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开国风云》》晓翔

11、第10章

　　汉武帝刘彻生于汉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其父刘启(即汉景帝)正好这一年登基，因此他一出生便是皇子，其母为王美人(美人是宫中妃子的一种称号)，据王美人自己说，他初怀刘彻时，曾梦见太阳入怀，汉景帝说这是个吉梦，是刘彻将来必然大福大贵的征兆。这个吉梦很快传遍宫中，在刘彻身上也就增添了一层神奇的色彩。其母只是一个妃子，他也只能算作庶子，按封建宗法规定，庶子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
　　刘彻共有兄弟十三人，上有几个哥哥，下有几个弟弟，刘彻四岁的时候，依照惯例被封为胶东王。他的大哥刘荣被封为太子。汉景帝有个姐姐叫刘嫖，称为长公主。长公主有个女儿叫陈阿娇，长公主想把女儿许配给皇太子刘荣，但刘荣的生母栗姬没给面子，不答应，长公主让女儿为皇后的希望成为泡影，便与栗姬结下了仇。长公主一向很喜欢刘彻，便想把女儿许给他，但陈阿娇比刘彻大几岁，汉景帝不太同意。长公主便略施小计，有一天当着汉景帝的面问刘彻，要不要娶阿娇为妻，小小刘彻竟然聪明的回答：“如果能娶阿娇为妻，我一定要造一所金屋子给她。”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的来历。汉景帝从笑声中看出了刘彻的聪明伶俐，便同意了这门亲事。从此长公主与王美人结成亲家关系更密切了。前元元年(公元前151年)秋九月，无子无宠的薄皇后被废。第二年(公元前150年)春正月，汉景帝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夏四月乙已，刘彻之母王氏被立为皇后，丁已，刘彻被立为太子。七岁的刘彻取得了皇位继承权。
　　刘彻成为太子与其母王氏被立为皇后，和其姑母馆陶公主刘嫖有很大关系，王氏许诺让刘彻应娶刘嫖之女陈氏，因此在储位之争中得到刘嫖的全力支持。刘彻后娶陈氏为妃，两人成婚的时间无考。
　　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景帝驾崩。甲子，太子刘彻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氏曰皇太后。
　　刘彻初名彘，天生聪颖过人，慧悟洞彻，进退自如。三岁时，汉景帝刘启抱于膝上，试问刘彻：“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刘彘信口而应的回答，使刘启不得不对这个儿子另眼看待。
　　刘彘有惊人的记忆力，求知欲特别强，尤爱读古代圣贤之书，过目不忘。汉景帝刘启深感诧异。刘彘“讼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龙图龟册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汉景帝遂改刘彘名“彻”。“彻”字表示充满智慧，达到圣德的要求。幼年的刘彻对儒学经典、骑射、文学，都有很大兴趣。他读到当时著名文学家枚乘的赋，十分佩服，一直想见到枚乘本人，后来他做了皇帝，用安东蒲轮把枚乘接进京。他还向出生在匈奴的韩王信的后代韩嫣学习骑射。这样让他发展成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能文能舞，有胆有识，思想活跃，心境开阔的人，为他未来的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汉武帝一登基就迫不及待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他认为非大良才无以治国，下诏给宰相以下的官吏，号召他们推荐人才，“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不久，全国各地推荐上来一百多人，其中以品德优良的成为“贤良”，以文词见长的称为“文学”。汉武帝命令这些人先在长安笔试，合格者再经面试。这次考试名列榜首的乃是大名鼎鼎的董仲舒，年轻的汉武帝非常高兴，要面试这些人才，第一个召见的便是董仲舒。
　　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称为“天人三策”。第一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策问，汉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
　　董仲舒在对策中，详细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到长安对答皇帝的提问，提出了颇有见解的治国安邦之策，轰动了朝野，人称此事为“贤良对策”，汉武帝吃惊不小，大开眼界，这次对策中所提出的见解和理论，为汉武帝变通政治、进行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
　　汉武帝立即任用董仲舒为江都相，江都王刘非是汉武帝刘彻的同父异母哥哥。平时骄傲武断，不易对待。《汉书》说他“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守江都时，刘非知道董仲舒是个大儒，并能用儒家大礼匡正他的过错，不但没有为难董仲舒，而且对董仲舒非常敬重。刘非采纳江都相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等一系列治国方略，不仅一改过去王室成员狂妄骄奢、不轨图谋，而且尽守臣职，忠君效祖。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十二月刘非病故，终年41岁。其子刘建继承了江都王的爵位。
　　刘建为太子时，邯郸人梁蚡带一女子要献给易王刘非，刘建听说那女子很美，就偷偷找来，留下不放。梁蚡对人说：“儿子和老子争老婆！”刘建派人杀了他。梁蚡家里人上书告状，廷尉来调查，碰上大赦，就未治刘建罪。易王刘非去世还未下葬，刘建还住在守丧时，就找来易王所爱的美人淖姬等十人群居□□。刘建妹妹征臣是盖侯儿子的妻子，因为易王去世回来奔丧，刘建又与她□□。刘建的异母弟弟刘定国是淮阳侯，他是易王最小的儿子，他母亲希望儿子能继承易王位，知道刘建的上述事情，付钱给一男子荼恬上书告刘建□□，不宜继承王位。事情交给廷尉后，廷尉却治荼恬受贿上书罪，斩首示众。刘建未被治罪。后来，刘建又数次派人去长安接征臣来，鲁恭王太后知道后，就写信给征臣说：“国中流言四起，请慎重，不要再去江都。”后来刘建派一使者吉向太后问安，太后哭着说：“你回去把我的话告诉你们大王，他以前做的已经够多了，如今应当克制才是。难道他没听说燕、齐(燕王、齐王与亲姐妹□□而自杀)的事吗？告诉他我为他哭泣。”吉回去后，转告了太后的话，刘建大怒，棒击并辞退吉。
　　刘建游章台宫时，让四个女子乘一小船，他用脚踩翻船，致使四人都掉下水，其中两人被淹死。后来他去游雷波，刮着大风，却让两个郎官乘小船驶入波涛中。船翻后，两个人都掉下水，抓住了翻船，在波涛中时隐时现。刘建在旁边观看，哈哈大笑，致使二人都溺死。
　　宫娥姬妾犯错误时，刘建往往命令她们裸体击鼓，有时把她们放在树上，长的时候过三十天才给衣服；有时剃光她们的头，脖子上给套上铁链，让她们用锡杵舂东西，一舂不中，就用鞭子打；有时放狼去咬死她们，而刘建在一旁看得大笑；有时关起她们，不给东西吃，让她们饿死。这样的方法，刘建共杀死35名无辜者。刘建想让人和□□媾生子，就强令宫女裸体，与公羊及狗□□。
　　刘建专事□□、暴虐，自知罪大恶极，有很多人想告他。刘建害怕被斩，心中不安，便与王后成光共同唆使越人奴婢请神弄鬼，想咒死皇上。并扬言：“汉廷使者若再来找我麻烦，我绝不会一个人去死的！”
　　刘建也听说淮南王、衡山王有阴谋，怕他们攻打，吞并自己，便多制兵器。他封王后的父亲胡应为将军。中大夫疾很有力气，善于骑射，刘建便封他为灵武君。他还做黄屋盖，刻皇帝玉玺，铸将军、都尉金银大印，作汉朝使节鞭二十个，绶带一千多，并准备好军官人员及拜爵封侯的赏物，画好了天下地形图及军情地图。刘建派人与越繇王、闽侯勾结，送去奇珍锦帛；越繇王、闽侯也送来荃布、葛布、珠玑、犀甲、翠蛭熊奇兽。几次派人来往后，双方约定紧急时互相帮助。到淮南王事件发生后，皇上追惩参与党羽，有些连及刘建，刘建派人行贿毁灭了罪证。
　　刘建长期随身佩戴父亲受赐的将军印，打着天子旗号出门。久而久之，上面知道了，派丞相长史与江都丞相来查办，搜出了兵器、玉玺、绶带、节鞭等反叛用具。有司请求逮捕处死刘建。皇上指示：“与列侯、二千石官及博士商量后再定。”讨论的人都说：“刘建早失臣子之道，很久以来一直蒙皇恩不忍治罪，至今发展成谋反。刘建所行之无道，就是夏桀、商纣也不至于如此。十恶不赦者上天也要诛杀。刘建当以谋反罪正法。”皇上让宗正、廷尉审问刘建。刘建自杀，王后成光等被枭首示众。六年后国被废除，土地归汉，改称广陵郡。

　　汉武帝在贤良对策后，着手政治改革。第一任丞相卫绾年事已高，政治上缺乏进取心，而且在汉景帝刘启生病期间，滥杀了一些官吏，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汉武帝感到很失望。卫绾有自知之明，借病请求退休，汉武帝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让魏其侯窦婴接替了他的职务，汉武帝还任命母舅田蚡做太尉，掌管军队。窦婴和田蚡都喜欢儒术，他们又向汉武帝推荐了儒生出身的赵绾做御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赵绾和王臧又推荐了自己的老师、《诗经》博士申培改革礼制和研究明堂制度。汉武帝派人用蒲车和礼物聘迎申培到长安做太中大夫。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决心干一番大事业，推行多欲进取的政治措施。他严格法治，要求臣下检举那些行为不轨的皇亲国戚，罪行核实后给予贬谪。为削弱王侯的权力，要求王侯迁回自己的封地去。接着是对百姓实行一些减轻负担的政策措施，减省“转置迎送”的卫士一万人，停止喂养苑马，将苑地赐给贫民，废除关卡的税收制度。施行恩德，振兴教化。汉武帝下令：年满80的老人，给他家里免除两个人的口算钱；年满九十的老人，还免除他家里的口赋钱，并免除一个儿子服役。继而又设立明堂，起草巡狩、封禅制度，准备变更历法和服色，顺利地进入太平盛世。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六年。但根据一些出土的文物来看，上面都标有建元、元光等年号，证明建元、元光等年号并非后来追命。
　　汉武帝还要求做好反击匈奴的准备，并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 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西方的大月氏国，联合夹击匈奴，汉武帝对外政策也开始改变了。汉武帝即位之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说明汉武帝改革的心情是多么迫切。但此时朝中大权仍操纵在“好皇帝，老子言”的窦太后手里。窦太皇太后从立为皇后开始，已有40年之久，在宫中地位高，权势大。其家族恃宠怙势，为非作歹，遭到检举和贬谪的人很多，列侯的夫人们多是公主，他们在京城的势力盘根错节，都不愿回到封地去，因此这些皇亲国戚们不断到他们的总后台窦太皇太后那里去告状，诽谤心的政治措施，加上窦太皇太后喜欢黄老思想，不喜欢儒家思想，因此，以她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反对集团。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又上书提议，不要再让窦太皇太后干预国政，请求不再向太皇太后所居住的东宫奏事，窦太皇太后闻之勃然大怒，斥骂道：“此欲复为新垣平邪！”于是罢免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关押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送走太中大夫申培。不久，赵绾和王臧在狱中被逼自杀。窦太皇太后以新垣平的事件警示汉武帝不要重蹈覆辙。据《汉书?五行志上》记载，新垣平是一名“望气”的术士，宣称在渭河北岸建庙，祭祀五帝，就可重观周鼎，以此取得文帝刘恒的宠信。结果事与愿违，周鼎没有出现，反遇一场重大水灾。新垣平自知谎言穿帮，图谋不轨，被捕并夷三族。族刑停罢多年后，在该案中被重新启用。
