月参加数学竞赛获奖后捐给学校的一百元奖金。努力么？哈……哈哈……

　　第二天，我把卡上原本的“$2”改写成了“$10”。这一次上缴后，如同石沉大海。想到2和10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别，我又一次放声大笑。

　　如今，时隔三年有余，经过多次时间的考验，一拖再拖，南中这次真的要搬了。我不禁想象着地基里的几块石头或是天顶上的数片薄瓦，或许就是我那10块钱买来的也说不定……

　　教书的日子很快步入正轨。

　　我有两个班，中一中二各一班，总共40几人，都是从几百人里挑选出来的所谓有数学天分和开发潜力的孩子。走马上任第一天，我出了份摸底卷子给她们。及格率——30%……

　　虽然我做过家教，但站在几十人面前授课还是头一遭，说不紧张是骗人的。好在坐在下面的都算是我的小小小学妹，穿着令人怀念的白衣白裙，胸前别着刻有自己名字的Name Tag，发型更是一致的“南洋头”（长度不超过耳垂下3厘米）……很亲切的感觉。

　　我从最基本的竞赛知识教起，程度差不多是我小学五年级所学。自己印讲义，点名，留作业，改作业，拟测验题，打分，登记成绩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整根红墨水笔被我用个干干净净，放资料的文件夹也渐渐厚得快要合不上了。

　　给这帮小女生上课需要面对的种种挑战其实远比专业知识难的多。就以我第一堂课为例——

　　摸底测验结束后，我让她们把卷子从后往前传上来，后排的一个女孩突然举手。

　　“有问题吗？”我连忙问道，以为是自己哪儿没讲清楚。

　　“老师，你有没有boyfriend？”

　　我当场绝倒。

　　不等我做出反应，这个话题立刻得到了至少十个人的复议。

　　“老师，告诉我们嘛！”

　　“说嘛，老师！”

　　“老师——”

　　重整了一下身为老师的心态，我认真的回答她们：“没有，真的没有。”

　　“Then why you blush？嘻嘻……”

　　“是啊是啊，老师脸红了！”

　　“一定有的啦，老师告诉我们啦……”

　　我真的没言语了——这就是我的第一堂课。

　　那段教书的日子里，我曾得到过一个绰号——十项全能。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几乎什么课都代过。

　　下面的情景经常隔三差五的在□□办公室里上演……

　　一大早，才在办公桌前坐定，一个华文老师来到我跟前——

　　“M，中二（3）班的华文课没有人上，你能不能帮个忙？”

　　“好啊。”

　　我笑眯眯的接过她手中的课本，大致翻了翻课文，然后朝中二（3）班的教室出发。半个钟头的课时，10分钟念课文，5分钟解词，3分钟造句，剩下的时间聊天（名义上是补充课外知识），提前2分钟下课，皆大欢喜。

　　回到办公室，又一名不大认识的老师走过来——

　　“M，中一（4）班的科学课老师请假了，别的老师都抽不出时间，你可不可以帮忙代一节课？”

　　“没问题。”

　　我仍是笑着接过课本和练习册。这次准备的比较认真，因为毕竟涉及到不少英文的词汇，到时候念错的话可就要误人子弟了。

　　又是一个三十分钟回来后，有个老师已经在我的位置上等我了，桌上放着叠类似考卷的东西——

　　“M，我等一下要开会，我班的测验能不能帮我监督一下？中二（1）班，把卷子发下去然后看着她们就可以了。”

　　“好说。”

　　我微笑着抱起试卷（此时的笑容更接近哭笑不得多一些），转身朝下一个教室走去。

　　诸如此类的还有数学课，化学课，生物课，作文课……

　　感想一——新加坡的师资力量有待加强。

　　感想二——尽管表面看来随便找个人就能代课，但在某一程度上，学校对学生还算是负责的。毕竟没有人请我代英文课和历史课——这一点令人欣慰……

　　除了不定期帮别的老师代课，我也做过很多档案整理的工作，特别是南中搬迁的前一个多月，许许多多压在档案柜最底层的文件都被我一张一张挖了出来，重新打包归类装箱，然后一批批的运到新校舍档案室中看上去高档了很多的新型档案柜里。

　　整理旧文件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让诸多已经泛出古老色泽并被一种叫做灰尘的东西层层包裹住的成绩单重见天日，其中包括三年前退休但至今仍极受大家爱戴的蔡校长。

　　“想不到蔡校长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我对着成绩单左上角那张至少已有近50年历史的发黄照片惊叹。

　　“想不到蔡校长的成绩这么强！”满篇不低过95的分数任谁看了都会呆上一两分钟。

　　然后我发现了自己的语病。想不到么？其实根本没什么想不到的……

　　蔡校长单名一个“亮”字，这在新加坡女性的名字里是极不多见的。

　　求学多年，结交过的同学和朋友自然不在少数，认识的人一多，名字的重复几乎成了一种定律而不是巧合。新加坡的父母似乎特别钟爱“慧”字，不晓得是对智慧的渴求，还是单纯的因为好听？单单我知道的，至少就有三个“慧慧”，五个“慧敏”，两个“慧芳”……除此之外的“慧珊”、“慧玉”、“慧萍”、“慧玲”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也正因为见多了这些逐流的字眼，蔡校长的名字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相较之下，接任的颜校长虽然也有个漂亮的名字，但听上去总也没有蔡校长的个性。

　　提到颜校长，自然少不了她那让人记忆犹新的“三把火”，燃烧在我中三期末和中四年初的时候。

　　第一把——取消年终考试年级前三名以及单科第一名的Cash Prize，以Book Prize取而代之。

　　心痛啊！扼腕啊！眼睁睁看着到手的800块就这么飞走了……上台领书的时候我欲哭无泪（5555555，我回家的机票钱……）。

　　第二把——为了节省学校开支，考试用纸一律从“绿格”换作“蓝格”（据说每百张便宜5分钱）。

　　考试的时候，拿出平时用得最顺手的PILOT水笔，笔尖才和纸面接触——哇！不好了！墨水洇掉啦！老师，我要换纸……举手的人此起彼落，好不壮观！

　　第三把——为了提高学习积极性，每个周六回学校测验。

　　天哪！杀人啊……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哀戚的烟云里，惨惨淡淡……

　　回忆到这儿，我不禁“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笑什么哪？”坐在我斜对角的南中图书馆负责人——慧娥姐——抱着一堆书走过来问道。

　　“没什么，我在想自己以前在南中上学时候的事情……挺有意思的。”

　　“才两年而已嘛，说的好象自己多老似的。”她把书放下，取出一叠标签说：“你要是很闲的话，帮我贴标签吧，这些书马上要装箱了。”

　　“好啊。”我接过标签，熟练的粘在那些新书上。从前在图书馆参加课外活动时学的东西竟然没忘干净，真难得。

　　“听说新的Library有三层，是真的吗？”我突然想到。

　　慧娥姐自豪的说：“是的，那将是全国所有中学当中最大的图书馆！”

　　“真好。”我笑了，发自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