　　汉武帝的新政措施中断了，继任的丞相是许昌、御史大夫是庄青翟、郎中令是石建，他们都是窦太皇太后的人，而且不是儒家。政权基本上操纵在窦太皇太后手中，汉武帝无可奈何，他在等待时机。
　　汉武帝生性好动，精力充沛，便利用这个机会到外面游猎，北到池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西到黄山(今陕西兴平县以北)，南到长杨(今陕西周至县)，东到宜春(今西安东南)。为方便出行，吩咐在十二个地方修建行宫。同时，扩修秦代的上林苑，叫太中大夫吾丘寿王去办理。东方朔出来规劝汉武帝不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招致殷纣兴修九市宫，楚灵王建筑章华台、秦始皇大修阿房宫的恶果。汉武帝夸他话讲得好，后来又提拔他做太中大夫，同时仍命吾丘寿王建上林苑。
　　东方朔(公元前154年——公元前93年)，本姓张，字曼倩，西汉平原郡厌次县(今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汉武帝即位初年，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纷纷上书应聘。东方朔更是写了三千片竹简的内容上书，这些竹简要两个人才能扛得起，而汉武帝则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读完。东方朔在自荐书中说：“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抚养长大成人。我十三岁开始读书，经过三年的刻苦，读的书籍已经够用；在十五岁时学习击剑；十六岁学《诗》《书》；阅读达到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又开始学习兵法和作战知识，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钲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二十二万字，总共四十四万字。我钦佩子路的豪言。如今我已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寸。双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得像编排的贝壳，勇敢像孟责，敏捷像庆忌，廉俭像鲍叔，信义像尾生。我这样的人，应该能够做天子的大臣吧！”汉武帝读后认为东方朔气概不凡，便命令他在公车署中等待召见。
　　由于公车令奉禄微薄，又始终未得汉武帝召见，东方朔故意吓唬给汉武帝养马的几个侏儒：“皇帝说你们这些人既不能种田，又不能打仗，更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华，对国家毫无益处，因此打算杀掉你们。你们还不赶紧去向皇帝求情！”侏儒们听后大为惶恐，哭着向汉武帝求饶。汉武帝问明原委，即召来东方朔责问。东方朔终于有了一个直接面对皇帝的机会。他风趣地说：“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侏儒身高三尺，我身高九尺，然而，我与侏儒所赚俸禄却一样多，总不能撑死他们，而饿死小臣吧！圣上如果不愿意重用我，就干脆放我回家，我不愿意白白耗费京城的粮食。”汉武帝听后捧腹大笑，于是命令他在金马门(学士待召处)待诏，至此，东方朔稍得些微亲近汉武帝。之后，东方说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诙谐幽默的性格，官至常侍郎、太中大夫。东方朔举荐了他的儿子做郎官，其子后升为谒者，经常奉汉武帝之命持节出使。及东方朔老，临终前规劝汉武帝说：“《诗经》上书‘飞来飞去的苍蝇，落在篱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四方邻国不得安宁。’希望陛下远离巧言谄媚的人，斥退他们的谗言。”汉武帝说：“如今东方朔说话竟如此正经。”并对此感到惊奇。过了不久，东方朔便生病去世了。古书上说：“鸟到临死时，它的叫声特别悲哀；人到临终时，它的言语非常善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到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上林苑的扩建工程竣工，上林苑规模宏大，周围三百多里，其中离宫70多座，佳木果树茂盛、奇花异草丛生，山岭旷野相连、溪涧深池相通，怪兽杂集，禽鸟群栖，别有一番天地。年轻的汉武帝在上林苑中驰骋、狩猎，修身养性，研读诗赋。
　　有一天，汉武帝读了描写诸侯游猎场面的《子虚赋》，大加赞赏，惋惜地说：“此作虽好，可我不能与作者同时啊！”为汉武帝掌管猎狗的太监杨得意说：“我有个同乡司马相如，就是《子虚赋》的作者。”汉武帝既惊又喜，下令召司马相如速速进京并询问，司马相如见了汉武帝谦虚地说：“有这件事儿。但是，这赋只写诸侯之事，不值得看。请让我写篇天子游猎赋，写好了就进献皇上。”汉武帝答应了，并命尚书给他笔和木简。在《子虚赋》中，司马相如用“子虚”这虚构的言辞，是为了陈述楚国之美；“乌有先生”就是哪有此事，以此为齐国驳难楚国；“无是公”就是没有此人，以阐明做天子的道理。
　　刘彻自幼喜爱文学，又得到司马相如的指点，兴趣更浓，写下了不少诗词歌赋，如今流传下来的有《瓠子歌》《天马歌》《孝夫人歌》《秋风辞》等。此后，他还创立了乐府官署，掌管俗乐，收集民间歌辞，这也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汉武帝初试锋芒，在受挫于窦太皇太后的这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完全沉湎于游玩之中，而是进行了思想的深度思考和淬炼，积极地读书求知、发掘人才，培植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再展宏图。后来成为一代名臣的韩国安、汲黯、公孙弘，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东方朔，开拓东南、西南立下汗马功劳的唐蒙、庄助，都是汉武帝在这一时期发现的人才，这些人以后都成为了汉武帝的股肱之臣。并且，此时期汉武帝成功地解决了东南沿海的东欧和闽越问题，树立了自己的威信，稳定了自己的地位，并对窦后集团进行了反击，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根据董仲舒的建议，下令设五经博士，再一次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对窦太后集团是个有力的打击。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皇太后病死，汉武帝摆脱了束缚，立即下令罢免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翟，清除了窦太皇太后安插在朝内的所有亲信党羽，任命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此后，汉武帝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终止了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政治。采纳了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推行多欲进取政治，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汉朝是在秦末农民起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朝的官员多是军功贵族，刘邦虽下过求贤令，表示与贤士大夫共治天下，然而士大夫并没有大量进入朝廷，史称“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孝惠帝、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到汉文帝时期，仍不任儒，都是任用有最高军功爵列侯、关内侯的军人或嗣袭侯爵的军功贵族子弟，太常属官博士虽由文人担任，不过具官代问，也没进入公卿行列，一直到汉武帝继位之初，汉朝仍然是军人贵族政府，汉武帝决心改变这种情况，广泛选拔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
　　自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那次全国大规模推举后，又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4年)、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几次要求郡国推举孝廉、贤良方正、秀才，并且规定不举孝廉者罪。并允许官民上书言政，还下诏表示要将这些“有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破格任用为“将相”或“使绝国者”(出使远方国家的使臣)，这就是汉朝的察举选官制，这种制度汉初就已存在，有贤良和孝廉二科，汉武帝又增加了科门，明文规定郡国各以人口比例额选举。科门有四：第一科是德行，第二科是学术和儒学，第三科是明习法令的法律人才，第四科是行政人员，元封五年又增加茂财异国科。同时实行公车上书制，允许吏民直接向朝廷上书言事，有才能的人才可以毛遂自荐，汉武帝时期上书言事的人很多，即位之初，“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上书得官的著名人物如东方朔、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主父偃是当时文士，贫穷不得志，长期怀才不遇，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上书九条给汉武帝，阐明健全法律和反击匈奴方面的政治观点，以求施展抱负。汉武帝看后，大加赞赏，当时他正感到律令的陈旧不合时宜，反击匈奴战争也未打开局面。汉武帝马上召见了主父偃等三人，与他们交谈甚欢，兴奋地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知晚也？”以后，他重用主父偃，一年提拔四次，主父偃是后来“推恩令”政策的主要策划者，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做出了贡献。
　　汉武帝看到像主父偃这样的人才险些被埋没，又见于吏道日非，作出严格规定。征召制、察举制与公车上书制相配合，使汉武帝网罗了大批人才。
　　建元年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建太学。太学是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养天下之士”，完全是培养文官人才的制度。朝廷由太常选拔18岁以上的优秀青年入学受业做博士弟子，郡国也可以挑选品学兼优的青年送到太学。
　　汉武帝为了独揽一切大权，着手削弱丞相的权力，汉初丞相都是开国功臣，权利很大，朝中群臣甚至象内史(首都市长)这样的高官，丞相认为有过失都可以先斩后奏，在同皇帝商量国事时，丞相的意见也备受尊重，一般是照准的，丞相推荐的官员甚至亦出任就可以充任九卿郡守品级的大官，丞相的权力往往超过皇权。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想改变这种现状。这时，汉初功臣元老大都去世，汉武帝便趁机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他用儒生来为他的政治服务，经过一系列官制改革，取消军功贵族的特权地位，至元朔五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打破列侯拜相的旧制，遵命出身贫苦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彻底摧毁的军功贵族的特权。公孙弘顺从皇帝的旨意，是皇帝的忠实奴仆，不会与皇帝争权。不仅如此，汉武帝还把朝官分为中朝和外朝。他从“贤良文学”以及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文士中选拔贤才，随侍左右，又将少府属下的一个主管文书档案的机构“尚书”，作为审阅公文，谋划政事，起草诏令的日常工作机关，与待中、中书组成“中朝”。在这里聚集了大批智囊人物，他们商量国家大事，成为决策机构，做出决定后再交给“外朝”的丞相去公布执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成了执行机构，九卿不再通过丞相而直接上奏给皇帝，以丞相为首的政权机关被架空了，相权旁落，皇帝通过“中朝”大权独揽。
　　汉武帝不仅削弱相权，还经常对丞相采取谴责、黜免，甚至处死。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了，汉武帝拜田蚡为相，窦婴气数已尽，毫无进阶的希望了。
　　早在窦婴拜相之初，就有人劝他说：“君侯一向善待好人而痛恨坏人，现在好人赞送您，所以您当上了丞相。可是您又痛恨坏人，坏人多，并且又败坏您的名誉。如果您能宽容坏人，原谅他们，那么您就能长期任相，否则，他们就可能制造谣言来蛊惑皇上，请皇上罢您的职，您可要小心啊。”言外之意就是让窦婴不要做了丞相而得意忘形，盛气凌人，要提防来自背后的冷箭，尤其是田蚡，他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向窦婴进攻，置窦婴于死地。而窦婴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觉得自己根深蒂固，把谁也没放在眼里，对劝告置若罔闻。现在追悔莫及。
　　树倒猢狲散，魏其侯窦婴被罢相，那些想依靠他谋得一官半职的趋利之徒便弃之如敝履，纷纷离他而去。于是那些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又去投靠田蚡，使一向有好客之名的窦婴“门前冷落鞍马稀”了，好在还有个灌夫追随他左右，不时与他喝酒解闷。
　　灌夫是颖阴(今河南许昌)人，为人蛮横，不会当面奉承人。他曾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功，后任中郎将和淮阳(今属河南)太守，皆因违法而丢官。灌夫这时住在长安。因丢了官，与他交往的人少了。等到窦婴失宠之后，二人一见如故，一起出游，形同父子，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田蚡得志便骄，对已“门可罗雀”的窦婴步步进逼，寻机滋事。
　　一次田蚡大宴宾客，灌夫亦在邀请之列，但恰逢灌夫患病。饮宴中，田蚡一本正经地对灌夫说：“我本来打算与仲孺(灌夫字)一起去拜会魏其侯，不曾想灌将军身染疾病。”灌夫不知有诈，当即表示说：“将军肯屈尊拜会魏其侯，我怎么敢用患病推脱不去呢？我一定把您的意思转告魏其侯，但愿将军明日早早赴宴。”田蚡假惺惺地一口答应。灌夫马上回禀了窦婴。窦婴此时正愁巴结田蚡这个新贵无门，闻听消息，慌忙与妻子置办酒席，连夜洒扫庭院，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天明时分，就令手下人在大门旁恭候武安侯的车驾。谁知，日上三竿还不见田蚡的踪影。窦婴问灌夫：“难道丞相忘了？”灌夫很不安，回答说：“我以患病之躯相请，量必丞相不能健忘。”于是，灌夫亲自驾车去请田蚡。不料，田蚡只是想戏弄一下窦婴、灌夫，哪里有赴宴的意思？灌夫到了丞相府门，田蚡还在酣睡。于是灌夫登堂拜见田蚡说：“昨日丞相答应过去窦府赴宴，魏其侯夫妇特备了盛宴，从清早到如今，专候丞相。”武安侯愣了愣，又装作糊涂的样子说：“我昨天喝醉了，竟忘了与灌将军的约定，惭愧惭愧。”于是田蚡驾车前往，在路上故意慢慢腾腾。灌夫见被戏弄，不由得怒火中烧。饮酒至酣处，灌夫起身给田蚡敬酒，田蚡傲慢地竟不起身离座，灌夫再也不堪忍受，破口大骂。窦婴见局势紧张，连忙命人扶走灌夫，不住地向田蚡谢罪。田蚡见目的达到，哈哈大笑，饮至半夜，尽欢而去。从此，田蚡与灌夫水火难容。
　　田蚡为了兼并大量膏田沃野，不择手段地向前丞相窦婴强索土地。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田蚡看中了窦婴在城南的一片肥沃田地，一心想据为己有，便派手下人籍福向窦婴索取。窦婴勃然大怒，气愤地对籍福说：“我虽然失去了权势，他田蚡如今虽显贵，但他怎么可以仗势擅夺我的田产呢？”恰巧这时，灌夫来到，闻听此事义愤填膺，破口大骂田蚡欺人太甚。藉福素知田蚡与灌夫有仇，回去推托说：“魏其侯是年老将死的人了，丞相还是忍些日子，自然可以得到这块土地。”事后，田蚡得知窦婴、灌夫胆敢拒绝不由得大为恼怒，恨恨地说：“魏其侯的儿子曾经杀过人，应该判死罪，多亏我大力相助，救他一命。如今我要他几顷田地，就这这般吝惜！再说这事儿与灌夫有何关系？我并不稀罕这几顷地，倒是要看看他俩能活到何时！”仇恨的种子迅速发芽结果，田蚡千方百计地阴谋置窦婴、灌夫于死地。
　　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春，田蚡公报私仇，准备对灌夫开刀。他向汉武帝启奏，弹劾灌夫宗族宾客在故乡横行霸道，鱼肉百姓，请求查办。汉武帝说：“这本来就是你丞相分内的事，你看着办好了，不必启奏。”田蚡得此圣谕，正准备逮捕灌夫家族。灌夫也不甘示弱，在紧急关头揭发了田蚡的阴私，告发他于建元二年受贿过淮南王刘安的黄金，为刘安在朝廷里说话，并私下订立攻守同盟。灌夫此举正中田蚡要害。田蚡自知把柄在别人手中，也不敢轻举妄动。两边的宾客也往来劝解，这件事就不了了之。灌夫虽然侥幸躲过一难，但田蚡又怎肯轻饶于他？
　　同年夏，田蚡要娶燕王女儿。王太后下诏，召集各位列侯宗室前往贺喜。窦婴身为列侯，便邀请灌夫一同前往。灌夫推辞说：“我多次喝醉了酒而得罪丞相，如今我与他有仇，最好还是不去。”窦婴不答应，强拉灌夫同去。酒过三巡，田蚡起身捧酒敬客，在座的客人都离席起身，不敢失礼，窦婴灌夫也随众起身。接着宾客们举酒答谢田蚡。轮到灌夫敬酒的时候，田蚡没有离席，向灌夫说：“我不胜酒力，喝不完这一杯。”灌夫嘲笑地说：“丞相你是贵人，这杯酒一定要喝完。”田蚡勉强喝了一半，分明是驳了灌夫的面子。灌夫又来到临汝侯灌贤面前，灌贤正与大臣程不识私下说悄悄话，没有起身答礼。灌夫满腹怒气正无处发泄，便借机泄忿大骂灌贤说：“你平时总把程不识说得一钱不值，今天我这年长的人敬酒时，你怎么像个女人似的和他絮絮耳语。”灌贤尚未回答，旁边的田蚡却插了一言：“程不识和李广都是东西宫的卫尉，今天你当众侮辱程将军，分明是不给李将军留点面子，未免欺人太甚。”灌夫平时特别推崇李广，而灌夫故意把程、李并提，实际上是肆意挑衅，使灌夫与两人结下仇怨。灌夫性子刚烈，不堪激将，立即瞪着眼厉声说：“就算今天粉身碎骨，我也不怕，管他什么程将军、李将军。”说完，掷杯出府，不辞而别。众宾客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田蚡抓住这个时机，怒气冲冲地大声宣布：“这都是我平日放纵灌夫的过错，今天我不能不对他稍加惩戒了。”当即命令骑士扣住灌夫。宾客藉福慌忙代灌夫赔礼，又按灌夫的头向田蚡谢罪。灌夫更加恼怒，不肯谢罪。田蚡马上下令把灌夫捆绑到传舍，并召见长史(丞相手下事务长官)说：“今天奉诏命设宴，灌夫犯了骂座不敬之罪，应该劾奏论罪处置。”又翻起灌夫的旧账，派官吏军士分头捕拿了灌氏幕僚、亲族宗室，都叛决弃市死罪。
　　窦婴见灌夫大难临头，慌忙派手下宾客携巨资为他疏通，没有成功。窦婴面对田蚡咄咄逼人的架势，情知己身难保，所以决心拼命搭救灌夫。他的夫人劝他说：“灌夫得罪了丞相，就是得罪了王太后，你怎么救得了他呢？”窦婴回答：“我这个侯位无所惜，只是不能让灌夫一人去死，而我却苟活下来。”他便躲在家里，偷偷地上书汉武帝。受到汉武帝召见后，窦婴告诉汉武帝灌夫是酒醉惹事，不要判他死罪。汉武帝让他和田蚡到东朝(太后朝堂)辩论。窦婴竭力为灌夫辩护，列举灌夫心功勋，只是因为酒后迷乱，才冒犯了田蚡，应从轻发落。田蚡毫不示弱，又善于辞令，巧舌如簧，滔滔不绝地罗织了灌夫的一大堆罪状。窦婴张口结舌，无以应对。汉武帝碍于两人都是外戚，左右为难，王太后知道后，便对汉武帝说：“我还活着，就有人欺负我兄弟，将来我死了，我兄弟不也活不成了吗？你又不是石头人，怎么就不知道向着你舅舅？他一旦死了，你还有能信任的人吗？”汉武帝无奈，正好让御史大夫告诉窦婴，灌夫确实有罪，应判死罪。
　　眼看灌夫性命难保，窦婴忽然想起曾受汉景帝刘启遗诏：“如果情况紧急，可以直接面君申奏，可保平安。”但因他与田蚡斗争激烈，诸大臣生怕自己受牵连，都没敢对汉武帝说起此事。这时窦婴想起来，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赶忙让他的兄弟上书说明此事，希望能得到汉武帝的召见。汉武帝下令调查这件事，但没有在上书那里找到遗诏底稿，仅有副本在窦婴家，又是他的家臣印封的，于是，田蚡上书弹劾窦婴假造先帝遗诏，罪当弃市(在闹市处死，并暴尸街头)。灌夫于元光五年(前130年)十月被处死。
　　过了许久，窦婴才听说了田蚡弹劾他和灌夫被杀之事，以为汉武帝要杀他，不禁又惊又怒，不久便中风瘫痪在床。他饭也不吃，病也不治，整天躺在床上，只是等死了。这时有人听说汉武帝并没有要杀死他的想法，便给他说了，于是窦婴松了一口气，开始吃饭、治病。
　　汉武帝确实没打算要杀窦婴，但田蚡觉得这是将窦婴置于死地的好机会，变向汉武帝进言，诬陷窦婴谋反，并说得天花乱坠，汉武帝信以为真，便以弃市论窦婴。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十二月底，窦婴被杀。
　　田蚡依仗外戚的显贵和手中权力，专横跋扈。而窦婴却不明时务，对形势缺乏分析；灌夫是一介武夫，出言不逊，使田蚡有机可乘，以区区一杯酒，就轻而易举的消灭了两个政治对手。然而田蚡好景不长，在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突染重病，在病榻上不断胡言乱语，满口求饶地大声喊叫：“我服罪，我服罪！”整日闹得全家不得安宁。请来的巫师审视后说：“魏其侯窦婴和灌夫阴魂不散，要拿他索命呢！”没过几日，田蚡就满身红肿，七窍流血，一命呜呼了！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共用了十三名丞相，除田蚡、公孙弘、石庆和田千秋四人外，其余卫绾、许昌、薛泽被“免相”；李蔡，庄青翟和赵周畏罪“自杀”；窦婴、公孙贺和刘屈氂被“斩”。丞相职务竟没有人愿意担任了。
　　汉武帝为巩固西汉政权，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继续对诸侯王进行打击和削弱的措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朝臣主父偃上书汉武帝，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清除分封制。由于“推恩令”的施行“齐国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长沙国分为十六，菑川国分为十七。”为此，诸侯王对汉朝的“削藩”不满，一些强有力的诸侯王起而反抗，出现了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蓄谋叛乱。汉武帝令廷尉把刘安逮捕法办，刘安闻风自杀。淮南国和衡山国被废除，其地改为九江郡和衡山郡。在严惩刘安、刘赐的过程中，汉武帝发现朝廷有人与诸侯王密谋勾结，为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结党营私，颁布了“左官之律”、“附益之法”和“阿党法”，用以打击那些不事天子，专事诸侯，与诸侯王结成逆党的分子。从此，诸侯王的势力一落千丈，失去了因分封制而存在的独立性，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基本上解除了。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对南越用兵，做齐相的卜式上书给汉武帝，愿意父子当兵，死在南越。汉武帝下诏表扬，并封做关内侯，布告全国，号召向他学习。但响应者甚少，100多个列侯没有一个从军的，汉武帝非常生气，到宗庙祭祀时，借故诸侯王奉献给中宗庙的黄金成色不好，或分量不足，夺爵一百零六人，废其封国，改设郡县。以后连侯国也越来越少。据统计，汉初因功封侯的有一百四十余人，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只剩下五人。这样汉初以来的分封诸侯与中央集权的矛盾在汉武帝手中最后解决了，分封制名存实亡，中央集权的体制全面巩固下来。
　　汉武帝还改革汉初的监察制度，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派刺史一人，于每年秋天巡行郡国，按“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郡国，“强宗豪右”的限制。刺史不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专门检查各地豪强的违法乱行和地方长官郡守国象等人的营私舞弊行为，经考察认为优秀的地方长官可以推荐到中央任九卿，认为恶劣的可罢免。刺史职权重大，升迁迅速，是代表皇帝监督地方官员的得力干将，同时由于刺史品级不高，又不管理日常事务，就使部(州)只是一个监察区域而不会形成一级新的地方行政组织，从而防止它权力膨胀，以及发展成新的独立王国。这一措施的施行，使地方豪强势力受到了遏制，社会趋于安定。汉武帝时期的法律更加严密烦苛，律令多至“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百八十二事，死罪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这也表明了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统治的残酷性。
　　汉武帝实现了国家统一经营盐铁事业。汉初，盐铁由私人经营，国家收税，特别汉文帝时，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富商大贾，豪强大族往往占有山海，“专山泽之饶”，他们往往使用成百上千的人在山区海滨，或采矿冶铁，或煮海制盐，垄断，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冶铁制盐业，这不仅影响中央的财政收入，也助长了分裂割据势力，不利于社会安定。汉武帝为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打击富商大贾的势力，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于元寿五年(公元前118年)下令禁止民间从事盐铁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把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中央，由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设置盐铁专卖署，任命当地的大盐商为盐官或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物。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官，以熔化废铁做农具或用具。当时所设的盐官共有三十七处，铁官四十九处，盐铁官营，加强了中央对经济的管理权，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当时著名的理财家桑弘羊说：“盐铁官营后，政府增加收入达亿万之计，当时四方争讨的费用，全仰‘盐铁之福’。”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启用著名水利工程家徐伯主持漕渠的工程，渠长300多里，不仅缩短了关东到长安的漕运时间，而且使沿渠万余顷土地得到灌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
　　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汉武帝又征发民工修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四千五百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当地人民歌颂说：“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半。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班固也在《西都赋》中赞道：“郑白之沃，衣食之源。”当时关中著名的渠道还有成国渠、灵轵渠和湋渠。汉武帝还非常重视黄河治理。汉初黄河屡次决堤，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殃及十六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并亲自巡视工地检查工程，令将军以下的随从人员都参加填修缺口的劳动。经过这次修治，20多年没有塞住的黄河决口终于塞住了。汉武帝欣喜备至，愉快的做了一首《瓠子之歌》，咏述前后的情况。此后八十年间，黄河没有发生大的水灾。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颁布算缗和告缗的命令。算缗其实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2000钱，抽税一算；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4000钱抽一算；非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之车，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船抽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叫做“告缗”。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同时重申，禁止商人占有土地，违者没收。算缗告缗实行之后，政府财政收入大增，《汉书?食货志》称“得民财务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与此同时，巨商大贾再受巨创。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表现在方方面面，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是开疆拓土，威震四方，对巩固和发展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方面做出了贡献。
　　在秦汉之际，匈奴发展很快，势力大增，骚扰北部边境，汉初因为经济凋敝，国力不足，再加上黄老“无为”思想的指导，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送去大批的丝绸、粮食、酒等，与匈奴约为兄弟，但仍不能阻挡匈奴的侵扰，汉武帝继位后，随着权力的不断加强，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已无内顾之忧，反击匈奴贵族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汉武帝也一改“无为”政治，采取儒家思想，推行多欲进取政治，对匈奴进行大规模反击。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匈奴派人前来请求和亲，汉武帝交由朝臣讨论。大行王恢是燕地人，多次出任边郡官吏，熟悉了解匈奴的情况。他议论说：“汉朝和匈奴和亲大抵都过不了几年，匈奴就又背弃盟约。不如不答应，而发兵攻打他。”韩安国说：“派军队去千里之外作战，不会取得胜利。现在匈奴依仗军马的充足，怀着禽兽般的心肠，迁移如同群鸟飞翔，很难控制他们。我们得到它的土地也不能算开疆拓土，拥有了它的百姓也不能算强大。汉军到几千里以外去争夺利益，那就会人马疲惫，敌人就会凭借全面的优势对付我们的弱点。况且强弩之末，连鲁地所产的最薄的白绢也射不穿；从下往上刮的强风，到了最后，连飘起雁毛的力量都没有了，并不是它们开始时力量不强，而是到了最后，力量衰竭了。所以发兵攻打匈奴实在是很不利的，不如跟他们和亲。”群臣的议论多数附合韩安国，于是汉武帝便同意与匈奴和亲。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雁门郡马邑城的豪绅聂翁壹通过大行王恢告诉汉武帝说：“匈奴刚与汉和亲，亲近，信任边民，可以用财利去引诱他们。”
　　于是暗中派遣聂翁壹做间谍，引军臣单于进入武州塞。汉王朝埋伏了战车，骑兵、材官三十多万，隐藏在马邑城旁边的山谷中。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担任轻车将军，大行王恢担任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担任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担任护军将军，诸位将军都隶属护军将军。互相约定，单于进入马邑城时汉军的伏兵就奔驰出击。王恢、李息、李广另外从代郡主攻匈奴的军用物资。
　　当时军臣单于进入汉长城武州塞。距离马邑城还有100多里，将要抢夺劫掠，可是只看见牲畜放养在荒野之中，却见不到一个人。单于觉得很奇怪，就攻打烽火台，俘虏了武州的尉史。想向尉史探问情况。尉史说：“汉军有几十万人埋伏在马邑城下。”军臣单于回过头来对左右人员说：“差点儿被汉朝所欺骗！”就带领部队回去了。出了边塞，说：“我们捉到武州尉史，真是天意啊！”称尉史为“天王”。
　　塞下传说单于已经退兵回去。汉军追到边塞，估计追不上了，就撤退回来了。王恢等人的部队三万人，听说单于没有跟汉军交战，估计攻打匈奴的军用物资，一定会与残余的精兵交战，汉兵的形势一定失败，于是权衡利害而决定撤兵，韩安国等率领大军分驻马邑境内埋伏，但好几天不见动静，于是改变原先的作战方案，率军出击，结果一无所获。这场大规模的伏击战就这样窝窝囊囊的夭折，双方都白跑了一趟。汉武帝非常懊恼，以王恢首发战争却临阵脱逃，将王恢下狱，廷尉判处王恢畏放观望死刑。虽然王恢辩说自己是想保存汉朝三万精兵，且贿赂丞相田蚡一万斤黄金通过太后求情，汉武帝依然不肯饶他，说单于虽然逃了，但是王恢如果敢击匈奴后勤部队，还是可以有所斩获，以慰将士之心。于是王恢自杀。此后，汉武帝下令采取备战措施，征调民工在雁门一带修建防御工事，储备军粮，加紧训练部队。在这以后，汉武帝对匈奴用兵十五次，其中最重要的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三次。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大举入侵，进到上谷(今山西西北部)地方，杀人放火，掠夺财物，汉武帝下令反击，结果除卫青一路获胜外，其余三路都大败而归。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上谷和渔阳，杀掠吏民一千多人，汉武帝派卫青和李息从云中出发反击敌人，歼敌五千，夺回河南地(今蒙古河套地区)之后，汉武帝又采纳了主父偃和朱买臣的意见，在河南地设置朔方郡，招募十多万百姓修筑朔方城，开发边地，以后又设置五原郡，修缮蒙恬建立的要塞，巩固黄河边防，使京城安全得到保障。
　　卫青(？——公元前106年)，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西汉时期名将，外戚军事家，汉武帝第二任皇后卫子夫的弟弟，汉武帝在位时，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封长平侯。
　　卫青的母亲被称为卫媪。他的母亲卫媪是平阳侯曹寿家的婢女。据说曹寿是开国元勋曹参的后代，文献中关于他的记载不多。曹寿尚(娶公主为妻曰“尚”)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因此而地位显赫。平阳县有个小吏，名叫郑季，在平阳侯府供职，与卫媪私通，生了三男三女，长子卫长军，次子卫青，三子卫步广；长女卫君孺、次女卫少儿、三女卫子夫。卫媪是奴隶，她生的子女也是奴隶，在平阳侯府做事。因生活艰苦，卫青被送到亲生父亲郑季的家里。但郑季却让卫青放羊，郑家的儿子也没把卫青看成兄弟，当成奴仆畜生一样虐待。卫青稍大一点后，不愿再受郑家的奴役，便回到母亲身边，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
　　有一次，卫青跟随别人来到甘泉宫，一位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后说：“这是贵人的面相啊，官至封侯。”卫青笑道：“我身为人奴之子，只求免遭笞骂，已是万幸，哪里谈得上立功封侯呢？”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入宫后被冷落了一年多的卫子夫再次获幸有了身孕，引起了陈皇后的嫉妒。其母馆陶公主派人捉了正在建章(后为建章宫)当差的卫青，意图杀害。同僚公孙敖听到消息后率人赶去救下卫青。汉武帝得知此事，大为愤怒，立刻任命卫青为建章监、侍中。数日间连续赏赐卫青，多达千金。卫君孺嫁给了太仆公孙贺，卫少儿嫁给了陈平的后人詹事陈掌。公孙敖也因此显贵。卫青后又被任命为太中大夫，俸禄千石，掌管朝政议论。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29年近十年间，卫青作为建章监和侍中，跟随皇帝左右，和他一起听闻朝政，后又成为太中大夫，足见其才干深得汉武帝的信任，为后来七征匈奴，甚至任大司马大将军为内朝参决政事、秉掌枢机打下良好基础。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三次下令对匈奴用兵，进行远距离的追歼和迎降。汉武帝任命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于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浑邪王、休屠王部，歼敌4万余人。俘虏匈奴王5人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等120多人，同年秋，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4万余众归汉。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为打通西域道路奠定了基础。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夫无颜色。”
　　第三次大规模战役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十年22岁)各率骑兵5万，“步兵转折踵军数十万”分别出定襄和代郡，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霍去病率军北进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歼死70400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在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今蒙古肯特山以北)举行了祭地禅礼，兵锋一直逼至瀚海(沙漠别称。或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经过这次打击，匈奴一蹶不振，再无力骚扰中原，“是后匈奴远循，而幕南无王庭。”西汉建国以来本年的匈奴边患，自此基本解除。
　　霍去病是西汉著名抗匈将领，是一位少年将军。霍去病出生在一个传奇家庭。他是平阳公主府的女奴卫少儿与平阳县小吏霍仲孺的儿子，这位小吏不敢承认自己跟公主的女奴私通，于是霍去病只能以私生子的身份降世。
　　霍去病抗击匈奴，战功赫赫，汉武帝不时为他加官晋爵。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设置大司马位，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皆加官为大司马。同时下令，骠骑将军秩禄(即俸禄)与大将军相同。汉武帝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罢太尉之位，直到设置大司马位，以代替太尉之职，卫青和霍去病因为有了大司马这一加官称号，得以名正言顺的管理日常的军事行政事务。
　　霍去病与舅舅卫青的关系亲厚，两人虽然战功赫赫，但从不结党，更不养士(门客)，苏建曾经劝告卫青养士以得到好名声，卫青认为养士让天子忌讳，而且作为臣子只需要奉法遵职就可以了，何必为求得好名声去养士呢？而霍去病也跟卫青抱有同一种看法。从霍去病请立三子封王的上疏也可以看出与卫青维护太子刘据的一致立场。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上疏请武帝封皇子刘闳、刘旦、刘胥三人为诸侯王，诸侯王必须“就国”（即去封地居住而不能留在长安）。大司马臣霍去病冒死再拜上疏汉武帝：“承蒙陛下错爱，使我霍去病能在军中供职。本应专心思考边防事务，即使战死荒野也无法报答陛下，居然敢考虑他事来打扰陛下。我这样做，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为天下事忧劳，因哀怜百姓忘了自己，减少了食膳音乐，裁减了郎员。皇子们赖天保佑，长大成人，已能行趋拜之礼，但至今未封号位设师傅官，陛下谦恭礼让，不怜悯骨肉之情，群臣私下都希望早日予以封号，但不敢越职进奏。我不胜犬马之心，冒死建言，希望陛下命有司，趁盛夏吉日早定皇子之位。希望陛下鉴察。霍去病冒死再拜进奏皇帝陛下。”三月乙亥日，御史臣霍光兼尚书令上奏未央宫。汉武帝下诏道：“下交御史办理。”
　　霍去病生为奴子，长于绮罗，却从来不曾沉溺于富贵豪华，他将国家安危和建功立业放在第一位。汉武帝曾经为获取并修建一座豪华的府第，霍去病却婉言拒绝了，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霍去病是霍仲孺的私生子。其父未曾尽过一天当父亲的责任，但霍去病长大后，知道了父亲的事，有次任骠骑将军出征时顺道到了平阳(今山西临汾)，霍去病便命下属将霍仲孺请到休息的旅舍，跪拜道：“去病早先不知道自己是大人(大人：汉唐时指父亲)之子。”霍仲孺愧不敢应，匍匐叩头说：“老臣得托将军，此天力也。”随后，霍去病为霍仲孺置办田宅奴婢，并在领军归来后将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带到长安栽培成材。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年仅24岁(虚岁)的霍去病去世，陪葬茂陵。谥封“景桓侯”。取义“并武与广地”，彰显其克敌服远、英勇作战、扩充疆土之意。
　　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死非常悲伤。他调来铁甲军，列成阵沿长安一直排列到茂陵东的霍去病的坟墓。他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以彰显他力克匈奴的奇功。
　　汉武帝还开始了对大西北的开发，当时主要原因是“断匈奴右臂”，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写道：“孝武之世，图治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关。通西域。以断匈奴之右臂。”经过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那次对匈奴的战役，汉武帝控制了河西走廊，并设张掖、酒泉、敦煌等郡，甘肃正式成为汉朝版图的一部分，河西控制了河西走廊，并得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发和建设。汉武帝下令移民屯田，修整水利，大大发展了农业生产，建设起一条富饶的河西走廊，不但断了匈奴右臂，隔绝了其与西羌的联络，更重要的是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形成了沟通古代欧亚交通的“丝绸之路”。
　　张骞(公元前164年-公元前144年)，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人，中国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由甘父做向导，率领100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丝绸之路，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意思是“开通大道”。
　　史载汉武帝即位后，从匈奴人的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匈奴世仇之意，但苦于无人相助，便决定沟通与西域的联系，欲联合大月氏，以夹击匈奴，“断匈奴右臂”。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率领100多名随行人员，匈奴人堂邑父(也称甘父)为向导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正当张骞一行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碰上了匈奴的骑兵队，他们全部被抓获。匈奴的右部诸将立即把张骞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当时的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出使月氏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呼？”意思是月氏在我们的北边，你们怎么能过去呢，假使我们若出使越国，汉朝肯让我们过去吗。张骞一行被扣留和软禁起来。
　　匈奴单于为了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张骞皆不为其所动，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在匈奴一直居留了十年之久。
　　元光元年(公元前129年)，匈奴监视渐有松弛，张骞趁匈奴人不备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人的控制区。但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式已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张骞了解这一情况后，经车师后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在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这次出使。大隔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耸入云，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加之他们匆匆出逃，物质准备不足。张骞一行，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堂邑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闭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献出了生命。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汉朝，一定奏明汉皇，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听说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心动。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到大月氏。
　　不料，这时的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丰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改变了态度。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再加上，他们深知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一旦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在此期间，张骞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的汉瓦齐拉巴德。)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动身返国。
　　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势力，改变了行走路线。计划走塔里木盆地南部，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通过青海羌人地区后归汉。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初，匈奴为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张骞趁机和堂邑父逃回长安。从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归汉，共历十三年。出发时是一百多人，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以西。自此，不仅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此诚之谓“凿空”。这次出使，不仅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行为，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张骞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亲自访问了西域各国和中亚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代湖以南和伊黎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回到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做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东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失去河西走廊后，匈奴向西北退却，依靠西部诸国的人力、物力与西汉对抗。汉武帝再任张骞为中郎将，率三百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数千巨万，牛羊万头，第二次出使西域。此行的目的一是招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东归故地，以断匈奴右臂；二是宣扬国威，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使之成为汉王朝的外臣。张骞到达乌孙时，恰逢乌孙内乱，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不过，张骞的副使则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增强了相互之间了解，张骞一行携乌孙使者数十人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返抵长安。此后，汉武帝用与乌孙国和亲建立联盟，使匈奴无法在新疆一带进行活动。由于匈奴的阻挠和破坏，汉武帝有时也不得不用兵西域，为确保西域通道，汉将赵破奴、王恢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率700轻骑出征楼兰（今新疆若羌一带）和姑师（今新疆吐鲁番、乌鲁木齐一带），攻下了这两个小国，控制了中西交通的咽喉。
　　为了打破凶奴对大宛的控制，并获得大宛的汗血宝马，汉武帝还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和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两次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迫使大宛进贡良马几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沿途中亚各国听说汉军征服了大宛国，无不受震动。西域许多国家都派王子王弟来长安朝见汉武帝，并刘长安做质子。汉武帝为保证西域的通道畅通无阻，在玉门关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线修建了许多要塞，在轮台、渠黎等地设置田卒几百人，开渠种田，积储粮食，以供应往来使者；还设置使者校尉保护使者在路上的安全，东西往来使者、商贾很多，“丝绸之路”由此畅通并繁荣起来。从此加强了汉族与西北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汉族的先进冶铁、牛耕、丝织和水利灌溉等技术传往西北各族，西域的牲畜饲养，瓜果、蔬菜的栽培技术和舞蹈、乐器等也传到内地，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汉武帝还着手闽越和南越，完成对东南和南方的统一。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南方，但南方的形势并不稳固，秦之后，南方和东南方相继出现了几个越族政权，汉初无能为力，不得不和他们“剖符通使”，承认现状。闽越国实力雄厚，“甲卒不下数十万”，闽越王根本不把汉王朝放在眼里，“名为藩臣，贡酬之奉不输，一卒之用不给。”而且还经常发兵骚扰汉境，吴楚“七国之乱”后刘濞败逃东瓯，东瓯王杀之。刘濞的儿子逃到闽越，闽越王收留了他，并与其共同蓄谋反汉。闽越王的反汉活动严重影响了西汉王朝在全国的统治。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举兵围东欧，东鸥向汉廷告急。汉武帝经过廷议，决定出兵，派中大夫庄助征调会稽郡（治在苏州）的水师救东瓯。汉兵未至，闽越王郢即自动撤兵。东瓯王因怕闽越军再次骚扰，便主动向汉廷请求，举国四万多人迁移于庐江郡，东瓯地盘也为闽越占有。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又出兵进攻南越。南越王一面吩咐军队只守不攻，一面派人向汉武帝请示。经过廷议，汉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率两路大军东进闽越，支援南越。闽越内部发生政变，闽越王的弟弟余善杀闽越王郢，献其头颅给将军王恢。汉武帝见首恶已诛便下令罢兵，立闽越先王的子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并立余善为东越王，迁往东岳故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王余善趁南越王叛乱之机发兵攻汉，把攻汉的将军称为“吞汉将军”，进攻白沙、武林、梅岭三个地区，杀死三个汉军校尉，还刻成玉玺，准备称帝，与汉朝分庭抗礼。汉武帝接到消息后，下令处死驻军守边境、临阵脱逃的大司农张成和前山州侯刘齿，然后命韩说、杨仆等率五路大军水陆并进，进攻东越，汉军势如破竹，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东越内部又发生内讧，部将杀死余善向汉军投降。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终为后患”为由，下令将闽越民众全部迁往江淮间安置。闽越遂亡。
　　南越指今两广一带。原为秦始皇新开的南海三郡，秦末变乱时，秦朝的龙川令赵佗代理南海尉据险自守，逐步尽占桂林和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治理得不错，刘邦封其为南越王，南越成为汉王朝的藩属国。汉武帝帮助南越王解除了闽越的威胁，使其感恩戴德，派自己的儿子赵婴齐入侍。赵婴齐在长安与一个邯郸女子摎氏成婚,生子赵兴，后来赵兴成为南越王。但之后南越统治者内部矛盾加剧，丞相吕嘉势力增大，与王太后摎氏发生争执，王太后请求内属，吕嘉极力反对，双方相持不下，竟在朝中动武。吕嘉逃生后，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发兵杀掉南越王赵兴、王太后和汉使。汉武帝认为吕嘉的叛乱给他造成了出兵的机会，便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派十万军队分五路进攻南越，第二年，汉军攻下番禺（今广东广州），消息传来，汉武帝正出巡走在黄河东边的左邑桐乡，遂把这个地方改名为闻喜县；不久，走到汲县的新中地方，得到俘获吕嘉的消息，就把这个地方改名为获嘉县，这是今天山西闻喜县和河南获嘉县两个地名的由来。吕嘉反叛平定后，汉武帝在南越设置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台浦、交趾、九真和日南九个郡，前六个郡在两广及海南境内，后三个在今越南境内。
　　两汉，称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广大地区少数民族为“西南夷”。这里居住着许多语言、风俗互不相同的少数民族。他们各立“君长”，组成几十个部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厓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厓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虽然早已巴蜀地区的汉民有来往，但道路不便，秦统治时间很短，未及开发，汉初又放弃经营，而各族之间往来并未中断。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途径大夏。关于见闻张骞说：“我在大夏时，见到邛崃山出产的竹杖和蜀地出产的布。我问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的，大夏人说：‘我们的商人去身毒国买来的。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大约几千里的地方。他们的习俗是定土而居，和大夏一样；但地势低湿暑热，他们的百姓骑着大象作战。他们的国土靠近恒河呢。以我推测地理方位看，大夏离汉朝一万二千里，在西南边。现在身毒又在大夏东南几千里，有蜀地的东西，这就表明身毒大概离蜀地不远了。现在出使大夏，要经过羌人居住的地方，路不好走，羌人讨厌我们；稍微往北，就会被匈奴抓获；从蜀地去，该会是直路，又没有干扰。”汉武帝知道了大宛及大夏、安息等国都是大国，有很多珍奇宝物，又是定土而居，差不多和汉朝的习俗相同，而且兵力弱小，又看重汉朝的财物；他们的北面就是大月氏、康居等国，兵力强大，可以用赠送财物、施之以利的办法让他们来朝拜汉朝。假如能够不用武力而施用恩谊使他们归附汉朝的话，那就可以扩展很多领土，一直到达要经过多次辗转翻译才能听懂话的远方，招来不同习俗的人，在四海之内遍布威望和恩德。
　　汉武帝非常高兴，认为张骞的话很对。于是命令由蜀郡、犍为郡派出秘密使者，四条路线一同出发：从冉駹，从莋都，从徙和邛都，从僰，各路都走了一二千里。往北路去的使者被氐、莋阻拦住了，南去的使者又被嶲、昆明阻拦住了。昆明的少数民族没有君王，喜欢抢劫偷盗，总是杀害和抢劫汉朝使者，始终没有人能够通过。但听说昆明的西边大约一千多里路有一个骑象的国家，名叫滇越，而蜀郡商贾私自贩运货物的有人到过那里。于是汉朝由于探求通往大夏的道路才和滇越国有了往来。当初，汉朝想和西南各民族往来，但麻烦很多，就停止了。直到张骞说可以由此通往大夏，才又开始从事和西南各民族建立关系。

　　张骞以校尉的身分随从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他知道水源和有牧草的地方，军队能够因此减少困乏，于是朝廷封张骞为博望侯。这一年是元朔六年。又过了两年，张骞担任卫尉，与李广一起从右北平出发攻打匈奴。匈奴围住了李将军，军队损失逃亡的很多，张骞由于晚于约定的日期到达，判处斩头，他用爵位赎免死罪，成为普通平民。这一年，骠骑将军攻破匈奴西部，杀敌几万人，一直打到了祁连山。这年的秋天，浑邪王率领部下投降了汉朝，因而金城、黄河以西沿着南山直到盐泽一带无人居住，没有匈奴侵扰。匈奴常有侦察人员到这一带来，然而人数很少了。
　　又过了两年，汉朝把单于打跑到漠北去了。汉武帝多次问张骞有关大夏等国的情况。张骞已经失去爵位，就回答说：“我居住在匈奴时，听说乌孙王叫昆莫。昆莫的父亲难兜靡本来与大月氏都在祁连和敦煌之间，是个小国。大月氏攻击并杀掉了难兜靡，夺取了他的土地，乌孙百姓逃亡到匈奴。当时他的儿子昆莫刚刚出生，傅父布就翕侯抱着昆莫逃跑，把他藏在草里面。傅父给昆莫去寻找食品，回来时看见狼在给他奶吃，还有乌鸦叼着肉在他旁边飞翔，以为他有神助。于是，带着他归附了匈奴。单于很喜爱他，就收养下来了。等他长大后，把他父亲原来的百姓交给了他，叫他带兵，结果屡建功劳。当时，月氏已被匈奴所攻破，月氏便往西攻打塞王，塞王向南逃跑迁徙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月氏就占据了塞王原来的地方。昆莫成人后，自己向单于请求报杀父之仇，使出兵西边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再往西逃跑，迁徙到大夏的地方。昆莫夺得了大月氏的百姓，就留居在大月氏的领土上，兵力渐渐强大起来。这时正碰上单于死了，他不肯再朝拜侍奉于匈奴。匈奴派军队攻打他，不能取胜，更认为他有神助而远远地避开他。现在单于刚被我们所困，而且乌孙故地又是空着的。乌孙这个民族的人留恋故乡，又贪图汉朝的物产。如果在这时以大量的财物赠给乌孙，用他们在东边居住过的老地方来招引他们，汉朝还可派遣公主给昆莫作夫人，与他结为兄弟，根据现在的情势看，乌孙该会听从我们。那么这就好象截断了匈奴的右臂。联合了乌孙之后，那么在乌孙以西的大夏等国就都可以招引来成为我们境外的臣民。”汉武帝认为他的话有道理，授予他中郎将的官职，率领三百人，每人两匹马，牛羊数以万计，带的金银、礼品价值几千亿，还带了许多持节副使，如果道路可以通行，就灵活派遣这些副使到附近的国家去。张骞到乌孙国以后，把汉帝的赏赐送给了乌孙王并传达了汉帝的旨意，但没能得到乌孙王确定的回复。这些话都记载在《西域传》中。张骞及时分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乌孙王派遣翻译和向导送张骞回汉朝，同时还派了乌孙使者几十人，马几十匹，来答谢汉帝，乘机让他们窥伺汉朝，了解到汉朝地域广大。张骞回来后，朝廷授予他大行令官职。过了一年多，张骞去世。又过了一年多，他所派遣出使大夏等国的副使几乎都和所出使之国的使者一起来汉。从这时起，西北各国开始与汉朝相来往了。因张骞开辟了通西域的道路，后来许多使者出使国外也都称作博望侯，以此来取信于外国，外国人也因此信任他们。这以后，乌孙王终究还是与汉朝通婚了。
　　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攻打南越国，闽越国发生内乱，闽越王郢被杀，闽越国向汉朝谢罪，汉军遂退。
　　叛乱平定后，唐蒙奉命出使南越，告知平叛情况。唐蒙到了南越后，南越王就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而在宴席的过程中，唐蒙突然发现南越居然有原只有蜀地才有的特产“构酱”，于是唐蒙就好奇地问道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参加宴席的南越人就回答到，从南越西北方向的牂牁地区得来的，他们的那边的当然会将货物沿着牂牁江顺流直下，直到送到番禺城下。回到长安后，唐蒙就第一时间找到一个来自蜀地的商人，详细地向他问道他们是怎么将货物运到南越的？蜀商回答说，蜀郡的一些当地人会偷偷的将一些特产卖到夜郎国去，而夜郎国就在牂牁江的边上，在当时夜郎的商人在收购这些特产后，有时就会将这些货物装船，然后沿着牂牁江顺流而下直达南越的都城番禺城，然后转卖给当地人。当时南越还想用金银财宝去收买夜郎，让他们归属南越，只是夜郎始终都不愿意臣服于他们。不久唐蒙就向汉武帝上书说，南越王素来有不臣之心，只是我朝因道路不通的缘故，所以对其并不能实行征服。不过现在我从蜀商那里得知，原来在南越国的西北方向有个叫“夜郎国”的国家，他拥有精兵数十万，而且从他邻近的牂牁江，就可以直接顺流而下直达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城”，所以如果我朝能够收服夜朗国，然后带着夜郎国的军队从牂牁江直接顺流而下，出其不意地袭击南越都城，那南越国必将灭亡。汉武帝采纳了唐蒙的建议。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带一千人使夜郎，置犍为郡，并凿石开山，修筑了一条长达二千余里、广丈余、深三、四丈的山道。不久又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里“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后来，为了“专力事凶奴”，入“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破南越后，再次在西南设郡，以且兰为牂牁郡，以卭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白马为武都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又发巴蜀兵伐滇，降滇王，以其地置益州郡。从此，云贵地区正式成为汉王朝的郡县，西南地区归入西汉版图。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又发兵东北，降服了那里的高句丽等部，在那里设玄菟（郡治在今辽宁新宾西）、乐浪（今朝鲜平壤）、真番、临屯（皆在朝鲜境內）四郡。汉武帝广开三边，大刀阔斧地拓植四方，巩固和发展了庞大的帝国，为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北伐匈奴，南平闽越难越，于西南设郡，继往开来，对中华民族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但是在这其中也包含了汉武帝本人的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造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给人民带来了极大苦难。如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为奖赏从匈奴战争凯旋的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士兵，至少要花费50万金，即50亿钱相当于汉政府平常的全年总收入，而汉武帝用兵40年，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军费之大实难以想象。
　　司马迁《史记》中说，汉武帝继位之初，“人给家足”，府库充实，经过几十年对外战争，“海内虚耗”。和秦始皇一样，汉武帝也喜欢巡游，他先后出巡十几次，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他北至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旗南）阅兵，向匈奴炫耀军威，南下登中岳嵩山，东巡海上，至泰山封禅，
　　再沿海北上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再向西沿北郡经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折回长安。行程达一万八千里，沿途“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所费远远超过秦始皇。
　　老年的汉武帝，迷信鬼神，寻求长生不老仙药。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方士栾大来到长安，说自己往来海上，见到过仙人，又说会炼黄金，治黄河决口，招来神仙，找到长生不老的仙药。汉武帝信以为真，陆续封他为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赐黄金万斤，并把自己的女儿长公主嫁给他。最后还专门刻一方玉印，以对待宾客的礼仪封他为天道将军，表示不把他作为臣属。满足了栾大的一切狂妄要求后，才派他入海寻求仙方，结果当然是一场骗局。元封三年（公元前110年），骗局败露，汉武帝腰斩了栾大。但他仍不断派人到海上求仙，幻想有人能够成功。
　　汉武广开拓边，中外交往频繁，远方的奇珍异宝和各种高级奢侈品流入中原，更刺激了汉武帝的骄奢□□，他广设苑囿、宫殿，陈设布置穷极豪华，优礼外国使者、商人，招待赏赐无数。
　　到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达二百万之多，社会矛盾日趋严重，终于酿成了天汉年间（公元前100年-公元前97年）的农民起义，起义遍及南阳（今河南西南）、楚（今长江中游）齐（今山东）、燕赵之间（今河北北部）。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汉武帝刘彻住在建章宫，看到一个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怀疑是不寻常的人，便命人捕捉。该男子弃剑逃跑，侍卫们追赶，未能擒获。汉武帝大怒，将掌管宫门出入的门候处死。冬十一月，汉武帝征调三辅地区的骑兵对上林苑进行大搜查，并下令关闭长安城门进行搜索，十一天后解除戒严。蛊惑事件开始出现。
　　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擅自动用1900万钱，事败后被捕下狱。时值汉武帝下诏通缉阳陵大使朱安世，公孙贺为赎儿子之罪，将朱安世捕获移交朝廷。熟料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声称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在驰道上埋藏木人以诅咒皇帝。汉武帝大怒，公孙贺父子死狱中，满门抄斩。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相继被牵连入内，被杀。
　　这时，方士和各类神巫多聚集的京师长安，大都是以左道旁门的奇幻邪术迷惑众人，无所不为。一些女巫往来于宫中，教宫中美人躲避灾难的办法，在每间屋里都埋上木头人，进行祭祀。因相互妒忌争吵时，就轮番告发对方诅咒皇帝、大逆不道。汉武帝大怒，将被告发的人处死，后宫嫔妃、宫女以及受牵连的大臣共杀了百人。
　　汉武帝产生疑心以后，有一次，在白天小睡，梦见有好几千木头人手持棍棒想要袭击他，霍然惊醒，从此感到身体不舒服，精神恍惚，记忆力大减。江充自以为与太子刘据、卫皇后有嫌隙，见汉武帝年纪已老，害怕汉武帝去世后被刘据诛杀，便定下奸谋，说汉武帝的病是因为有巫蛊作祟造成的。汉武帝听江充一说，信以为真，立即派江充去追查。
　　江充率领湖人了巫师到各处掘地寻找木头人，并逮捕了一些夜间斋戒祭祀的人。严刑逼供，有些人屈打成招。江充一直搜查到卫皇后和太子刘据的住室，把事先准备好的木头人拿出来陷害太子。此时汉武帝在甘泉宫养病，不在长安。
　　先时，征和二年的一天，皇太子派一个使臣去甘泉宫，向汉武帝请示一件事，使臣乘车，奔驰在驰道上。这是枉法的。只有皇帝可以在驰道上行走，臣子走驰道，是犯上，大逆不道。碰巧，这事儿让江充瞧见了，他立即下令逮捕那个使臣，投入监狱，车马没收。
　　皇太子刘据听说后，大惊，马上派人去找江充求情。江充不买账，上奏汉武帝。汉武帝龙颜大悦，赞道:“为臣者，就应该这样！”江充与太子从此发生龃龉。
　　江充首先查办那些被汉武帝冷落的不幸女子，贵为皇后的卫氏也不得不接受江充的盘查。接着，江充派人到太子的宫殿中东刨西掘，找木偶。他们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木偶，硬说是从太子宫中挖出来的。
　　卫皇后、太子刘据万分惊恐，自忖一旦江充把这事上奏汉武帝，早已失宠的母子俩是难免一死的。太子刘据急忙找他的师傅石德商议对策。石德说:“江充奸贼扬言木偶是在太子宫中挖出来的，您有口难辨。以老臣之见，不如矫诏逮捕江充，查究他的阴谋。如今皇上卧病甘泉宫，谢绝探视，生死不明，而奸臣如此猖獗！您难道忘了赵高诈杀公子扶苏而立胡亥之事吗？”
　　太子刘据为人慈仁恭谨，但到了这般地步，也唯有铤而走险了。他派人把计谋奏告母后卫氏，卫氏也觉得唯有这样做了。下令把皇后的车马拉出来，运载了箭兵；打开武库，取出兵器；征发皇后的卫士，由太子刘据指挥缉捕江充、韩说、章赣一帮奸佞。太子的人马到了韩说府，矫武帝之诏逮捕他。韩说看出了破绽，拒捕，被杀。章赣也怀疑有诈，拒捕受伤，逃往甘泉宫给汉武帝报信去了。江充没有逃脱，被逮住。怒不可遏的太子下令处死江充。
　　事态没有按照石德的计划发展。江充被杀。查证江充诬告一事落空。太子的冤案难以澄清，又落了个杀人灭口的罪名。
　　为了活命，太子刘据只好举兵造反，夺取帝位了。刘据的士兵冲进了丞相府，丞相刘屈氂连丞相大印都没来得及拿，仓皇而逃。他的一个下属跳上驿站的一辆马车，直奔汉武帝下榻的甘泉宫，奏报太子刘据发兵叛乱。“刘丞相在干什么？”汉武帝镇静地问。“丞相想保密，没敢发兵。”那人说。
　　汉武帝龙颜大怒:“事态已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丞相缺少周公那种作风，周公不是诛灭了作乱的兄弟管叔、蔡叔吗？”汉武帝赐诏刘丞相:“捕斩反者，戴罪立功。以牛车为楯，毋与叛贼短兵相接，用弓驽射杀。坚闭城门，毋令反贼逃出。”汉武帝抱病移镇长安城西的建章宫，征发长安一带的军队，由丞相刘屈氂统率，镇压叛乱。
　　太子刘据兵力单薄，乃赦免长安城中囚徒，把他们武装起来；征发长水、宣曲两支少数民族骑兵，与丞相刘屈氂指挥的军队战于长安城中。双方血战五日，太子刘据寡不敌众，兵败，唯有逃离长安。汉武帝愤怒异常，唯有壶关三老令狐茂敢于上书汉武帝为刘据申冤。
　　刘距向东逃到湖县（今河南灵宝西），隐藏在泉鸠里，主人家境贫寒，经常织卖草鞋来奉养刘据。刘据有一位以前相识的人住在湖县，听说很富有，太子刘据派人去叫他，于是消息泄露，八月辛亥（初八），地方官围捕刘据；刘据知道自己难以逃脱，便回到屋中自缢而死；主人与搜捕太子的人格斗而死，二位皇孙也一同遇害。
　　刘据有三子一女，全部因巫蛊之乱而遇害，刘据之子、史皇孙刘进有一子刘病已幸存，尚在襁褓中，后改名刘询，是为汉宣帝。
　　汉武帝诏令废黜皇后卫氏，命令主管皇族事务的宗正刘长卫，负责卫戍京师的执金吾刘敢持诏收皇后印绶。卫皇后绝望自杀。她死后被装进一个又薄又小的棺材里，埋在长安城南郊。
　　这件事过了很久，巫蛊事多不信。官吏和百姓以巫蛊害人罪相互告发的，经过调查发现多为不实。汉武帝颇知当时刘据只是惶恐不安并无谋的意图，高寝郎田千秋讼刘据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于是汉武帝霍然醒悟，立即就任命田千秋为大鸿卢，并下令将江充满门抄斩，将苏文烧死在横桥之上。曾在泉鸠里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最初被任命为北地太守,后也遭满门抄斩。汉武帝怜刘据无辜，就派人在湖县修建了一座宫殿，叫做“思子宫”，又造了一座高台，叫作“归来望思之台”，借以寄托他对刘据和那两个孙子的思念，天下闻而悲之。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请求在轮台屯田，汉武帝下《轮台诏》否决其议。他在诏中说，前此有人请求按人口增加三十钱的赋税作为边用，这是加重老弱孤独者的痛苦，现在又请求到轮台驻军开田，这是“扰劳天下”的行为，“朕不忍闻”，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丰农”，与民休息。在诏书中深表后悔之意，史称“轮台悔过”。
　　这标志着汉武帝一生政策的一大转折，以后他采取了与民休息、思富养民的政策，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并封为“富民侯”，任命大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让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先进的“代田法”和先进农具，经过两年的努力，社会趋于安定了，开启了后来的“昭宣中兴”，媲美文景的西汉盛世。
　　精疲力尽的汉武帝刘彻，身体日渐衰落，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在甘泉宫避暑时，让人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见大臣图画，把它赐给奉车都尉霍光，托咐霍光辅佐汉武帝的小儿子刘弗陵继承皇帝位，并且逼迫刘弗陵的母亲赵婕妤自杀于云阳宫，目的是怕太后干政，出现太后干政的事件。
　　钩弋夫人赵氏（？－约前88年），名不详，河间（今属河北）人，汉武帝刘彻宠妃，汉昭帝刘弗陵的生母。传说赵氏天生握拳不能伸展，汉武帝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于是召见她并将其手展开，展开后掌中握有一玉钩，因此被称为拳夫人，又称钩弋夫人，后被封为婕妤。班固在《汉书》里称汉武帝在甘泉宫修养，随侍的赵氏因犯过错，遭到汉武帝斥责，后来赵氏忧郁而死于云阳宫，就地下葬。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在五柞宫一病不起，他知道自己命在旦夕，在床前立刘弗陵为太子，同时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嘱咐他们同心协力辅佐皇太子刘弗陵。
　　又过了一日，汉武帝去世，霍光等人马上加强戒备，把太子刘弗陵扶上皇位，断绝了他三个哥哥的幻想，然后以新皇帝的名义为汉武帝发丧致哀，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送到长安西北的茂陵安葬，其陵墓东北有霍去病和卫青墓，东南有霍光墓。史家司马光评述了汉武帝晚年的所作所为，指出“其所以有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是他“晚而改过，顾托得人”的结果，汉武帝上承“文景之冶”，下启“昭宣中兴”，作为一代雄才载入史册，开创了大汉开国的新纪元。